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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中共早期著名的红色理财专家毛泽民入选“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在《人民日报》发布的公告上,毛泽民的入党时间是1921年年底。而2005年6月1日,在《人民日报》《永远的丰碑》栏目,毛泽民的入党时间却是1922年10月。这究竟是笔误?还是另有说法?
尘封60多年的党龄之谜
1921年春天,毛泽民跟着兄长毛泽东走出了韶山冲,准备干一番利国利民的大事业。
这年夏天,在乌云密布的中华大地,炸响了革命的惊雷,中国共产党诞生了!
6月下旬,毛泽东、何叔衡代表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赴上海参加中共一大。8月中旬,他们回到长沙,积极贯彻党的一大精神,发展党员,发动工人运动,开始建党初期的准备工作。
毛泽民究竟是什么时间入党的?长期以来,中共党史界根据有关史料认定,毛泽民是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这不仅反映在诸多党史人物大辞典中,而且出现在各种党史资料中。唯有曾与毛泽民共同生活战斗了14个春秋的革命老人钱希均,不止一次提到“泽民同志是1921年入党的”。直到2004年夏天,尘封在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的毛泽民档案卷宗被打开,沉寂了60多年的党龄之谜,才有了最终的结论。
1939年6月,根据党中央的安排,毛泽民赴苏联学习治病。6月12日,他为共产国际干部部撰写了《个人简历》,其中写道:
原因家贫,从小7岁至10岁,读过4年蒙馆教学,到25岁时,又读过半年成年补习学校,后插入高小二年级半年,即因当时受党分配工作而停学。从1921年起,即由陈子博同志介绍在湖南长沙入党(所谓劳动组合书记部),即参加学生和工人运动。1922年即由党分配湖南自修大学担任会计庶务等工作半年,又调江西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任总经理约两年……证明人:毛泽东、周恩来、林伯渠、邓发四同志。
毛泽民生于1896年。他“25岁时”,即为1921年。这年春节后,他便跟着大哥毛泽东来到省城长沙,在一师附小当庶务,同时半工半读。年底,由陈子博介绍,毛泽民在长沙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走上职业革命家的道路。
毛泽民所提到的4位证明人:毛泽东、周恩来、林伯渠、邓发,依次是他革命生涯四个阶段的直接领导人。在参加革命工作,加入共产党,投入工农运动,即毛泽民革命生涯的早期阶段,证明人是他的大哥毛泽东。当然,证明他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也应该是毛泽东。
中共六大党章规定:“凡承认共产国际和本党党纲及党章,加入党的组织之一,在其中积极工作,服从共产国际和本党一切决议案且经常缴纳党费者,均得为本党党员。”毛泽民在括号中注明了他所加入的组织之名称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
在毛泽民的莫斯科档案中,包括他在苏联的通行证件、批文、鉴定材料等,只要涉及到他的党龄问题的,只有一个明确的年份——1921年。共产国际干部部开具的一份鉴定材料中清晰地记录着:“毛泽民,毛泽东同志之弟,1896年出生于中国湖南省。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由此可见,毛泽民在“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个事实,是得到共产国际承认的。
毛泽东参加中共一大回到湖南后,为了积极慎重地发展党的组织,于当年9月,利用船山学社的社址和经费,创办了湖南自修大学。这所自修大学附设的补习学校,实际是中共湖南党组织创办的第一所党校。毛泽东、何叔衡、易礼容、夏明翰等中共早期党员,都是补习学校的第一期学员。毛泽民也是补习学校第一期学员。
