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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李敦白 采访：黄欢
1945年9月的一个清晨，一架飞机从黑夜中驶出，飞过世界屋脊喜马拉雅山。机舱里有一个叫Rittenberg的年轻人，他原本以为，战争已将结束，很快他就会回家。但令他没有想到的是，这一次中国之旅足足有35年之久。这个后来改名叫李敦白的美国人，在中国见证了从内战到解放，从大跃进到文革等中国历史重大时刻。
1945年，我24岁。
我没有想过要来中国。第二次大战以前，平常一个美国人不会想到去中国，美国人要是能够去法国、去英国，那是很了不起的。我也跟他们一样，曾经梦想着去法国、英国。然而，我偏偏来到了中国。
1942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初期，我应征加入陆军。就在入伍后不久，陆军当局对我做了测试，将我从野战部队里挑选出来，准备派去学日文。当时我十分惧怕，因为我深信日本会战败，而学日语就有可能常驻海外。于是我费了一番口舌让他们改派我去学中文，战争一结束，我也许就能马上回国了。可是，这一来，我就在中国呆了35年。
1945年9月，一个旭日初升的清晨，我走下飞机，感觉自己来到蓬莱仙境，我的双脚已经踏在中国这片土地上了。
留在中国
在昆明工作的日子，我很快就发现，这里的老百姓没有任何手段保护自己，很多人生活都很悲惨。在以后的日子里，我总会想起李木仙这个女孩——一个黄包车夫的女儿，也是我办的第一个案子的受害者。
她是个12岁的女孩，在自家的房子门前踢毽子，不料飞来横祸，被一辆卡车撞死了。肇事者是一名美国空军军士，他开着军用卡车借着酒的烈性想吓唬吓唬正在踢毽子的木仙，没想到把她撞死了。这名美国兵逃离现场。她的母亲受不了独生女死去这个刺激，不久就去世了。他的父亲李瑞山，通过掌管12户的甲长，再通过管理12个甲长的保长，提出索赔。
我开着吉普车去调查，又回到赔偿部，在写好的报告里，我建议给很高的赔偿。然而，我拿到的结果是：26美元。我把那个装着26美元的信封递给李，本想跟他说声抱歉。然而，他只是收下信封，鞠个躬。当天下午，他却出现在我的办公桌前，他带来一个信封，里面有六美元。
“这是干什么？”我问。
“谢谢你的帮助！”
“也给了甲长？保长？”
“是的”他回答。
我突然间明白了。在这个层层递交的过程中，每个经手的人都会从这个不幸者身上榨取一份。然而，他自己还觉得这是顺理成章的事。
我只觉得难受。
后来的日子里，我常常想起自己为什么复员的时候没有回国，我仍常常想起他和他的女儿。因为我相信，要帮助那些生活和他们一样悲惨的人，这是惟一的道路。
美国有一句话：“人生艰难，终究一死”，但我不能接受。尽管我是一个富裕家庭的独子，我的父亲是查尔斯顿著名的律师，母亲是俄罗斯移民。我仍然觉得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应该做些有价值的事情。
1940年，我在念大学的时候，就加入了美国共产党。一方面，当时它是对美国迅速卷入大战采取强烈反战立场的团体。另一方面共产党强烈主张言论自由及其各种族平等，我在这个在美国劳工运动中扎下根基的党身上，看到了匡正所有不公的希望。
在党内的两年，我组织了钢铁工人和矿工运动，我曾被伯明翰的红色特遣小组逮捕审问，在那期间，我看到了许许多多的人甘于清贫，为的是帮助他人脱离困境，我看到有人为了理想而牺牲。我渐渐地悟到了一个道理：你的一生为别人的自由幸福做贡献，那就是你的幸福。
来到中国之后，我仍然没有放弃自己的理想。在这里我同样可以实现自己的理想——帮助那些生活悲惨的人，为一个全新的社会贡献力量。
在我到达昆明后，偶然认识了几个报童。当时，我认认真真阅读每一份报纸。我每次都会买一份《新华日报》，这是共产党自己发行的报纸。有一天报童悄悄问我：“你想不想见见办这份报纸的人？”我点了点头。
就这样，我秘密地认识了两个地下党员，一个姓程、一个姓李。或许过去我也是个美国共产党员，我感觉跟他们有某种联系。我很乐意跟他们接触，但并未刻意这样，其实我并不确定将来会有什么结果。
