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年时,父亲的衣服是我的“护身符”,黑夜里包裹着我,帮我驱散恐惧,伴我入眠;少年时,父亲的衣着却是我的“耻辱牌”,让我在同学面前颜面扫地;长大后,我意识到,父亲不得体的衣着最好地诠释了他对我深深的爱。
　　在我十几岁的时候,父亲的穿着常常令我感到害臊。我希望他能穿得像个医生或者律师。但在那些潮湿而闷热的早晨,当他天还没亮就起床为我和妈妈煎鸡蛋的时候,他总是只穿得像个当爸的。
　　父亲穿破旧的牛仔裤。比起系钮扣的衣服,他更喜欢穿带按扣的衣服。他将铅笔、香烟、眼镜、扳手和螺丝刀一股脑儿地放在胸前的衣兜里。父亲的靴子是政府发的,前面带着钢头,很难从脚上拽下来。有时候他下班回来,我会帮他脱靴子。父亲的工作是维修空调,这也让我觉得丢脸。
　　但在我小的时候,我会溜进他的衣橱,站在镜前拿着他的衣服在自己身上比划。我会把他的衬衫想象成国王的长袍,把他的皮带想象成士兵的手枪皮套。我穿着他的汗衫睡觉,闻着他衣领上的味道来平息自己对黑暗的恐惧。
　　可过了没几年,我就开始希望父亲脱下粗纹棉布的衣服,换上卡其布做的衣服;希望他甩掉工装靴,穿上休闲漂亮的鞋。我不再穿着他的衣服睡觉,并且最终开始幻想自己有另外一个父亲。我将自己的社交失败都归咎于父亲的着装。当男孩子们欺侮我的时候,我认为这是因为他们看见父亲去遛狗的时候没有穿衬衫,还戴了顶牛仔帽。我觉得女孩子们之所以在背后讥笑我,完全是因为她们看见他穿着牛仔短裤和黑靴子修剪草坪。那些女孩子家里则是雇人来替她们修剪草坪——我肯定她们雇的人都穿得比父亲体面;而她们的父亲在那个时候却穿着柠檬黄的运动衫和昂贵的凉鞋,驾着游艇在海湾畅游。
　　父亲这一辈子只买过两套西服。他宁愿穿便于在汽车底下活动、便于在坏了的美泰克电器后面挤进挤出的衣服——这些地方总是让他觉得很惬意。但在父母结婚20周年纪念日的前一天,父亲和我一起去了西尔斯商场,试了一下午的西服。他试穿每一套西服的时候,都会走到镜子前,微笑,点头,询问价格,然后伸手去拿第二件。他试了也许有十套西服,然后才和我开车去了一家折扣店。在那里,他试都没试,就买下了一套西服。那天晚上,母亲说,她从来没见过一个比父亲还帅气的男人。
　　尽管后来他是穿着那套西服去参加我的八年级颁奖宴会的,我却希望他还不如待在家里。我们回到家后,他一边换上洗得发白的红色汗衫,一边表扬我的获奖和我的性格。就在他走进车库去洗那一滚筒的脏衣服时,我问了那个即使在14岁的我看来也觉得残忍而错误的问题。“你为什么就不能像我的朋友们的父亲那样穿得‘好’一点呢?”我问。他伤心、震惊地看着我,思索着该如何回答。过了一会儿,他说:“我喜欢我的衣服。”说着,他就走进车库,关上了我们俩之间的那扇门。一小时后,母亲冲进我的房间,责怪我是一个“不知好歹的孩子”。在随后的数年里,这句话一直回荡在我的脑海中。
　　当我成熟一些之后,我意识到女孩子们之所以疏远我,不是因为父亲,而是因为我自己。我意识到母亲之所以责怪我是因为父亲不愿意这样做。我很快就意识到,他那天晚上真正要告诉我的是:有许多东西比衣服更重要。他说他不愿意在自己身上花一文钱,那是因为要满足我的需要。那天晚上,父亲只说了一句话,他说:“你是我儿子,我只有舍弃自己,才能让你过得比我好。”我高中毕业的时候,父亲穿着他和母亲那天刚刚一起去西尔斯商场买的西服来参加典礼。不知为什么,我觉得他似乎比印象中更高大、更帅气,也更令人难忘。当他从其他同学的父亲身旁走过时,那些父亲们都给他让道。这当然不是因为那套西服,而是因为他。
　　那些医生们和律师们从父亲的昂首阔步中看到了自信,从他的眼睛里看到了骄傲。他们走近他的时候,都对他谦逊有礼、尊敬有加。回到家后,父亲脱下那套西服,将它又放回西服袋里。一直到他的葬礼,我才再次看到那套西服。我不知道他去世的时候穿着什么衣服,但是当时他正在上班,所以他应该穿的是他自己喜欢的衣服,想到这一点让我感到很欣慰。母亲想让他穿着那套从西尔斯商场买来的西服下葬,但我说服她不要那样做,并且立刻送了一条旧牛仔裤、一件法兰绒衬衫和他的靴子去殡仪馆。
　　葬礼那天早晨,我用他的随身小折刀在他的腰带上挖了另一个孔,这样,父亲的腰带就不会松松垮垮地挂在我的腰上了。然后,我从他的衣橱里取出那套从西尔斯商场买来的西服换上。我最终鼓起勇气,站到他的穿衣镜前,审视自己。穿着父亲那套宽大的西服,我显得既矮小又无足轻重。像我小时候那样,那套衣服再次挂在了我瘦弱的身上。父亲身上的味道飘了上来,抚摸着我的脸庞,但却没能为我带来慰藉。我不确信的不是父亲的精神境界——几年前我就已不再是不知好歹的傻小子了;不,我不确信的是我自己,我自己的精神境界。我在父亲的穿衣镜前站立良久,直面镜中的自己,流着泪,竭力想象自己长大到能撑起父亲衣服的那一天。
　　唐驰摘自《新东方英语》 编辑/刘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