10月10日,中共湖南支部正式成立,毛泽东被选为书记,何叔衡、易礼容、陈子博等为支部委员。到年底,中共湖南支部已有20多名党员。正是这时,毛泽民成为其中的一员。他很快停止了学业,开始职业革命家的战斗生涯。
1922年初,湖南党组织派毛泽民到自修大学任会计襄务,同时兼职省学联庶务。当时,自修大学的开办费只有船山学社每月400元的社务经费,而省学联的活动经费也同样非常有限。毛泽民处处精打细算,点点滴滴节省开支,力求把为数不多的经费使用得当。他甚至派亲友回韶山,动用家产来贴补自修大学活动经费之不足。
中共二大召开后,中共湘区委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遵照党的二大制定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将争取工人政治自由、改良经济生活、参与产业管理、享受补习教育等4项原则,作为湖南工人阶级共同的斗争目标,并发动全省各行各业的工人举行罢工,成立工会和工人俱乐部。
受中共湘区委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的派遣,毛泽民前往长沙笔业工人工会任秘书。他和工会骨干一起,领导长沙笔业工人积极开展斗争,建立起工会纠察队和宣传组、工作组、生产组等办事机构。
11月14日,毛泽民带领300多名笔业工人,手持小旗,高呼口号,前往省议会和长沙县署进行请愿斗争,提出增加工资,改发银洋,改善伙食,不准私自开除工人等6项条件,并发表宣言。但遭到反动当局和资方的无理拒绝,工会决定立即举行罢工斗争。
罢工期间,毛泽民带领工人代表同资本家谈判。他还根据中共湘区委的指示,发动工人互济互助,妥善解决了工人在罢工期间的吃饭问题。
长沙笔业工会罢工,得到中共湘区委书记毛泽东的大力支持。毛泽东邀集粤汉路及各行业12个工会的代表在船山学社开会,发动大家支援笔业工会。粤汉路总工会、长沙工会和泥木、理发、人力车等工会纷纷致函,质问笔业店主。罢工坚持了40多天。12月23日,店主答应工人的要求,罢工取得胜利。
毛泽东派他去安源
毛泽东一直关注着安源的工人运动,1922年,决定派中共湘区委委员易礼容和毛泽民等党员去安源,加强对经济斗争的领导。
1923年2月7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个股份制经济实体——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在安源老后街正式开业。工人消费合作社成立初期,由易礼容任总经理。一个月后,易礼容被中共湘区委调到水口山,总经理一职便由毛泽民代理。
同年8月,工人俱乐部进行换届选举,毛泽民被最高代表会任命为工人消费合作社总经理。
办好消费合作社是安源工人与资本家进行经济斗争的重要手段之一。路矿工人俱乐部拨来1万元作为活动经费。为弥补资金不足的困难,工人俱乐部最高代表会议决定,在俱乐部部员中招股。尽管工人们的家庭生活都很困难,他们仍然响应俱乐部的号召,踊跃认购股票。很快,消费合作社就筹集到7800余元股金,连同俱乐部拨来的活动经费,共计1.7万余元。消费合作社用自行设计的股票作为凭证,发给每一位认股者。正是这一举措,迈出了中国共产党探索金融事业的第一步。
在安源工人运动纪念馆里,收藏着一张当年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的股票。股票的正面印有总经理毛泽民的名字,而认股者的姓名、股金数额和认股日期都是用毛笔填写的。1994年,这张红色股票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在韶山时,毛泽民管过“小家”,到长沙后,又逐步管理起“大家”来,但毕竟规模不大,人员也不多,资金最多不过数百元。而现在,工人消费合作社总资金超过万元,涉及到上万工人股东的切身利益。如何管理好、用好这些钱,使股金发挥最大的效益,让入社的工人群众切实得到实惠,一连串的问题摆在毛泽民的面前。