有一天晚上，李带我去一户姓乔的人家。这位乔先生也是共产党员。他们告诉我，在延安，毛泽东在那片山区建立了根据地，延安每个星期六晚上都有舞会，从基层人员到毛主席都参加。那天晚上，延安活生生地展现在我面前。我对传说中廉洁的共产党起了很大的好奇心。
延安：可爱的地方
1945年11月底，随着战争的结束，美军即将撤离昆明，等待回美国解甲复员。而此时的李敦白已经不想回国了。他想尽办法让自己留在中国，并调赴上海的美军陆军总部工作。在上海，通过地下党的帮助，结识了宋庆龄。不久，宋给他找了份工作。
当时，我奉命到联合国救济总署在武汉的地方办事处报到，并从那里往北进入大别山区。在那里，我看到了是共产党领导人和老百姓的关系，这是令我十分感动的。在解放区宣化店，我第一次观察到救济物资堪称公平、民主分发的典范，我由此敬佩中国共产党。也就是在宣化店，我结识了周恩来。在拜访周恩来的时候，我告诉了他我的想法——想到延安去。他对我的想法大力支持，并且建议我跟着普莱丝小姐去。她是纽约一个救济组织的代表。
我和普莱丝小姐一起到北京，准备从那里搭美军军用运输机进入延安。我们向美军申请机位，但结果只有普莱丝小姐被接受。我们去求叶剑英出面，他毕竟是共产党军队的参谋总长，但是仍然被拒绝了。
当天晚上，为了安慰我，叶剑英提出让我去张家口。正如我期盼的那样，当地指挥官聂荣臻便要求我在那工作。他们正在建一个英语广播电台，缺少一个以英语为母语的人来协助他们工作。我在那工作了一段时间，但仍然想着去延安。
正当我感觉希望全破灭的时候。“送”我去延安的不是共产党，而是国民党。9月，国民党军队朝张家口逼近。聂荣臻要求我转战到延安去继续广播工作。
1946年10月19日，那是个星期六的夜晚，我终于到达了延安。
延安看上去纯粹就是窑洞，但很干净。我们走进一座长而低矮的石头房子，仍然记得他们说的每个周六晚上有舞会。房子里传出小提琴、低音提琴，好像还有一支萨克斯风的声音。有个人推开门，我看到了毛泽东画像中的真人：他穿着咖啡色的衣服，扣子扣到脖子上，和我见过的画像一模一样，我一眼就认出了他。
这周围的一切看起来都那么好——房子、音乐、氛围。正当我凝视的时候，乐队奏响，大概是狐步舞曲，毛泽东动了起来，邀请舞伴，滑向舞池。我看着毛泽东和娇小的舞伴在舞池中翩翩起舞，心里一阵兴奋。
毛泽东看到我，停了下来。有人领着我走过舞池做正式介绍。他微微一笑，握住我的手说：“欢迎美国同志来参加我们的工作。”
“我们这里只有小米加步枪，你会发现我们这里的生活很简朴。”他把带到旁边的椅子边坐下，“你的中文说得真好。如果同意，让我们找个时间，你来跟我谈，一天或者两天，谈谈美国。”
“如果真是这样，我倒是很乐意。”我说。
那一刻，我没想到自己的运气居然如此好。以前在斯坦福我一直学习他的文章，一直看报纸上他的消息，居然他就和自己坐在一起聊天。
第二天，我来到了我工作的地方。张家口的每日二十分钟广播因为轰炸而停止，延安这里就开始试播。而我，正是他们需要的人，给他们的人作培训，润色他们的英文，并给他们帮助及建议，我很喜欢这样的工作。
毛泽东提的“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我认为是十分地道的。在那里，言论比较自由。在党的会议上，党员可以自由发表意见，鼓励党员有什么话就说什么。那个时候，我们有一个叫韩托夫的老党员，认为毛泽东的土改是错误的，认为斯大林是正确的。经常在支部会上慷慨激扬地发言。
除此之外，那里的人更是淳朴、坦荡，大家相处十分融洽。记得有一次，当时我们每个人每月发一大包木炭。有一天我发现自己的木炭没有了，他们豪爽地说：“你用我们的木炭，我们的木炭烧光了下个月再说！”任何一个人都会这么说，会这么做。
我越发觉得延安可爱。在宣化店时，我对共产党的认识有一个比较大的进展，我敬佩他们；到了延安，我越发觉得自己想成为他们中的一员。
成为美籍中共党员
在张家口的时候，我便要求加入共产党。当时，我找到聂荣臻，我对他说“我要加入共产党”。 政治部主任来找我谈话，当时就提出让我先参加党的学习会。那个时候，我写了个自传。
