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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互联网+”时代，对外出版是实现对外文化传播的重要媒介，是形成对外传播话语体系的基础平台。“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中华文化不断“走出去”，出版起着润物细无声的传播作用。我国对外出版话语体系建设应以学术出版话语为骨骼，以教育出版话语为经络，以大众出版话语为血肉，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诉求为内核，在对外传播的出版话语体系路径选择中提出相关对策。
【关 键 词】对外传播;出版话语体系;路径构建
【作者单位】卢芳珠，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李彪，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
【基金项目】中国人民大学研究品牌计划基础研究项目（19XNI005）阶段性成果。
【中图分类号】G239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91/j.cnki.cn45-1216/g2.2020.17.005
数字传播时代，出版依然是重要的对外文化传播媒介，也是对外传播中话语体系形成的基础平台，历史上的西学东渐就是以出版为载体的。中国出版的对外传播是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加强中华文化海外影响力的重要渠道。出版业所具有的稳定性、持久性有助于加强我国图书海外传播的深度，通过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立对外传播话语体系，让我国出版业既能“走出去”又能“融进去”[1]。对外出版中的外宣意识，决定了我国对外出版既要服务于国家利益，维护国家形象，又要加强我国与其他各国跨语言、跨文化的交流，具体体现在强化国家话语权的政治意识、“内外有别”的跨文化交际意识，以及持有文化自信、主动构建话语权的文化输出意识[2]。
一、对外传播中的出版话语体系背景
1.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华文化需要“走出去”
文化竞争力是国家竞争力的关键所在，中华文化“走出去”为提升国家软实力做出了积极的努力，目的是要让其他国家理解中华文化的价值观和理念，广泛进行文化交流互鉴。一方面，文化的对外传播和交流互鉴推动“一带一路”倡议的开展，反映了沿线各国的政治历史和文化背景;另一方面，“一带一路”倡议加深了区域的合作发展，实现了优势互补和互利共赢。在“一带一路”倡议大背景下，“一带一路”主题图书出版成为重点，并结合“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样化的文化习俗、价值理念和宗教习惯创新传播渠道和方式，加强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联系，积极利用“丝路书香工程”等国家级战略重点项目进行多方资源融合[3]。
文化“走出去”是扩展民族文化生存空间的必然要求，是振兴文化产业的客观需要，“一带一路”倡议为中华文化“走出去”提供历史印证，也为中华文化的价值观传播提供良好平台，出版产业得以凭借此契机在国际舞台上大展宏图，从而赢得更加广阔的文化市场[4]。
2.出版是国家文化话语权的重要载体
“互联网+”时代，中国对外传播出版话语体系构建应以线上数字资源为主，不断加强数字出版的能力。出版是文化话语权的重要载体，对外出版话语体系对提升中国国际话语体系有重要作用。当下数字时代中国话语权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国际表达，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世界传播，中国道路、中国模式和发展成果的理论化学术表达以及大数据背景下数字资源的国际化整合与管理[5]。
中华文化对外传播需要坚持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思想指导。文化传播是思想和意识形态传播的重要途径，有助于打破西方国家目前在国际出版业的话语权垄断，因此，高质量的学术出版、教育出版和大众出版话语体系构建应成为对外出版话语体系构建的着力点[6]。作为中国声音国际传播的必要渠道，学术出版“走出去”不仅要提升中国学者的国际学术话语权和国际学术传播力，还要与国际学术出版的规范评审对接，在海外建立出版中心，实施国内出版的海外本土化战略[7]。此外，中华文化典籍出版在对外传播中的作用也不容小觑。目前，中国传统文化典籍外译数量有限，文化典籍“走出去”的国际格局尚未形成。我国文化典籍要积极利用数字媒体和多元化出版传播平台进行在线化和精准化传播，做到“定位出版”和“立体营销”[8]。
3.我国出版业对外传播的探索与路径构建
对外出版话语体系对提升中国国际话语体系有着重要作用。我国出版业国际合作和版权输出起始于20世纪80 年代，并于1992年加入《世界版权公约》。2016年11 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十九次会议上通过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中华文化走出去工作的指导意见》，为中华文化“走出去”和中国出版业对外传播提供了良好的政策保障。在2017年10月发布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铸就中華文化新辉煌”。即在新阶段，中国出版“走出去”要加强内容的创新创造，着力提升对外出版的专业化和国际化，建立健全更为市场化且成熟的出版体系。
