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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我国新公司法首次以法律形式明确规定公司司法解散的情形，对维护投资者权益，尤其对中小股东权利保护具有重要意义。但由于该条规定过于笼统，导致操作起来困难重重，争议颇多。为此，本文在对公司司法解散制度进行价值及其法理分析的基础上，并通过对国外公司司法解散制度的比较研究，总结出可资借鉴的经验，进而针对我国现行公司法183条所存在的缺陷，提出了具体的完善措施。
关键词：公司司法解散公司僵局 公司法
公司解散是以消灭公司的法人资格为目的而终止公司的业务活动且对公司财务进行清算的行为。依解散事由的不同，公司解散一般有自愿解散、行政解散与司法解散三种情况。其中，公司的司法解散。广义上是指在公司出现僵局或其他问题，经相关当事人申请，由法院判决公司解散。狭义上是指当公司内部发生股东之间的纠纷，在采用其他的处理手段尚不能平息矛盾，赋予少数股东请求司法机关介入以终止投资合同，解散企业恢复各方权利，最终使基于共同投资所产生的社会冲突得以解决的可选择的一种救济方式。新公司法第183条明确规定：“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解散公司。”这是我国第一次以法律形式明确规定公司司法解散的情形。新规定有利于及时终结处于高危状态的公司资产，减少了投资风险，避免股东在公司陷入僵局之时无法自拔。尤其对中小股东权利保护不失为一条必要的救济渠道，也是我国改进公司制度的一大体现。欣喜之余，我们不得不正视由于该条规定过于笼统，引发了司法实践中操作起来困难重重，争议颇多等问题。
一、公司司法解散制度的价值及其法理分析
在一个国家的公司法律体系中，确立公司的司法解散制度，具有重大的制度价值。一是解决公司僵局、维护股东利益的有效途径。在公司实务中，经常存在公司经营管理严重困难、财务状况恶化的情况，虽然公司没有达到破产的界限，但继续维持会使股东利益受到更大损失，或者因股东之间分歧严重，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又不能作出公司解散清算的决议，在此情形下，赋予股东请求法院解散公司的权利，有利于解决公司僵局，维护投资人的利益。二是防范、化解社会矛盾的有力措施。如果公司形成僵局又不及时予以化解，则矛盾冲突将会波及错综复杂的各种法律关系的主体，对社会来讲，这是一种潜在的严重的不安定因素。从社会学角度看，运用司法手段化解公司僵局，其目的是使基于股东共同投资所产生的社会冲突得以解决。三是市场经济“经济民主”的需要。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一般不应参与调解、裁决公司股东之间的纷争。这类纠纷往往涉及公司的运行与管理，涉及财产的占有与经济利益的分配，冲突各方大都以谋求公平为己方的奋斗目标。因此，须司法机关经特定程序加以解决。否则经济民主将无从谈起。事实上，在任何法治国家，司法都是化解利益冲突的最终途径，是解决社会争端的最后一道屏障。四是完善公司法律制度的需要，公司作为一种聚合社会资本的经营方式，不但应该有形成机制，也应该规定一定的退出机制，从而形成一套完整的公司制度。而当公司经营出现僵局时，依法赋予公司的股东通过申请司法解散的方法来摆脱困境也是一种必要的救济手段。
从法理上分析，股东解散公司之诉的基础主要是关系合同(relationcontracts)和合理期待(reasonable ex，oectations)的损失。所谓关系合同是指长期存续、各方接触频繁、其利益需求因外界情形变化而随时调整的合同，如婚姻、雇佣及特许权等合同。关系合同理论主张，只要缔结这种关系，就不能期待一次缔结，终身受用。而必须应时而变，使合同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处于一种开放式的修正状态中。公司章程究其性质而言理应属于关系合同。而公司是以章程这一契约化载体为中介而形成的股东之间、股东与公司之间以及公司与政府之间的契约，对于该契约的全面、实际履行，每一位股东均有期待的权利和利益。公司陷入僵局，股东应有的参加公司决策和管理的权利以及获得股利等权益之期待落空。因此，应当赋予其请求救济以至申请司法解散公司的权利。在公司法理论中，该理论又称为公司股东的合理期待落空理论。
