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6月24日11时，铜陵有色集团董事长韦江宏从安徽省铜陵市五松山宾馆纵身跃下，令人不胜惋惜。铜陵有色集团是安徽省首家营业额突破千亿元的企业，今年52岁的韦江宏还是当打之年。
　　2014年意外身亡的高管名单已经不短：1月5日，中国中铁总公司总裁白中仁在家中跳楼自杀身亡；5月18日，三精制药公司董事长刘占滨在接受检察院调查期间，称病赴医院检查过程中坠楼身亡；5月22日，航天控股的子公司航天控股工业有限公司的董事兼常务副总经理李国雷在香港跳楼身亡。韦江宏是第四个跳楼自杀的公司高管。除了跳楼自杀，其他方式意外身亡的也有：3月29日大唐集团副总蔡哲夫身亡；4月19日北方信托公司原董事长刘惠文身亡。
　　列出上述名单，是想让读者从中看到共性：他们都是国有企业高管。理论上讲，他们是国有财富的管家，负有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责任。但是他们和一般的职业经理人不同，虽然都是打工，他们却有个特别“牛”的雇主：政府。2012年记者曾到一家山东上市公司采访，这家上市公司的前董事长和一众高管合资新设了一家公司，用上市公司的人员、钱和土地，发生大量关联交易。新任董事长是该公司的原“二把手”，我问他为什么要留下，而不去有股权的公司？他回道，很早前他跳槽就可以获得500万元的年薪，但在国企上班，工资低一点，但地位高，比如参照政府编制，可以看到民营企业家没法看到的文件，获得民营企业家无法得到的尊重。
　　不过我一直到现在都不大相信他的说法。在我庸俗的观点中，待遇绝对可以决定一个人的去留。2014年的全国政协会议上，“宏图高科”实际控制人袁亚非在工商联组讨论混合所有制时称，他们很早就开始入股金融机构，但是由于国有资本占大头，是按照政府级别给高管发工资，所以吸引不到金融从业者。
　　并不是说待遇高不会出现问题，但在市场经济中，待遇代表着这个岗位所能吸引到的就业者质量。如果待遇不高，还能吸引到一流人才，除非有几种原因：要么该人才有普世情怀，看重该平台想做出一番事业；要么人才退出机制有问题；要么可以从正常待遇之外得到某种弥补。借助一个平台实现自己抱负，当然是比较好的想法，但在正常待遇之外找到弥补方法，应该是很多国企职业经理人已经和正在做的事情。要不然很难理解，2014年怎么已有4个国企高管用跳楼这样决绝的方式自杀身亡。当然，这背后是政府集中治理腐败。
　　在日本和韩国，因企业经营失败而以死谢罪者，那是出于其耻感文化，他们要以如此最为决绝的方式，来表达最深刻的歉意。这种歉意或者是对别人，也可以是对自己，主要还是因为对不起公众期待。但在中国这种文化并不流行，做法很功利，即使死亡也是如此。这些企业家了结生命的原因，如果是为了了却一身麻烦，这也是常规死法之一，但在很多人眼中，他们的死是为了了却他人的麻烦。国企高管掌握着许多不直接归自己也不归下属所有的资源，甚至连上司也是代国家管理，国企高管又处在资源配置和分配的枢纽环节，一旦有灰色交易，就会成为核心。一死之后，即可断去证据链条的关键部分。
　　早就有人主张追加国有企业家的待遇，理论上讲这样的确有用：高待遇吸引人才付出。但实际上，在中国这样的环境下，即使待遇够高，企业家很难独善其身，这也难怪三精制药公司董事长刘占滨跳楼后在被抢救过程中，曾反复说“我不想要，可不敢不要”。社会风气如此，整个社会都搞得离不开“腐败”这个润滑剂。
　　企业家在一家公司运营中起着核心作用，类似CPU（中央处理器），说爱护企业家有点矫情，但多年锻炼出来的企业家纷纷涉事，乃至于自杀寻死，的确让人痛惜，还不知道这种情况什么时候才能改观。在为政府“反腐”叫好的同时，是否也该反思下我们的社会环境，到底是什么让企业家的处境这么危险？
　　（摘自《证券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