我国出版业在进行国际接轨的过程中，不断探索对外出版话语体系构建方式。传统出版方面，不断加强与海外大型出版公司的合作出版，实行合作出版本土化运作模式。如中国出版集团和印度三森出版社合作成立编辑部推出《论语》《孟子》《尘埃落定》等作品，湖南人民出版社与越南安乐文化公司合作成立越南分社推出越文版《新常态下的大国经济》等。数字出版方面，我国积极利用对外数字出版通过构建期刊数据库、授权电子书数字版权、融入海外数字图书馆等方式推动中华文化在国际上的传播，如中国图书进出口总公司运营的“易阅通”电子书平台、中南出版传媒集团与天闻数媒公司开发的海外数字出版平台等。除此之外，海内外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图书展，如上海国际童书展、意大利博洛尼亚书展、德国法兰克福书展等，均为我国出版“走出去”提供了交流互鉴的平台。
中华文化是对外出版传播的核心价值，出版为国际话语体系的形成和对外文化传播提供了基础平台。因此，在构建对外出版话语体系中，一方面要注重学术出版、 教育出版和大众出版的作用[9];另一方面要注重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内核，切实把握“民族化内容、国际化叙述”的国际传播话语体系原则，改变自身叙事结构以符合西方受众的习惯与需求。 二、我国对外出版话语体系建设的主要内容
1.以学术出版话语为骨骼
学术出版是文化“走出去”的基石和基点，因此对外出版话语体系构建应以学术出版话语为骨骼。作为学术成果的载体和传播平台，学术出版应致力于话语转换以打破西方出版机构话语权垄断。中国学术国际话语权的构建应处于中国对外话语体系的核心位置，学术出版机构应扮演与世界学术规范接轨的重要角色，积极融入国际学术话语体系[10]。
2013年以来，面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学术出版物数量大幅增长。学术出版话语体系的建立应以国家政策为指导，在政府层面加大对中国学术出版“走出去”的扶持力度。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高端学术内容“走出去”资助项目，以及学术主题的出版、优秀传统文化学术著作的多语种版权输出签约等。学术出版要以内容建设为基础，积极进行对外合作，不断扩大中外出版机构合作主体，在人才、资金、技术、渠道等方面加强有针对性地营销推广，并建立全方位的合作体系[11]。
在构建学术出版话语方面，国内出版机构既面临机遇也面对挑战。一方面，要加强与世界顶尖学术出版机构的合作交流。如复旦大学出版单位出版的《中国思想史》《革命与形式——茅盾早期小说的现代性展开（1927—1930）》被荷兰博睿学术出版单位列入出版计划并在海外公开发行。另一方面，学术著作“走出去”中译者的作用相当重要。翻译的质量决定了海外受众对中国学术著作内容的理解和认知，国家的支持和优秀的翻译是中国出版成功走向世界的关键。然而，当下中国学术图书对外翻译出版存在组织体系不专业，合同签约执行缓慢，资助翻译图书内容过于广泛且缺少具有针对性的学术回应，以及学术创新能力缺乏等问题，这些都将成为中国学术“走出去”的主要瓶颈[12]。
2.以教育出版话语为经络
教育主要针对青少年，是构建年轻群体话语权的重要路径，因此对外出版话语体系构建应以教育出版话语为经络。目前国内启动的多项推动中国出版“走出去”工程项目和扶持性政策，大多是构建以年轻群体为主的教育、文学等出版话语体系。如“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主要重点资助名家名译系列和中国学术名著系列图书;“丝路书香工程重点翻译资助项目”主要针对优秀传统文化图书、原创少儿图书等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推广和译文的出版，侧重沿线国家使用的通用语种;“中国当代作品翻译工程项目”主要针对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翻译和海外出版;源于2004年中法文化年的“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则给法国出版机构了解翻译并销售、中国图书提供了重要渠道。
国家在推动出版“走出去”方面也出台了一系列扶持政策，如原新闻出版总署发布的《关于加快我国新闻出版业走出去的若干意见》、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快发展对外文化贸易的意见》、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实施的图书“走出去”普惠政策等[13]。2019年度中国出版业发展报告数据显示，2019年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主要围绕“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宣传阐释中央精神和重大决策部署、宣传阐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五个方面进行策划出版。相比2018年，2019年全国图书出版单位报送的选题同比减少了2.99%，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医疗卫生、环境科学类的选题增幅较大。