二、公司司法解散制度的比较考察
美国《示范公司法》(修订本)第14章规定了有权申请司法解散公司的情况：(一)如果发现公司通过欺骗或隐瞒重大事实而注册成立，或公司经营业务超越法律允许范围或滥用法律所赋予的权利等不法行为，各州检察长可以公诉人身份起诉，要求法庭勒令公司解散并将公司执照吊销。(二)如果能证实董事在经营公司事务时陷于僵局，股东没有能力打破这一僵局，并且不可补救的损害正威胁着公司或公司正遭受着这一损害，或者正因为这一僵局，公司的业务或事务不能再像通常那样为股东有利地经营：董事们或者那些支配着公司的人们的行为方式曾经是、正在是或将来是非法的、压制性的、欺诈的：在投票力量上股东们陷入僵局，他们在至少两次年会的会期内不能选出任期已满的董事的继任者：公司的资产正在被滥用或浪费等情况，公司股东可以起诉。请求法庭勒令公司解散。(三)如果能证实债权人的债权请求已为判决所确认但其执行未能如愿，债权人可以起诉，请求法庭勒令公司解散。
《日本商法典》第406条规定：假如公司在业务执行中遇到显著困难，已经产生难以挽回的损失或者有产生损失之虞，以及管理或者处分公司财产显著失当，危及公司的存续，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持有全部股东表决权数1/10以上的股东请求法院判决公司解散。此外，在有权代表公司的人连续不断地实施犯罪等行为时，为了维护公共利益，法务大臣、股东、公司债权人及其他利害关系人请求法院命令公司解散。
德国《有限责任公司法》第61条规定：如果公司所追求之目的不可能达到，或者存在由公司其他情况决定的应予解散的重大理由时，公司可以通过法院判决而解散：解散之诉针对公司提出，并且只能由其股份限价至少达到基本资本1/10的股东提出。德国的《股份公司法》中没有规定股东提起司法解散公司的权利。对股份公司而言，只有公司所在地的州最高行政机构，在股份公司因其行政管理人员违法而危及公共利益，并且其监事会和股东大会又没有罢免这些人员的职务的情况下，可以申请法院通过判决解散该公司。
综合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国家的代表性立法例，不难发现，两大法系国家对公司的司法解散制度的设置都持谨慎态度，因此，在通过司法途径解决公司僵局的实际操作过程 中，务必遵循一定的原则和严格的程序，以充分体现公司法律制度所确立的交易效益和实质正义的价值趋向。
就公司僵局的司法救济所应遵循的原则而言，归纳起来主要有：(一)自力救济优先原则：在公司僵局形成后，首先要由当事人自行协商，给予股东对僵局所持意见的充分考虑和协商：如果协商不成则可以通过向股东及非股东转让股份的方式解决僵局；(二)利益平衡原则；解散公司对僵局来说是最彻底的解决方案，但对那些经营状况良好或正处于上升阶段的公司，因为其内部决策和管理机制的暂时失灵即终止其存在，成本显然较高，是对资源的浪费；因此，在处理解散公司之诉时，要采取审慎态度，尽可能在保护个别股东利益与保护其他股东和公司利益之间取得平衡点，寻求一种公平、公正的解决方式，即必须穷尽其他手段(如由其他股东收购其股份)还不能解决时，才能诉请解散公司：(三)限制股东诉讼解散公司的原则：如果只要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就允许股东提起解散公司的诉讼，一方面可能导致股东为了达到其他目的而滥用该权利，如以此作为与公司讨价还价的手段：另一方面，判决解散公司往往会不合理地对僵局的一派有利而牺牲了另一派的利益：因此。在满足一定条件的情况下才可请求法院解散公司：(四)司法分类介入原则；对违反法定或约定义务造成的公司僵局纠纷，司法完全干预，体现国家公权力对公平这一法律终极目标的维护：对纯粹商业意见分歧造成的公司僵局纠纷，司法谨慎介入，符合社会对司法权功能的定位：对基于公司运营以外的其他因素导致的公司僵局纠纷，若纠纷导致当事人缔结关系的基础已经发生不可逆转的变化，法官则应当在自由心证的基础上考虑同意一方股东的退出请求或解散公司。