在消费合作社成立之前,矿工每月从资方领到的工钱不是现金而是矿票,即只能在矿区内使用的代金券,还必须到矿局或资本家操纵的银铺去兑换现钱,或在他们控制的商号购买东西。经过层层盘剥,一元矿票的实际价值起码要缩水两成以上。为了帮助社员解决兑换矿票的难题,消费合作社下设兑换股,凡是参加合作社的工人,都可以持矿票在兑换股兑换现钱,一元矿票兑一元现洋。兑换股成立仅半个月,就把安源街上大大小小的银铺挤垮了。
为了办好合作社,毛泽民经常到工人和家属中进行调查,根据群众的需要,派人去长沙、汉口等地采购物美价廉的生活用品,由株萍铁路职工顺车捎回。这样一来,工人消费合作社的物价比当地市场至少便宜三成以上。毛泽民还想办法从浙江、广东搞来食盐,从其他地方采购豌豆、蚕豆等小杂粮,充实合作社的货源。每次合作社来了紧俏货,毛泽民就当起“货郎”,挑着担子,给住在边远山坳的工人送去。
毛泽民还经常在合作社站柜台,热情为工人群众服务。一次,工人袁品高到消费合作社买东西,望着琳琅满目的货架,他发呆了。他寻摸了半天,决定买一双“洋袜子”,再买一双胶鞋。可是,他低头看了看自己沾满泥浆的那双脚,又有些不好意思。袁品高的这个细微举动让毛泽民看在眼里。毛泽民连忙从里屋端出一盆热水,让他先洗了脚,又亲手帮他穿上袜子和胶鞋。袁品高心里乐开了花,穿着新鞋、新袜,在地上使劲跺了几下脚。
工人消费合作社的迅速发展,使资本家、包工头开办的大小商店感到威胁。他们纷纷联手,企图挤垮合作社。一些投机商人也乘机从合作社套购货物,转手渔利。毛泽民很快发现了问题,果断决定凭证购货。合作社特制了万余枚记名购物木牌,发给社员。合作社同时规定:兑换现钱必须凭购物牌,每人每天只能兑换一次,每次最多兑换一元,每月不得超过l0次。这些措施有效地保护了合作社的营业秩序和矿工群众的利益。
随着合作社的资金不断雄厚,毛泽民又将合作事业进一步扩充和完善,增设了若干个合作分社,还购置了多台缝纫机,开办了缝纫实习工厂和服装店,订做各类服装。管理人员和营业人员也由最初的20多人增加到近40人。
为了充实合作社的周转资金,在毛泽民的建议下,工人俱乐部提出,“在兑换股设储蓄部,提倡工人储蓄,实行发放合作社纸币一万元”等措施。工人消费合作社发行的铜元票和纸币,虽然流通范围仅局限于安源路矿的数万名工人和家属,却是中国共产党革命斗争史上最早的货币,是党领导金融事业的最初尝试。
当时,安源工人俱乐部一直是全党活动经费的少数几个储备点之一,经常为其他地方的工人斗争提供有力的经济援助。当年在中央局工作的罗章龙,曾在《关于安源工人运动和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片断史实》一文中回忆说:
1923年党的三大以后,我担任中央局秘书兼会计,经管全党活动经费。当时,除共产国际定期拨给一部分经费外,党的活动经费的主要储备点,在北方是全国铁总,在南方是安源。安源在取得罢工胜利后,积累了比较雄厚的工会基金,除自己举办了颇具规模的工人消费合作社和工人教育事业外,常给各地提供经费援助。
跟着毛泽东在韶山发动农运
1925年初,毛泽民跟随毛泽东回家乡发动农运,在以往的中共党史资料中几乎没有记载。然而在毛泽民的《个人简历》中,却记录下一段鲜为人知的史实:
参加革命后——从1921年起,将家庭抛弃,自己重行入学,至1924年因自己与泽东同志均因大病后,均得到党的批准回家乡养病,则利用家庭的余产,作了约5个月的农民运动及发展党的工作,发动了湘宁等三县的广大农民运动,成为1927年湖南农运的基石之一。
1924年初秋,长期超负荷工作的毛泽民,身体状况愈来愈差,不幸又患上急性阑尾炎。直到剧痛难忍,高烧不退,他才不得不住进长沙湘雅医院。当医生为他进行手术时,他的阑尾已经化脓穿孔,以致手术后伤口始终不能彻底愈合。中共湘区委决定,让毛泽民暂时离开安源在长沙休养一段时间。
自1923年4月离开长沙去上海在党中央工作的毛泽东,也因长期过度操劳,患上神经衰弱症。党中央同意他回湖南休养。毛泽东和杨开慧带着毛岸英、毛岸青两个幼子回到长沙。在毛泽东回长沙养病的一个多月里,毛泽民也在休息。他们兄弟难得有机会促膝长谈。毛泽东兴致盎然地畅谈了自己对中国革命走向的看法,阐述了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中所处的地位。
