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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昆虫世界的开拓者
周尧1912年生于浙江鄞县（现宁波市鄞州区）上周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1932年9月考入南通大学农学院，对昆虫学产生了极大兴趣。1936年，周尧留学意大利那波里大学，师从西尔维斯特利教授。
周尧是一位富于创新精神和开拓意识的科学家。他主攻昆虫分类学，是中国昆虫分类学的重要奠基人，在昆虫分类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上名列前茅。他研究过20多个重要昆虫类群，在盾蚧总科、蝉科、角蝉总科、蜡蝉总科、木蠹蛾总科等的分类研究上作出开创性的贡献，共发现记述372新种、31新亚种。周尧还在昆虫分类理论方面作出独特贡献。他提出“时空统一”的进化分类理论，指出应从历史进化的观点出发，把时间与空间统一起来，注意分析物种间的血缘关系和本质的内在联系。根据“时空统一”理论，他提出新的昆虫分类系统，建立昆虫纲21新亚目、15新总科、1新科、29新属。
周尧不仅重视昆虫分类基础研究，而且注重研究和解决生产中的实际问题。20世纪50年代小麦吸浆虫的防治研究充分体现了他的这一学术风格。小麦吸浆虫是小麦产区的毁灭性害虫，新中国成立初期，在西北、华北、华中等地17省区严重发生，小麦损失一半以上。中央农业部和西北军政委员会委托周尧开展研究。周尧首先查阅地方志和国内外文献，弄清了小麦吸浆虫的危害史和原产地。1950年春天，周尧带领师生不分昼夜地到田间观察、记录，在实验室鉴定、研究，终于摸清了它的种类和生活习性，明确了吸浆虫为害与环境条件、耕作制度的关系，找到了对吸浆虫具有抗性的小麦品种。第二年，周尧又组织植物病虫害系全体师生，在八百里秦川开展大面积调查，进一步阐明了吸浆虫的生活规律，发现了天敌寄生蜂。同时进行药剂防治试验，发现滴滴涕和六六六有显著效果。1951年5月，中央农业部拨来滴滴涕和六六六药粉，动用40多架喷粉机，开展大面积药剂防治试验，获得了成功。这是滴滴涕和六六六第一次大规模应用于中国的害虫防治。他们的研究成果在全国推广，解决了全国麦区的毁灭性危害，在新中国治虫史上立下了头功。
周尧还是中国昆虫学史研究的拓荒者。他看到世界昆虫学史只讲西方，对中国只字不提，决心为中国昆虫学史立传。在承担繁重的研究、教学任务的同时，他废寝忘食，查阅大量文献资料，仅线装书就翻阅七千多册，披沙沥金、搜集考证，于1957年完成《中国早期昆虫学研究史（初稿）》，由科学出版社出版。“文革”后，周尧又利用考古学成果和甲骨文材料，对原稿作了大量补充修订，于1980年出版《中国昆虫学史》，1988年再版。周尧的昆虫学史研究在国际昆虫学界和生物科学史坛产生了很大反响。
2 耄耋之年圆蝴蝶梦
周尧晚年倾力蝴蝶分类研究，终在耄耋之年圆了早年的梦想。
出身山村的周尧从小热爱大自然，缤纷的蝴蝶常常让他痴迷。他大学时开始研究蝴蝶，发表了《宁波凤蝶志》《宁波粉蝶志》等论文。留意期间，他听从导师的建议，最终选择介壳虫作为研究对象。20世纪50年代以后，周尧和曾是昆虫趣味会会员的李传隆陆续发表过中国蝴蝶的研究成果。但直到90年代后期，中国蝴蝶的种属情况尚不清楚，分类十分混乱。同时，随着蝴蝶热的出现，珍稀蝶类资源亟须鉴定和保护。因此，编写全国性的蝶类志成为当务之急。
1991年，80岁的周尧接受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的邀请，着手编写《中国蝶类志》。他组织全国蝴蝶研究工作者50多人，开始挑战这项艰巨的工作。他亲自对数万蝴蝶标本和照片一一审核筛选、鉴定分类，对5000多篇原始记述逐一整理、修改，并编排了中国蝴蝶分类系统，按照《国际动物命名法规》制订了规范的拉丁学名。经过3年奋战，1994年《中国蝶类志》终于正式出版。这是记载最为完整的全国性蝴蝶志书，共100万字，有彩图近5000幅，共记载369属、1222种、1851亚种，收录了中国蝴蝶已知种的90%以上。通过这项工作，周尧基本摸清了中国蝴蝶的资源状况，填补了中国蝴蝶研究的诸多空白，并为蝴蝶的生物学、遗传学研究和资源保护奠定了基础，时任国家科委主任宋健称其为“科学界壮举”。
