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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彝族诗人吉狄马加是中国当代极具盛名的少数民族诗人。在诗作中，吉狄马加频繁地叙写了彝族的风尚习俗、祭祀礼仪、图腾信仰、神话传说等“仪式”意象。吉狄马加在诗作中常常以彝族的仪式文化为视角来探寻彝族的历史、思考彝族的现实，彰显了他对彝族文化的深沉思考和独特想象，表达了他对彝族现实生活、未来发展、人性人文等形而上的思考和终极关怀意识，这使他有关彝族的书写更切近于本民族的原生态状态。仪式是对现实的超越性表征，是一种情感体验，具有召唤作用。诗人常常在诗作中通过“仪式”意象表达对彝族文化传统的强烈认同，以此来表明自己的民族文化身份。仪式书写是诗人吉狄马加诗歌创作的一种策略和表达诉求的一种途径。
关键词：
吉狄马加；诗歌评论；仪式书写；民族信仰；彝族
中图分类号：I207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448（2016）03-0124-05
一前言
从四川大凉山走出的彝族诗人吉狄马加是中国当代极具盛名的少数民族诗人。吉狄马加的诗歌既有对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与现实存在的深切体认，又具有超越性的普世情怀。吉狄马加是当今中国诗坛上为数不多的既具有本土特点又具有开放性人类视野并向世界诗坛发言的诗人。他的诗作被翻译成多国语言，流传播撒早已跨越了民族和国界。
作为深受彝族历史文化和汉族传统文化影响与中外文学熏陶的诗人，吉狄马加在诗歌创作中多以彝族的历史文化和独特的自然风物为视角，把本民族特色融入汉语诗歌创作中，并用诗歌来阐述母族的文化内涵和民族精神，开创了彝族汉语诗歌发展的新局面。吉狄马加诗作的独特风格与书写内涵早已引起学界的关注，对吉狄马加诗作的研究也从纵深展开，有从语言风格、文学思想、身份认知、民族文化、民族情怀与人类意识以及吉狄马加与外国诗人的对比等方面展开研究的，但还未出现从吉狄马加诗作的“仪式”意象展开研究的成果。细读吉狄马加的诗作后会发现，他有很多诗作频繁地写到了相关的“仪式”意象，如《故土的神灵》《听〈送魂经〉》《守望毕摩》《星回节的祝愿》等诗作中所描写的风尚习俗、祭祀礼仪、图腾信仰、神话传说都涉及相关的“仪式”。
仪式是人类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仪式活动是人类生活的重要内容。仪式亦是文学想象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正如学者范捷平所说：“仪式与文学述行密切相关，是文学述行的载体。”[1]（P61）通常而言，仪式含有典礼的秩序形式、取法、仪态或测定历日的法式制度等内涵。仪式作为一种充满文化意味的人类活动，与其他行为方式有着鲜明的区别，它通常由一系列象征符号和一整套行为方式所构成。仪式通过象征能强化特定的意义和价值取向。仪式能表达集体的认同感，具有社会性的内涵。
目前，学界已在不同的文学领域以“仪式”为视角展开研究，取得了一些较有创新意义的成果。从“仪式”叙述角度研究小说所取得的成果主要有：张艳蕊的《阈限理论视角下洛奇天主教小说中的仪式叙述》研究了戴维·洛奇天主教小说中的天主教徒对宗教仪式的态度；范捷平的《文学仪式和面具的遮蔽功能》以德语现代文学中德布林和瓦尔泽的中国题材文学文本为例对文学仪式和面具的现代性问题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以“仪式”意象为视点研究诗歌所取得的实绩主要有刘勇强的《象征与献祭仪式———论霍夫曼斯塔尔〈谈诗〉中的象征理论与原始主义》、张玖青与曹建国的《论仪式的文学生产与阐释功能：基于诗歌的讨论》等。从“仪式”角度研究戏剧取得的成果主要有《西方现代戏剧批评中的仪式感》《论仪式对当代戏剧艺术空间的拓展：以赖声川〈如梦之梦〉为例》《论荒诞派戏剧的狂欢仪式》等。从“仪式”角度对散文的研究也正在展开，如《文化良知、儀式感、诗性语言及其他——余秋雨散文艺术研究》从余秋雨散文中营造的仪式感角度来探讨传统文化的价值与内涵。这些研究成果都具有开拓性意义。相对而言，从“仪式”角度研究民俗学取得的成果最为丰富、更为深入，从民风乡俗、宗族祭祀、日常礼仪等视域展开研究是较为常见的着眼点。由此可见，从“仪式”角度深入开展文学研究，对于开拓我们的学术视野，深入拓展对中国文学的研究，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据笔者考察，目前学界还未出现从“仪式”视角对吉狄马加诗歌展开研究的成果。本文以“仪式”意象为视角对吉狄马加的诗作展开研究，切入角度新颖，具有开拓性的意义。