就公司解散的诉讼程序而言，具有不同于股东直接诉讼和股东派生诉讼的特殊性。(一)适用范围。通过比较各相关立法例，一般认为适用公司司法解散的事由主要有：公司经营遇到障碍或者公司遭受重大损害：公司资产正在被滥用或浪费：压制性、欺诈性等不公平行为的发生：公司法人人格被用于不正当目的等。(二)立案的标准。对该类纠纷的立案审查应当把握以下几个形式要件：1，纠纷发生于封闭性公司内部，主要是有限责任公司、不上市发行股票的股份有限公司，带有封闭性特征的股份合作制公司，中外合资、合作企业等：2，公司股东所占股份或股权相当，已形成表决僵局，公司股东会或董事会无法召集或作出多数决定：3，因公司僵局致使公司或股东就其民法、公司法实体或程序性权益请求司法救济。(三)诉讼主体资格的确定。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国家对公司解散诉讼的原告资格确定是不同的，总体而言，前者所确定的原告范围较后者宽。一般认为，原告应该是提起诉讼的股东，且必须达到一定持股数量的股东，以防止其滥用诉权：被告应是不同意解散公司的其他股东，被解散的公司不能列为被告，应列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尽管有人认为公司解散之诉的被告应为公司，但现实中出现了身为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大股东请求法院解散公司的案件，在此情形下，若以公司作为被告显然不妥。(四)举证责任的分配。用举证责任的分配。对当事人诉讼的成败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如何证明被告符合适用公司僵局的要件上，原、被告的举证能力显然极不对等。由原告负举证责任，则比较苛刻，僵局诉讼制度将形同虚设：若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又可能导致个别股东对公司僵局诉讼制度的滥用。为此，应考虑采用表见证明规则，其具体要求为：原告需提供证据证明涉诉公司的登记以及自己遭受的损失，并提供初步证据证明被告存在滥用权利的行为，证明程度为足以使法官产生合理怀疑，而后，提供证据的责任转移到被告方，由被告提供证据最终证明自己与涉诉公司之间的关系是正当的或者自己的行为与原告的损失没有因果关系。但在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或者不当行为处于真伪不明状态时，仍应判决原告败诉。
三、我国公司司法解散的制度缺陷
新公司法第183条对公司司法解散过于原则的规定，引发了诸多争议，在实践中导致了立案难、审理难等现象的产生。归纳起来，该条规定存在的缺陷主要有：
(一)前置程序设置不明确。为防止恶意诉讼，公司司法解散制度中应设置股东提起解散公司之诉的前置程序，即必须存在股东在起诉前曾以内部救济方式向董事会、股东大会提出纠正错误决议的要求遭到拒绝，或者转让股权受到阻碍的客观事实。新公司法183条中“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之规定，显然是作为公司司法解散的前置条件而设定的，但引发的问题是：该规定应作为起诉受理的前置条件还是司法判决的前置条件?且“其他途径”具体包括哪些具体方式?
(二)诉讼主体的地位未明确。新公司法183条明确规定了原告的资格，但是公司以及其他股东在诉讼中应当分别处于什么地位?作为诉讼当事人的被告如何确定，应该是其他股东还是公司本身?没有明确规定。
(三)解散的判断标准不具体。新公司法183条规定“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被认为是公司司法解散的一个判断标准。由此引发的问题是：何谓经营管理发生困难?发生严重困难或股东僵持达到多长时间方符合解散条件?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是一种现实性还是可能性?等。
(四)管辖法院不明确。新公司法183条没有对解散公司之诉的管辖法院作出明确规定。由此引发的问题是：适用地域管辖还是级别管辖?还是两者兼用?