每天工作15个小时，牺牲了所有的节假日，这样的负荷对一个老人来说是难以承受的。蝶类志完成后，他的健康状况大不如前。2000年4月，88岁的周尧住院抢救，3天后他从昏迷中醒来，口述《蝶之梦》诗：“我与蜂为花事忙，唤醒大地春光漾。牡丹海棠巧梳理，莺歌燕舞也登场。栩栩庄周梦中身，依稀葛洪五彩裳。滕王宋院今何在，落霞孤鹜同飞扬。踏青归骑马蹄香，钗头裙褶任飞翔。不是金陵游冶儿，等闲飞过东邻墙。遽然一觉若有悟，何醒何梦不徜徉。愿吾同道齐努力，确保环球永芬芳。”
3 逐一完成四大心愿
周尧不仅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还是优秀的科技事业开拓者。他早年曾立下四大心愿：创办国际性的昆虫学杂志、开办专业出版社、建立昆虫博物馆、设立昆虫学研究奖励基金。在他的不懈努力下，这些心愿一个个奇迹般地实现了。
早在大学期间，他就带领志同道合的同学创办了“昆虫趣味会”这一全国性学术团体和《趣味的昆虫》杂志。抗日战争胜利后，他独力创建天则昆虫研究所，出版《昆虫与艺术》《中国昆虫学杂志》《中国之昆虫》等刊物。“文革”结束后，他团结同道创办了昆虫分类学的唯一刊物《昆虫分类学报》，使其成为具有国际影响的学术期刊。1980年，在农业部和学校支持下，周尧建立了西北农业大学昆虫研究所。1987年，中国第一家昆虫博物馆在西农创建，标本收藏量由最初残破的16盒标本增加到70余万号，是保存标本最多的单位之一。如今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昆虫博物馆已经成为世界上首屈一指的综合性昆虫博物馆，对中国昆虫学事业的发展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
20世纪80年代出版社普遍追求市场效益，学术专著出版困难。1987年周尧联合几十名昆虫学家发起成立民办专业出版社的倡议，数次向国家新闻出版署提出申请，终于在次年6月，正式成立天则出版社。这是全国第一家民办出版社，周尧亲自担任社长兼总编辑。他为出版社确立了“为祖国建设立功、为社会风气立德、为自然科学立言、为科学家立传”的办社宗旨。在短短两年里，出版社出版生物科学、农林科学著作近200种。 昆虫分类学科作为基础学科，争取科研经费一直比较困难。1996年，周尧的家乡鄞县人民政府为了表彰他的杰出成就，在风景秀丽的东钱湖畔建成周尧昆虫博物馆，并奖励他60万元奖金。周尧把20万元留给博物馆作为运行经费，将另外40万元连同自己多年积蓄10万元全部捐出，设立“周尧昆虫分类学奖励基金”，每年奖励6～8名全国昆虫分类学优秀工作者，并支持出版优秀著作。几十名获奖的中青年学者已成长为昆虫分类学界的中坚力量。
2008年12月15日，周尧与世长辞。墓碑上镌刻着他日记中的一段话：“我愿在我见到列祖列宗时，能够无愧地对他们说：我心中无时不想着祖国，我一生没有浪费时间。”夏如兵
周尧的小家与大家
周尧在四川考察时和妻子卢筝相识，卢筝有传统女性的贤淑，又好学上进、心胸开阔。共同的志趣和追求让两人一路相扶、风雨与共。婚后卢筝不仅承担了全部家务，在工作上也给予了周尧很大帮助。她擅长解剖和绘图，周尧有不少精美的昆虫图是由她覆墨的。有卢筝的操持，周尧才能一心投入在事业上，不用对家庭事务操太多心。他生活非常节俭，但在事业上却出奇地大方。除去必要的家庭开支，他的大部分收入用在购买学术论著和科学研究上。后来他把自购的全套印刷器材和一万多册珍贵图书都无偿捐赠给学校。在时间上周尧也是“公私分明”，他很少陪伴家人，儿女们对他既敬畏又陌生。直到生命的最后几年，卧病在床的周尧才有时间和儿女们谈心，他说自己是个不称职的父亲，因为他把时间和精力都献给了祖国。