二意义赋予：“仪式”意象与族群信仰、伦理的表达
仪式是对现实的超越性表征，充满神秘感。仪式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象征体系，它对现实有某种对应关系，是对现实的某种虚幻反映。仪式还是一种情感体验，藉由仪式带来的仪式感能给人以强烈的自我暗示。仪式的另一重要作用，即仪式的宣告性带来的社会性功用，因为在仪式的宣告中能获得群体的认可，从而形成一种群体性感受来凝聚集体性的共识。
诗作《星回节祝愿》中的星回节即指彝族最隆重盛大的传统节日——火把节。关于火把节的由来常有多种说法，但究其本源，与对火的自然崇拜有最直接的关系。火是彝族追求光明的象征。举行火把节的目的是期望用火驱虫除害，祈求丰收，表达了彝族人民追求幸福生活的美好愿望，同时也体现了彝族人民自古以来就很尊重自然伦理规律。人与自然之间生生不息的这层寓意关系在火把节仪式这个特别的时空内被强化突显。
仪式往往具有融合力和凝聚力，具有召唤作用。群体的力量、共同的信仰期望在仪式中始终像引力场一样起着作用。在火把节仪式的过程中，共同分享体验得以实现，产生了对彝族人现有社会秩序的认同，从而建立起群体意识和强烈的族群依附感。“人类学者认为，个人在从一种角色移入另一种角色的过程中，其经验必须由所有参加仪式活动的人在理智上铭记、从情感上感受之后方能得以型塑。”[2]（P93）在火把节的独特仪式空间里能起到促进彝人间的沟通和交流作用，并且在这个时刻彼此间的情感交流、凝聚力量、共享幸福、传递快乐等成分得以加强，进而产生族群认同感、交托感及归宿感，能强化民族的同一感和集体意识。仪式（作为形式）背后的社会价值形态直指彝族的民族信仰。仪式的意义本身就不仅仅是日常实用性的意义，而更多的是精神领域的引领导向作用，“社会通过或借助仪式活动以重申道德秩序的合理性和合法性”[3]（P90）。火把节仪式形象地阐发了彝族的民间信仰体系和社会伦理秩序，体现了彝族人的传统伦理观与自然伦理观。从彝族传统节日星回节（即火把节）的仪式中可以表达对彝族美好未来的“祝愿”与渴盼。火把节仪式成为彝族的情感纽带，加深了族人间的联系与感情。因此，仪式化的行为有着丰富的伦理价值和社会意义。 仪式不仅传递责任，而且是一种体验认知和感同身受，还是一种指向未来的信心与勇气。在诗作《自画像》中，吉狄马加回顾了彝族的发展历史进程，通过对父亲支呷阿鲁（彝族神话故事中的英雄）、母亲呷玛阿妞（彝族传说中的美女）的追溯来寻找自己的民族血脉。这两个神话人物就如同马克斯·韦伯所说的“卡里斯马”原型，他们对彝族人民具有神圣性和感召力，因此，“自画像里的我”是一个富有民族特征和气质的彝人的形象。诗作还通过叙述死亡和葬礼仪式来表达对生命和存在的思考，用“一次没有完的婚礼”来表达民族的未来希望与应肩负的责任，在仪式中实现价值和意义。这是对仪式的精神作用的重申，也是对彝族传统文化和风尚习俗的宣扬。在诗作中，诗人用河流比喻母亲和情人，这是诗人记忆中的瑰丽风景的再现，也是诗人生态伦理意识的体现，表达了诗人对故乡和大地如亲人般的眷恋。
仪式是一种主动的意义赋予，而仪式感则是对这种主动赋予的意义的神圣化。诗作《我，雪豹……》中对“生殖之神”的神性崇拜，带有鲜明的民族宗教祭祀和彝族日常生活的印记，凸显出彝族传统文化和日常仪式文化的鲜明特点。诗作对雪豹生命诞生仪式的描写让人们在现实经验中体验到一种超验存在，这是诗人从本体论意义和未来学意义来探讨生命存在的价值。诗作中对“万物平等”的崇信和对祖先的崇拜体现了诗人的生态伦理意识和宗族伦理意识。这些“仪式”意象是对彝族信仰维度的形象转述。诗作彰显了诗人对母族文化的深沉思考和独特想象。
彝族的原生态文化赋予了诗人创作的源泉和灵感。诗人对民族存在的关照、对自然风物的抒情和彝族风尚习俗的再现，让人仿佛置身于一个特定的心理空间与仪式情境中。诗作《一首詩的两种方式——献给东方伟大的山脉昆仑山》从对彝族现实世界的本体性存在的探寻上升到对理想存活状态的追寻，从精神向度对彝族原乡存在进行追问和反思，从彝族的精神性存在和社会性存在来表达对族人的关切。这是诗人对原乡在场的宣扬。正是因为诗人对故乡的熟悉，才会触发诗人期冀改变故乡的现状。诗人用诗作表达了对原乡未来发展和生态存在的关注，是对精神家园的追寻，也是重建诗意栖居地的良好“祝愿”：“最终抵达了人类光明的入口”[4]（P231）。诗作表达了诗人对母族现实生活、未来发展、人性人文等形而上的思考和终极关怀意识。
三情感羁绊：仪式书写与忧患意识的流露
由于吉狄马加有生于大凉山、长于大凉山和后来离开家乡到大都市受教育及工作的经历，因此，他对故乡的认识也大多是从“个我”出发的体验与记忆。正是这种独特的人生经历及观察视角，使吉狄马加形成了颇具特色的创作理念及文学态度。他也常常从曾经的历练和所处的境遇出发，用诗作表达对善的发现、对美的期待、对本民族身份的认同和对未来发展的思考。