由于战事，这事就不了了之。到了延安，我再次提出申请。并且请了李先念和王震作为我的入党介绍人。但几个星期过去了，仍然没有音讯。直到有一天，廖承志突然告诉我，上级正在考虑我的请求。
第二天，我来到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的窑洞。他找我谈话。他告诉我，要入党必须通过两关：第一关是严密的政审；另外一关就是申请人的政治态度。
安子文接着问我：“你为什么要加入共产党？”
“我不是一个很好的革命者，我入党是希望学习，学会做一个共产党员。”我回答。
他有点木然。我自己也觉得似乎不应该这么说。但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说。我有点忧心忡忡。
但他接着说：“我们的同志在报告中对你的印象都不错。”他还告诉了一件令我吃惊的事情：“对外国同志，党中央有个特殊的规定，虽然没有明文规定，但这是确实存在的机密。那就是，外国同志入党必须获得党中央五位书记的直接批准。”我明白，五位书记指的是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和任弼时。
我在焦躁中度过了一星期左右，不知道自己能不能通过。终于有一天，廖承志告诉我，文件已经下来了，一切都没有问题，书记处一致批准我的申请，我已经成为中共的一员。
在延安农村的日子里，军民的关系是非常好的。任何人哪怕是在道路上遇见了毛泽东、朱德这样的领导人，都可以过来插话。
后来的日子里，我也常常遇到他，但是每次交流时间都很短。
但有一次我们交谈的时间比较长，我记得很清楚：那是在延安过了新年以后，毛泽东在看 《周六晚报》。他一边翻，一边看看广告，这样问我“我认为美国统治阶级是空虚的，骄傲自大”。
“我不这么认为。在美国有许多不同的派别，要看美国统治阶级的态度，我认为真正的主流是以杜鲁门、马歇尔等人为首的，倾向和谈的一派。但也有的人比较狂妄，企图征服世界、征服地球。”我回答道。
他又说：“我们大部分同志也不这么认为。”
那个时候，每个星期五的晚上，大家会一起在美军指挥办公室看美国电影。他们非常喜欢看电影，毛泽东也非常喜欢看。我们一起看劳累尔、哈代等人的影片，他们也经常问我一些关于美国的问题。
节假日的时候，大家会聚在一起打扑克牌、跳舞。毛泽东曾向我阐述他最喜欢的理论：“帝国主义者和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只有你怕他们时才可怕。”
两次入狱
1949年1月21日，作为斯特朗的朋友，李敦白受到牵连在西柏坡入狱。1953年初，斯大林去世，许多冤假错案获得平反，斯特朗间谍案也在其中。1955年4月4日，李敦白终于结束了6年的牢狱生涯。
在文革的大环境中，李敦白渐渐成了一个敢说敢做的造反派。他在天安门广场演讲，激励红卫兵捍卫毛泽东思想，很快就成了文革中的风云人物，而对这场“革命”背后的骚乱、个人权力角逐，却丝毫未有察觉，以至于后来再次入狱，长达9年之久。
文革的时候规定了“国际友人不许批评”，没有人给我提意见。但是我认为没有人批评我，我就该自我批评。我回到原来的广播局办公室，找了些新闻纸粘起来成了一张大报纸，我用大字写下标题“李敦白必须革除资产阶级优越感”。然后一条一条列下我的缺点：我过着特权生活、坐在独立的办公室里等等。
第二天，我大吃一惊。 “向李敦白同志学习！”我竟成了英雄。我受到大家的赞扬、拥护。就这样，我卷入了文化大革命。之后我觉得自己越来越“左”，越往下走，头脑越昏，越陷越深。
我两次在监狱中度过的日子一共有16年，后来有人经常问我，在监狱中是怎么挺过来的？我自己也在想，这是因为把理想挂在高高的一颗星上面，跟着这颗星走，任何力量也打不倒。不管是把我关在监狱里，还是在其他地方。我认为是自己找到了人生幸福的一个窍门。
1977年11月19日，我终于被释放出来了。整整9年8个月零1天。夫人玉琳和我的子女们也都解除了隔离。我的几个子女围在我身边，我居然都分不清谁是谁了。
回家以后，我发现了玉琳给周总理写的信的副本。我才知道这些年，玉琳一直在为我的事情奔波劳累。当时，我被放出来的时候，给我的结论是“曾犯有严重的政治错误”。我的夫人坚决要为我讨回一个公道，经过多次努力。1982年，她终于完成了心愿，公安部的结论中指明：他“对中国人民的事业是有重要贡献的”。
