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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微行”是一种警跸简约且具隐秘性的中国古代帝王的外出巡幸方式。宋太祖常以此方式频繁出宫,暗察群情,监视朝臣。宋徽宗自政和年间开始私幸臣邸,游戏宫外,并专设行幸局为其微行提供各项服务。面对宋徽宗这种只为一己私欲的微行之举,朝臣中进言怂恿者不乏其人,无声默认者更多,仅有秘书省正字曹辅上书劝谏。以宋太祖为代表的历代开国帝王,多将微行作为稳定朝局的有效手段;以宋徽宗为代表的王朝后期皇帝,其微行多为游玩消遣。唐宪宗首次提出帝王须“戒微行”,宋仁宗于皇祐年间始与大臣探讨帝王微行的弊端,此后,“戒微行”逐渐成为宋代君臣遵循的“祖宗之法”。
中图分类号:K2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729(2019)02-0080-11
关键词:宋代皇帝;微行;敬跸
在中国古代,帝王行为时刻影响着朝局态势,而其中定期、有组织、公开性的巡幸活动则有利于维护政局稳定,这也使得常规性巡幸活动成为古代国家政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代交通和通讯方式落后,为了维系正常的统治秩序,历代皇帝多数时间都身处皇宫之中,如若外出,也常以公开巡幸的名义,届时不仅有大量人员随从,而且防卫措施极为严密,警跸古代皇帝出行时随从众多,这些人负责天子的警戒事务和各项礼跸事宜,统称为“警跸”。
事宜可谓滴水不漏。然而有些皇帝出于个人原因,常会身着便服,私下出行,古代帝王这种微服出行的举动通常被称为“微行”[1]316“私幸”或“燕出”。
目前学界对宋代皇帝微行已有所关注,如有学者在探讨北宋皇帝行幸活动时,就提到了宋徽宗曾秘密莅临蔡京府邸,以及蔡攸力邀宋徽宗到宫外微服私访之事[2];也有学者在描述宋代城市生活时,曾以讲述故事的方式对宋太祖、宋太宗、宋徽宗三位皇帝微服出行的情况作了简单介绍[3]。不过至今未曾见到学者对宋代皇帝的微服私访作过详细考证,也无学者从皇帝微行的角度观察宋代政治运行的一些隐秘不宣的细节。鉴于此,本文拟对宋代皇帝微行作一深入研究,探析宋代皇帝微行的原因和君臣对微行的认识与态度,并在梳理其他朝代帝王微服出行概况的基础上,探讨历代帝王微行的规律性,剖析微行这种隐性的帝王巡幸行为对当时国家政局的影响。
一、宋代以前帝王微行概况
微行作为一种私人性质的帝王巡幸活动,既较为隐秘又有违礼法,故史书所记有限,追溯古代帝王微行到底源于何时很难。不过据《列子》记载,被称为三圣之一的帝尧在其执政50年之时,欲知天下是否已經大治,“乃微服游于康衢”[4]。此说发生于公元前2000多年,距今4000多年,年代久远、彼时尚无文字,历史凭口口相传,无法考证是否确有此事,但这是目前已知关于古代帝王微行最早的传说。在春秋战国时期,赵武灵王曾“诈为使者入秦,欲自略地形,因观秦王之为人”[5]。秦灭六国之后,中国开始进入大一统时期,此后历代王朝都有帝王微服出行,如秦始皇三十一年(前216年),“始皇为微行咸阳,与武士四人俱,夜出逢盗兰池,见窘,武士击杀盗”[6]。
需要说明的是,在西汉之前,君王微行并不多见,即使出现,也常具有某种政治目的,并非游玩享乐。正如南宋人郑锷所言:“先王之制(即巡狩制度),禁卫严密,一有会同周防若此,不敢轻其身以危社稷宗庙也。自汉以来,为帝王者,或为微行,游畋射猎,晨出夕返。”[7]郑锷在这里所说的“汉代帝王”指的是汉武帝,从文献记载的历代帝王微行事迹来看,他的论断是比较客观的。有关汉武帝微服出行、游猎郊外的事迹在班固的《汉书·东方朔传》[1]2847中有详细的记载。
建元三年,微行始出,北至池阳,西至黄山,南猎长杨,东游宜春。微行常用饮酎已。八九月中,与侍中常侍武骑及待诏陇西北地良家子能骑射者期诸殿门,故有“期门”之号自此始。微行以夜漏下十刻乃出,常称平阳侯。