3.以大众出版话语为血肉
对外出版话语体系构建要以大众出版话语为血肉，对外出版是展现民族文化和社会风貌的主要窗口，也是国家文化和民族精神人格化的体现。作为世界第二大图书博览会和国内最具国际影响力的书展平台，北京國际图书博览会已经成为海外出版界参展商了解中国优秀图书及把各国优秀著作引入中国的良好平台。2019年第二十六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吸引了超过95个国家和地区的2600多家书商，国际展商超60%，共达成中外版权贸易协议5678项，同比增长7.9%，版权输出与合作出版意向和协议达到3610项，较2018年增长11.28%，各类图书的引进和输出比例达到1∶1.74。
创始于2013年的上海国际童书展，是亚洲唯一针对0—16岁少年儿童群体的图书推介国际展览会，致力于推广少年儿童文学作品的国际交流与合作。上海国际童书展于2018年和意大利博洛尼亚童书展展开全方位合作，两大专业童书展的互补有助于提升相关童书原创作家和插画家及其作品的国际影响力和知名度。不过，目前国际出版产业仍被以英语为通用语的西方出版业依旧占据主导地位，西方出版业掌握着国际出版奖项评判、数据库购买规则及价格主导权。相比之下，我国的出版集团话语权和竞争力尚处于起步阶，出版物的出口额远小于进口额，出口渠道和出口规模受限较大[5]。
4.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诉求为内核
对外出版话语体系构建要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诉求为内核。人类命运共同体强调求同存异，求同可以让我们尊重世界文明的多样性，通过多样化的发展模式来促进各国合作共赢。因此，一方面要彰显中国智慧的理念和方案，积极参与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另一方面要秉持开放包容、自由平等的心态进行交流互鉴，实现文明上的共同进步，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在强调以中华文化核心价值为灵魂的同时，更要关照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诉求，强调构建多元包容、和而不同的国际话语体系，这对中国出版“走出去”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诉求致力于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构建中华文化和谐、和平、和睦的理念，对中国对外出版话语体系构建有着重要意义，即不仅要采取共建共享、共生共荣的合作共赢思想来处理国际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多方事物，还要在对外学术出版话语体系、对外教育出版话语体系、对外大众出版话语体系等方面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来构建时代话语体系[6]。对外出版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价值内核，可以打破西方话语权在国际社会中的垄断地位，加强中国出版话语权的海外影响力和传播力。 三、对外传播中的出版话语体系构建路径选择
1.对外传播中的出版话语体系构建既要润物细无声，也要表达中国立场和观点
之所以强调对外出版的文化交流沟通作用，是因为出版对人们观念上产生的作用和影响是长远且深入的。因此对外出版和文化互动要加强民间交流传播的元素，这样才能润物细无声。
对外传播既要在国际舞台上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又要在面临国际冲突或关键问题上表达中国的国际立场和态度。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旨在“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因此，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指导下的对外出版话语体系构建，要有助于中国模式和中国道路的阐释，在面临西方话语体系称霸的情况下，着力凸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和文化自信。对外传播的出版话语体系建构，需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合作共赢、休戚与共、和谐共生的理念，采取多元包容、互学互鉴的主体视角。
2.对外传播中的出版话语体系构建应强调文化共鸣、共创，回归人类本质需求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上提出的加强文明交流互鉴的“中国方案”，对我国对外传播的出版话语体系构建有着重要指导意义。“中国方案”旨在要求各国在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候，要做到“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与时俱进、创新发展”。这四点主张不仅体现了中国作为世界大国的应有担当，还应成为我国对外出版话语体系构建遵循的原则，为中华文明的世界交流和未来传承打下坚实的基础。