作为深谙彝族历史传统文化、善于吸收古今中外文学营养、被誉为“彝族文化守望人”的诗人，吉狄马加一方面担心彝族文化将在全球化浪潮、现代化进程的渐浸下，被同化甚至异化而失去彝族身份应有的民族特色与标识，因此，吉狄马加常常用诗作来表达对彝族历史传统传承的伤感与隐忧；另一方面深知母族的落后与故乡的偏僻，因此，诗人也清楚地意识到本民族的发展与进步亟需外来文化文明的融合与促进。也许正是因为对母族的这种复杂情感，才使得吉狄马吉的诗作既是传统的、本土的，又是现代的；既是本民族的，又是超越本民族的。他属于彝族，属于中华民族，他还属于世界的。因此，我们才会读到如《彝人谈火》《听〈送魂经〉》《守望毕摩》等极具彝族身份标识的诗歌，也才会读到如《蒂亚瓦纳科》《印第安人的古柯》《孔多尔神鹰》等具有域外多重文化语境的世界性诗作。
吉狄马加远离偏僻的故乡，身处繁华的城市异乡，把精神上对故乡的深深依恋和怀想化作了诗作中对本民族命运的关照与存在的探寻。诗人常常在诗作中用“仪式”意象表达对彝族文化传统的强烈认同，以此来表明自己的民族文化身份，表达对母族的牵系与感恩心理。因此，对彝族的深厚感情就成为诗人创作的灵感与源泉。吉狄马加曾说：“我的诗歌所创造的那个世界，来自于我熟悉的那个文化。”[5]（P9）也许正因为如此，他才会在他的《自画像》中自信而庄严地向世界宣告：“我——是——彝——人”。如《彝人之歌》《鹰爪杯》《史诗和人》等诗作所写到的“鹰”就是彝族的图腾，它带有浓郁的彝族文化印记，承载了彝族的发展历史，表达了彝人的精神诉求。正如《史诗和人》所写的那样：“这时我看见远古洪荒的地平线上/飞来一只鹰/这时我看见未来文明的黄金树下/站着一个人”[6]（P230）。这里呈现的是诗人和彝族古老的历史对话。“鹰”作为彝族的文化符号，成为维系着彝族的过去传统与未来走向的情感纽带，具有未来学意义的指向性和暗示性。“鹰”寄托着母族的共同情感，表征着彝人的希冀与渴望。诗人通过“鹰”意象道出了彝族图腾的信仰内涵和特殊意义，以此来探求彝族文化的丰富性与独特性，体现了诗人对图腾、对民族文化的独到感悟。
法国著名的人类学家爱米尔·涂尔干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一书中曾这样描述“仪式”：“仪式是在集合群体中产生的行为方式，它们必定要激发、维持或重塑群体中的某些心理状态。”[7]（P134）由此可见，仪式可以表征地缘身份，强化情感，契合共同的精神需求。吉狄马加在诗作中常常以彝族的仪式文化为视角来探寻彝族的历史、思考母族的现实。诗作中的“仪式”意象常常成为诗人对彝族过去的追问和当下的诠释。《死去的斗牛——大凉山斗牛的故事之二》通过描写斗牛的庄严死亡仪式来隐喻真正的民族精神。诗作通过斗牛临死前回顾往昔在斗牛场上的“挑战”与“应战”，生动地刻画了英勇不屈的斗牛形象。斗牛在死后依旧“流露出一种高傲而满足的微笑”，这恰如诗作题记中写到的那样：“你尽可以把他灭掉，可就是打不败他。”[4]（P11）斗牛的生命历程直接呈现了生命的韧性和自我的超越意识，表达了诗人对斗牛永不言弃的拼搏精神的赞美和肯定。诗作通过描写死亡仪式来体现诗人站在哲学的高度静观生命以及对死亡的理解、对生命的敬畏。 在诗作《黑色河流》中，诗人用现代眼光观照彝族的古老葬礼仪式，通过描写葬礼而产生了对祖辈的崇敬与景仰心理。诗人通过叙写葬礼仪式，让人仿佛置身于一个特定的心理空间与物理空间中，由此产生了共同的情感。另外，诗作的开头和结尾反复出现的诗句“在一条黑色的河流上，/人性的眼睛闪着金黄的光”[4]（P11），采用纪实与虚构的修辞技巧，虚、实相互喻示，具有双重含义。实写的“黑色的河流”是对彝族信仰的反映，而虚写的“人性河流”是对美好人性的诠释。诗句点明了诗歌的创作主旨。诗作通过描写“葬礼”和“送葬者”来追溯对彝族的记忆，表达对故乡的深厚情感。通常来说，“葬礼”是会让人深感恐惧悲恸的，而诗中“送葬者”的“憂伤”与“爱抚”却幻化出了美丽的“灵魂”，让我们看到了“送葬者”朴实真挚的感情，因为在信仰者眼中，此岸世界与彼岸世界的重叠能产生强烈的自我暗示作用。诗作通过描写葬礼仪式表达了诗人对彝族的深厚感情及其人文关怀。这既是对爱的表达和对风俗的宣扬，也是对彼岸世界的美好想象，更表达了诗人对彝族的终极关怀。这也是对诗人创作宗旨的恰切阐发：“要写出我们民族生活中的人性光辉和美好的心灵世界。”[8]（P383）诗作彰显了诗人对母族文化的深沉思考和独特想象。