从班固的描述来看,汉武帝微行范围北至池阳(即池阳宮,位于汉长安城以北约25公里),西至黄山(即黄山宫,位于汉长安城以西约45公里),南至长杨(即长扬宮,建于上林苑中,位于汉长安城西南约50公里),东至宜春(即宜春苑,位于汉长安城东南约15公里)[8];微行之时有侍中、常侍、武骑、待诏等众多随从,并经常假借平阳侯的身份夜晚微行,出城游猎。如此堂而皇之地将皇帝微行记录在正史当中,说明在西汉时期,皇帝的这种行为被认为是一种正常现象。宋人真德秀认为:“汉武之微行也,特以快从禽之乐尔。当时丞相御史不能谏争,乃私置更衣,为投宿之所,可谓逢君之欲者矣自武帝开端。”[9]823汉武帝大张旗鼓地行微行之举为后来的汉代皇帝所效仿,如鸿嘉元年(前20年),汉成帝“始为微行出”[1]316,并效仿汉武帝,“常自称富平侯家人,从近幸小臣以出”[9]823。大臣谷永在其所上谏书中提到,汉成帝曾“数离深宫之固,挺身晨夜,与群小相随,乌集杂会,饮醉吏民之家,乱服共坐,流湎媟嫚,溷殽无别,闵免遁乐,昼夜在路。典门户奉宿卫之臣执干戈而守空宫,公卿百僚不知陛下所在,积数年矣”[1]3461。可见,汉成帝不顾帝王形象,常与小人私客为伍,频繁出宫,饮醉吏民之家,有时甚至连王公大臣都不知其身在何处。无怪乎宋人真德秀痛斥“成帝之微行,其丑有甚于武帝者”[9]823。
唐代也出现了多位皇帝微服出行的情况,如武德二年(619年),唐高祖微行察风俗[10]446;贞观初年,唐太宗在进士放榜之日,“私幸端门,见进士于榜下缀行而出,喜谓侍臣曰:‘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11];神龙元年(705年),侍中桓彦范在给唐中宗的上疏中写道:“胡僧惠范,矫托佛教,诡惑后妃,出入禁闱,挠乱国政,陛下又微行数幸其私第,上下媟黩,有亏尊严。”[12]
综上可知,汉代之前,帝王微行外出通常出于某种政治需要,其微服私行的活动也具有隐秘性,外人很难得知,这应该是出于保障帝王人身安全的考虑与维护其个人形象的需要。从汉武帝开始,皇帝微服私行次数明显增多,公开化程度有所提高,在西汉时期呈现出常态化的特点。唐代微服私行的帝王人数也不少,其微行活动也较为频繁,但与汉代相比,此时的帝王微行活动再次趋于隐蔽,重新回到了两汉之前的状况。 二、宋代微行的皇帝及其微行特点
众所周知,由于宋朝以兵变建立,其初期所面临的政局形势与汉唐迥异。为了稳定当时的朝局,黄袍加身的赵匡胤曾多次以微行的方式来慑服群臣,暗察民情。李焘在《续资治通鉴长编》中两次记载宋太祖频繁微服出行之事,建隆元年(960年)十二月壬辰条载,“上既即位,欲阴察群情向背,颇为微行”[13]30;开宝元年(968年)七月丙午条载,“上自即位,数出微行,或过功臣之家,不可测”[13]204。其实早在赵匡胤追随周世宗征讨淮南徐州城时,因后周军队攻城屡屡受挫,赵匡胤听闻“有镇州赵学究在村中教学,多智计,村民有争讼者,多诣以决曲直”,便猜测此人应素有谋略,于是就“微服往访之”[14]。
作为宋朝开国时代的第二位皇帝的宋太宗,因同样历经五代乱世,所以在执政方式上与其父宋太祖颇有相似之处,也曾仿效宋太祖微服出行以暗察民情。蔡绦在《铁围山丛谈》[15]3-4中就记载了一则宋太宗微行的故事:
太宗始嗣位,思有以帖服中外。一日,辇下诸肆有为丐者不得乞,因倚门大骂为无赖者。主人逊谢,久不得解。即有数十百众,方拥门聚观,中忽一人跃出,以刀刺丐者死,且遗其刀而去。会日已暮,追捕莫获。翌日奏闻,太宗大怒,谓是犹习五季乱,乃敢中都白昼杀人。即严索捕,期在必得。有司惧罪,久之,迹其事,是乃主人不胜其忿而杀之耳。狱将具,太宗喜曰:“卿能用心若是,虽然,第为朕更一覆,毋枉焉。且携其刀来。”不数日,尹再登对,以狱词并刀上。太宗问:“审乎?”曰:“审矣。”于是太宗顾旁小内侍,取吾鞘来。小内侍唯命,即奉刀内鞘中。因拂袖而起,入曰:“如此,宁不妄杀人。”
这则故事说明了两点:一是宋太宗在微服出行期间,有随从携带兵刃对其进行严密防护;二是看似宋太宗通过亲身经历,纠正了司法人员对杀人案件勘察不实的错误,实际上是告诫大臣,自己虽常居深宫,但仍然明察秋毫,以此来达到震慑群臣的目的。