对外传播中的文化交流要实现从“走出去”到“走进去”，文化共鸣和文化共创应更多地体现在民间交流中的公众认可上，在讲好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独特魅力的同时，积极寻找中西方文化中的共通之处，加强海外受众对中华文化的感知，维护人类文明的多样性。中华文化要想得到世界的认可，还应改进沟通策略，让沟通形式和沟通元素更加国际化和多样化。
除此之外，对外传播话语体系的成功构建要寻找让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受众产生共鸣之处。如当下大火于海外社交媒体的李子柒视频中所塑造的诗意栖居于安静祥和的大自然中的农家女孩形象，展示了中国乡村的古朴生活元素，引起了来自不同文化背景受众内心的共鸣。
3.对外传播中的出版话语体系构建应提防文化折扣和自说自话
对外出版传播应提防卡拉OK自娱自乐式的传播，对外传播中的话语体系建构要避免形成以自我为中心的话语体系，根据国际受众习惯进行相应调整。目前，我国对外出版传播面临种种问题和挑战。一是优秀译者数量的缺乏使对外出版传播困难加剧。科幻作家刘慈欣的作品《三体》之所以能成功打开国际市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译者刘宇昆和乔尔·马丁森有着丰富的翻译经验。二是中国文学作品中所表达的意境和哲理较难为外国受众所理解，中西文化差异影响了中国图书海外传播的速度。三是中国文学作品的海外传播渠道受到较大限制，出版发行渠道不畅，出版机构数量较少，出版周期偏长。四是西方主流出版机构对中国文学作品的海外出版参与较少，相关文学作品进行系统翻译和市场开拓具有一定困难[14]。因此，中国出版“走出去”在迎合西方受众心理及提升传播效果上还需进一步加强。
4.对外传播中的出版话语体系构建应强调“一个声音”
我国在推动出版“走出去”的过程中，要形成一种传播合力、一个强有力的中国声音，借助整合营销传播视角把多元多头传播整合为一个声音、一个话语、一个主体。整合营销传播主要强调两个方面，一是采取消费者的需求视角，将营销活动视为传播沟通;二是整合多种传播手段，以实现传播效果最大化[15]。不同的出版单位要进行科学定位，发挥自身优势，构筑个性化的形象。
我国的对外出版不仅要强化人文、学术、中外语言交流合作等对外交流项目优势，还要创新交流沟通方式，确保图书翻译保质保量，加强图书的海外流通和多元传播途径拓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外传播话语体系的构建关键是“融通中外”，中国声音要讓外国人听得到、听得懂，找到情感交流的共鸣点，从而塑造中国在国际中的四个大国形象，即“文明大国形象、东方大国形象、负责任大国形象、社会主义大国形象”。因此，我国出版单位的整合营销传播要着力构建“一个声音”，通过观念创新、内容创新、平台创新实现中国跨文化传播叙事，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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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键 词】对外传播;出版话语体系;路径构建
【作者单位】卢芳珠，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李彪，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
【基金项目】中国人民大学研究品牌计划基础研究项目（19XNI005）阶段性成果。
【中图分类号】G239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91/j.cnki.cn45-1216/g2.2020.17.005
数字传播时代，出版依然是重要的对外文化传播媒介，也是对外传播中话语体系形成的基础平台，历史上的西学东渐就是以出版为载体的。中国出版的对外传播是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加强中华文化海外影响力的重要渠道。出版业所具有的稳定性、持久性有助于加强我国图书海外传播的深度，通过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立对外传播话语体系，让我国出版业既能“走出去”又能“融进去”[1]。对外出版中的外宣意识，决定了我国对外出版既要服务于国家利益，维护国家形象，又要加强我国与其他各国跨语言、跨文化的交流，具体体现在强化国家话语权的政治意识、“内外有别”的跨文化交际意识，以及持有文化自信、主动构建话语权的文化输出意识[2]。
一、对外传播中的出版话语体系背景
1.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华文化需要“走出去”
文化竞争力是国家竞争力的关键所在，中华文化“走出去”为提升国家软实力做出了积极的努力，目的是要让其他国家理解中华文化的价值观和理念，广泛进行文化交流互鉴。一方面，文化的对外传播和交流互鉴推动“一带一路”倡议的开展，反映了沿线各国的政治历史和文化背景;另一方面，“一带一路”倡议加深了区域的合作发展，实现了优势互补和互利共赢。在“一带一路”倡议大背景下，“一带一路”主题图书出版成为重点，并结合“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样化的文化习俗、价值理念和宗教习惯创新传播渠道和方式，加强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联系，积极利用“丝路书香工程”等国家级战略重点项目进行多方资源融合[3]。