周尧少年时代就有强烈的爱国情怀。他目睹列强侵略、官僚腐败、民不聊生，认识到有一个强大的祖国多么重要。14岁时他曾偷偷离校去广东追寻北伐军。在中学里他积极参加爱国运动，高中毕业后，毅然报考了农学院，期望以农强国。1936年9月他辞别父母，怀着科学救国的信念远渡重洋。七七事变爆发后，与曾宪猷等在罗马组织华侨抗日后援会，筹到路费后，他谢绝恩师的挽留，说：“‘大虫’不杀，杀小虫何用！”毅然回国，勇赴国难。在留欧同学的纪念册上，他写道：“不要留恋异国的天堂，要回到地狱的祖国；要在祖国的地狱上，建立起自己的天堂。”回国的第二天，他就穿上戎装，几天后随部队开赴前线。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周尧向中国人民抗美援朝委员会上书，请求赴朝鲜前线参战。即便是在“反右”“文革”蒙冤受辱的20年里，他对祖国的拳拳之心始终如一。
周尧把对祖国的爱倾注在工作中，时时不忘在学术上为国家争荣誉、争权利。早年他看到中国昆虫的已知种95%是由外国人命名和研究的，决心改变这种状况，立志研究中国昆虫分类。他研究中国昆虫学史，是要向世界证明中国古代昆虫研究的辉煌。1980年出席国际昆虫学大会期间，他要求曾在岭南大学执教的美国学者归还当年带走的中国天牛标本，使这批珍贵标本终于回归中国。1981年在与美国专家讨论科研合作问题时，周尧明确提出昆虫标本借用三原则：借用中国的标本全部要归还中国，模式标本必须保存在中国的博物馆；所有中国昆虫的分类研究工作，必须和中国人合作；研究成果必须发表在中国的杂志上。他的意见得到了美国专家的认可，圆满解决了停滞多年的昆虫标本国际交流与合作问题。他提出的三原则成为我国对外标本科研合作的重要依据。1983年，他联合蔡邦华、陈世骧等20名著名昆虫学家，发表《废除一批以“满洲国”命名的昆虫学名》的声明，得到昆虫学界的响应，也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
由于心中总装着祖国这个“大家”，周尧终于由“雕虫小技”做出了大成就。他也以其坎坷的经历、鲜明的个性、坚毅的精神、卓著的业绩，成为昆虫学界的传奇。夏如兵
周尧1912年生于浙江鄞县（现宁波市鄞州区）上周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1932年9月考入南通大学农学院，对昆虫学产生了极大兴趣。1936年，周尧留学意大利那波里大学，师从西尔维斯特利教授。
周尧是一位富于创新精神和开拓意识的科学家。他主攻昆虫分类学，是中国昆虫分类学的重要奠基人，在昆虫分类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上名列前茅。他研究过20多个重要昆虫类群，在盾蚧总科、蝉科、角蝉总科、蜡蝉总科、木蠹蛾总科等的分类研究上作出开创性的贡献，共发现记述372新种、31新亚种。周尧还在昆虫分类理论方面作出独特贡献。他提出“时空统一”的进化分类理论，指出应从历史进化的观点出发，把时间与空间统一起来，注意分析物种间的血缘关系和本质的内在联系。根据“时空统一”理论，他提出新的昆虫分类系统，建立昆虫纲21新亚目、15新总科、1新科、29新属。
周尧不仅重视昆虫分类基础研究，而且注重研究和解决生产中的实际问题。20世纪50年代小麦吸浆虫的防治研究充分体现了他的这一学术风格。小麦吸浆虫是小麦产区的毁灭性害虫，新中国成立初期，在西北、华北、华中等地17省区严重发生，小麦损失一半以上。中央农业部和西北军政委员会委托周尧开展研究。周尧首先查阅地方志和国内外文献，弄清了小麦吸浆虫的危害史和原产地。1950年春天，周尧带领师生不分昼夜地到田间观察、记录，在实验室鉴定、研究，终于摸清了它的种类和生活习性，明确了吸浆虫为害与环境条件、耕作制度的关系，找到了对吸浆虫具有抗性的小麦品种。第二年，周尧又组织植物病虫害系全体师生，在八百里秦川开展大面积调查，进一步阐明了吸浆虫的生活规律，发现了天敌寄生蜂。同时进行药剂防治试验，发现滴滴涕和六六六有显著效果。1951年5月，中央农业部拨来滴滴涕和六六六药粉，动用40多架喷粉机，开展大面积药剂防治试验，获得了成功。这是滴滴涕和六六六第一次大规模应用于中国的害虫防治。他们的研究成果在全国推广，解决了全国麦区的毁灭性危害，在新中国治虫史上立下了头功。