元符三年(1100年),宋哲宗猝然驾崩,因事发突然,太子未立,后由其弟赵佶即位。尽管宋徽宗在书画艺术方面成就很高,但在国家治理方面政绩不显。即便如此,宋徽宗也并不是在即位之初就贪图安逸,不问政事。王夫之在《宋论·宋徽宗》的卷首就写道:“徽宗之初政,粲然可观。”[16]145他虽在后文对此又稍有质疑,但不可否认,至少在宋徽宗即位的前十年里,国家政局依然比较稳定,宋徽宗基本上做到了谨遵祖制,较好地履行了一个皇帝应尽的职责。然而到了政和年间,蔡京父子把持朝政之后,就开始鼓吹“丰享豫大之说诱惑人主”[17],宋徽宗更是在政和六年(1116年)七月,专门颁布用以粉饰太平、为其即将开始的奢侈腐化生活寻找借口的《丰豫盛时毋为裁损计诏》[18]716。此后的宋徽宗“溺信虚无,崇饰游观,困竭民力。君臣逸豫,相为诞谩,怠弃国政,日行无稽”[19]418。加之赵佶本就不是皇室立储对象,其品行操守从未经过专门培养。在这种情况下,宋徽宗开始贪图享乐,其突出表现就是经常微服出宫,游玩都市。关于宋徽宗开始微服出行的时间,蔡绦在《铁围山丛谈》中曾委婉提及:“太上以政和六七年间,始讲汉武帝期门故事”[15]3;在《皇宋十朝纲要》一书的“政和六年十二月乙丑”条也记载:“是岁微行始岀”[20]508,二者相互印证,可知宋徽宗微行开始的时间应是政和六年(1116年)。《皇宋十朝纲要》随后也记载了政和八年(118年)九月的某天晚上,皇宫大火,焚毁房屋五千余间。当时坊间盛传皇宫发生火灾的那个夜晚,宋徽宗并未在大内休憩,而是“微宿于外”[20]492。《宋史·曹辅传》[19]11128曾对宋徽宗微行情况有过如下具体描述:
自政和后,帝多微行,乘小轿子,数内臣导从。置行幸局,局中以帝出日谓之有排当,次日未还,则传旨称疮痍,不坐朝。始,民间犹未知。及蔡京谢表有“轻车小辇,七赐临幸”,自是邸报闻四方,而臣僚阿顺,莫敢言。
这段史料表明,宋徽宗自政和以后频频微服出宫,并由行幸局负责其各项微行事宜。行幸局如同为采办花岗石事务而特设的采石所(又称花石所)一样,是专为宋徽宗微行服务而独创的办事机构。一旦宋徽宗因微行出宫彻夜不归,行幸局会立即派人假传圣旨称其身体有恙而不能上朝。
除上述三位宋帝外,现存宋人著述中未再见到其他皇帝微行的事情。不过,清人周亮工在其《字触》中记有一则宋高宗微行途中偶遇测字大师谢石的故事[21]。这则故事在明清私家著述中多有记载,说法不一,唯有周亮工认为宋高宗是在微行闹市时偶遇谢石,并令其测字。笔者以为这种场景设置是为凸显谢石神鬼莫测的测字能力,宋高宗微服出行之事反而不足为信。事实上,赵构是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下重建了赵宋王朝,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政局是极为不稳的,若说他如宋太祖一样多次微服出行,恐很难令人信服。至于为何史书中不曾见到南宋后期皇帝微行的记载,或许因为宋金(蒙)战争愈演愈烈,时局动荡,加之韩侂冑、史弥远、贾似道等权臣相继把持朝政,皇帝的行动自由大多受限,而传世文献中记载南宋后期史实又着实较少,这使得我们不清楚当时是否有皇帝微服出行。这样看来,除宋太宗微行事迹仅见于《铁围山丛谈》外,宋高宗微行之事为清人所记,真实性尚待考证,宋太祖和宋徽宗微行的事迹在多部宋人所著正史典籍中都有详细记载,应确有其事。