1925年春节过后,毛泽民就随毛泽东全家一起乘船回韶山。这时,农村的旧历年还没有过完,又是农闲时节,他们一到韶山便四处串门,看望了不少乡亲,和他们一起聊天,唱山歌。要说唱山歌,毛泽民可是一把好手,不仅声音高亢,嗓门也特别大。其中一些山歌是毛泽东新近写的歌词,一曲“金花籽,开红花”唱遍了整个韶山冲。
毛泽东、毛泽民兄弟接触最多的是刚从安源路矿回来的共产党员毛福轩,还有毛泽东的小学同学钟志申、李氏族校的小学教员李耿侯,庞氏族校的小学教员庞叔侃、穷郎中毛新枚等,以及湘乡县唐家■外祖父家的表兄弟们。
毛泽东在家乡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对乡亲们进行启蒙教育。当时的湖南省长赵恒惕为了装门面,在全省推行《湖南省宪法》,提倡所谓的“平民教育”。毛泽东则借推行“平民教育”为由,通过毛泽民、杨开慧,以及庞叔侃、柳季刚、李耿侯等进步知识分子,先后在毛氏宗祠、毛震公祠、李氏祠堂、庞氏祠堂等处,利用原有的族校,创办了20多所农民夜校。这些学校分布在韶山冲、如意亭、清溪寺及邻近韶山的湘乡凤音、城前铺等处。他们通过教乡亲们识字、学珠算,宣传三民主义,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育。
毛泽东经常来夜校查看。他要求毛泽民和杨开慧,讲课一定要通俗易懂,让乡亲们能够接受。这年3月,韶山第一个农民协会秘密成立了。不久,秘密农会发展到20多个。
随后,毛泽东兄弟,在毛福轩、贺尔康、庞叔侃等人的陪同下,早出晚归,走遍了山冲,进行广泛的社会调查。他们除了走访贫苦农民、亲戚朋友、进步知识分子外,还走访了一些殷实人家和开明士绅。
经过几个月的培养和考验,毛泽东、毛泽民和毛福轩先后介绍毛新枚、李耿侯、钟志申、庞叔侃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7月初,毛泽东从韶山回到长沙,与毛泽民会合。他们兄弟结伴,一起前往安源。当时五卅惨案激起全国各地的工人阶级愤怒,安源工人俱乐部领导所属1.3万工人举行了大罢工和游行声援活动。工人俱乐部还发动大家开展募捐活动,支援上海工人的罢工斗争。
根据毛泽东的安排,毛泽民留在安源,继续领导工人消费合作社的工作。毛泽东则匆匆地返回了韶山冲。
与毛泽东一起“逃往”广州
毛泽东为什么急匆匆地返回韶山?
这年夏天,韶山近两个月滴雨未降,稻田龟裂,青黄不接。土豪劣绅乘机囤积居奇,抬高谷价,稻谷由原来的每升60文猛涨到160文。成胥生、何乔八等大地主还企图将谷米运往湘潭等地,牟取暴利。
毛泽东与毛泽民领导韶山农民成立雪耻会,开展平粜斗争,激怒了当地土豪劣绅。当时,韶山和安源同属军阀赵恒惕管辖的地盘。在毛泽东遭赵恒惕通缉的同时,毛泽民也遭到通缉。中共湘区委决定调毛泽民和萧劲光去广州。
在日后,回忆这次回乡发动农民运动的经历时,毛泽东、毛泽民兄弟分别用了“逃往广州”、“逃往广东”一语。
在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毛泽东自传》一书中写着:“……赵省长派兵来抓我,我逃往广州。”
毛泽民在莫斯科撰写的《个人简历》中也写道:“……同时,均被通缉,因而与泽东同志逃往广东。”
因毛泽东、毛泽民和萧劲光都要去广州,时任中共湘区委书记易礼容在文化书社的楼上摆了一桌饭,为他们3人饯行。
不久,毛泽民和萧劲光北上武汉,经上海,走水路去了广州。他们离开安源不久,安源工人俱乐部就遭到军阀血洗,发生了“九月惨案”。
9月上旬,毛泽东同准备到农民运动讲习所第五期学习的庞叔侃、周振岳离开长沙,路经衡阳、郴州等地到韶关,而后转乘火车去广州。
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第五届讲习班于9月14日开课。毛泽民到广州后,即担任本届农讲班总支书记。当时的广东虽然是国共合作,但中共党员的身份及党的工作并不公开。毛泽民的公开身份是农讲所学员兼甲班班长。
然而,本届讲习班开课仅37天,毛泽民便接到党中央的电令,要他立即结束学习,前往中国最大的都市——上海。毛泽民又踏上征程,走向更新、更广阔的天地……
尘封60多年的党龄之谜
1921年春天,毛泽民跟着兄长毛泽东走出了韶山冲,准备干一番利国利民的大事业。
这年夏天,在乌云密布的中华大地,炸响了革命的惊雷,中国共产党诞生了!