(五)解决问题不彻底。新公司法183条仅仅规定在符合公司解散条件的情况下，法院可以作出解散公司的判决。由此引发的问题是：在实践中，仅仅判决公司解散很难彻底解决公司僵局问题。因为公司的解散并不必然导致公司法人人格的消灭，还必须通过清算才能使公司法人人格归于消灭。
四、我国公司司法解散的完善措施
针对上述缺陷，尚需理论界和实务界的深入、细致的探讨加以丰富与完善。
(一)应明确司法解散的前置程序。新公司法183条规定的“其他途径”过于抽象，作为公司司法解散的前置程序，在现实的立法和司法解释中应采取自力救济优先原则，股东应穷尽一切方式后仍未打破公司僵局时才可选择诉讼的手段，如要由当事人自行协商，通过设置诸如“经过连续的两次股东会”等程序性要求来给予股东对僵持意见的充分考虑和协商时间，如果协商不成则可以通过内部和外部转让股份的方式解决僵局等。
(二)应明确司法解散之诉的被告资格。有些西方国家规定公司解散之诉的被告是公司，但现实挑战了这一看法，在实践中出现了大股东起诉要求解散公司的案件，而同时大股东又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我国，多数人认为应将公司和其他股东列为共同被告：也有人认为解散公司之权在股东，公司无需列为被告：还有人认为应将公司列为第一被告，其他股东作为被告或者第三人较好。㈣笔者认为，被告应是不同意解散公司的其他股东，被解散的公司不应列为被告，而是应列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
(三)应明确司法解散的判断标准。新公司法183条所指的“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其含义应包括公司权力运行发生困难及公司的对外经营活动发生困难两方面。此外，对界定经营管理发生困难还可以进行一些列举式的规定，如连续两年未召开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公司的经理无法正常行使权力达到两年或三年，并且由此给公司造成了一定的损失或应得利益的重大损失。“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中“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存续时间”应该限定在2至3年为宜。
(四)应明确解散公司的管辖法院。确定解散公司之诉管辖范围便于当事人诉讼和法院审判，并最大限度地保护当事人的利益。基于此，公司解散案件的地域管辖应是公司所在地的法院。级别管辖中管辖级别不宜太高，不能按当事人要求收回出资的数额确定级别管辖的法院，因为当事人的出资数额一般比较大，如按此数额确定级别管辖的法院，会使大量案件涌到中院和高院。因此，一般应由公司注册登记机关的同级人民法院管辖。
(五)法院应一并裁决公司解散和清算。由于股东之间的尖锐矛盾和公司管理机构的瘫痪，如果对清算问题听任当事人自行安排，势必又是一场漫长的争讼，徒增当事人更多的诉讼成本，并极有可能发生公司财产的流失，损及债权人的利益，由此引发的社会矛盾将无休无止。因此，如裁定公司解散的，法院应对其法律后果(清算问题一并作出裁决，才能彻底解决公司僵局问题。
(作者单位：安徽农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
关键词：公司司法解散公司僵局 公司法
公司解散是以消灭公司的法人资格为目的而终止公司的业务活动且对公司财务进行清算的行为。依解散事由的不同，公司解散一般有自愿解散、行政解散与司法解散三种情况。其中，公司的司法解散。广义上是指在公司出现僵局或其他问题，经相关当事人申请，由法院判决公司解散。狭义上是指当公司内部发生股东之间的纠纷，在采用其他的处理手段尚不能平息矛盾，赋予少数股东请求司法机关介入以终止投资合同，解散企业恢复各方权利，最终使基于共同投资所产生的社会冲突得以解决的可选择的一种救济方式。新公司法第183条明确规定：“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解散公司。”这是我国第一次以法律形式明确规定公司司法解散的情形。新规定有利于及时终结处于高危状态的公司资产，减少了投资风险，避免股东在公司陷入僵局之时无法自拔。尤其对中小股东权利保护不失为一条必要的救济渠道，也是我国改进公司制度的一大体现。欣喜之余，我们不得不正视由于该条规定过于笼统，引发了司法实践中操作起来困难重重，争议颇多等问题。
一、公司司法解散制度的价值及其法理分析