依上分析,可发现宋代皇帝的微行一是在北宋初期,一是在北宋后期。宋代皇帝微行的这种时间分布情况,大致符合史书中所载历代皇帝微行出现的时间。根据前文所述与其他文献记载可知:作为秦朝开国皇帝的秦始皇曾微行咸阳;微行之举影响深远的汉武帝是在西汉前期,效仿汉武帝微行的汉成帝是西汉后期帝王,东汉后期的汉桓帝更是“好微行近习之家,私幸宦者之舍”[22];唐代开国之初的唐高祖、唐太宗都曾微服出行,唐代后期的唐宣宗也好微行,唐人温庭云、卢沆、贾岛都曾遇到过微行时的唐宣宗[23];明太祖朱元璋于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微行至神乐观”[24]1620。尽管没有直接材料揭示各个朝代进行微服私访的皇帝为何均出现在王朝初期和后期,不过从文献中记载历代帝王微行事迹来看,这种历史现象发生的原因大致有二:其一,每个朝代开国者在称帝之前,通常都有过戎马生涯,依其生活习性是很难久居宫中的。加之朝代初建,各项制度亟待完善,各种势力错综复杂,皇帝需要借助微行方式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相比于这些王朝缔造者,他们的后辈们由于生活在太平年代,从小锦衣玉食,微服出宫也仅为游玩。尤其是到了王朝后期,朝堂之上各种势力犬牙交错,皇位的继承者并不一定是当初的既定人选。对于这些没有受过严格帝王行为规范训练的皇帝们来说,整天不辞辛劳地处理政务的生活或许是他們无法忍受的。这样一来,偶尔微服出宫,游玩放松可能会成为一种必然,宋徽宗就是典型例子。其二,史书当中记载历代有过微行举动的皇帝所出现时间基本一致,恐怕与古代历史书写规范和帝王形象塑造有关。 与其他朝代相比,宋代皇帝微行具有鲜明的特点。例如,宋太祖不仅微行活动频繁,公开化程度高,而且政治目的性很强。这主要是由于宋太祖是在后周恭帝柴宗训年幼、主少国疑的情况下,以武力突然发动兵变,从而建立了宋朝。这样一来,赵氏政权的统治基础就较其他大一统王朝来说相对薄弱,短时期内无法得到社会各层民众的拥护。为了震慑群臣以稳定朝局,关心民生疾苦以塑造良好帝王形象,微服出行便成为了宋太祖的必行之举。
如果说宋太祖微行是为巩固政局而所实施的帝王统御之术,那么宋徽宗的微行就是毫无政治意图、纯粹为满足其个人私欲的行为了。宋徽宗不仅喜欢微服出行,而且经常留宿宫外,以致于有时无法上早朝。此外,宋徽宗在注重微行活动保密性的同时,还专设了行幸局以处理与其微行相关的各项事宜,成为历代微行皇帝中唯一一个设置此类机构的帝王。可以说,宋徽宗微行活动已集制度化、公开化与常态化于一身。正因如此,宋徽宗微服出宫的故事为后世津津乐道,各类版本的故事更是层出不穷。其实赵佶本就是生性洒脱、不喜拘束之人,加上蔡京、王黼、梁师成这些佞臣们的经常劝诱,微服出宫、私幸臣家、游玩都城的事情也实属正常。
三、宋代皇帝微行的原因
清人王夫之在其《宋论》一书中曾对宋太祖微行之事有过专门论述,并在此基础上将古代帝王微行的原因概括为三点:一是有天命者,任自为之;二是狂荡嬉游;三是苛察以为能,而或称其念在国民,以伺官箴之污洁,民生之苦乐,国事之废举者也[16]9。实际上,古代皇帝微行的原因远比王夫之所总结的更为复杂。下面以宋代皇帝为主体,同时兼论其他朝代帝王,来探究其微行的具体原因。
1.警跸简约,以便出行
警跸制度可谓由来已久,宋人高承在其《事物纪原》一书中曾专列“警跸”一条[25]。根据高承的记述,自周代开始,警跸制度已经出现,起初称之为“跸”,主要侧重于天子出行的礼仪规格,彰显其帝王身份;后来将皇帝出行安全工作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称之为“出警入跸”。在宋代,负责皇帝巡幸过程中礼乐的机构为“引龙直”,后改为“钧容直”,由内侍统领,人数起初為136人,后增至200余人,“每巡省游幸,则骑导车驾而奏乐焉,亦可谓盛矣”[26]。正是由于皇帝正常出行时人员众多,导致其自由受限,行动极为不便,才使得一些皇帝选择微服出行。宣和四年(1122年)四月,河北、河东路宣抚使童贯率军北上时,宋徽宗“微行出北郊齐宫饯之”[20]524。另外,宋徽宗欲游玩市井时,内侍杨戬曾言:“陛下若摆动銮舆,则出警入跸,左言右史,市井肃清,反不自由,莫若易服,装扮做个秀才儒生,臣等装为仆从,由后载门出市私行,可以恣观市风景。”[27]34从杨戬的建议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皇帝公开巡幸和微行与自由与否有关,宋徽宗接受了杨戬[27]34-35的建议——