随着社会的现代化发展，吉狄马加的故乡也在悄然发生变化。诗人亲历了本民族在现代化进程中的迷茫与困惑，一方面深知多重文化的融合发展是必然趋势，另一方面又担心母族文化因现代化的发展和时代的变化被同化甚或异化而消弭了民族本然的标识。诗人从自己的生活经验出发来思考母族在现代化过程中存在的未来学意义及其由此而产生的忧患意识，通过诗作中的“仪式”意象表达对本民族历史文化和现实存在的深深关切。吉狄马加常常从彝族的本真存在出发来理解民族的现状与困境，如《守望毕摩》《追念》《毕摩的声音》《献给土著民族的颂歌》等诗作都有诗人对现代化进程中守望彝族传统与现实发展悖论的焦虑与追问。
诗作《追念》阐释了发展的代价，揭示了发展的背反性内涵。“我站在钢筋和水泥的阴影中/我被分割成两半……在有红灯和绿灯的街上/再也无法排遣心中的迷惘”，生动地写出了社会现代化发展和人的存在之间的抵牾与矛盾，直指发展的沉重与冲突。这到底是发展的幸事还是不幸？这是当今社会在现代化发展进程中正面临的一个普遍而又亟待解决的难题。面对全球化融合和现代化发展，也许是对彝族传统文化消失的隐忧，为了抵御现代化发展的同化甚至异化，诗人发出了“守望毕摩”的呼唤：“守望毕摩/就是守望一种文化/就是守望一个启示/其实我们没有选择的余地”[6]（P122）。毕摩是彝族的文化传承者和原始宗教中的祭司，具有特殊的文化身份和鲜明的民族文化内涵。他也是大写的彝人形象。然而，随着现代化、商业化进程的推进，地处偏远的诗人故乡也正在经历种种悄然的改变：“母语像一条路被洪水切断/所有的词，在瞬间/变得苍白无力，失去了本身的意义”[6]（P122）。母族的原生态文化传统、宗教信仰、思想观念等也受到商业化、市场化的深刻影响，这说明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和民族信仰的守护问题亟待解决。诗作《守望毕摩》将民族的发展问题放置在整个社会的现代化发展背景下进行揭示，表达了诗人对现代化发展与民族发展传承的关注，这正是诗人的诗歌创作目的：“我想通过我的诗，让更多的人来了解我的民族，了解我的民族的生存状态。”[8]（P397）诗人用“守望毕摩”来喻示工业化进程带来的裂变和异化，以现实的“此在”存在隐喻未来的“彼在”发展，对民族传统的渐变甚至消失深感无限的忧伤与失落。因此诗人的忧虑在这里就具有未来学的意义。
四结语
对仪式的书写为诗歌创作提供了一个别样的艺术想象空间。因此，吉狄马加诗作中的仪式书写就成为诗人创作的一种策略和表达诉求的一种途径。吉狄马加的诗作为我们拟构了民族的信仰、信念及价值选择。吉狄马加根据自己的成长经历与经验，在诗作中对民族的真实历史与生存现状表现出更深刻的思考与关切。作为一个远离故乡的城市异乡人，吉狄马加用诗作表达了有关现代化和民族性传承之间的变与不变的现实探寻，这使诗人有关彝族的书写更切近于本民族的原生状态，由对族群的表现趋向彝族的本真存在。这正如学者杨匡汉对吉狄马加诗歌的中肯评价：“以其自觉的民族性和勇敢的超越，以某种带有新质的文化创造，充当了彝族生存现状的代言人，为民族走向新生提供着启示与预言。”[9]
参考文献：
[1]
范捷平.文学仪式和面具的遮蔽功能——兼论异域文学中的“东方形象”[J].德语人文研究，2013（1）.
[2]乔治·E.马尔库斯，米开尔·M.费彻尔.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M].王铭铭，蓝达居，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1998.
[3]约翰·R.霍尔，玛丽·乔·尼兹.文化：社会学的视野[M].周晓虹，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4]吉狄马加.身份[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
[5]吉狄马加.我的诗歌，来自于我所熟悉的那个文化——在第三届全国青年文学创作会议上的演讲[G]//吉狄马加.吉狄马加演讲集.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1.
[6]吉狄马加.史诗和人[M]//吉狄马加.吉狄马加的诗.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0.
[7]爱米尔·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M].渠东，汲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8]吉狄马加.一个彝人的梦想——漫谈我的文学观与阅读生活[M]//吉狄马加.吉狄马加的诗与文.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
[9]杨匡汉.大凉山魂深挚的回响——彝族诗人吉狄马加的文化创造[N].中国文化报，1989-07-26（6）.