离开中国以后
1980年，我们离开中国，回到美国。不知道的人，以为这是我的苦难结束了，回国去养老。其实不是，我们到美国，是从一分钱开始挣起的。
刚到美国的时候，发现变化太大。最大的感觉就是没有“妈妈”。在中国，我们是国家干部，有待遇，有工资。但是到了美国，我们发现自己一无所有。当时，我们住在姐姐家里，一些朋友劝我们回到中国。但是我们拒绝了，我们也要从头开始。
那个时候，我在两所大学里教书。太太更辛苦，一个人兼三个职：在大学里面教中文、教中国烹饪，还打毛衣。每天打毛衣打到夜里一两点。一天一件，一件毛衣卖36美元。当时她的烹饪很有意思：我们拿着盆盆锅锅，又是菜，又是肉，所有的材料都得自己带，在一个中学负责成人教育，每周三到学校去上课，每次先表演4种中国菜。
当时，美国地方政府的教育局长每周都莅临检查，他很欣赏玉琳的菜。后来很多人要求增加课程，于是她周五也给大家讲烹饪。我们靠两个人挣来的钱维持生活。大约一年半以后，我们的生活慢慢有点好转。我们在纽约市租了一套房，但是当时房子条件也很差，到处是蟑螂。
回到美国的日子，虽然艰辛，我也受到了媒体的广泛关注。很多报纸、电视都报道了我。《纽约时报》整个版面报道了我在中国的生活经历。有一年，我的朋友向美国CBS著名记者迈克·华莱士推荐了我。
那天，我到华莱士的家去，我们谈天，聊我对中国的看法。当时我提出自己可以给CBS当顾问。他很不以为然，他说：“顾问？我们花了很多钱请了很多世界上的中国问题专家，我们不需要顾问。”
1981年8月，我随CBS一起到中国做节目。第一个采访地点就是南京市，正好那天晚上，我们在南京看到一个海报，市文工团在大礼堂演出。于是当天晚上，他们就决定去拍摄节目。然而，他们去的时候并没有没带上我，把我撂在宾馆里。
半小时后，他们沮丧地回来了。原来，文工团的头允许他们拍摄，但是有条件“5分钟5万美元”，而且还得是指定的镜头。
于是，我去找了文工团的指导员。我对他们说：“你知道吗，这个节目在美国，观众有5000万到8000万，国内已经开始有文工团去国外演出，说不定这个节目播出，引起国外的兴趣，会邀请你们去国外演出。”于是，他们立刻要求我请他们回来。一个钱都不要，还表示有的节目质量不高，还会加紧排练。
就这样，当天晚上，华莱士打电话给纽约CBS聘请我做顾问。
这次来南京之前，华莱士对红色中国没有好感。后来我们访问了一些解放军，他跟老市长、老政委，座谈了半天，还到部队去看了。回来的时候，他在车上对他的制片人说道：“Berry，很奇怪，这些共产党还挺可爱的！”节目很顺利，最后的主题是说现在中国致富不可耻，是光荣的。
就这样，我和华莱士建立了亲密的友谊。
1987年，我和华莱士一起来到了北京。当时他的任务只有一个：采访邓小平。我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在信中提到：第一，华莱士在美国是如此有名气；第二，华莱士向我们保证不会为难他，不会搞鬼；第三，我们认为有把握可以掌控整件事情，不会出什么差错。并托人转交给他。当时美国所有有名的记者编辑都在争取采访邓小平，最后他就挑中了华莱士的《60分钟》。
就这样，他接受了访问。可是事情并没有想像中的顺利，还是出现了一个小风波。
邓小平答应了，但是中方也有要求：第一，不能断章取义，完整的句子不能断，不能曲解他的意思；第二，要求全部都用，不能过多剪辑。但是，华莱士回到美国的时候，他的上级把这个访谈剪成了5分钟就播了，中国大使馆的人很生气。
华莱士半夜里给我打电话，犯事的编辑也给我打电话，让我们去中国大使馆跟他们谈判。不然就要将CBS驱逐出北京。我和华莱士一起到中国大使馆，最后达成协议：1、CBS把访谈全部发表完；2、组织一批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一起座谈，发挥作用。
我来到中国，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但我从来没有后悔过。我在中国找到了我最心爱的终身伴侣，她是个了不起的中国女人。这是我一生的幸福。我在中国的经历也使我受到很多教育，如果我没有来中国，也许我的人生是平淡的、无意义的。