徽宗闻言大喜,实时易了衣服,将龙衣卸却,把一领皂褙穿著,上面著一领紫道服,系一条红丝吕公绦,头戴唐巾,脚下穿一双乌靴,引高俅、杨戬,私离禁阙,出后载门,留勘合与监门将军郭建等,向汴京城里。
从以上描述来看,宋徽宗微服出行时完全是一副标准的宋代儒生装扮,加之高俅、杨戬等一帮仆从随行其后,游玩于汴京城中,任谁也无法将其与九五之尊联系在一起。另外,虽然皇帝微行时警跸较巡幸时简约,但其警备事宜未有丝毫松懈。王夫之认为帝王“微行之顷,左右密护之术必已周矣”[16]9,如“汉武帝好微行,因置期门郎,与之期于殿门,平帝改虎贲中郎将”[28]。这样看来,至少在汉武帝时期,皇帝身边已经出现一支专门负责其微行期间人身安全的护卫。宋代微行的皇帝也极为注重自身安全,宋徽宗曾在微行之初的政和六年(1116年)十一月,就命深受其宠信的三子,即嘉王赵楷“提举皇城司整肃随驾禁卫所”[20]491,全权负责其在微服私行之时的各项安全事宜。
2.暗察民情,震慑群臣
王朝建立之初,制度草创,政局不稳,皇帝常微服出行了解民情。例如,宋太祖即位之初,“欲阴察群情向背,颇为微行”[29]。其他朝代初期的帝王微行原因也多如此,如武德二年(619年),唐高祖微行察风俗[10]446;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明太祖“微行至神乐观,见有结网巾者。冀日,命取网巾,颁示十三布政使司,人无贵贱,皆裹网巾,于是天子亦常服网巾”[24]1620。可见,有些开国皇帝依据微行所见所闻,会对某些国策进行调整,以巩固自己的统治。
另外,宋太祖赵匡胤在通过兵变取得帝位后,为安抚人心,对后周朝局未做大的改动。为了稳固统治,震慑群臣,宋太祖常常微服私幸大臣之家。《续资治通鉴长编》载:“上自即位,数出微行,或过功臣之家,不可测。赵普每退朝,不敢脱衣冠。一夕大雪,普谓上不复出矣,久之,闻扣门声异甚,亟出,则上立雪中。”[13]204可见,宋太祖对其视为股肱之臣的赵普极为防范,经常私幸其家。赵普每日下朝回家后并未立即更换便衣,以防宋太祖突然莅临,至于那些后周遗臣就更是诚惶诚恐了。司马光在《涑水记闻》中也记载了在赵普任宰相期间,宋太祖“车驾因出忽幸其第”,发现了吴越王钱俶送给他的十瓶瓜子金[30]。
不过,皇帝想以微服出行方式了解详实的民情是不可能的,一是因为皇帝微服出行的范围有限,通常都在都城之内;二是因为所见情况较为片面,无法推而广之。王夫之认为,皇帝想要获悉一国之情的途径应该是:“自朝廷而之藩牧,自藩牧而之郡邑,自郡邑而之乡保。听乡保之情者,邑令也;听邑令之治者,郡守也;听郡守之政者,藩牧也。……天下之足,皆吾足也;天下之目,皆吾目也;天下之耳,皆吾耳也。”[16]10可见,县令通过乡保了解一县民情;郡守通过治下县令知晓全郡情况;藩牧通过各郡长官获得辖下群情,然后上报朝廷,最后上达天听,这才是皇帝全面了解民情的正常途径。因此,在王夫之看来,以暗察民情作为皇帝微服出行的正当理由是不可取的。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在宋朝立国不久,宋太祖就已命专员负责密探事务。有学者研究,乾德三年(965年),宋朝已特设专职情报机关武德司,到太平兴国六年(981年),武德司改为皇城司,其主要职责就是伺察军政、察办民俗异事和谤议朝政者、侦查官吏的不法行为、侦捕和查处违禁人物和察传其他消息[31]。也有学者认为,宋代皇帝通过皇城司派遣密探,探访各种事务,不仅可得知政治上和军事上的事件,也可以不通过州府而直接得知大大小小的民间琐碎事件。凭借这种方法不仅可以预防官吏、军人的阴谋和非法活动,而且还可以通晓民情,用所谓“察察之明”的威势,使其一手掌握政治上的实权[32]。 这样看来,皇城司的出现取代了原本由皇帝个人通过微行来暗察民情、震慑群臣的政治职能,这或许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在宋太宗之后再无宋朝皇帝为获知下情而微服出行了。而明代的厂卫制度在宋代皇城司制度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使得如宋太祖那般为体察民情、监察群臣而频繁微行的情况彻底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中。
