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言道，家丑不可外扬。可端拱（宋太宗第三个年号）元年（公元988年）的一桩家丑却闹到朝堂上，要由太宗皇帝亲自裁决。
　　这桩家丑，就是宋初高级将领崔彦进家的财产争夺案。崔老将军生病、从保静军节度使卸职回京没几天，便一命归西了；老爷子尸骨未寒，不争气的儿子们就兄弟阋墙，为家产分割闹得你死我活，沸反盈天，成了风传京城的大丑闻。家人磋商、亲友调解，都未达成一致，无奈之下只得打官司，交开封府衙审理。可这件触及切身利益的遗产争讼案，依然无解：老大答允的、老二不买账，老二摆平了、老三又不服气。捏着这烫手山芋的京兆尹，哪个崔家公子都不想得罪，于是踢皮球，将这桩遗产讼案上报朝廷。
　　宋太宗倒也不含糊，立即传召崔家兄弟入朝堂，听取其财产声索理由，最终拍板，确定遗产分割方案。最高权威的皇帝旨意，崔家儿子们不服从不行了。一桩争夺财产的家丑至此画上句号。
　　不说清官难断家务事吗？宋太宗缘何要出手干预、自寻烦恼呢？他事后的一番私房话道明了原委：“此细务，朕不宜亲临，但以尝任节制，不欲令其子辱于父耳。”因为崔彦进是朝廷大员，他不想由于其儿子们的争财丑闻而让老将军蒙羞，所以亲自出面、迅速平息。顾惜已故重臣颜面的意图，十分清楚；可实际上，何尝不是为朝廷脸面？试想，任由家丑闹得满城风雨，让老百姓在背后对崔家指指戳戳，令开国元戎的名誉扫地，朝廷体面能不连带受损？太宗皇帝的政治和大局意识，可不赖呦。
　　然在我看，崔家儿子争夺家产的丑闻，不仅是几位公子哥贪图钱财、罔顾兄弟情分，追根溯源，还在崔彦进生前多行不义，敛财不择手段，其家教、家风也势利低俗，养成下一代贪财好货的坏习气。崔家丑闻，实为老将军崔彦进之种豆得豆、自作自受。
　　崔彦进有胆略、善骑射，在后周太祖帐下领禁军，任控鹤指挥使，昭州刺史。宋初又领侍卫步军都指挥使、武信军节度使。乾德二年（公元964年）伐蜀，担任凤州路行营前军副都部署的崔彦进，攻下成都后与王仁瞻、王全斌等“纵部下略玉帛、子女及诸不法事”，受贬职处分。后从太宗平北漢、征幽州、击遂城，战功不小，一次就斩契丹敌首万级，加封检校大尉、关南都部署。雍熙三年（公元986年）冬的征辽战事中，他不受主帅曹彬节制、指挥，擅自领兵回撤，致宋军大败，谪右武卫上将军。史书说他虽频立战功，“然好聚财货，所至无善政”。每次攻城略地，崔彦进都实行“三光”政策，以烧杀抢掠贯彻了“大炮一响，黄金万两”的潜规则。他搜刮“战利品”，从金银珠宝到美女珍玩，一样不落。一家人在京城生活奢侈、恣意享乐不说，还大量置买田地、房产，成了有名的大富豪。以暴力掠夺发家的崔彦进及其贪得无厌的言传身教，几个儿子见钱眼开、抢夺家产，也就不足为怪了。
　　总而言之，崔彦进虽“安全着陆”，死后追赠侍中，可身后争夺遗产的家丑，就彰显其为将不仁、治家不廉的贪婪。家丑闹上朝堂，让宋太宗给他擦屁股，是其生前穷凶极恶聚敛钱财的必然后果，不能光怨其儿子不争气。
　　崔府家丑闹上朝堂，昭示了一条官场准则：清廉乃是为官第一要义。官员倘能清正做官、清廉治家，那么生前死后就不愁丑闻缠身、落下骂名。
　　注：文中崔彦进史料见《宋史》列传第十八。
　　（摘自《杂文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