National Belief and Significance Endowment
——A Study on the Ceremony Image in Jidi Majia’s Poems
彝族诗人吉狄马加是中国当代极具盛名的少数民族诗人。在诗作中，吉狄马加频繁地叙写了彝族的风尚习俗、祭祀礼仪、图腾信仰、神话传说等“仪式”意象。吉狄马加在诗作中常常以彝族的仪式文化为视角来探寻彝族的历史、思考彝族的现实，彰显了他对彝族文化的深沉思考和独特想象，表达了他对彝族现实生活、未来发展、人性人文等形而上的思考和终极关怀意识，这使他有关彝族的书写更切近于本民族的原生态状态。仪式是对现实的超越性表征，是一种情感体验，具有召唤作用。诗人常常在诗作中通过“仪式”意象表达对彝族文化传统的强烈认同，以此来表明自己的民族文化身份。仪式书写是诗人吉狄马加诗歌创作的一种策略和表达诉求的一种途径。
关键词：
吉狄马加；诗歌评论；仪式书写；民族信仰；彝族
中图分类号：I207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448（2016）03-0124-05
一前言
从四川大凉山走出的彝族诗人吉狄马加是中国当代极具盛名的少数民族诗人。吉狄马加的诗歌既有对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与现实存在的深切体认，又具有超越性的普世情怀。吉狄马加是当今中国诗坛上为数不多的既具有本土特点又具有开放性人类视野并向世界诗坛发言的诗人。他的诗作被翻译成多国语言，流传播撒早已跨越了民族和国界。
作为深受彝族历史文化和汉族传统文化影响与中外文学熏陶的诗人，吉狄马加在诗歌创作中多以彝族的历史文化和独特的自然风物为视角，把本民族特色融入汉语诗歌创作中，并用诗歌来阐述母族的文化内涵和民族精神，开创了彝族汉语诗歌发展的新局面。吉狄马加诗作的独特风格与书写内涵早已引起学界的关注，对吉狄马加诗作的研究也从纵深展开，有从语言风格、文学思想、身份认知、民族文化、民族情怀与人类意识以及吉狄马加与外国诗人的对比等方面展开研究的，但还未出现从吉狄马加诗作的“仪式”意象展开研究的成果。细读吉狄马加的诗作后会发现，他有很多诗作频繁地写到了相关的“仪式”意象，如《故土的神灵》《听〈送魂经〉》《守望毕摩》《星回节的祝愿》等诗作中所描写的风尚习俗、祭祀礼仪、图腾信仰、神话传说都涉及相关的“仪式”。
仪式是人类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仪式活动是人类生活的重要内容。仪式亦是文学想象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正如学者范捷平所说：“仪式与文学述行密切相关，是文学述行的载体。”[1]（P61）通常而言，仪式含有典礼的秩序形式、取法、仪态或测定历日的法式制度等内涵。仪式作为一种充满文化意味的人类活动，与其他行为方式有着鲜明的区别，它通常由一系列象征符号和一整套行为方式所构成。仪式通过象征能强化特定的意义和价值取向。仪式能表达集体的认同感，具有社会性的内涵。
目前，学界已在不同的文学领域以“仪式”为视角展开研究，取得了一些较有创新意义的成果。从“仪式”叙述角度研究小说所取得的成果主要有：张艳蕊的《阈限理论视角下洛奇天主教小说中的仪式叙述》研究了戴维·洛奇天主教小说中的天主教徒对宗教仪式的态度；范捷平的《文学仪式和面具的遮蔽功能》以德语现代文学中德布林和瓦尔泽的中国题材文学文本为例对文学仪式和面具的现代性问题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以“仪式”意象为视点研究诗歌所取得的实绩主要有刘勇强的《象征与献祭仪式———论霍夫曼斯塔尔〈谈诗〉中的象征理论与原始主义》、张玖青与曹建国的《论仪式的文学生产与阐释功能：基于诗歌的讨论》等。从“仪式”角度研究戏剧取得的成果主要有《西方现代戏剧批评中的仪式感》《论仪式对当代戏剧艺术空间的拓展：以赖声川〈如梦之梦〉为例》《论荒诞派戏剧的狂欢仪式》等。从“仪式”角度对散文的研究也正在展开，如《文化良知、儀式感、诗性语言及其他——余秋雨散文艺术研究》从余秋雨散文中营造的仪式感角度来探讨传统文化的价值与内涵。这些研究成果都具有开拓性意义。相对而言，从“仪式”角度研究民俗学取得的成果最为丰富、更为深入，从民风乡俗、宗族祭祀、日常礼仪等视域展开研究是较为常见的着眼点。由此可见，从“仪式”角度深入开展文学研究，对于开拓我们的学术视野，深入拓展对中国文学的研究，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据笔者考察，目前学界还未出现从“仪式”视角对吉狄马加诗歌展开研究的成果。本文以“仪式”意象为视角对吉狄马加的诗作展开研究，切入角度新颖，具有开拓性的意义。