在一个国家的公司法律体系中，确立公司的司法解散制度，具有重大的制度价值。一是解决公司僵局、维护股东利益的有效途径。在公司实务中，经常存在公司经营管理严重困难、财务状况恶化的情况，虽然公司没有达到破产的界限，但继续维持会使股东利益受到更大损失，或者因股东之间分歧严重，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又不能作出公司解散清算的决议，在此情形下，赋予股东请求法院解散公司的权利，有利于解决公司僵局，维护投资人的利益。二是防范、化解社会矛盾的有力措施。如果公司形成僵局又不及时予以化解，则矛盾冲突将会波及错综复杂的各种法律关系的主体，对社会来讲，这是一种潜在的严重的不安定因素。从社会学角度看，运用司法手段化解公司僵局，其目的是使基于股东共同投资所产生的社会冲突得以解决。三是市场经济“经济民主”的需要。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一般不应参与调解、裁决公司股东之间的纷争。这类纠纷往往涉及公司的运行与管理，涉及财产的占有与经济利益的分配，冲突各方大都以谋求公平为己方的奋斗目标。因此，须司法机关经特定程序加以解决。否则经济民主将无从谈起。事实上，在任何法治国家，司法都是化解利益冲突的最终途径，是解决社会争端的最后一道屏障。四是完善公司法律制度的需要，公司作为一种聚合社会资本的经营方式，不但应该有形成机制，也应该规定一定的退出机制，从而形成一套完整的公司制度。而当公司经营出现僵局时，依法赋予公司的股东通过申请司法解散的方法来摆脱困境也是一种必要的救济手段。
从法理上分析，股东解散公司之诉的基础主要是关系合同(relationcontracts)和合理期待(reasonable ex，oectations)的损失。所谓关系合同是指长期存续、各方接触频繁、其利益需求因外界情形变化而随时调整的合同，如婚姻、雇佣及特许权等合同。关系合同理论主张，只要缔结这种关系，就不能期待一次缔结，终身受用。而必须应时而变，使合同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处于一种开放式的修正状态中。公司章程究其性质而言理应属于关系合同。而公司是以章程这一契约化载体为中介而形成的股东之间、股东与公司之间以及公司与政府之间的契约，对于该契约的全面、实际履行，每一位股东均有期待的权利和利益。公司陷入僵局，股东应有的参加公司决策和管理的权利以及获得股利等权益之期待落空。因此，应当赋予其请求救济以至申请司法解散公司的权利。在公司法理论中，该理论又称为公司股东的合理期待落空理论。
二、公司司法解散制度的比较考察
美国《示范公司法》(修订本)第14章规定了有权申请司法解散公司的情况：(一)如果发现公司通过欺骗或隐瞒重大事实而注册成立，或公司经营业务超越法律允许范围或滥用法律所赋予的权利等不法行为，各州检察长可以公诉人身份起诉，要求法庭勒令公司解散并将公司执照吊销。(二)如果能证实董事在经营公司事务时陷于僵局，股东没有能力打破这一僵局，并且不可补救的损害正威胁着公司或公司正遭受着这一损害，或者正因为这一僵局，公司的业务或事务不能再像通常那样为股东有利地经营：董事们或者那些支配着公司的人们的行为方式曾经是、正在是或将来是非法的、压制性的、欺诈的：在投票力量上股东们陷入僵局，他们在至少两次年会的会期内不能选出任期已满的董事的继任者：公司的资产正在被滥用或浪费等情况，公司股东可以起诉。请求法庭勒令公司解散。(三)如果能证实债权人的债权请求已为判决所确认但其执行未能如愿，债权人可以起诉，请求法庭勒令公司解散。
《日本商法典》第406条规定：假如公司在业务执行中遇到显著困难，已经产生难以挽回的损失或者有产生损失之虞，以及管理或者处分公司财产显著失当，危及公司的存续，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持有全部股东表决权数1/10以上的股东请求法院判决公司解散。此外，在有权代表公司的人连续不断地实施犯罪等行为时，为了维护公共利益，法务大臣、股东、公司债权人及其他利害关系人请求法院命令公司解散。
德国《有限责任公司法》第61条规定：如果公司所追求之目的不可能达到，或者存在由公司其他情况决定的应予解散的重大理由时，公司可以通过法院判决而解散：解散之诉针对公司提出，并且只能由其股份限价至少达到基本资本1/10的股东提出。德国的《股份公司法》中没有规定股东提起司法解散公司的权利。对股份公司而言，只有公司所在地的州最高行政机构，在股份公司因其行政管理人员违法而危及公共利益，并且其监事会和股东大会又没有罢免这些人员的职务的情况下，可以申请法院通过判决解散该公司。
综合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国家的代表性立法例，不难发现，两大法系国家对公司的司法解散制度的设置都持谨慎态度，因此，在通过司法途径解决公司僵局的实际操作过程 中，务必遵循一定的原则和严格的程序，以充分体现公司法律制度所确立的交易效益和实质正义的价值趋向。