6月下旬,毛泽东、何叔衡代表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赴上海参加中共一大。8月中旬,他们回到长沙,积极贯彻党的一大精神,发展党员,发动工人运动,开始建党初期的准备工作。
毛泽民究竟是什么时间入党的?长期以来,中共党史界根据有关史料认定,毛泽民是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这不仅反映在诸多党史人物大辞典中,而且出现在各种党史资料中。唯有曾与毛泽民共同生活战斗了14个春秋的革命老人钱希均,不止一次提到“泽民同志是1921年入党的”。直到2004年夏天,尘封在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的毛泽民档案卷宗被打开,沉寂了60多年的党龄之谜,才有了最终的结论。
1939年6月,根据党中央的安排,毛泽民赴苏联学习治病。6月12日,他为共产国际干部部撰写了《个人简历》,其中写道:
原因家贫,从小7岁至10岁,读过4年蒙馆教学,到25岁时,又读过半年成年补习学校,后插入高小二年级半年,即因当时受党分配工作而停学。从1921年起,即由陈子博同志介绍在湖南长沙入党(所谓劳动组合书记部),即参加学生和工人运动。1922年即由党分配湖南自修大学担任会计庶务等工作半年,又调江西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任总经理约两年……证明人:毛泽东、周恩来、林伯渠、邓发四同志。
毛泽民生于1896年。他“25岁时”,即为1921年。这年春节后,他便跟着大哥毛泽东来到省城长沙,在一师附小当庶务,同时半工半读。年底,由陈子博介绍,毛泽民在长沙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走上职业革命家的道路。
毛泽民所提到的4位证明人:毛泽东、周恩来、林伯渠、邓发,依次是他革命生涯四个阶段的直接领导人。在参加革命工作,加入共产党,投入工农运动,即毛泽民革命生涯的早期阶段,证明人是他的大哥毛泽东。当然,证明他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也应该是毛泽东。
中共六大党章规定:“凡承认共产国际和本党党纲及党章,加入党的组织之一,在其中积极工作,服从共产国际和本党一切决议案且经常缴纳党费者,均得为本党党员。”毛泽民在括号中注明了他所加入的组织之名称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
在毛泽民的莫斯科档案中,包括他在苏联的通行证件、批文、鉴定材料等,只要涉及到他的党龄问题的,只有一个明确的年份——1921年。共产国际干部部开具的一份鉴定材料中清晰地记录着:“毛泽民,毛泽东同志之弟,1896年出生于中国湖南省。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由此可见,毛泽民在“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个事实,是得到共产国际承认的。
毛泽东参加中共一大回到湖南后,为了积极慎重地发展党的组织,于当年9月,利用船山学社的社址和经费,创办了湖南自修大学。这所自修大学附设的补习学校,实际是中共湖南党组织创办的第一所党校。毛泽东、何叔衡、易礼容、夏明翰等中共早期党员,都是补习学校的第一期学员。毛泽民也是补习学校第一期学员。
10月10日,中共湖南支部正式成立,毛泽东被选为书记,何叔衡、易礼容、陈子博等为支部委员。到年底,中共湖南支部已有20多名党员。正是这时,毛泽民成为其中的一员。他很快停止了学业,开始职业革命家的战斗生涯。
1922年初,湖南党组织派毛泽民到自修大学任会计襄务,同时兼职省学联庶务。当时,自修大学的开办费只有船山学社每月400元的社务经费,而省学联的活动经费也同样非常有限。毛泽民处处精打细算,点点滴滴节省开支,力求把为数不多的经费使用得当。他甚至派亲友回韶山,动用家产来贴补自修大学活动经费之不足。