1945年9月的一个清晨，一架飞机从黑夜中驶出，飞过世界屋脊喜马拉雅山。机舱里有一个叫Rittenberg的年轻人，他原本以为，战争已将结束，很快他就会回家。但令他没有想到的是，这一次中国之旅足足有35年之久。这个后来改名叫李敦白的美国人，在中国见证了从内战到解放，从大跃进到文革等中国历史重大时刻。
1945年，我24岁。
我没有想过要来中国。第二次大战以前，平常一个美国人不会想到去中国，美国人要是能够去法国、去英国，那是很了不起的。我也跟他们一样，曾经梦想着去法国、英国。然而，我偏偏来到了中国。
1942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初期，我应征加入陆军。就在入伍后不久，陆军当局对我做了测试，将我从野战部队里挑选出来，准备派去学日文。当时我十分惧怕，因为我深信日本会战败，而学日语就有可能常驻海外。于是我费了一番口舌让他们改派我去学中文，战争一结束，我也许就能马上回国了。可是，这一来，我就在中国呆了35年。
1945年9月，一个旭日初升的清晨，我走下飞机，感觉自己来到蓬莱仙境，我的双脚已经踏在中国这片土地上了。
留在中国
在昆明工作的日子，我很快就发现，这里的老百姓没有任何手段保护自己，很多人生活都很悲惨。在以后的日子里，我总会想起李木仙这个女孩——一个黄包车夫的女儿，也是我办的第一个案子的受害者。
她是个12岁的女孩，在自家的房子门前踢毽子，不料飞来横祸，被一辆卡车撞死了。肇事者是一名美国空军军士，他开着军用卡车借着酒的烈性想吓唬吓唬正在踢毽子的木仙，没想到把她撞死了。这名美国兵逃离现场。她的母亲受不了独生女死去这个刺激，不久就去世了。他的父亲李瑞山，通过掌管12户的甲长，再通过管理12个甲长的保长，提出索赔。
我开着吉普车去调查，又回到赔偿部，在写好的报告里，我建议给很高的赔偿。然而，我拿到的结果是：26美元。我把那个装着26美元的信封递给李，本想跟他说声抱歉。然而，他只是收下信封，鞠个躬。当天下午，他却出现在我的办公桌前，他带来一个信封，里面有六美元。
“这是干什么？”我问。
“谢谢你的帮助！”
“也给了甲长？保长？”
“是的”他回答。
我突然间明白了。在这个层层递交的过程中，每个经手的人都会从这个不幸者身上榨取一份。然而，他自己还觉得这是顺理成章的事。
我只觉得难受。
后来的日子里，我常常想起自己为什么复员的时候没有回国，我仍常常想起他和他的女儿。因为我相信，要帮助那些生活和他们一样悲惨的人，这是惟一的道路。
美国有一句话：“人生艰难，终究一死”，但我不能接受。尽管我是一个富裕家庭的独子，我的父亲是查尔斯顿著名的律师，母亲是俄罗斯移民。我仍然觉得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应该做些有价值的事情。
1940年，我在念大学的时候，就加入了美国共产党。一方面，当时它是对美国迅速卷入大战采取强烈反战立场的团体。另一方面共产党强烈主张言论自由及其各种族平等，我在这个在美国劳工运动中扎下根基的党身上，看到了匡正所有不公的希望。
在党内的两年，我组织了钢铁工人和矿工运动，我曾被伯明翰的红色特遣小组逮捕审问，在那期间，我看到了许许多多的人甘于清贫，为的是帮助他人脱离困境，我看到有人为了理想而牺牲。我渐渐地悟到了一个道理：你的一生为别人的自由幸福做贡献，那就是你的幸福。
来到中国之后，我仍然没有放弃自己的理想。在这里我同样可以实现自己的理想——帮助那些生活悲惨的人，为一个全新的社会贡献力量。
在我到达昆明后，偶然认识了几个报童。当时，我认认真真阅读每一份报纸。我每次都会买一份《新华日报》，这是共产党自己发行的报纸。有一天报童悄悄问我：“你想不想见见办这份报纸的人？”我点了点头。
就这样，我秘密地认识了两个地下党员，一个姓程、一个姓李。或许过去我也是个美国共产党员，我感觉跟他们有某种联系。我很乐意跟他们接触，但并未刻意这样，其实我并不确定将来会有什么结果。
有一天晚上，李带我去一户姓乔的人家。这位乔先生也是共产党员。他们告诉我，在延安，毛泽东在那片山区建立了根据地，延安每个星期六晚上都有舞会，从基层人员到毛主席都参加。那天晚上，延安活生生地展现在我面前。我对传说中廉洁的共产党起了很大的好奇心。