二意义赋予：“仪式”意象与族群信仰、伦理的表达
仪式是对现实的超越性表征，充满神秘感。仪式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象征体系，它对现实有某种对应关系，是对现实的某种虚幻反映。仪式还是一种情感体验，藉由仪式带来的仪式感能给人以强烈的自我暗示。仪式的另一重要作用，即仪式的宣告性带来的社会性功用，因为在仪式的宣告中能获得群体的认可，从而形成一种群体性感受来凝聚集体性的共识。
诗作《星回节祝愿》中的星回节即指彝族最隆重盛大的传统节日——火把节。关于火把节的由来常有多种说法，但究其本源，与对火的自然崇拜有最直接的关系。火是彝族追求光明的象征。举行火把节的目的是期望用火驱虫除害，祈求丰收，表达了彝族人民追求幸福生活的美好愿望，同时也体现了彝族人民自古以来就很尊重自然伦理规律。人与自然之间生生不息的这层寓意关系在火把节仪式这个特别的时空内被强化突显。
仪式往往具有融合力和凝聚力，具有召唤作用。群体的力量、共同的信仰期望在仪式中始终像引力场一样起着作用。在火把节仪式的过程中，共同分享体验得以实现，产生了对彝族人现有社会秩序的认同，从而建立起群体意识和强烈的族群依附感。“人类学者认为，个人在从一种角色移入另一种角色的过程中，其经验必须由所有参加仪式活动的人在理智上铭记、从情感上感受之后方能得以型塑。”[2]（P93）在火把节的独特仪式空间里能起到促进彝人间的沟通和交流作用，并且在这个时刻彼此间的情感交流、凝聚力量、共享幸福、传递快乐等成分得以加强，进而产生族群认同感、交托感及归宿感，能强化民族的同一感和集体意识。仪式（作为形式）背后的社会价值形态直指彝族的民族信仰。仪式的意义本身就不仅仅是日常实用性的意义，而更多的是精神领域的引领导向作用，“社会通过或借助仪式活动以重申道德秩序的合理性和合法性”[3]（P90）。火把节仪式形象地阐发了彝族的民间信仰体系和社会伦理秩序，体现了彝族人的传统伦理观与自然伦理观。从彝族传统节日星回节（即火把节）的仪式中可以表达对彝族美好未来的“祝愿”与渴盼。火把节仪式成为彝族的情感纽带，加深了族人间的联系与感情。因此，仪式化的行为有着丰富的伦理价值和社会意义。 仪式不仅传递责任，而且是一种体验认知和感同身受，还是一种指向未来的信心与勇气。在诗作《自画像》中，吉狄马加回顾了彝族的发展历史进程，通过对父亲支呷阿鲁（彝族神话故事中的英雄）、母亲呷玛阿妞（彝族传说中的美女）的追溯来寻找自己的民族血脉。这两个神话人物就如同马克斯·韦伯所说的“卡里斯马”原型，他们对彝族人民具有神圣性和感召力，因此，“自画像里的我”是一个富有民族特征和气质的彝人的形象。诗作还通过叙述死亡和葬礼仪式来表达对生命和存在的思考，用“一次没有完的婚礼”来表达民族的未来希望与应肩负的责任，在仪式中实现价值和意义。这是对仪式的精神作用的重申，也是对彝族传统文化和风尚习俗的宣扬。在诗作中，诗人用河流比喻母亲和情人，这是诗人记忆中的瑰丽风景的再现，也是诗人生态伦理意识的体现，表达了诗人对故乡和大地如亲人般的眷恋。
仪式是一种主动的意义赋予，而仪式感则是对这种主动赋予的意义的神圣化。诗作《我，雪豹……》中对“生殖之神”的神性崇拜，带有鲜明的民族宗教祭祀和彝族日常生活的印记，凸显出彝族传统文化和日常仪式文化的鲜明特点。诗作对雪豹生命诞生仪式的描写让人们在现实经验中体验到一种超验存在，这是诗人从本体论意义和未来学意义来探讨生命存在的价值。诗作中对“万物平等”的崇信和对祖先的崇拜体现了诗人的生态伦理意识和宗族伦理意识。这些“仪式”意象是对彝族信仰维度的形象转述。诗作彰显了诗人对母族文化的深沉思考和独特想象。
彝族的原生态文化赋予了诗人创作的源泉和灵感。诗人对民族存在的关照、对自然风物的抒情和彝族风尚习俗的再现，让人仿佛置身于一个特定的心理空间与仪式情境中。诗作《一首詩的两种方式——献给东方伟大的山脉昆仑山》从对彝族现实世界的本体性存在的探寻上升到对理想存活状态的追寻，从精神向度对彝族原乡存在进行追问和反思，从彝族的精神性存在和社会性存在来表达对族人的关切。这是诗人对原乡在场的宣扬。正是因为诗人对故乡的熟悉，才会触发诗人期冀改变故乡的现状。诗人用诗作表达了对原乡未来发展和生态存在的关注，是对精神家园的追寻，也是重建诗意栖居地的良好“祝愿”：“最终抵达了人类光明的入口”[4]（P231）。诗作表达了诗人对母族现实生活、未来发展、人性人文等形而上的思考和终极关怀意识。
三情感羁绊：仪式书写与忧患意识的流露
由于吉狄马加有生于大凉山、长于大凉山和后来离开家乡到大都市受教育及工作的经历，因此，他对故乡的认识也大多是从“个我”出发的体验与记忆。正是这种独特的人生经历及观察视角，使吉狄马加形成了颇具特色的创作理念及文学态度。他也常常从曾经的历练和所处的境遇出发，用诗作表达对善的发现、对美的期待、对本民族身份的认同和对未来发展的思考。