3.私幸臣家,以示恩宠
为表示对个别大臣的宠爱,皇帝常以私人身份造访其家。宋徽宗曾乘轻车小辇,七次临幸蔡京府邸[18]730,足见对其恩宠之至。其他朝代也有类似情况,如东汉桓帝曾“微行私过幸河南尹梁胤府舍”[33]176,明宣宗“尝微行夜幸(杨)士奇宅”[24]4135。不过古人向来对君臣之礼极为重视,认为皇帝不可屈尊微服到臣子家中,即使其想通过亲临方式表达对其关怀,也只能在大臣生病或去世之际等一些特殊时期:“君臣之间,可深情以相敬,不可越分以相交。是以帝王于臣,有疾则临,如太宗于李靖;有丧则临,如光武于祭遵。此以厚其情而已,未闻微行私幸者。”[33]176可见,帝王对大臣的关怀是有一定限度的,对于微行私幸之举是不提倡的。
4.游幸宫外,消遣玩乐
在王朝后期,因政局稳定,承平日久,皇帝很难再如王朝初期帝王那样攻苦食淡,勤政为民,更多的是奢侈腐化,贪图享乐。宋徽宗是历代王朝后期皇帝微行宫外的代表。为说服宋徽宗微服出宫游玩,蔡攸曾言:“人主当以四海为家,太平为娱,岁月几何,何必自苦?”宋徽宗采纳其建议,“遂易服私行都市”[27]24。又某日宋徽宗自言:“朕深居九重,反不如小民直恁地快活,朕欲出观市景致,恨无其由有”,内侍杨戬随后进言可易服微行[27]34。
四、宋代君臣对微行的态度
通常来说,诸如国家祭祀、视察地方等帝王公开性的巡幸活动是国家政治生活的需要,也是皇帝职责的一部分。相比而言,微行多被视为帝王行为失范的表现,其积极作用较小,而潜在的危险却极大。但凡明君贤臣理应对其有所警惕。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同历代君臣一样,宋代君臣在對待皇帝微行的态度上也多有分歧。
1.群臣的态度
在朝臣看来,为了维护政局稳定,皇帝个人安危极为重要,群臣需要时刻了解其行踪。一旦皇帝不在宫中,长时间脱离大臣们的视线,就有可能造成朝堂恐慌,后果不堪设想。例如,宣和五年(1123年)十一月十七日,宋徽宗临幸王黼宅邸,观看其之前上书所言家中屏风长出的玉芝。在此期间,宋徽宗经便门以微行方式去了梁师成府邸,随后二人一同返回王黼家中。由于宋徽宗在与王黼、梁师成、谭稹等人宴饮时喝得酩酊大醉,王黼欲将宋徽宗留宿家中以示其恩宠,于是就擅自传达圣旨,让侍从百官各自散去,却不料禁卫诸班殿直极力要求面见宋徽宗以谢圣恩,不得已,梁师成与谭稹将宋徽宗搀扶出来与众人见面。当时宋徽宗已醉得不省人世,以至于不能言语。像宋徽宗这般因临幸臣家、宿醉不归的情况是极少见的,就连宋人自己也感慨这是“祖宗以来,临幸未之有也”。或许是苏醒之后的宋徽宗也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于是就在当天夜里赶回大内[34]——
乃开过龙德宫复道小墙谓鹿寨门者以还内。宦者十余人执兵接之而去,三衙卫士无一人得入者。是夜,诸班禁从皆集教场备不虞,几生变。翌日,犹不御殿。殆半日,人心始安。
现在看来,留宿王黼家中应当不是宋徽宗的本意,为防止宫廷政变,宋徽宗连夜从由端王府扩建而成的龙德宫秘密赶回大内。这次留宿事件使得朝臣们人心惶惶,“几生变”三字很好地从侧面显示了皇帝坐镇宫中的重要性。这虽然仅仅是一次因公开临幸臣家、醉酒后而不返回皇宫的偶然事件,但也随之产生了一系列始料未及的事情。如果是皇帝秘密出宫微服私访,不小心被他人获悉其不在皇宫的情况,可能会产生更为严重的后果。正因如此,劝谏皇帝戒微行就成了历朝大臣的重要职责之一。但实际上,大臣对帝王微行的态度并不一致。