延安：可爱的地方
1945年11月底，随着战争的结束，美军即将撤离昆明，等待回美国解甲复员。而此时的李敦白已经不想回国了。他想尽办法让自己留在中国，并调赴上海的美军陆军总部工作。在上海，通过地下党的帮助，结识了宋庆龄。不久，宋给他找了份工作。
当时，我奉命到联合国救济总署在武汉的地方办事处报到，并从那里往北进入大别山区。在那里，我看到了是共产党领导人和老百姓的关系，这是令我十分感动的。在解放区宣化店，我第一次观察到救济物资堪称公平、民主分发的典范，我由此敬佩中国共产党。也就是在宣化店，我结识了周恩来。在拜访周恩来的时候，我告诉了他我的想法——想到延安去。他对我的想法大力支持，并且建议我跟着普莱丝小姐去。她是纽约一个救济组织的代表。
我和普莱丝小姐一起到北京，准备从那里搭美军军用运输机进入延安。我们向美军申请机位，但结果只有普莱丝小姐被接受。我们去求叶剑英出面，他毕竟是共产党军队的参谋总长，但是仍然被拒绝了。
当天晚上，为了安慰我，叶剑英提出让我去张家口。正如我期盼的那样，当地指挥官聂荣臻便要求我在那工作。他们正在建一个英语广播电台，缺少一个以英语为母语的人来协助他们工作。我在那工作了一段时间，但仍然想着去延安。
正当我感觉希望全破灭的时候。“送”我去延安的不是共产党，而是国民党。9月，国民党军队朝张家口逼近。聂荣臻要求我转战到延安去继续广播工作。
1946年10月19日，那是个星期六的夜晚，我终于到达了延安。
延安看上去纯粹就是窑洞，但很干净。我们走进一座长而低矮的石头房子，仍然记得他们说的每个周六晚上有舞会。房子里传出小提琴、低音提琴，好像还有一支萨克斯风的声音。有个人推开门，我看到了毛泽东画像中的真人：他穿着咖啡色的衣服，扣子扣到脖子上，和我见过的画像一模一样，我一眼就认出了他。
这周围的一切看起来都那么好——房子、音乐、氛围。正当我凝视的时候，乐队奏响，大概是狐步舞曲，毛泽东动了起来，邀请舞伴，滑向舞池。我看着毛泽东和娇小的舞伴在舞池中翩翩起舞，心里一阵兴奋。
毛泽东看到我，停了下来。有人领着我走过舞池做正式介绍。他微微一笑，握住我的手说：“欢迎美国同志来参加我们的工作。”
“我们这里只有小米加步枪，你会发现我们这里的生活很简朴。”他把带到旁边的椅子边坐下，“你的中文说得真好。如果同意，让我们找个时间，你来跟我谈，一天或者两天，谈谈美国。”
“如果真是这样，我倒是很乐意。”我说。
那一刻，我没想到自己的运气居然如此好。以前在斯坦福我一直学习他的文章，一直看报纸上他的消息，居然他就和自己坐在一起聊天。
第二天，我来到了我工作的地方。张家口的每日二十分钟广播因为轰炸而停止，延安这里就开始试播。而我，正是他们需要的人，给他们的人作培训，润色他们的英文，并给他们帮助及建议，我很喜欢这样的工作。
毛泽东提的“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我认为是十分地道的。在那里，言论比较自由。在党的会议上，党员可以自由发表意见，鼓励党员有什么话就说什么。那个时候，我们有一个叫韩托夫的老党员，认为毛泽东的土改是错误的，认为斯大林是正确的。经常在支部会上慷慨激扬地发言。
除此之外，那里的人更是淳朴、坦荡，大家相处十分融洽。记得有一次，当时我们每个人每月发一大包木炭。有一天我发现自己的木炭没有了，他们豪爽地说：“你用我们的木炭，我们的木炭烧光了下个月再说！”任何一个人都会这么说，会这么做。
我越发觉得延安可爱。在宣化店时，我对共产党的认识有一个比较大的进展，我敬佩他们；到了延安，我越发觉得自己想成为他们中的一员。
成为美籍中共党员
在张家口的时候，我便要求加入共产党。当时，我找到聂荣臻，我对他说“我要加入共产党”。 政治部主任来找我谈话，当时就提出让我先参加党的学习会。那个时候，我写了个自传。
由于战事，这事就不了了之。到了延安，我再次提出申请。并且请了李先念和王震作为我的入党介绍人。但几个星期过去了，仍然没有音讯。直到有一天，廖承志突然告诉我，上级正在考虑我的请求。