作为深谙彝族历史传统文化、善于吸收古今中外文学营养、被誉为“彝族文化守望人”的诗人，吉狄马加一方面担心彝族文化将在全球化浪潮、现代化进程的渐浸下，被同化甚至异化而失去彝族身份应有的民族特色与标识，因此，吉狄马加常常用诗作来表达对彝族历史传统传承的伤感与隐忧；另一方面深知母族的落后与故乡的偏僻，因此，诗人也清楚地意识到本民族的发展与进步亟需外来文化文明的融合与促进。也许正是因为对母族的这种复杂情感，才使得吉狄马吉的诗作既是传统的、本土的，又是现代的；既是本民族的，又是超越本民族的。他属于彝族，属于中华民族，他还属于世界的。因此，我们才会读到如《彝人谈火》《听〈送魂经〉》《守望毕摩》等极具彝族身份标识的诗歌，也才会读到如《蒂亚瓦纳科》《印第安人的古柯》《孔多尔神鹰》等具有域外多重文化语境的世界性诗作。
吉狄马加远离偏僻的故乡，身处繁华的城市异乡，把精神上对故乡的深深依恋和怀想化作了诗作中对本民族命运的关照与存在的探寻。诗人常常在诗作中用“仪式”意象表达对彝族文化传统的强烈认同，以此来表明自己的民族文化身份，表达对母族的牵系与感恩心理。因此，对彝族的深厚感情就成为诗人创作的灵感与源泉。吉狄马加曾说：“我的诗歌所创造的那个世界，来自于我熟悉的那个文化。”[5]（P9）也许正因为如此，他才会在他的《自画像》中自信而庄严地向世界宣告：“我——是——彝——人”。如《彝人之歌》《鹰爪杯》《史诗和人》等诗作所写到的“鹰”就是彝族的图腾，它带有浓郁的彝族文化印记，承载了彝族的发展历史，表达了彝人的精神诉求。正如《史诗和人》所写的那样：“这时我看见远古洪荒的地平线上/飞来一只鹰/这时我看见未来文明的黄金树下/站着一个人”[6]（P230）。这里呈现的是诗人和彝族古老的历史对话。“鹰”作为彝族的文化符号，成为维系着彝族的过去传统与未来走向的情感纽带，具有未来学意义的指向性和暗示性。“鹰”寄托着母族的共同情感，表征着彝人的希冀与渴望。诗人通过“鹰”意象道出了彝族图腾的信仰内涵和特殊意义，以此来探求彝族文化的丰富性与独特性，体现了诗人对图腾、对民族文化的独到感悟。
法国著名的人类学家爱米尔·涂尔干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一书中曾这样描述“仪式”：“仪式是在集合群体中产生的行为方式，它们必定要激发、维持或重塑群体中的某些心理状态。”[7]（P134）由此可见，仪式可以表征地缘身份，强化情感，契合共同的精神需求。吉狄马加在诗作中常常以彝族的仪式文化为视角来探寻彝族的历史、思考母族的现实。诗作中的“仪式”意象常常成为诗人对彝族过去的追问和当下的诠释。《死去的斗牛——大凉山斗牛的故事之二》通过描写斗牛的庄严死亡仪式来隐喻真正的民族精神。诗作通过斗牛临死前回顾往昔在斗牛场上的“挑战”与“应战”，生动地刻画了英勇不屈的斗牛形象。斗牛在死后依旧“流露出一种高傲而满足的微笑”，这恰如诗作题记中写到的那样：“你尽可以把他灭掉，可就是打不败他。”[4]（P11）斗牛的生命历程直接呈现了生命的韧性和自我的超越意识，表达了诗人对斗牛永不言弃的拼搏精神的赞美和肯定。诗作通过描写死亡仪式来体现诗人站在哲学的高度静观生命以及对死亡的理解、对生命的敬畏。 在诗作《黑色河流》中，诗人用现代眼光观照彝族的古老葬礼仪式，通过描写葬礼而产生了对祖辈的崇敬与景仰心理。诗人通过叙写葬礼仪式，让人仿佛置身于一个特定的心理空间与物理空间中，由此产生了共同的情感。另外，诗作的开头和结尾反复出现的诗句“在一条黑色的河流上，/人性的眼睛闪着金黄的光”[4]（P11），采用纪实与虚构的修辞技巧，虚、实相互喻示，具有双重含义。实写的“黑色的河流”是对彝族信仰的反映，而虚写的“人性河流”是对美好人性的诠释。诗句点明了诗歌的创作主旨。诗作通过描写“葬礼”和“送葬者”来追溯对彝族的记忆，表达对故乡的深厚情感。通常来说，“葬礼”是会让人深感恐惧悲恸的，而诗中“送葬者”的“憂伤”与“爱抚”却幻化出了美丽的“灵魂”，让我们看到了“送葬者”朴实真挚的感情，因为在信仰者眼中，此岸世界与彼岸世界的重叠能产生强烈的自我暗示作用。诗作通过描写葬礼仪式表达了诗人对彝族的深厚感情及其人文关怀。这既是对爱的表达和对风俗的宣扬，也是对彼岸世界的美好想象，更表达了诗人对彝族的终极关怀。这也是对诗人创作宗旨的恰切阐发：“要写出我们民族生活中的人性光辉和美好的心灵世界。”[8]（P383）诗作彰显了诗人对母族文化的深沉思考和独特想象。