一般来说,只要得知皇帝微行的消息,就会有大臣上疏劝谏。早在春秋时期,“吴王欲从民饮酒,伍子胥谏以白龙鱼腹有豫且之患”,最后吴王听从了伍子胥的谏言[5]683;东汉桓帝极喜微行,尚书杨秉曾上《谏微行书》[33]176-177。针对宋太祖经常微服出行的情况,有大臣谏言:“陛下新得天下,人心未安,今数轻出,万一有不虞之变,其可悔乎!”[13]30宣和元年(1119年),秘书省正字曹辅也曾上书劝止宋徽宗微服出行:“臣不意陛下当宗庙社稷付托之重,玩安忽危,……况今革冗员,斥滥奉,去浮屠,诛胥吏,蚩愚之民,岂能一一引咎安分?万一当乘舆不戒之初,一夫不逞,包藏祸心,发蠭虿之毒,奋兽穷之计,虽神灵垂护,然亦损威伤重矣。”[19]11129可见,曹辅规劝宋徽宗放弃微服出行的理由有二:一是有损帝王威严,为维护其形象和声誉,皇帝需要戒微行,如若君王频繁微行出宫,只会让臣民以为皇帝贪图享乐,荒于政事;二是当时朝政处于革新时期,触犯了部分人的利益,有些人对宋徽宗的执政有所不满,恐怕歹人包藏祸心,对宋徽宗个人安全产生威胁。现在看来,曹辅上这封谏书的本意或许是委婉地劝告宋徽宗,因其奢侈安逸,荒废朝政,任人不贤,民怨沸腾,如若再不顾形象,肆意微行宫外,只会导致官民矛盾愈演愈烈,统治地位岌岌可危。可是,宋徽宗不仅未接受曹辅的谏言,还严令宰执大臣责问曹辅,最后朝廷下令免去曹辅官职,并将其编管郴州[20]513。曹辅的族弟曹中也因此事受到牵连,被罢去永州知州一职[35]。少数大臣为了自己能够受到皇帝器重,故意阿谀迎逢,怂恿君王微行出宫,这类现象在宋徽宗时期表现得尤为明显。蔡攸曾劝宋徽宗:“所谓人主,当以四海为家,太平为娱,岁月能几何,岂徒自劳苦?”[18]730高俅也曾上奏曰:“人生如白驹过隙,倘不及时行乐,则老大徒伤悲也。”[27]34在蔡攸、高俅等人看来,只要能够博得宋徽宗的欢喜,其他无需顾忌。
当皇帝微服出行过于频繁时,除个别大臣上书劝诫、少数大臣进言怂恿外,绝大多数朝臣对帝王微行持默认态度,这应该是由于君臣地位不对等的原因使然。比如,汉武帝极好微行,当时朝中大臣不仅对其保持沉默,更有甚者在家中为汉武帝专设衣室,“汉武之微行也,特以快从禽之乐尔,当时丞相御史不能谏争,乃私置更衣为投宿之所,可谓逢君之欲者矣自武帝开端”[9]823。宋徽宗因宠幸蔡京父子,曾多次微行其府邸,“蔡京谢表有‘轻车小辇,七赐临幸’,自是邸报闻四方,而臣僚阿顺,莫敢言”[19]11128。 2.皇帝的态度
皇帝微服出行,不合礼制、有失帝范,为维护王朝统治,理应受到抵制,然而历代都不乏有微行的帝王。对于微行,宋代皇帝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
宋太祖即位后颇好微行,有大臣以王朝初立、人心未安、微行风险较大为由上书劝止,宋太祖却认为:“若应为天下主,谁能图之,不应为天下主,虽闭户深居何益。……有天命者,任自为之,我不汝禁也。”[13]30可见,自诩上承天命的赵匡胤认为微服出行不存在危险,无需多虑。同时宋太祖通过微行之举彰显自己是天命所归,为其统治的正统性寻找借口。另外,宋徽宗在蔡京等人怂恿下,也频繁微行,毫无顾及。在大臣们都保持沉默时,官微言轻的秘书省正字曹辅愤然进言劝止。宋徽宗看到曹辅的上疏后,不仅未能体察其良苦用心,采纳其真知灼见,以反省自身所为,反而将奏札“出示宰臣,令赴都堂审问”[19]11129。可见,宋徽宗明知微行不可取却不知悔改,为堵悠悠众口,借宰执大臣之手对曹辅上书劝谏之事定罪,从此朝堂之上再无一人对其微行游玩提出质疑。这说明,无论是宋太祖还是宋徽宗,都不顾大臣劝谏、肆无忌惮地微行。
对于微行,宋代皇帝另外一种截然相反的态度是以史为诫,以身作则,极力抵制微行之举。宋仁宗作为公认的宋代皇帝中的帝范表率者,对古代帝王微行之举是极力反对的。例如,皇祐二年(1050年),宋仁宗在迩英阁读《汉书·东方朔传》时,看到汉武帝曾多次微行,与侍读学士丁度有过这样一段对话:“帝曰:‘帝王每出,须中严、外辨,何容易如此?’丁度对曰:‘武帝以承平日久,藉文景之资,所以穷志极欲。’帝曰:‘若安宁之时,常思危亡之戒,安有后悔。’”[36]可见,宋仁宗认为帝王出行时警备事宜极为繁琐,颇耗人力,对汉武帝不顾个人安危、肆意微行的举动很不赞同。听过丁度的解释之后,宋仁宗认为,帝王应该居安思危,不能因承平日久而安逸享乐。这说明宋仁宗认为帝王绝不可微服出行。宋仁宗之后的英宗、神宗、哲宗都谨遵帝范,从未有过微行之举,不仅如此,朝廷甚至严禁官员身穿便服,微行街市。例如,绍圣五年(1098年)三月,宣德郎司马宏和承务郎勾当染院李无咎身服便衣,微行街市,杂与小人为伍,观看车马之事为朝廷所知,宋哲宗为此专门下达御批:“士人立朝,全无廉耻,可送御史台疾速取勘,具案奏裁。”[13]11811-11812可见,宋哲宗对一些官员不顾形象、身着便衣、与市人结伴游玩都市的事情是极为不满的。