第二天，我来到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的窑洞。他找我谈话。他告诉我，要入党必须通过两关：第一关是严密的政审；另外一关就是申请人的政治态度。
安子文接着问我：“你为什么要加入共产党？”
“我不是一个很好的革命者，我入党是希望学习，学会做一个共产党员。”我回答。
他有点木然。我自己也觉得似乎不应该这么说。但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说。我有点忧心忡忡。
但他接着说：“我们的同志在报告中对你的印象都不错。”他还告诉了一件令我吃惊的事情：“对外国同志，党中央有个特殊的规定，虽然没有明文规定，但这是确实存在的机密。那就是，外国同志入党必须获得党中央五位书记的直接批准。”我明白，五位书记指的是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和任弼时。
我在焦躁中度过了一星期左右，不知道自己能不能通过。终于有一天，廖承志告诉我，文件已经下来了，一切都没有问题，书记处一致批准我的申请，我已经成为中共的一员。
在延安农村的日子里，军民的关系是非常好的。任何人哪怕是在道路上遇见了毛泽东、朱德这样的领导人，都可以过来插话。
后来的日子里，我也常常遇到他，但是每次交流时间都很短。
但有一次我们交谈的时间比较长，我记得很清楚：那是在延安过了新年以后，毛泽东在看 《周六晚报》。他一边翻，一边看看广告，这样问我“我认为美国统治阶级是空虚的，骄傲自大”。
“我不这么认为。在美国有许多不同的派别，要看美国统治阶级的态度，我认为真正的主流是以杜鲁门、马歇尔等人为首的，倾向和谈的一派。但也有的人比较狂妄，企图征服世界、征服地球。”我回答道。
他又说：“我们大部分同志也不这么认为。”
那个时候，每个星期五的晚上，大家会一起在美军指挥办公室看美国电影。他们非常喜欢看电影，毛泽东也非常喜欢看。我们一起看劳累尔、哈代等人的影片，他们也经常问我一些关于美国的问题。
节假日的时候，大家会聚在一起打扑克牌、跳舞。毛泽东曾向我阐述他最喜欢的理论：“帝国主义者和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只有你怕他们时才可怕。”
两次入狱
1949年1月21日，作为斯特朗的朋友，李敦白受到牵连在西柏坡入狱。1953年初，斯大林去世，许多冤假错案获得平反，斯特朗间谍案也在其中。1955年4月4日，李敦白终于结束了6年的牢狱生涯。
在文革的大环境中，李敦白渐渐成了一个敢说敢做的造反派。他在天安门广场演讲，激励红卫兵捍卫毛泽东思想，很快就成了文革中的风云人物，而对这场“革命”背后的骚乱、个人权力角逐，却丝毫未有察觉，以至于后来再次入狱，长达9年之久。
文革的时候规定了“国际友人不许批评”，没有人给我提意见。但是我认为没有人批评我，我就该自我批评。我回到原来的广播局办公室，找了些新闻纸粘起来成了一张大报纸，我用大字写下标题“李敦白必须革除资产阶级优越感”。然后一条一条列下我的缺点：我过着特权生活、坐在独立的办公室里等等。
第二天，我大吃一惊。 “向李敦白同志学习！”我竟成了英雄。我受到大家的赞扬、拥护。就这样，我卷入了文化大革命。之后我觉得自己越来越“左”，越往下走，头脑越昏，越陷越深。
我两次在监狱中度过的日子一共有16年，后来有人经常问我，在监狱中是怎么挺过来的？我自己也在想，这是因为把理想挂在高高的一颗星上面，跟着这颗星走，任何力量也打不倒。不管是把我关在监狱里，还是在其他地方。我认为是自己找到了人生幸福的一个窍门。
1977年11月19日，我终于被释放出来了。整整9年8个月零1天。夫人玉琳和我的子女们也都解除了隔离。我的几个子女围在我身边，我居然都分不清谁是谁了。
回家以后，我发现了玉琳给周总理写的信的副本。我才知道这些年，玉琳一直在为我的事情奔波劳累。当时，我被放出来的时候，给我的结论是“曾犯有严重的政治错误”。我的夫人坚决要为我讨回一个公道，经过多次努力。1982年，她终于完成了心愿，公安部的结论中指明：他“对中国人民的事业是有重要贡献的”。
离开中国以后
1980年，我们离开中国，回到美国。不知道的人，以为这是我的苦难结束了，回国去养老。其实不是，我们到美国，是从一分钱开始挣起的。