随着社会的现代化发展，吉狄马加的故乡也在悄然发生变化。诗人亲历了本民族在现代化进程中的迷茫与困惑，一方面深知多重文化的融合发展是必然趋势，另一方面又担心母族文化因现代化的发展和时代的变化被同化甚或异化而消弭了民族本然的标识。诗人从自己的生活经验出发来思考母族在现代化过程中存在的未来学意义及其由此而产生的忧患意识，通过诗作中的“仪式”意象表达对本民族历史文化和现实存在的深深关切。吉狄马加常常从彝族的本真存在出发来理解民族的现状与困境，如《守望毕摩》《追念》《毕摩的声音》《献给土著民族的颂歌》等诗作都有诗人对现代化进程中守望彝族传统与现实发展悖论的焦虑与追问。
诗作《追念》阐释了发展的代价，揭示了发展的背反性内涵。“我站在钢筋和水泥的阴影中/我被分割成两半……在有红灯和绿灯的街上/再也无法排遣心中的迷惘”，生动地写出了社会现代化发展和人的存在之间的抵牾与矛盾，直指发展的沉重与冲突。这到底是发展的幸事还是不幸？这是当今社会在现代化发展进程中正面临的一个普遍而又亟待解决的难题。面对全球化融合和现代化发展，也许是对彝族传统文化消失的隐忧，为了抵御现代化发展的同化甚至异化，诗人发出了“守望毕摩”的呼唤：“守望毕摩/就是守望一种文化/就是守望一个启示/其实我们没有选择的余地”[6]（P122）。毕摩是彝族的文化传承者和原始宗教中的祭司，具有特殊的文化身份和鲜明的民族文化内涵。他也是大写的彝人形象。然而，随着现代化、商业化进程的推进，地处偏远的诗人故乡也正在经历种种悄然的改变：“母语像一条路被洪水切断/所有的词，在瞬间/变得苍白无力，失去了本身的意义”[6]（P122）。母族的原生态文化传统、宗教信仰、思想观念等也受到商业化、市场化的深刻影响，这说明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和民族信仰的守护问题亟待解决。诗作《守望毕摩》将民族的发展问题放置在整个社会的现代化发展背景下进行揭示，表达了诗人对现代化发展与民族发展传承的关注，这正是诗人的诗歌创作目的：“我想通过我的诗，让更多的人来了解我的民族，了解我的民族的生存状态。”[8]（P397）诗人用“守望毕摩”来喻示工业化进程带来的裂变和异化，以现实的“此在”存在隐喻未来的“彼在”发展，对民族传统的渐变甚至消失深感无限的忧伤与失落。因此诗人的忧虑在这里就具有未来学的意义。
四结语
对仪式的书写为诗歌创作提供了一个别样的艺术想象空间。因此，吉狄马加诗作中的仪式书写就成为诗人创作的一种策略和表达诉求的一种途径。吉狄马加的诗作为我们拟构了民族的信仰、信念及价值选择。吉狄马加根据自己的成长经历与经验，在诗作中对民族的真实历史与生存现状表现出更深刻的思考与关切。作为一个远离故乡的城市异乡人，吉狄马加用诗作表达了有关现代化和民族性传承之间的变与不变的现实探寻，这使诗人有关彝族的书写更切近于本民族的原生状态，由对族群的表现趋向彝族的本真存在。这正如学者杨匡汉对吉狄马加诗歌的中肯评价：“以其自觉的民族性和勇敢的超越，以某种带有新质的文化创造，充当了彝族生存现状的代言人，为民族走向新生提供着启示与预言。”[9]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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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吉狄马加.身份[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
[5]吉狄马加.我的诗歌，来自于我所熟悉的那个文化——在第三届全国青年文学创作会议上的演讲[G]//吉狄马加.吉狄马加演讲集.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1.
[6]吉狄马加.史诗和人[M]//吉狄马加.吉狄马加的诗.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0.
[7]爱米尔·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M].渠东，汲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8]吉狄马加.一个彝人的梦想——漫谈我的文学观与阅读生活[M]//吉狄马加.吉狄马加的诗与文.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
[9]杨匡汉.大凉山魂深挚的回响——彝族诗人吉狄马加的文化创造[N].中国文化报，1989-07-26（6）.
National Belief and Significance Endowment
——A Study on the Ceremony Image in Jidi Majia’s Poe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