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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月21日，韩国LG、三星、SK、现代等韩国四大财团均退出韩国全国经济人联合会（简称“全经联”）。由于主要会员企业相继退联，全经联面临瓦解。
名副其实的“大企业俱乐部”
1961年，在三星集团创始人李秉喆的推动下，13名韩国企业家组成了经济重建促进会，李秉喆担任首任会长，该促进会于当年改称“韩国经济人协会”。协会旨在“为自由市场经济的繁荣和国民经济健康发展，贯彻正确经济政策，推进韩国经济实现国际化”。1968年，协会改名为“韩国全国经济人联合会”。
全经联有总会、理事会、会长、副会长，下设多个委员会和事务局、附属机关（如韩国经济研究院、国际经营院等）等。会员由普通会员（生产企业及相关的法人或个人）、团体会员（职业团体及准经济团体）、准会员（普通会员身份的海外居住者）、特别会员（作为委员对委员会的培育和发展有显著贡献的人，或者外国的经济机关，及著名经济人）构成。2016年，全经联会员数量达到600多个。企业会员包括三星集团、LG集团、现代汽车集团、SK集团等大型企业，团体会员包括钢铁、汽车、电子、机械、造船、石油化学等各种行业协会和产业团体。作为韩国影响力最大的民间经济团体，全经联可谓名副其实的“大企业俱乐部”。
对内、对外均作用显著
全经联自成立以来在韩国企业和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对内，全经联扮演着企业界“传声筒”和“代言人”的重要角色，不仅就韩国涉及的国内外各种经济问题收集企业意见，代表企业利益集团向政府转达并提出政策建议，还对韩国宏观、微观经济中的重要问题，以及产业发展等进行调查研究，促进会员之间的协调与合作，促进执行多个“五年规划”，推动韩国实现经济转型升级，扮演着“经济推进器”的角色。在韩国经济腾飞时期，全经联一直充当韩国企业界的“大哥”，由三星、现代、LG、SK、乐天等各大企业总裁轮流担任会长，逐渐发展为韩国规模最大、最有影响力的综合性經济团体。
对外，全经联的民间经济外交活跃，促进了韩国与其他国家及国际组织间的经济合作，与中国、美国、日本、欧盟等全世界30多个国家和组织建立了民间经济合作机制，代表韩国企业参与亚太经合组织（APEC）、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G20等国际组织活动，展开民间经济外交。中韩建交后，全经联关注中韩关系，与中国政府、民间组织和企业开展了多层次的联系与合作，更在中韩自由贸易协定（FTA）的签署和实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另一方面，三星、现代、LG、SK、乐天等由家族企业发展起来的集团公司，在全经联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是韩国国民经济的支柱，贡献了韩国50%以上的GDP，形成了韩国特色的“财阀经济”，在韩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这些财阀大企业也从政府获得了重要支持，在韩国上世纪60～90年代的出口导向战略下，财阀集团获得了大量外汇和低息贷款，对通过大量投资发展起来的行业，它们通过制定行业准入门槛等措施限制其他企业进入，以确保其垄断地位。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后，韩国从出口导向战略向FTA战略转型，全经联参与了韩国与世界多个地区及国家FTA的签署，并推动政府针对不同的产业，先后制定了各种援助法律和制度，保障了国内有关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因其特殊地位，全经联也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大企业从政府获取特权和私利的组织。比如财阀家族在企业继承的过程中，千方百计规避继承税，这在居民收入差距日益扩大的韩国引发了广大民众的不满。而且，财阀家族通过联姻编织起了一张联结韩国产业、政治、法律和媒体等的纵横交错的上层社会关系网，成为左右韩国政府的幕后力量，以致政府有时也迫不得已对其采取一些限制措施。
“政经勾结”使全经联前景堪忧