周尧还是中国昆虫学史研究的拓荒者。他看到世界昆虫学史只讲西方，对中国只字不提，决心为中国昆虫学史立传。在承担繁重的研究、教学任务的同时，他废寝忘食，查阅大量文献资料，仅线装书就翻阅七千多册，披沙沥金、搜集考证，于1957年完成《中国早期昆虫学研究史（初稿）》，由科学出版社出版。“文革”后，周尧又利用考古学成果和甲骨文材料，对原稿作了大量补充修订，于1980年出版《中国昆虫学史》，1988年再版。周尧的昆虫学史研究在国际昆虫学界和生物科学史坛产生了很大反响。
2 耄耋之年圆蝴蝶梦
周尧晚年倾力蝴蝶分类研究，终在耄耋之年圆了早年的梦想。
出身山村的周尧从小热爱大自然，缤纷的蝴蝶常常让他痴迷。他大学时开始研究蝴蝶，发表了《宁波凤蝶志》《宁波粉蝶志》等论文。留意期间，他听从导师的建议，最终选择介壳虫作为研究对象。20世纪50年代以后，周尧和曾是昆虫趣味会会员的李传隆陆续发表过中国蝴蝶的研究成果。但直到90年代后期，中国蝴蝶的种属情况尚不清楚，分类十分混乱。同时，随着蝴蝶热的出现，珍稀蝶类资源亟须鉴定和保护。因此，编写全国性的蝶类志成为当务之急。
1991年，80岁的周尧接受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的邀请，着手编写《中国蝶类志》。他组织全国蝴蝶研究工作者50多人，开始挑战这项艰巨的工作。他亲自对数万蝴蝶标本和照片一一审核筛选、鉴定分类，对5000多篇原始记述逐一整理、修改，并编排了中国蝴蝶分类系统，按照《国际动物命名法规》制订了规范的拉丁学名。经过3年奋战，1994年《中国蝶类志》终于正式出版。这是记载最为完整的全国性蝴蝶志书，共100万字，有彩图近5000幅，共记载369属、1222种、1851亚种，收录了中国蝴蝶已知种的90%以上。通过这项工作，周尧基本摸清了中国蝴蝶的资源状况，填补了中国蝴蝶研究的诸多空白，并为蝴蝶的生物学、遗传学研究和资源保护奠定了基础，时任国家科委主任宋健称其为“科学界壮举”。
每天工作15个小时，牺牲了所有的节假日，这样的负荷对一个老人来说是难以承受的。蝶类志完成后，他的健康状况大不如前。2000年4月，88岁的周尧住院抢救，3天后他从昏迷中醒来，口述《蝶之梦》诗：“我与蜂为花事忙，唤醒大地春光漾。牡丹海棠巧梳理，莺歌燕舞也登场。栩栩庄周梦中身，依稀葛洪五彩裳。滕王宋院今何在，落霞孤鹜同飞扬。踏青归骑马蹄香，钗头裙褶任飞翔。不是金陵游冶儿，等闲飞过东邻墙。遽然一觉若有悟，何醒何梦不徜徉。愿吾同道齐努力，确保环球永芬芳。”
3 逐一完成四大心愿
周尧不仅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还是优秀的科技事业开拓者。他早年曾立下四大心愿：创办国际性的昆虫学杂志、开办专业出版社、建立昆虫博物馆、设立昆虫学研究奖励基金。在他的不懈努力下，这些心愿一个个奇迹般地实现了。
早在大学期间，他就带领志同道合的同学创办了“昆虫趣味会”这一全国性学术团体和《趣味的昆虫》杂志。抗日战争胜利后，他独力创建天则昆虫研究所，出版《昆虫与艺术》《中国昆虫学杂志》《中国之昆虫》等刊物。“文革”结束后，他团结同道创办了昆虫分类学的唯一刊物《昆虫分类学报》，使其成为具有国际影响的学术期刊。1980年，在农业部和学校支持下，周尧建立了西北农业大学昆虫研究所。1987年，中国第一家昆虫博物馆在西农创建，标本收藏量由最初残破的16盒标本增加到70余万号，是保存标本最多的单位之一。如今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昆虫博物馆已经成为世界上首屈一指的综合性昆虫博物馆，对中国昆虫学事业的发展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
