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小说家、散文家的池莉的《池莉诗集·69》，不是用来证明她也是一位诗人——诗人无须证明——也不是给众人用来验证并顺便感叹“生活不止是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异口同声中既不会有诗，也不会有远方；或者说，异口同声是生活中的最大的“苟且”。池莉曾把我们这个时代迅疾蔓延的套话、行话斥之为流行病专业中的“鼠疫霍乱”，其实也就是语言中丛生的毒瘤。它们正是诗人要抵抗和瓦解的；也正是势不可挡的它们，一再让诗歌陷入到“苟且”的泥潭里。“事实上，正因为现实生活如此严峻焦躁干涩，我们才需要把每时每刻都过出诗意来，不在远方，就在眼前，就在手里。没有自我，你已经死去。没有文学，社会肯定干涸。不管怎么翻天覆地，规则总是规则，真理总是真理。”池莉如是说。
　　何以为诗人？我想，首先是对生活的持久的热情。唯有持久才会产生热爱，唯有热爱才会有倾诉的欲望。短暂的燃烧的激情并不可靠。其次是对语言的信任和依赖，基于对某种语言可以让最个人的隐秘而纷乱的情感“窖藏”的信心。诗本质上是一个人的吟唱，在他/她不得不吟唱之时。至于何者为诗，何者为分行的文字，自有新诗以来争议不断。许多争议出于，人们总想以自己认可的关于诗的理念，来迫使他人的文字“就范”，而极少意识到，诗与理念有关，但并不是理念本身；有关诗的理念不可能是永恒不变的。此外，并不是所有的写作者是为“诗的理想”而写作，或者说，为了在经典里占据一席之地而写作；存在着为“生活的理想”而写作的诗人。而所谓诗与非诗方式的区别，在我看来，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借用黑格尔的说法，文字是否诉诸精神活动，所用材料是否为“内心观照”提供动力；二是是否采用“意象思维”方式；三是是否具备一定的韵律；四是是否具有言语多义的特征。
　　诗人剑男发现，池莉“小说的语言冷静客观，呈现的是底层老百姓普通而卑微的生活；诗歌则与小说刚好相反，语言细腻急骤，表现的是热烈浓郁的个人情感”，认为“小说和诗歌就像她的左右手，一只手按住生活，一只手抚着自己的内心”（《像盐一样平凡，像盐一样珍贵》）。评论家刘波坦承，初读池莉的诗歌感觉“总是怪怪的”，而细读之后的感受是，“池莉的多数诗歌都持守这样一种风格，起始总有些咄咄逼人，在创造渐次展开与深入后，最终都是春风化雨，言辞柔中带刚，刚柔相济，切入与命运的对话中”（《如何穿透生活来安放自我》）。而我觉得，池莉诗歌有一个温暖的核心，恰是这种温暖使她历经劫难却对诗不离不弃，那就是爱：去爱那爱的本身，去爱那成为爱的一切，而不需要条分缕析的理由。她的诗，全无现代诗歌里常见的神秘主义的色彩与气息，因为，最大的神秘主义可能就隐藏在那些我们在生活中不得不用，却总是被陈词滥调所裹挟的字眼：爱的悲伤，爱的忏悔，爱的宽容，爱的无怨无悔，爱的丧心病狂……诗每每在这里遭遇生活的与诗意的双重“狙击”：你的爱的体验是刻苦铭心、独一无二的，但你传达爱的体验的文字是日常的、公用的；你的爱无以伦比，但你不得不使用的言辞，呈现在文本中的言辞，会与平庸的爱勾肩搭背，眉来眼去。所有以语言为“存在之家”的人，都会感到日常语言被污染，在堕落，它们已难以言传人类的最精细、最微妙的情感，最终导致的是语言所对应的现实的急剧减少。但是看起来，池莉采取的策略是，把那些很难说清晰的感觉说出来，直到它们变得似乎“清晰”。于是，言辞被鼓动起来，开始像藤蔓一样无畏地攀援。而最好的写作状态，是一种混沌莫辨的情状；或者，按照我们已有的共识，诗起始于感觉，而非清晰的理念；也不是为一种理念去寻找“诗意的表达”。
　　池莉在诗集后记中叙说了她的诗歌写作“大事记”，以此说明诗之于她的非同小可的意义。这里有对生活、对与生活相伴相生的诗意的经久不息的热爱，不妨说，也有对写诗这种古老活动的一份神圣感。荷尔德林说过：“不在显赫之处强求，而于隐微处锲而不舍，这就是神圣。”
　　魏天无，文学博士，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华中学术》副主编，兼任湖北文学理论与批评研究中心、华中师范大学诗歌研究中心研究员。美国孟菲斯大学（UM）交换学者（2012—2013）。出版专著（合著）四部，诗评集一部即出，发表论文、评论、随笔百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