文化“走出去”是扩展民族文化生存空间的必然要求，是振兴文化产业的客观需要，“一带一路”倡议为中华文化“走出去”提供历史印证，也为中华文化的价值观传播提供良好平台，出版产业得以凭借此契机在国际舞台上大展宏图，从而赢得更加广阔的文化市场[4]。
2.出版是国家文化话语权的重要载体
“互联网+”时代，中国对外传播出版话语体系构建应以线上数字资源为主，不断加强数字出版的能力。出版是文化话语权的重要载体，对外出版话语体系对提升中国国际话语体系有重要作用。当下数字时代中国话语权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国际表达，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世界传播，中国道路、中国模式和发展成果的理论化学术表达以及大数据背景下数字资源的国际化整合与管理[5]。
中华文化对外传播需要坚持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思想指导。文化传播是思想和意识形态传播的重要途径，有助于打破西方国家目前在国际出版业的话语权垄断，因此，高质量的学术出版、教育出版和大众出版话语体系构建应成为对外出版话语体系构建的着力点[6]。作为中国声音国际传播的必要渠道，学术出版“走出去”不仅要提升中国学者的国际学术话语权和国际学术传播力，还要与国际学术出版的规范评审对接，在海外建立出版中心，实施国内出版的海外本土化战略[7]。此外，中华文化典籍出版在对外传播中的作用也不容小觑。目前，中国传统文化典籍外译数量有限，文化典籍“走出去”的国际格局尚未形成。我国文化典籍要积极利用数字媒体和多元化出版传播平台进行在线化和精准化传播，做到“定位出版”和“立体营销”[8]。
3.我国出版业对外传播的探索与路径构建
对外出版话语体系对提升中国国际话语体系有着重要作用。我国出版业国际合作和版权输出起始于20世纪80 年代，并于1992年加入《世界版权公约》。2016年11 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十九次会议上通过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中华文化走出去工作的指导意见》，为中华文化“走出去”和中国出版业对外传播提供了良好的政策保障。在2017年10月发布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铸就中華文化新辉煌”。即在新阶段，中国出版“走出去”要加强内容的创新创造，着力提升对外出版的专业化和国际化，建立健全更为市场化且成熟的出版体系。
我国出版业在进行国际接轨的过程中，不断探索对外出版话语体系构建方式。传统出版方面，不断加强与海外大型出版公司的合作出版，实行合作出版本土化运作模式。如中国出版集团和印度三森出版社合作成立编辑部推出《论语》《孟子》《尘埃落定》等作品，湖南人民出版社与越南安乐文化公司合作成立越南分社推出越文版《新常态下的大国经济》等。数字出版方面，我国积极利用对外数字出版通过构建期刊数据库、授权电子书数字版权、融入海外数字图书馆等方式推动中华文化在国际上的传播，如中国图书进出口总公司运营的“易阅通”电子书平台、中南出版传媒集团与天闻数媒公司开发的海外数字出版平台等。除此之外，海内外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图书展，如上海国际童书展、意大利博洛尼亚书展、德国法兰克福书展等，均为我国出版“走出去”提供了交流互鉴的平台。
中华文化是对外出版传播的核心价值，出版为国际话语体系的形成和对外文化传播提供了基础平台。因此，在构建对外出版话语体系中，一方面要注重学术出版、 教育出版和大众出版的作用[9];另一方面要注重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内核，切实把握“民族化内容、国际化叙述”的国际传播话语体系原则，改变自身叙事结构以符合西方受众的习惯与需求。 二、我国对外出版话语体系建设的主要内容
1.以学术出版话语为骨骼
学术出版是文化“走出去”的基石和基点，因此对外出版话语体系构建应以学术出版话语为骨骼。作为学术成果的载体和传播平台，学术出版应致力于话语转换以打破西方出版机构话语权垄断。中国学术国际话语权的构建应处于中国对外话语体系的核心位置，学术出版机构应扮演与世界学术规范接轨的重要角色，积极融入国际学术话语体系[10]。
2013年以来，面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学术出版物数量大幅增长。学术出版话语体系的建立应以国家政策为指导，在政府层面加大对中国学术出版“走出去”的扶持力度。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高端学术内容“走出去”资助项目，以及学术主题的出版、优秀传统文化学术著作的多语种版权输出签约等。学术出版要以内容建设为基础，积极进行对外合作，不断扩大中外出版机构合作主体，在人才、资金、技术、渠道等方面加强有针对性地营销推广，并建立全方位的合作体系[11]。
在构建学术出版话语方面，国内出版机构既面临机遇也面对挑战。一方面，要加强与世界顶尖学术出版机构的合作交流。如复旦大学出版单位出版的《中国思想史》《革命与形式——茅盾早期小说的现代性展开（1927—1930）》被荷兰博睿学术出版单位列入出版计划并在海外公开发行。另一方面，学术著作“走出去”中译者的作用相当重要。翻译的质量决定了海外受众对中国学术著作内容的理解和认知，国家的支持和优秀的翻译是中国出版成功走向世界的关键。然而，当下中国学术图书对外翻译出版存在组织体系不专业，合同签约执行缓慢，资助翻译图书内容过于广泛且缺少具有针对性的学术回应，以及学术创新能力缺乏等问题，这些都将成为中国学术“走出去”的主要瓶颈[12]。
