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大革文化之命”。十年浩劫中，凡是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几乎毫无例外地经历了这一场灾难。但是万事有利必有弊，有弊亦必有利，塞翁失马，反祸为福的事也不是没有的。
　　我在“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便被作为“反动学术权威”、“叛徒”、“走资派”揪了出来。幸亏我不是一个真“当权派”(文革前我担任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副局长达十七年之久，但因我不是党员，故非真当权派，而是一个假当权派)，在文革中斗“当权派”时，我还不够资格，仅处于陪斗地位。在一九六九年去五七干校之前，造反派仅每天勒令我上班签到，向毛主席“请罪”，打扫厕所，其余时间便兀坐黑屋里读毛主席著作。一天要坐够八个小时，不许请假亦不许离开。整天念“老三篇”，念《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念《南京政府向何处去？》(后两篇文章是造反派指定要念的，其意是要我们这些被“专政”的对象赶快投降，不得顽抗)。语录、老三篇都背诵如流了，这便怎么办呢？我有我的办法，我在一个笔记本上，偷偷地把杜甫的诗抄在上面，笔记本是红塑料皮的，与当时大大小小的红宝书差不多。我冒充念红宝书背我自己的杜诗。我家里藏一部《杜诗镜铨》，我把心爱的杜诗抄了二百多首在笔记本上，每天上班，便默诵杜诗。杜诗中我特别喜爱《北征》、《壮游》、《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述怀》、《三吏》、《三别》、《前后出塞》等等。在不到两年之中，我几乎能背诵杜诗一百数十首，如《北征》、《壮游》那几首长诗，我当时都能默诵得一字不差(可惜现在又忘记了)。过去我虽觉得“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的老杜了不起，但并没有真认识到这位“诗圣”的伟大。他的史诗，是李白所远远不能比拟的。造反派看到我那么怡然自得地读红宝书，也许认为我这个老头儿思想改造得还不错，他哪里知道我玩味杜诗，正自得其乐呢！
　　下班之后，我回到家里，一到晚上就大声念司马迁的《报任安书》，念到“古者富贵而名磨灭，不可胜纪，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我摇头摆脑，击节三叹。我一遍又一遍地朗读，真是其乐无穷。想起了二千多年前司马迁受李陵之祸，遭到汉武帝不公正的待遇，他为了把一生的心血《史记》传之后世，不惜屈体受辱，说因为这书“草创未就，会遭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渺小的我，当然不能与司马迁相比，然而我也应该学习司马迁的勇气与自信，顽强地活下去，不为强暴所屈服。司马迁的《报任安书》长达四千多言，我至今还能整段整段地背诵其中的名句。
　　一九六九年我下放到盘锦五七干校，读书的机会没有了。因为五七干校是劳动改造，我又是被“专政的对象”，除劳动外，不许看任何书(当然毛主席著作例外，但也没有时间看)。到了干校以后，与造反派也相处熟了。有一天，在机关里领导我们学习的造反派小头目，忽然问我说：“老千，我不懂为什么‘敦促’与‘杜聿明’两人的投降书，要毛主席代写呢？”原来是他把“敦促”当成一个人名了。经过我解释以后，他才恍然大悟“敦促”不是人名。又有一天，他忽然大发感慨地说：“老千，你的学问真大，我看你恐怕读过三十多本书吧？”我回答他说：“连小人书在内，我大概读过三十来本书了。”
　　一九七二年秋从干校回来之后，我又获得读书的机会了。这时我已经“解放”(即恢复了我的工资待遇，不再把我当“专政”对象看待)，但并未恢复我的政治待遇(自第一届全国政协成立起，每届我都是政协委员，但“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的政协委员即被取消了)。总之，我是一个身份不明的人，朋友们看到我连政协委员的名义也未恢复，总认为我一定有什么政治历史问题。许多朋友都不敢与我来往。我也不愿与他们多所往来。只有张志让同志，我们是老朋友，他本是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文革后也靠边站了，不过在生活上仍享受以前的待遇。我们两人有共同的感情，共同的语言，对“文化大革命”及江青之流的人物(当时尚无“四人帮”一辞)有共同的强烈憎恶情绪，因此，我们来往得非常密切。我每礼拜总要去张老那儿聊天，我们一谈便达六七小时，他每当我去时一定嘱家人准备了午餐。这种愉快的谈心，一直到张老住院去世为止。除了找张老聊天外，我每天的功课就是读书。这时谁也不来过问了，我爱看什么书就看什么书。这是我一辈子读书的黄金时代。
　　我生平无其他嗜好，既不会跳舞，也不会打牌，生平唯一嗜好是读书。但在文革以前，由于担任了一些行政工作，簿书期会，迄无余暇，所以始终没有时间有系统有计划的读书。这下好了，我既没有固定工作，也没有什么会要参加，我得以安心读书了。从一九七三到一九七八年将近五六年中，我基本上读完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约四十多卷，通读了《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一遍，选读了二十四史中《史记》，《汉书》，《晋书》，《明史》中若干卷。此外还通读了《丘吉尔回忆录》，《杜鲁门回忆录》，《戴高乐回忆录》以及其他一些名人的传记和回忆录，其中有些是大部头的，如丘吉尔回忆录，即有二十卷之多。在文学著作中，我读了《莎士比亚全集》(中译，共二十卷)，《悲惨世界》，《战争与和平》等数十种。远远超过了“革命小将”所能想象的“三十本”以外了。此外还为人民大学一教授译注的《管子》一书做了校改工作。同时我还写了不少的读书笔记和杂感文章约一百数十篇。这是我生平知识收获最丰富的年代，也是我思想比较成熟的年代。读了《马恩全集》，《资治通鉴》以及其他历史、文艺的书，使我真正体会到“富贵于我如浮云”的道理，使我看不起一些政治上的风云人物。这些风云人物虽然显赫一时，但在历史的长河中却如昙花之一现。名留青史的是对历史真正做出了贡献的人。司马迁的“古者富贵而名磨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确是至理名言。
　　有一次，某报的一个记者知道我写了许多读书笔记，他想拿去给该报的副刊发表。哪知该报副刊编辑连我的稿子看也不看，就给退回来了，说“没有什么价值”。这是自从我一九三一年从事文字生涯以来五十年中的第一次遭遇。想不到解放以后，报馆编辑的“势利眼”与功利主义作风，竟比解放以前还要厉害。今年该报记者想起这件事，说该报副刊编辑已经调走了，想再要我的稿子去发表，被我婉辞拒绝了。一个成名的作家，不管他放个什么屁，都是香的；而一个在政治上暂时失势的人，连稿子也不看就给退回，这种恶劣的风气，至今在报刊中尚未根绝，实在是令人痛心之至。这种风气不改变，要真正做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有困难的，故于记述我的读书经历时连类及之！
　　
　　一九八四年八月十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