刚到美国的时候，发现变化太大。最大的感觉就是没有“妈妈”。在中国，我们是国家干部，有待遇，有工资。但是到了美国，我们发现自己一无所有。当时，我们住在姐姐家里，一些朋友劝我们回到中国。但是我们拒绝了，我们也要从头开始。
那个时候，我在两所大学里教书。太太更辛苦，一个人兼三个职：在大学里面教中文、教中国烹饪，还打毛衣。每天打毛衣打到夜里一两点。一天一件，一件毛衣卖36美元。当时她的烹饪很有意思：我们拿着盆盆锅锅，又是菜，又是肉，所有的材料都得自己带，在一个中学负责成人教育，每周三到学校去上课，每次先表演4种中国菜。
当时，美国地方政府的教育局长每周都莅临检查，他很欣赏玉琳的菜。后来很多人要求增加课程，于是她周五也给大家讲烹饪。我们靠两个人挣来的钱维持生活。大约一年半以后，我们的生活慢慢有点好转。我们在纽约市租了一套房，但是当时房子条件也很差，到处是蟑螂。
回到美国的日子，虽然艰辛，我也受到了媒体的广泛关注。很多报纸、电视都报道了我。《纽约时报》整个版面报道了我在中国的生活经历。有一年，我的朋友向美国CBS著名记者迈克·华莱士推荐了我。
那天，我到华莱士的家去，我们谈天，聊我对中国的看法。当时我提出自己可以给CBS当顾问。他很不以为然，他说：“顾问？我们花了很多钱请了很多世界上的中国问题专家，我们不需要顾问。”
1981年8月，我随CBS一起到中国做节目。第一个采访地点就是南京市，正好那天晚上，我们在南京看到一个海报，市文工团在大礼堂演出。于是当天晚上，他们就决定去拍摄节目。然而，他们去的时候并没有没带上我，把我撂在宾馆里。
半小时后，他们沮丧地回来了。原来，文工团的头允许他们拍摄，但是有条件“5分钟5万美元”，而且还得是指定的镜头。
于是，我去找了文工团的指导员。我对他们说：“你知道吗，这个节目在美国，观众有5000万到8000万，国内已经开始有文工团去国外演出，说不定这个节目播出，引起国外的兴趣，会邀请你们去国外演出。”于是，他们立刻要求我请他们回来。一个钱都不要，还表示有的节目质量不高，还会加紧排练。
就这样，当天晚上，华莱士打电话给纽约CBS聘请我做顾问。
这次来南京之前，华莱士对红色中国没有好感。后来我们访问了一些解放军，他跟老市长、老政委，座谈了半天，还到部队去看了。回来的时候，他在车上对他的制片人说道：“Berry，很奇怪，这些共产党还挺可爱的！”节目很顺利，最后的主题是说现在中国致富不可耻，是光荣的。
就这样，我和华莱士建立了亲密的友谊。
1987年，我和华莱士一起来到了北京。当时他的任务只有一个：采访邓小平。我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在信中提到：第一，华莱士在美国是如此有名气；第二，华莱士向我们保证不会为难他，不会搞鬼；第三，我们认为有把握可以掌控整件事情，不会出什么差错。并托人转交给他。当时美国所有有名的记者编辑都在争取采访邓小平，最后他就挑中了华莱士的《60分钟》。
就这样，他接受了访问。可是事情并没有想像中的顺利，还是出现了一个小风波。
邓小平答应了，但是中方也有要求：第一，不能断章取义，完整的句子不能断，不能曲解他的意思；第二，要求全部都用，不能过多剪辑。但是，华莱士回到美国的时候，他的上级把这个访谈剪成了5分钟就播了，中国大使馆的人很生气。
华莱士半夜里给我打电话，犯事的编辑也给我打电话，让我们去中国大使馆跟他们谈判。不然就要将CBS驱逐出北京。我和华莱士一起到中国大使馆，最后达成协议：1、CBS把访谈全部发表完；2、组织一批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一起座谈，发挥作用。
我来到中国，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但我从来没有后悔过。我在中国找到了我最心爱的终身伴侣，她是个了不起的中国女人。这是我一生的幸福。我在中国的经历也使我受到很多教育，如果我没有来中国，也许我的人生是平淡的、无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