2.以教育出版话语为经络
教育主要针对青少年，是构建年轻群体话语权的重要路径，因此对外出版话语体系构建应以教育出版话语为经络。目前国内启动的多项推动中国出版“走出去”工程项目和扶持性政策，大多是构建以年轻群体为主的教育、文学等出版话语体系。如“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主要重点资助名家名译系列和中国学术名著系列图书;“丝路书香工程重点翻译资助项目”主要针对优秀传统文化图书、原创少儿图书等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推广和译文的出版，侧重沿线国家使用的通用语种;“中国当代作品翻译工程项目”主要针对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翻译和海外出版;源于2004年中法文化年的“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则给法国出版机构了解翻译并销售、中国图书提供了重要渠道。
国家在推动出版“走出去”方面也出台了一系列扶持政策，如原新闻出版总署发布的《关于加快我国新闻出版业走出去的若干意见》、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快发展对外文化贸易的意见》、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实施的图书“走出去”普惠政策等[13]。2019年度中国出版业发展报告数据显示，2019年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主要围绕“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宣传阐释中央精神和重大决策部署、宣传阐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五个方面进行策划出版。相比2018年，2019年全国图书出版单位报送的选题同比减少了2.99%，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医疗卫生、环境科学类的选题增幅较大。
3.以大众出版话语为血肉
对外出版话语体系构建要以大众出版话语为血肉，对外出版是展现民族文化和社会风貌的主要窗口，也是国家文化和民族精神人格化的体现。作为世界第二大图书博览会和国内最具国际影响力的书展平台，北京國际图书博览会已经成为海外出版界参展商了解中国优秀图书及把各国优秀著作引入中国的良好平台。2019年第二十六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吸引了超过95个国家和地区的2600多家书商，国际展商超60%，共达成中外版权贸易协议5678项，同比增长7.9%，版权输出与合作出版意向和协议达到3610项，较2018年增长11.28%，各类图书的引进和输出比例达到1∶1.74。
创始于2013年的上海国际童书展，是亚洲唯一针对0—16岁少年儿童群体的图书推介国际展览会，致力于推广少年儿童文学作品的国际交流与合作。上海国际童书展于2018年和意大利博洛尼亚童书展展开全方位合作，两大专业童书展的互补有助于提升相关童书原创作家和插画家及其作品的国际影响力和知名度。不过，目前国际出版产业仍被以英语为通用语的西方出版业依旧占据主导地位，西方出版业掌握着国际出版奖项评判、数据库购买规则及价格主导权。相比之下，我国的出版集团话语权和竞争力尚处于起步阶，出版物的出口额远小于进口额，出口渠道和出口规模受限较大[5]。
4.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诉求为内核
对外出版话语体系构建要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诉求为内核。人类命运共同体强调求同存异，求同可以让我们尊重世界文明的多样性，通过多样化的发展模式来促进各国合作共赢。因此，一方面要彰显中国智慧的理念和方案，积极参与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另一方面要秉持开放包容、自由平等的心态进行交流互鉴，实现文明上的共同进步，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在强调以中华文化核心价值为灵魂的同时，更要关照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诉求，强调构建多元包容、和而不同的国际话语体系，这对中国出版“走出去”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诉求致力于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构建中华文化和谐、和平、和睦的理念，对中国对外出版话语体系构建有着重要意义，即不仅要采取共建共享、共生共荣的合作共赢思想来处理国际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多方事物，还要在对外学术出版话语体系、对外教育出版话语体系、对外大众出版话语体系等方面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来构建时代话语体系[6]。对外出版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价值内核，可以打破西方话语权在国际社会中的垄断地位，加强中国出版话语权的海外影响力和传播力。 三、对外传播中的出版话语体系构建路径选择
