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派出所痛斥“奇葩证明”，正成为一种潮流。近日，福建华安一家派出所为一位老人开具“健在证明”后，在同一张纸上对县电信局表达质疑：“活生生的人在你们面前，还要派出所开具其健在的证明，有必要吗？”这样的“良心证明”，已是各地时有出现，被派出所吐槽的包括民政局、监狱、公证处等。
　　然而，吐槽无助于根治其背后的真正顽疾。层出不穷的“奇葩证明”固然反映出相关部门的官僚做派，暴露的更大问题，其实是政府监管方面的失能。
　　当前，政府改革的一个重要方向，是减少事前审批，加强事中事后监管。这意味着工作重心的后移，也是对政府监管责任的进一步强化。而形形色色的“奇葩证明”，恰恰是“事前审批”的一种表征。
　　譬如组建业委会需要成员出具“无犯罪记录证明”，有监管部门就此称，监管需要一点“形式上的东西”。显然，这种“形式上的东西”同真正的监管风马牛不相及。根据正常逻辑，既不能推得“无犯罪记录”的业委会成员就一定能让业委会运转正常无虞，也不能推出“有犯罪记录”的人就会让业委会变得糟糕透顶。人们只能猜测，这种毫无必要的“形式上的东西”，会被监管部门当作一颗抬高门槛的“定心丸”。但抬高了门槛后真正的监管在哪里，却是个十足的未知数。
　　由此再看其他种种“奇葩证明”，就不难洞观其背后的思路：事中事后的监管能力愈弱，就愈是会强化事前的审批和证明;某些时候，事前的“奇葩证明”，甚至可能被监管部门视作躲避后续责任或分担监管压力的“护身符”。显然，这早已不是一个简单的“作风问题”了。
　　（摘自《解放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