中共二大召开后,中共湘区委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遵照党的二大制定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将争取工人政治自由、改良经济生活、参与产业管理、享受补习教育等4项原则,作为湖南工人阶级共同的斗争目标,并发动全省各行各业的工人举行罢工,成立工会和工人俱乐部。
受中共湘区委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的派遣,毛泽民前往长沙笔业工人工会任秘书。他和工会骨干一起,领导长沙笔业工人积极开展斗争,建立起工会纠察队和宣传组、工作组、生产组等办事机构。
11月14日,毛泽民带领300多名笔业工人,手持小旗,高呼口号,前往省议会和长沙县署进行请愿斗争,提出增加工资,改发银洋,改善伙食,不准私自开除工人等6项条件,并发表宣言。但遭到反动当局和资方的无理拒绝,工会决定立即举行罢工斗争。
罢工期间,毛泽民带领工人代表同资本家谈判。他还根据中共湘区委的指示,发动工人互济互助,妥善解决了工人在罢工期间的吃饭问题。
长沙笔业工会罢工,得到中共湘区委书记毛泽东的大力支持。毛泽东邀集粤汉路及各行业12个工会的代表在船山学社开会,发动大家支援笔业工会。粤汉路总工会、长沙工会和泥木、理发、人力车等工会纷纷致函,质问笔业店主。罢工坚持了40多天。12月23日,店主答应工人的要求,罢工取得胜利。
毛泽东派他去安源
毛泽东一直关注着安源的工人运动,1922年,决定派中共湘区委委员易礼容和毛泽民等党员去安源,加强对经济斗争的领导。
1923年2月7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个股份制经济实体——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在安源老后街正式开业。工人消费合作社成立初期,由易礼容任总经理。一个月后,易礼容被中共湘区委调到水口山,总经理一职便由毛泽民代理。
同年8月,工人俱乐部进行换届选举,毛泽民被最高代表会任命为工人消费合作社总经理。
办好消费合作社是安源工人与资本家进行经济斗争的重要手段之一。路矿工人俱乐部拨来1万元作为活动经费。为弥补资金不足的困难,工人俱乐部最高代表会议决定,在俱乐部部员中招股。尽管工人们的家庭生活都很困难,他们仍然响应俱乐部的号召,踊跃认购股票。很快,消费合作社就筹集到7800余元股金,连同俱乐部拨来的活动经费,共计1.7万余元。消费合作社用自行设计的股票作为凭证,发给每一位认股者。正是这一举措,迈出了中国共产党探索金融事业的第一步。
在安源工人运动纪念馆里,收藏着一张当年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的股票。股票的正面印有总经理毛泽民的名字,而认股者的姓名、股金数额和认股日期都是用毛笔填写的。1994年,这张红色股票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在韶山时,毛泽民管过“小家”,到长沙后,又逐步管理起“大家”来,但毕竟规模不大,人员也不多,资金最多不过数百元。而现在,工人消费合作社总资金超过万元,涉及到上万工人股东的切身利益。如何管理好、用好这些钱,使股金发挥最大的效益,让入社的工人群众切实得到实惠,一连串的问题摆在毛泽民的面前。
在消费合作社成立之前,矿工每月从资方领到的工钱不是现金而是矿票,即只能在矿区内使用的代金券,还必须到矿局或资本家操纵的银铺去兑换现钱,或在他们控制的商号购买东西。经过层层盘剥,一元矿票的实际价值起码要缩水两成以上。为了帮助社员解决兑换矿票的难题,消费合作社下设兑换股,凡是参加合作社的工人,都可以持矿票在兑换股兑换现钱,一元矿票兑一元现洋。兑换股成立仅半个月,就把安源街上大大小小的银铺挤垮了。