在“政经勾结”的传统下，全经联几十年来不仅代表了企业的立场，同时也在事实上扮演了政府“敛财窗口”的角色。此前，全经联就涉嫌多起不当的政治资金事件，包括前总统全斗焕日海基金会的资金、前总统卢泰愚大选的秘密资金等，使其多次卷入政治争议，引起了韩国民众不满。而且，每当这些暴露其与政界不正当勾结的危机爆发，全经联总是做出诚恳的道歉，并表态“将斩断政经勾结的尾巴”。然而，朴槿惠政府执政以来，全经联依然如故，继续支援非法资金，还给诸如“父母联合会”等极右派支援了资金，同时仍继续谋取财阀利益。自2016年10月韩国“亲信干政”事件爆发以来，全经联被指直接参与财阀企业向崔顺实涉嫌私有化的涉腐Mir财团和K体育财团捐资。全经联副会长李承哲表示，“十分忌惮青瓦台”；三星电子副会长也表示由于总统在单独会面时因三星马术支援不到位发火而出资。LG会长具本茂则称“现实情况就是我们只能遵从政府政策”，GS会长许昌秀也表示“着实难以拒绝青瓦台的要求”。这引起了韩国民众的反对，要求大企业退出全经联，全经联在业界树立的权威急剧丧失。
“亲信干政”事件曝光之后，企业不想被认为与政府存在过于亲密的关系，纷纷以退出全经联来躲避某些纠纷与舆论指责。在2016年12月6日的“崔顺实干政事件国政调查听证会”上，三星、LG、SK等九大集团掌门人均表示“将切断官商勾结”。随后，LG、三星、SK、现代这四大财团先后宣布正式退出全经联。2015年，三星电子、LG、SK、现代汽车等四家企业向全经联缴纳的会费为378亿韩元，占全经联总会费492亿韩元的77%。鉴于该协会运营费几乎全部由会费组成，缴纳过半会费的四大企业悉数退出，实际上意味着全经联将面临瓦解。
韩国政企关系改革任重道远
全经联于今年2月24日召开第56届全体例会，推举GS集团会长许昌秀为第36届主席。已连续担任六年主席、本应在2月底卸任的许昌秀为挽救危机中的全经联决定留任。许昌秀承诺将进行三大革新，包括杜绝政商勾结，强化透明度和强化智囊团机能。在韩国民众的监督下，政商勾结的情况可能会有所改善，同时，失去了全经联这个利益输送平台，企业与政府的经济往来可能也会更易监督。而面对四大企业退出及带来的经费制约，全经联未来强化智囊团机能、采取智库的形式是比较明智的，也更有利于企业发挥主动性。
然而，韩国公众对全经联三大革新的信心并不高，认为其实现的可能性不大。且不说目前没有提高透明度的实际举措（此次常务副会长的退休金就没有公开），全经联存在的理由就是政企合一，怎么可能实现政企分开？在四大集团退出的情况下，如何确保今年的预算也是最大的悬案。
“亲信干政”事件点燃了韩国民众一直以来对官商勾结、朴槿惠政府治理下国家现状的不满，为了韩国政治的清净化和政企分开的实现，退出全经联可谓时代之要求。韩国企业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并做出了表态，不论是明哲保身还是刮骨疗毒，今后韩国大企业无疑必须在与政府的关系上做出重大的改变，更为谨慎地做出企业决策。
（作者为山东大学东北亚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教授）
名副其实的“大企业俱乐部”
1961年，在三星集团创始人李秉喆的推动下，13名韩国企业家组成了经济重建促进会，李秉喆担任首任会长，该促进会于当年改称“韩国经济人协会”。协会旨在“为自由市场经济的繁荣和国民经济健康发展，贯彻正确经济政策，推进韩国经济实现国际化”。1968年，协会改名为“韩国全国经济人联合会”。
全经联有总会、理事会、会长、副会长，下设多个委员会和事务局、附属机关（如韩国经济研究院、国际经营院等）等。会员由普通会员（生产企业及相关的法人或个人）、团体会员（职业团体及准经济团体）、准会员（普通会员身份的海外居住者）、特别会员（作为委员对委员会的培育和发展有显著贡献的人，或者外国的经济机关，及著名经济人）构成。2016年，全经联会员数量达到600多个。企业会员包括三星集团、LG集团、现代汽车集团、SK集团等大型企业，团体会员包括钢铁、汽车、电子、机械、造船、石油化学等各种行业协会和产业团体。作为韩国影响力最大的民间经济团体，全经联可谓名副其实的“大企业俱乐部”。
对内、对外均作用显著
全经联自成立以来在韩国企业和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对内，全经联扮演着企业界“传声筒”和“代言人”的重要角色，不仅就韩国涉及的国内外各种经济问题收集企业意见，代表企业利益集团向政府转达并提出政策建议，还对韩国宏观、微观经济中的重要问题，以及产业发展等进行调查研究，促进会员之间的协调与合作，促进执行多个“五年规划”，推动韩国实现经济转型升级，扮演着“经济推进器”的角色。在韩国经济腾飞时期，全经联一直充当韩国企业界的“大哥”，由三星、现代、LG、SK、乐天等各大企业总裁轮流担任会长，逐渐发展为韩国规模最大、最有影响力的综合性經济团体。
