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名臣柳公绰从小非圣贤书不读，在自我修养上很下功夫。有些别人看来不起眼的小事，他却看得很重。有一年，发生天灾，粮食歉收，老百姓多吃不饱饭，这对家境富裕的柳家来说，并不是什么问题。可柳公绰则不然，虽然衣食无忧，他却有一种“忧天下之忧”的情怀，自觉减少了粮食消费，每顿饭不超过一碗，只吃个半饱，一直到丰年，才恢复了原来的饭量。有人不太理解，曾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他回答说：“四方的人都困苦饥饿，我能一个人吃饱吗？”柳公绰那时就显现出一种不同凡俗的气质和眼光。
　　柳公绰的走红也是因为一桩小事，这使他一下子闻名全国。公元816年，柳公绰被任命为京兆尹，相当于首都的市长。上任那天，按照礼仪，前有清道，戟阵追随，后有鼓乐，旌旗招展，仪仗甚是隆重和威风。正行进间，意外发生了，一个神策军军兵纵马横冲直撞，整齐的仪仗队立刻被冲乱了。肇事者很快被擒下，大家回头看这位新上任的京兆尹如何处置，柳公绰面色严肃，说：“依照法律，擅闯京兆尹仪仗的人处以杖击。”大约是对平时作威作福的神策军早就看不惯了，衙役们一阵棍棒落下，刚才还威风不可一世的神策军兵，顷刻间便气绝身亡。
　　这个祸可惹得不小，因为当时的京师长安有著名的“三大恶”：中使、闲汉、神策军。这三种人没人敢惹，因为他们的背后是太监等皇帝身边的人，所以，明知他们做了违法的事，大家也都躲着走，免得引火烧身。果然，第二天，柳公绰就被请上了大明宫延英殿。问话的是满脸怒气的唐宪宗，罪名是“独断专杀”，就是不经请示擅自杀人。
　　听到皇帝质问的口气，一般人早吓傻了，可柳公绰却没事人一样，从容回答：“陛下不认为臣无能，让我管理一方土地。此次臣初次上任，就有人违反法令闯进仪仗队伍之中，这不仅是对臣的无礼，更重要的是在蔑视陛下的权威。”
　　宪宗一听，这个倒是有理，又追问说：“事后为什么不上报？”柳公绰说：“不该我汇报。”宪宗又来气了：“那该谁汇报呢？”柳公绰依旧不紧不慢：“按照隶属关系，此人所在的神策军应当上报;如果死在大街上，由金吾街使上报;如果死在坊里，那么应当由左右巡街使上报。”
　　宪宗没词了，只好反过来说了几句勉励的话。
　　说来也奇怪，自此，京城的“三大恶”也懂得了眉高眼低，做事大为收敛，首都的治安由此为之好转。
　　其实，柳公绰的行事风格更多的不在于用强，而是重理，这屡屡让他有出人意料之举。
　　柳公绰任山南东道节度使时，曾巡视到邓县考察刑事案件审判情况。当时监狱里囚禁着两个县吏，一个是因为受贿，另一个则因为玩弄法律条文行奸使诈。县令知道柳公绰素来痛恨借助权力牟取私利的行为，猜测那个贪污的人恐怕性命难保。然而，最终被处死的却是另一个县吏。县令糊涂了，提出了自己的疑问，柳公绰说：“贪污的县吏犯法，法律还在;奸猾的县吏毁法，法律就灭亡了，谁的危害更大呢？”法律是维系天下的支柱，它的尊严更为重要。县令深为柳公绰的见解所钦服。
　　公元825年，牛僧孺被罢免了宰相职务，贬为武昌军节度使。对于这样一个过气的官员，许多地方官都没了往日谄媚的笑颜，可路过襄阳时，牛僧孺却有了冰火两重天的感觉。当时驻守襄阳的正是柳公绰，他一身戎装，率领整齐的仪仗，提前到驿馆前列队迎接，令牛僧孺大为感动。可他的部下却不干了，因为当时襄阳的地位高于武昌，用的礼节显然有些过了。柳公绰说：“我们方镇以隆重的礼节迎接宰相，并不是来结交私情，而是为了尊重朝廷。”在那个时候，唐王朝日渐衰落，藩镇没人拿朝廷当回事，柳公绰不惜降低身段迎接牛僧孺，深意正在于此。
　　在唐朝后期，柳公绰是少有的栋梁之臣，他的出类拔萃，在于他的见识和眼光，这使他总是能先人一步看到问题所在;或是能从别人看不到的地方，看到长远的东西。见小而知大，从近而知远，人与人的距离，有时就在這见识和眼光。
　　 （摘自《天津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