就公司僵局的司法救济所应遵循的原则而言，归纳起来主要有：(一)自力救济优先原则：在公司僵局形成后，首先要由当事人自行协商，给予股东对僵局所持意见的充分考虑和协商：如果协商不成则可以通过向股东及非股东转让股份的方式解决僵局；(二)利益平衡原则；解散公司对僵局来说是最彻底的解决方案，但对那些经营状况良好或正处于上升阶段的公司，因为其内部决策和管理机制的暂时失灵即终止其存在，成本显然较高，是对资源的浪费；因此，在处理解散公司之诉时，要采取审慎态度，尽可能在保护个别股东利益与保护其他股东和公司利益之间取得平衡点，寻求一种公平、公正的解决方式，即必须穷尽其他手段(如由其他股东收购其股份)还不能解决时，才能诉请解散公司：(三)限制股东诉讼解散公司的原则：如果只要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就允许股东提起解散公司的诉讼，一方面可能导致股东为了达到其他目的而滥用该权利，如以此作为与公司讨价还价的手段：另一方面，判决解散公司往往会不合理地对僵局的一派有利而牺牲了另一派的利益：因此。在满足一定条件的情况下才可请求法院解散公司：(四)司法分类介入原则；对违反法定或约定义务造成的公司僵局纠纷，司法完全干预，体现国家公权力对公平这一法律终极目标的维护：对纯粹商业意见分歧造成的公司僵局纠纷，司法谨慎介入，符合社会对司法权功能的定位：对基于公司运营以外的其他因素导致的公司僵局纠纷，若纠纷导致当事人缔结关系的基础已经发生不可逆转的变化，法官则应当在自由心证的基础上考虑同意一方股东的退出请求或解散公司。
就公司解散的诉讼程序而言，具有不同于股东直接诉讼和股东派生诉讼的特殊性。(一)适用范围。通过比较各相关立法例，一般认为适用公司司法解散的事由主要有：公司经营遇到障碍或者公司遭受重大损害：公司资产正在被滥用或浪费：压制性、欺诈性等不公平行为的发生：公司法人人格被用于不正当目的等。(二)立案的标准。对该类纠纷的立案审查应当把握以下几个形式要件：1，纠纷发生于封闭性公司内部，主要是有限责任公司、不上市发行股票的股份有限公司，带有封闭性特征的股份合作制公司，中外合资、合作企业等：2，公司股东所占股份或股权相当，已形成表决僵局，公司股东会或董事会无法召集或作出多数决定：3，因公司僵局致使公司或股东就其民法、公司法实体或程序性权益请求司法救济。(三)诉讼主体资格的确定。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国家对公司解散诉讼的原告资格确定是不同的，总体而言，前者所确定的原告范围较后者宽。一般认为，原告应该是提起诉讼的股东，且必须达到一定持股数量的股东，以防止其滥用诉权：被告应是不同意解散公司的其他股东，被解散的公司不能列为被告，应列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尽管有人认为公司解散之诉的被告应为公司，但现实中出现了身为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大股东请求法院解散公司的案件，在此情形下，若以公司作为被告显然不妥。(四)举证责任的分配。用举证责任的分配。对当事人诉讼的成败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如何证明被告符合适用公司僵局的要件上，原、被告的举证能力显然极不对等。由原告负举证责任，则比较苛刻，僵局诉讼制度将形同虚设：若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又可能导致个别股东对公司僵局诉讼制度的滥用。为此，应考虑采用表见证明规则，其具体要求为：原告需提供证据证明涉诉公司的登记以及自己遭受的损失，并提供初步证据证明被告存在滥用权利的行为，证明程度为足以使法官产生合理怀疑，而后，提供证据的责任转移到被告方，由被告提供证据最终证明自己与涉诉公司之间的关系是正当的或者自己的行为与原告的损失没有因果关系。但在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或者不当行为处于真伪不明状态时，仍应判决原告败诉。
三、我国公司司法解散的制度缺陷
新公司法第183条对公司司法解散过于原则的规定，引发了诸多争议，在实践中导致了立案难、审理难等现象的产生。归纳起来，该条规定存在的缺陷主要有：
(一)前置程序设置不明确。为防止恶意诉讼，公司司法解散制度中应设置股东提起解散公司之诉的前置程序，即必须存在股东在起诉前曾以内部救济方式向董事会、股东大会提出纠正错误决议的要求遭到拒绝，或者转让股权受到阻碍的客观事实。新公司法183条中“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之规定，显然是作为公司司法解散的前置条件而设定的，但引发的问题是：该规定应作为起诉受理的前置条件还是司法判决的前置条件?且“其他途径”具体包括哪些具体方式?