为了办好合作社,毛泽民经常到工人和家属中进行调查,根据群众的需要,派人去长沙、汉口等地采购物美价廉的生活用品,由株萍铁路职工顺车捎回。这样一来,工人消费合作社的物价比当地市场至少便宜三成以上。毛泽民还想办法从浙江、广东搞来食盐,从其他地方采购豌豆、蚕豆等小杂粮,充实合作社的货源。每次合作社来了紧俏货,毛泽民就当起“货郎”,挑着担子,给住在边远山坳的工人送去。
毛泽民还经常在合作社站柜台,热情为工人群众服务。一次,工人袁品高到消费合作社买东西,望着琳琅满目的货架,他发呆了。他寻摸了半天,决定买一双“洋袜子”,再买一双胶鞋。可是,他低头看了看自己沾满泥浆的那双脚,又有些不好意思。袁品高的这个细微举动让毛泽民看在眼里。毛泽民连忙从里屋端出一盆热水,让他先洗了脚,又亲手帮他穿上袜子和胶鞋。袁品高心里乐开了花,穿着新鞋、新袜,在地上使劲跺了几下脚。
工人消费合作社的迅速发展,使资本家、包工头开办的大小商店感到威胁。他们纷纷联手,企图挤垮合作社。一些投机商人也乘机从合作社套购货物,转手渔利。毛泽民很快发现了问题,果断决定凭证购货。合作社特制了万余枚记名购物木牌,发给社员。合作社同时规定:兑换现钱必须凭购物牌,每人每天只能兑换一次,每次最多兑换一元,每月不得超过l0次。这些措施有效地保护了合作社的营业秩序和矿工群众的利益。
随着合作社的资金不断雄厚,毛泽民又将合作事业进一步扩充和完善,增设了若干个合作分社,还购置了多台缝纫机,开办了缝纫实习工厂和服装店,订做各类服装。管理人员和营业人员也由最初的20多人增加到近40人。
为了充实合作社的周转资金,在毛泽民的建议下,工人俱乐部提出,“在兑换股设储蓄部,提倡工人储蓄,实行发放合作社纸币一万元”等措施。工人消费合作社发行的铜元票和纸币,虽然流通范围仅局限于安源路矿的数万名工人和家属,却是中国共产党革命斗争史上最早的货币,是党领导金融事业的最初尝试。
当时,安源工人俱乐部一直是全党活动经费的少数几个储备点之一,经常为其他地方的工人斗争提供有力的经济援助。当年在中央局工作的罗章龙,曾在《关于安源工人运动和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片断史实》一文中回忆说:
1923年党的三大以后,我担任中央局秘书兼会计,经管全党活动经费。当时,除共产国际定期拨给一部分经费外,党的活动经费的主要储备点,在北方是全国铁总,在南方是安源。安源在取得罢工胜利后,积累了比较雄厚的工会基金,除自己举办了颇具规模的工人消费合作社和工人教育事业外,常给各地提供经费援助。
跟着毛泽东在韶山发动农运
1925年初,毛泽民跟随毛泽东回家乡发动农运,在以往的中共党史资料中几乎没有记载。然而在毛泽民的《个人简历》中,却记录下一段鲜为人知的史实:
参加革命后——从1921年起,将家庭抛弃,自己重行入学,至1924年因自己与泽东同志均因大病后,均得到党的批准回家乡养病,则利用家庭的余产,作了约5个月的农民运动及发展党的工作,发动了湘宁等三县的广大农民运动,成为1927年湖南农运的基石之一。
1924年初秋,长期超负荷工作的毛泽民,身体状况愈来愈差,不幸又患上急性阑尾炎。直到剧痛难忍,高烧不退,他才不得不住进长沙湘雅医院。当医生为他进行手术时,他的阑尾已经化脓穿孔,以致手术后伤口始终不能彻底愈合。中共湘区委决定,让毛泽民暂时离开安源在长沙休养一段时间。
自1923年4月离开长沙去上海在党中央工作的毛泽东,也因长期过度操劳,患上神经衰弱症。党中央同意他回湖南休养。毛泽东和杨开慧带着毛岸英、毛岸青两个幼子回到长沙。在毛泽东回长沙养病的一个多月里,毛泽民也在休息。他们兄弟难得有机会促膝长谈。毛泽东兴致盎然地畅谈了自己对中国革命走向的看法,阐述了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中所处的地位。
1925年春节过后,毛泽民就随毛泽东全家一起乘船回韶山。这时,农村的旧历年还没有过完,又是农闲时节,他们一到韶山便四处串门,看望了不少乡亲,和他们一起聊天,唱山歌。要说唱山歌,毛泽民可是一把好手,不仅声音高亢,嗓门也特别大。其中一些山歌是毛泽东新近写的歌词,一曲“金花籽,开红花”唱遍了整个韶山冲。