对外，全经联的民间经济外交活跃，促进了韩国与其他国家及国际组织间的经济合作，与中国、美国、日本、欧盟等全世界30多个国家和组织建立了民间经济合作机制，代表韩国企业参与亚太经合组织（APEC）、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G20等国际组织活动，展开民间经济外交。中韩建交后，全经联关注中韩关系，与中国政府、民间组织和企业开展了多层次的联系与合作，更在中韩自由贸易协定（FTA）的签署和实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另一方面，三星、现代、LG、SK、乐天等由家族企业发展起来的集团公司，在全经联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是韩国国民经济的支柱，贡献了韩国50%以上的GDP，形成了韩国特色的“财阀经济”，在韩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这些财阀大企业也从政府获得了重要支持，在韩国上世纪60～90年代的出口导向战略下，财阀集团获得了大量外汇和低息贷款，对通过大量投资发展起来的行业，它们通过制定行业准入门槛等措施限制其他企业进入，以确保其垄断地位。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后，韩国从出口导向战略向FTA战略转型，全经联参与了韩国与世界多个地区及国家FTA的签署，并推动政府针对不同的产业，先后制定了各种援助法律和制度，保障了国内有关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因其特殊地位，全经联也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大企业从政府获取特权和私利的组织。比如财阀家族在企业继承的过程中，千方百计规避继承税，这在居民收入差距日益扩大的韩国引发了广大民众的不满。而且，财阀家族通过联姻编织起了一张联结韩国产业、政治、法律和媒体等的纵横交错的上层社会关系网，成为左右韩国政府的幕后力量，以致政府有时也迫不得已对其采取一些限制措施。
“政经勾结”使全经联前景堪忧
在“政经勾结”的传统下，全经联几十年来不仅代表了企业的立场，同时也在事实上扮演了政府“敛财窗口”的角色。此前，全经联就涉嫌多起不当的政治资金事件，包括前总统全斗焕日海基金会的资金、前总统卢泰愚大选的秘密资金等，使其多次卷入政治争议，引起了韩国民众不满。而且，每当这些暴露其与政界不正当勾结的危机爆发，全经联总是做出诚恳的道歉，并表态“将斩断政经勾结的尾巴”。然而，朴槿惠政府执政以来，全经联依然如故，继续支援非法资金，还给诸如“父母联合会”等极右派支援了资金，同时仍继续谋取财阀利益。自2016年10月韩国“亲信干政”事件爆发以来，全经联被指直接参与财阀企业向崔顺实涉嫌私有化的涉腐Mir财团和K体育财团捐资。全经联副会长李承哲表示，“十分忌惮青瓦台”；三星电子副会长也表示由于总统在单独会面时因三星马术支援不到位发火而出资。LG会长具本茂则称“现实情况就是我们只能遵从政府政策”，GS会长许昌秀也表示“着实难以拒绝青瓦台的要求”。这引起了韩国民众的反对，要求大企业退出全经联，全经联在业界树立的权威急剧丧失。
“亲信干政”事件曝光之后，企业不想被认为与政府存在过于亲密的关系，纷纷以退出全经联来躲避某些纠纷与舆论指责。在2016年12月6日的“崔顺实干政事件国政调查听证会”上，三星、LG、SK等九大集团掌门人均表示“将切断官商勾结”。随后，LG、三星、SK、现代这四大财团先后宣布正式退出全经联。2015年，三星电子、LG、SK、现代汽车等四家企业向全经联缴纳的会费为378亿韩元，占全经联总会费492亿韩元的77%。鉴于该协会运营费几乎全部由会费组成，缴纳过半会费的四大企业悉数退出，实际上意味着全经联将面临瓦解。
韩国政企关系改革任重道远
全经联于今年2月24日召开第56届全体例会，推举GS集团会长许昌秀为第36届主席。已连续担任六年主席、本应在2月底卸任的许昌秀为挽救危机中的全经联决定留任。许昌秀承诺将进行三大革新，包括杜绝政商勾结，强化透明度和强化智囊团机能。在韩国民众的监督下，政商勾结的情况可能会有所改善，同时，失去了全经联这个利益输送平台，企业与政府的经济往来可能也会更易监督。而面对四大企业退出及带来的经费制约，全经联未来强化智囊团机能、采取智库的形式是比较明智的，也更有利于企业发挥主动性。
然而，韩国公众对全经联三大革新的信心并不高，认为其实现的可能性不大。且不说目前没有提高透明度的实际举措（此次常务副会长的退休金就没有公开），全经联存在的理由就是政企合一，怎么可能实现政企分开？在四大集团退出的情况下，如何确保今年的预算也是最大的悬案。
“亲信干政”事件点燃了韩国民众一直以来对官商勾结、朴槿惠政府治理下国家现状的不满，为了韩国政治的清净化和政企分开的实现，退出全经联可谓时代之要求。韩国企业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并做出了表态，不论是明哲保身还是刮骨疗毒，今后韩国大企业无疑必须在与政府的关系上做出重大的改变，更为谨慎地做出企业决策。
（作者为山东大学东北亚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