(二)诉讼主体的地位未明确。新公司法183条明确规定了原告的资格，但是公司以及其他股东在诉讼中应当分别处于什么地位?作为诉讼当事人的被告如何确定，应该是其他股东还是公司本身?没有明确规定。
(三)解散的判断标准不具体。新公司法183条规定“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被认为是公司司法解散的一个判断标准。由此引发的问题是：何谓经营管理发生困难?发生严重困难或股东僵持达到多长时间方符合解散条件?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是一种现实性还是可能性?等。
(四)管辖法院不明确。新公司法183条没有对解散公司之诉的管辖法院作出明确规定。由此引发的问题是：适用地域管辖还是级别管辖?还是两者兼用?
(五)解决问题不彻底。新公司法183条仅仅规定在符合公司解散条件的情况下，法院可以作出解散公司的判决。由此引发的问题是：在实践中，仅仅判决公司解散很难彻底解决公司僵局问题。因为公司的解散并不必然导致公司法人人格的消灭，还必须通过清算才能使公司法人人格归于消灭。
四、我国公司司法解散的完善措施
针对上述缺陷，尚需理论界和实务界的深入、细致的探讨加以丰富与完善。
(一)应明确司法解散的前置程序。新公司法183条规定的“其他途径”过于抽象，作为公司司法解散的前置程序，在现实的立法和司法解释中应采取自力救济优先原则，股东应穷尽一切方式后仍未打破公司僵局时才可选择诉讼的手段，如要由当事人自行协商，通过设置诸如“经过连续的两次股东会”等程序性要求来给予股东对僵持意见的充分考虑和协商时间，如果协商不成则可以通过内部和外部转让股份的方式解决僵局等。
(二)应明确司法解散之诉的被告资格。有些西方国家规定公司解散之诉的被告是公司，但现实挑战了这一看法，在实践中出现了大股东起诉要求解散公司的案件，而同时大股东又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我国，多数人认为应将公司和其他股东列为共同被告：也有人认为解散公司之权在股东，公司无需列为被告：还有人认为应将公司列为第一被告，其他股东作为被告或者第三人较好。㈣笔者认为，被告应是不同意解散公司的其他股东，被解散的公司不应列为被告，而是应列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
(三)应明确司法解散的判断标准。新公司法183条所指的“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其含义应包括公司权力运行发生困难及公司的对外经营活动发生困难两方面。此外，对界定经营管理发生困难还可以进行一些列举式的规定，如连续两年未召开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公司的经理无法正常行使权力达到两年或三年，并且由此给公司造成了一定的损失或应得利益的重大损失。“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中“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存续时间”应该限定在2至3年为宜。
(四)应明确解散公司的管辖法院。确定解散公司之诉管辖范围便于当事人诉讼和法院审判，并最大限度地保护当事人的利益。基于此，公司解散案件的地域管辖应是公司所在地的法院。级别管辖中管辖级别不宜太高，不能按当事人要求收回出资的数额确定级别管辖的法院，因为当事人的出资数额一般比较大，如按此数额确定级别管辖的法院，会使大量案件涌到中院和高院。因此，一般应由公司注册登记机关的同级人民法院管辖。
(五)法院应一并裁决公司解散和清算。由于股东之间的尖锐矛盾和公司管理机构的瘫痪，如果对清算问题听任当事人自行安排，势必又是一场漫长的争讼，徒增当事人更多的诉讼成本，并极有可能发生公司财产的流失，损及债权人的利益，由此引发的社会矛盾将无休无止。因此，如裁定公司解散的，法院应对其法律后果(清算问题一并作出裁决，才能彻底解决公司僵局问题。
(作者单位：安徽农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