毛泽东、毛泽民兄弟接触最多的是刚从安源路矿回来的共产党员毛福轩,还有毛泽东的小学同学钟志申、李氏族校的小学教员李耿侯,庞氏族校的小学教员庞叔侃、穷郎中毛新枚等,以及湘乡县唐家■外祖父家的表兄弟们。
毛泽东在家乡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对乡亲们进行启蒙教育。当时的湖南省长赵恒惕为了装门面,在全省推行《湖南省宪法》,提倡所谓的“平民教育”。毛泽东则借推行“平民教育”为由,通过毛泽民、杨开慧,以及庞叔侃、柳季刚、李耿侯等进步知识分子,先后在毛氏宗祠、毛震公祠、李氏祠堂、庞氏祠堂等处,利用原有的族校,创办了20多所农民夜校。这些学校分布在韶山冲、如意亭、清溪寺及邻近韶山的湘乡凤音、城前铺等处。他们通过教乡亲们识字、学珠算,宣传三民主义,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育。
毛泽东经常来夜校查看。他要求毛泽民和杨开慧,讲课一定要通俗易懂,让乡亲们能够接受。这年3月,韶山第一个农民协会秘密成立了。不久,秘密农会发展到20多个。
随后,毛泽东兄弟,在毛福轩、贺尔康、庞叔侃等人的陪同下,早出晚归,走遍了山冲,进行广泛的社会调查。他们除了走访贫苦农民、亲戚朋友、进步知识分子外,还走访了一些殷实人家和开明士绅。
经过几个月的培养和考验,毛泽东、毛泽民和毛福轩先后介绍毛新枚、李耿侯、钟志申、庞叔侃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7月初,毛泽东从韶山回到长沙,与毛泽民会合。他们兄弟结伴,一起前往安源。当时五卅惨案激起全国各地的工人阶级愤怒,安源工人俱乐部领导所属1.3万工人举行了大罢工和游行声援活动。工人俱乐部还发动大家开展募捐活动,支援上海工人的罢工斗争。
根据毛泽东的安排,毛泽民留在安源,继续领导工人消费合作社的工作。毛泽东则匆匆地返回了韶山冲。
与毛泽东一起“逃往”广州
毛泽东为什么急匆匆地返回韶山?
这年夏天,韶山近两个月滴雨未降,稻田龟裂,青黄不接。土豪劣绅乘机囤积居奇,抬高谷价,稻谷由原来的每升60文猛涨到160文。成胥生、何乔八等大地主还企图将谷米运往湘潭等地,牟取暴利。
毛泽东与毛泽民领导韶山农民成立雪耻会,开展平粜斗争,激怒了当地土豪劣绅。当时,韶山和安源同属军阀赵恒惕管辖的地盘。在毛泽东遭赵恒惕通缉的同时,毛泽民也遭到通缉。中共湘区委决定调毛泽民和萧劲光去广州。
在日后,回忆这次回乡发动农民运动的经历时,毛泽东、毛泽民兄弟分别用了“逃往广州”、“逃往广东”一语。
在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毛泽东自传》一书中写着:“……赵省长派兵来抓我,我逃往广州。”
毛泽民在莫斯科撰写的《个人简历》中也写道:“……同时,均被通缉,因而与泽东同志逃往广东。”
因毛泽东、毛泽民和萧劲光都要去广州,时任中共湘区委书记易礼容在文化书社的楼上摆了一桌饭,为他们3人饯行。
不久,毛泽民和萧劲光北上武汉,经上海,走水路去了广州。他们离开安源不久,安源工人俱乐部就遭到军阀血洗,发生了“九月惨案”。
9月上旬,毛泽东同准备到农民运动讲习所第五期学习的庞叔侃、周振岳离开长沙,路经衡阳、郴州等地到韶关,而后转乘火车去广州。
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第五届讲习班于9月14日开课。毛泽民到广州后,即担任本届农讲班总支书记。当时的广东虽然是国共合作,但中共党员的身份及党的工作并不公开。毛泽民的公开身份是农讲所学员兼甲班班长。
然而,本届讲习班开课仅37天,毛泽民便接到党中央的电令,要他立即结束学习,前往中国最大的都市——上海。毛泽民又踏上征程,走向更新、更广阔的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