1.对外传播中的出版话语体系构建既要润物细无声，也要表达中国立场和观点
之所以强调对外出版的文化交流沟通作用，是因为出版对人们观念上产生的作用和影响是长远且深入的。因此对外出版和文化互动要加强民间交流传播的元素，这样才能润物细无声。
对外传播既要在国际舞台上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又要在面临国际冲突或关键问题上表达中国的国际立场和态度。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旨在“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因此，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指导下的对外出版话语体系构建，要有助于中国模式和中国道路的阐释，在面临西方话语体系称霸的情况下，着力凸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和文化自信。对外传播的出版话语体系建构，需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合作共赢、休戚与共、和谐共生的理念，采取多元包容、互学互鉴的主体视角。
2.对外传播中的出版话语体系构建应强调文化共鸣、共创，回归人类本质需求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上提出的加强文明交流互鉴的“中国方案”，对我国对外传播的出版话语体系构建有着重要指导意义。“中国方案”旨在要求各国在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候，要做到“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与时俱进、创新发展”。这四点主张不仅体现了中国作为世界大国的应有担当，还应成为我国对外出版话语体系构建遵循的原则，为中华文明的世界交流和未来传承打下坚实的基础。
对外传播中的文化交流要实现从“走出去”到“走进去”，文化共鸣和文化共创应更多地体现在民间交流中的公众认可上，在讲好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独特魅力的同时，积极寻找中西方文化中的共通之处，加强海外受众对中华文化的感知，维护人类文明的多样性。中华文化要想得到世界的认可，还应改进沟通策略，让沟通形式和沟通元素更加国际化和多样化。
除此之外，对外传播话语体系的成功构建要寻找让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受众产生共鸣之处。如当下大火于海外社交媒体的李子柒视频中所塑造的诗意栖居于安静祥和的大自然中的农家女孩形象，展示了中国乡村的古朴生活元素，引起了来自不同文化背景受众内心的共鸣。
3.对外传播中的出版话语体系构建应提防文化折扣和自说自话
对外出版传播应提防卡拉OK自娱自乐式的传播，对外传播中的话语体系建构要避免形成以自我为中心的话语体系，根据国际受众习惯进行相应调整。目前，我国对外出版传播面临种种问题和挑战。一是优秀译者数量的缺乏使对外出版传播困难加剧。科幻作家刘慈欣的作品《三体》之所以能成功打开国际市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译者刘宇昆和乔尔·马丁森有着丰富的翻译经验。二是中国文学作品中所表达的意境和哲理较难为外国受众所理解，中西文化差异影响了中国图书海外传播的速度。三是中国文学作品的海外传播渠道受到较大限制，出版发行渠道不畅，出版机构数量较少，出版周期偏长。四是西方主流出版机构对中国文学作品的海外出版参与较少，相关文学作品进行系统翻译和市场开拓具有一定困难[14]。因此，中国出版“走出去”在迎合西方受众心理及提升传播效果上还需进一步加强。
4.对外传播中的出版话语体系构建应强调“一个声音”
我国在推动出版“走出去”的过程中，要形成一种传播合力、一个强有力的中国声音，借助整合营销传播视角把多元多头传播整合为一个声音、一个话语、一个主体。整合营销传播主要强调两个方面，一是采取消费者的需求视角，将营销活动视为传播沟通;二是整合多种传播手段，以实现传播效果最大化[15]。不同的出版单位要进行科学定位，发挥自身优势，构筑个性化的形象。
我国的对外出版不仅要强化人文、学术、中外语言交流合作等对外交流项目优势，还要创新交流沟通方式，确保图书翻译保质保量，加强图书的海外流通和多元传播途径拓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外传播话语体系的构建关键是“融通中外”，中国声音要讓外国人听得到、听得懂，找到情感交流的共鸣点，从而塑造中国在国际中的四个大国形象，即“文明大国形象、东方大国形象、负责任大国形象、社会主义大国形象”。因此，我国出版单位的整合营销传播要着力构建“一个声音”，通过观念创新、内容创新、平台创新实现中国跨文化传播叙事，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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