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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职责何在?其要有二：一是纠正某些政策的方向，二是切实地“放权让利”，激活社会的活力
这一阵，最吸引人注意的话题之一当属“工资”。6月6日晚，富士康科技集团宣布，再度上调标准薪资，这是6月份以来富士康第二次大幅度提高基层员工薪酬水平。这一动作发生在富士康多人“连跳”之后，让人心情复杂。
与此前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所长苏海南说，中国已经具备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条件。他还具体讲道：“如果年均工资增长15％以上，五年左右就可以翻一番”。尽管他说的是“如果”，但鉴于苏海南的身份，这句话仍让全体国人激动了起来。
事情不是这么简单。工资为劳动力的价格，它由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决定。政府如果强力干预，可能会导致劳动力市场的扭曲。因此，国民收入倍增需要小心行事。
“国民收入倍增”的概念来自于日本上世纪60年代出台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1961～1970年度)》。既然借用人家的概念，不妨看看人家具体是怎么做的，或许会大受裨益。
日本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是个系统工程：
第一，充实社会资本，通过扩充生活环境、文教、交通等社会公共设施，丰富国民生活内容。在基础设施建设上，当下的中国比当年的日本一定有过之无不及，只不过做法有所不同，日本是通过充实社会资本实现，而中国主要依靠政府投资。政府直接投入，尽管效率很高，但浪费也无可避免。更重要的是它会扰乱要素市场，人为压低要素价格，这其中包括土地、环境、能源，也包括劳工标准。
第二，引导产业结构走向现代化，推进日本产业结构向生产率更高的产业转移。尽管我国喊产业升级也有多年，然而，粗放的模式仍然主导着我们的生产习惯。现在又有股新风，为产业升级，到处都搞资本密集型产业，看着机器设备多，就以为是产业升级了。其实这反而增加了对资本的回报，而降低了对劳动的回报。真正的产业升级需要以技术革新为支撑，这方面我们显然乏善可陈。
第三，促进贸易和国际合作，降低税率。在减税方面，日本从1961年开始，每年在个人收入调节税和企业税上共减税1000亿日元，同时降低利息、扶植公债和公司债的债券市场。反观我国，对培育中产阶层有益的提高个税起征点的做法迟迟未见施行，而中小企业也承担着过重的税率。这些都消减了社会活力。
第四，培训人才和振兴科学技术。为此，日本制定了大量人力资源培养方案：结合工业布局需要，增设工科大学，大力加强以“工业高中”为中心的产业工人队伍建设；鼓励企业进行在职教育。我国刚发布了《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和《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不可谓对人才不重视，但在方向上却有待商榷。简言之，对高等教育人才重视有余，对技术型人才和产业工人队伍建设重视不足，从而造成人才结构失衡和人力资源浪费。
第五，缓和双重结构和确保社会稳定。具体措施包括：增加从事农业者的收入，推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适当运用财政金融政策对各阶层收入结构进行调节等。这些方面，我国都有所推进，但仍需大胆突破。比如，户籍制使进城务工者不能同等享受当地市民的公共福利，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也无法全国流动。
两相对比可以发现，中国版收入倍增计划，从政府职责来说，并不是要求政府去增加行政干预的手段，那样的结果可能反而助长收入分配的失衡，因为普通百姓在政策决策过程中缺乏话语权。在机制不健全的背景下，已有人担心：收入倍增，倍增的是谁的收入?甚至有人预测，先倍增的可能是公务员，舆情所向，可见—斑。
那么，政府的职责何在?其要有二：一是纠正某些政策的方向，二是切实地“放权让利”，激活社会的活力。
这一阵，最吸引人注意的话题之一当属“工资”。6月6日晚，富士康科技集团宣布，再度上调标准薪资，这是6月份以来富士康第二次大幅度提高基层员工薪酬水平。这一动作发生在富士康多人“连跳”之后，让人心情复杂。
与此前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所长苏海南说，中国已经具备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条件。他还具体讲道：“如果年均工资增长15％以上，五年左右就可以翻一番”。尽管他说的是“如果”，但鉴于苏海南的身份，这句话仍让全体国人激动了起来。
事情不是这么简单。工资为劳动力的价格，它由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决定。政府如果强力干预，可能会导致劳动力市场的扭曲。因此，国民收入倍增需要小心行事。
“国民收入倍增”的概念来自于日本上世纪60年代出台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1961～1970年度)》。既然借用人家的概念，不妨看看人家具体是怎么做的，或许会大受裨益。
日本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是个系统工程：
第一，充实社会资本，通过扩充生活环境、文教、交通等社会公共设施，丰富国民生活内容。在基础设施建设上，当下的中国比当年的日本一定有过之无不及，只不过做法有所不同，日本是通过充实社会资本实现，而中国主要依靠政府投资。政府直接投入，尽管效率很高，但浪费也无可避免。更重要的是它会扰乱要素市场，人为压低要素价格，这其中包括土地、环境、能源，也包括劳工标准。
第二，引导产业结构走向现代化，推进日本产业结构向生产率更高的产业转移。尽管我国喊产业升级也有多年，然而，粗放的模式仍然主导着我们的生产习惯。现在又有股新风，为产业升级，到处都搞资本密集型产业，看着机器设备多，就以为是产业升级了。其实这反而增加了对资本的回报，而降低了对劳动的回报。真正的产业升级需要以技术革新为支撑，这方面我们显然乏善可陈。
第三，促进贸易和国际合作，降低税率。在减税方面，日本从1961年开始，每年在个人收入调节税和企业税上共减税1000亿日元，同时降低利息、扶植公债和公司债的债券市场。反观我国，对培育中产阶层有益的提高个税起征点的做法迟迟未见施行，而中小企业也承担着过重的税率。这些都消减了社会活力。
第四，培训人才和振兴科学技术。为此，日本制定了大量人力资源培养方案：结合工业布局需要，增设工科大学，大力加强以“工业高中”为中心的产业工人队伍建设；鼓励企业进行在职教育。我国刚发布了《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和《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不可谓对人才不重视，但在方向上却有待商榷。简言之，对高等教育人才重视有余，对技术型人才和产业工人队伍建设重视不足，从而造成人才结构失衡和人力资源浪费。
第五，缓和双重结构和确保社会稳定。具体措施包括：增加从事农业者的收入，推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适当运用财政金融政策对各阶层收入结构进行调节等。这些方面，我国都有所推进，但仍需大胆突破。比如，户籍制使进城务工者不能同等享受当地市民的公共福利，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也无法全国流动。
两相对比可以发现，中国版收入倍增计划，从政府职责来说，并不是要求政府去增加行政干预的手段，那样的结果可能反而助长收入分配的失衡，因为普通百姓在政策决策过程中缺乏话语权。在机制不健全的背景下，已有人担心：收入倍增，倍增的是谁的收入?甚至有人预测，先倍增的可能是公务员，舆情所向，可见—斑。
那么，政府的职责何在?其要有二：一是纠正某些政策的方向，二是切实地“放权让利”，激活社会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