20世纪80年代出版社普遍追求市场效益，学术专著出版困难。1987年周尧联合几十名昆虫学家发起成立民办专业出版社的倡议，数次向国家新闻出版署提出申请，终于在次年6月，正式成立天则出版社。这是全国第一家民办出版社，周尧亲自担任社长兼总编辑。他为出版社确立了“为祖国建设立功、为社会风气立德、为自然科学立言、为科学家立传”的办社宗旨。在短短两年里，出版社出版生物科学、农林科学著作近200种。 昆虫分类学科作为基础学科，争取科研经费一直比较困难。1996年，周尧的家乡鄞县人民政府为了表彰他的杰出成就，在风景秀丽的东钱湖畔建成周尧昆虫博物馆，并奖励他60万元奖金。周尧把20万元留给博物馆作为运行经费，将另外40万元连同自己多年积蓄10万元全部捐出，设立“周尧昆虫分类学奖励基金”，每年奖励6～8名全国昆虫分类学优秀工作者，并支持出版优秀著作。几十名获奖的中青年学者已成长为昆虫分类学界的中坚力量。
2008年12月15日，周尧与世长辞。墓碑上镌刻着他日记中的一段话：“我愿在我见到列祖列宗时，能够无愧地对他们说：我心中无时不想着祖国，我一生没有浪费时间。”夏如兵
周尧的小家与大家
周尧在四川考察时和妻子卢筝相识，卢筝有传统女性的贤淑，又好学上进、心胸开阔。共同的志趣和追求让两人一路相扶、风雨与共。婚后卢筝不仅承担了全部家务，在工作上也给予了周尧很大帮助。她擅长解剖和绘图，周尧有不少精美的昆虫图是由她覆墨的。有卢筝的操持，周尧才能一心投入在事业上，不用对家庭事务操太多心。他生活非常节俭，但在事业上却出奇地大方。除去必要的家庭开支，他的大部分收入用在购买学术论著和科学研究上。后来他把自购的全套印刷器材和一万多册珍贵图书都无偿捐赠给学校。在时间上周尧也是“公私分明”，他很少陪伴家人，儿女们对他既敬畏又陌生。直到生命的最后几年，卧病在床的周尧才有时间和儿女们谈心，他说自己是个不称职的父亲，因为他把时间和精力都献给了祖国。
周尧少年时代就有强烈的爱国情怀。他目睹列强侵略、官僚腐败、民不聊生，认识到有一个强大的祖国多么重要。14岁时他曾偷偷离校去广东追寻北伐军。在中学里他积极参加爱国运动，高中毕业后，毅然报考了农学院，期望以农强国。1936年9月他辞别父母，怀着科学救国的信念远渡重洋。七七事变爆发后，与曾宪猷等在罗马组织华侨抗日后援会，筹到路费后，他谢绝恩师的挽留，说：“‘大虫’不杀，杀小虫何用！”毅然回国，勇赴国难。在留欧同学的纪念册上，他写道：“不要留恋异国的天堂，要回到地狱的祖国；要在祖国的地狱上，建立起自己的天堂。”回国的第二天，他就穿上戎装，几天后随部队开赴前线。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周尧向中国人民抗美援朝委员会上书，请求赴朝鲜前线参战。即便是在“反右”“文革”蒙冤受辱的20年里，他对祖国的拳拳之心始终如一。
周尧把对祖国的爱倾注在工作中，时时不忘在学术上为国家争荣誉、争权利。早年他看到中国昆虫的已知种95%是由外国人命名和研究的，决心改变这种状况，立志研究中国昆虫分类。他研究中国昆虫学史，是要向世界证明中国古代昆虫研究的辉煌。1980年出席国际昆虫学大会期间，他要求曾在岭南大学执教的美国学者归还当年带走的中国天牛标本，使这批珍贵标本终于回归中国。1981年在与美国专家讨论科研合作问题时，周尧明确提出昆虫标本借用三原则：借用中国的标本全部要归还中国，模式标本必须保存在中国的博物馆；所有中国昆虫的分类研究工作，必须和中国人合作；研究成果必须发表在中国的杂志上。他的意见得到了美国专家的认可，圆满解决了停滞多年的昆虫标本国际交流与合作问题。他提出的三原则成为我国对外标本科研合作的重要依据。1983年，他联合蔡邦华、陈世骧等20名著名昆虫学家，发表《废除一批以“满洲国”命名的昆虫学名》的声明，得到昆虫学界的响应，也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
由于心中总装着祖国这个“大家”，周尧终于由“雕虫小技”做出了大成就。他也以其坎坷的经历、鲜明的个性、坚毅的精神、卓著的业绩，成为昆虫学界的传奇。夏如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