五、“戒微行”与“祖宗之法”
历史上首次提出帝王须“戒微行”的是唐宪宗。唐宪宗在阅览《贞观实录》《开元实录》时,看到了唐太宗为教导储君言行而撰写的《金镜书》和《帝范》,以及唐玄宗所著的《开元训诫》。唐宪宗效仿其祖,在元和四年(809年)编制了《君臣事迹十四篇》,其中第四篇题目就是“戒微行”[12]660。遗憾的是,宪宗之后的唐代帝王并未严格遵循祖训。经过唐末五代百余年的战乱纷争,宋朝顺势而立,中国古代政治文化又一次进入大规模重塑时期。学者们在“祖宗之法”理论框架之下,对宋朝建构的统治模式作出了某些科学性的解释,如有学者认为“祖宗之法”的基调为“事为之防、曲為之制”,并于宋仁宗朝前期正式提出[37]。但在构建“祖宗之法”统治秩序的北宋前期并未出现对皇帝杜绝微行的探讨。直到皇祐二年(1050年),宋仁宗与侍读学士丁度在谈及汉武帝微行事迹时,才首次对帝王微行之举进行讨论,最后丁度言:“臣事陛下二十年,每奉徳音,未尝不忧勤天下,此陛下祖宗以来家法尔。”[36]115实际上这是将“戒微行”视为皇帝居安思危、勤忧天下的表现。之后,在宋哲宗元祐五年(1090年),给事中兼侍讲的范祖禹上《帝学》8篇,该书卷二“宪宗昭文章武大圣至神孝皇帝”条收录了唐宪宗所著包括“戒微行”在内的君臣事迹14篇;卷五“仁宗体天法道极功全徳神文圣武浚哲明孝皇帝”条记载了宋仁宗与丁度有关帝王微服出行话题的谈论,范祖禹著《帝学》的本意是让后世帝王“法象于祖宗”[13]10762。这样看来,或许可将“戒微行”作为宋代君臣默认的“祖宗之法”。
纵观两宋历史,除宋太祖颇好微服出行外,之后的皇帝基本上没有出现过微行的情况。至于宋徽宗的频繁微行,并非制度设计有问题,而是特殊背景下的产物,毕竟宋徽宗不是既定的皇储人选,从未受过正规的储君训教,加之“祖宗之法”在宋徽宗朝后期已经难以为继,出现微行情况实属正常。
六、结语
宋代之前,微行被认为是一种常态的帝王巡幸活动,虽偶尔有大臣上书谏止,但总的来看,无论是朝堂君臣还是民间百姓,都默许了帝王的这种行为。在“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北宋中期,君臣开始审视包括微行在内的各项帝王巡幸事宜,尤其是经过宋真宗“东封西祀,南祠北巡”等一系列大型外出巡幸活动之后,宋人开始反思帝王离开都城、游畋郊外、祭祀地方这些耗时费力的行为之利弊。在此背景下,有关古代帝王微行的讨论也频频出现于各种宋人典籍中。自宋仁宗朝伊始,皇帝微行行为受到全面限制,除宋徽宗外,史书中未再见到其他微行的宋代帝王。宋代皇帝微服出行情况比较全面地体现了历代帝王微行的特点:除微行之时警跸简约、行动自由外,以宋太祖为代表的王朝初期皇帝,多将微行作为暗察民情、震慑群臣的重要手段;以宋徽宗为代表的王朝后期帝王,其微行多为私临臣家、闲逛都市,以为游乐。可以说,王朝前期帝王微行是稳定政局的必要之举,王朝后期帝王微行则是反映王朝政治态势日趋恶化的风向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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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2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729(2019)02-0080-11
关键词:宋代皇帝;微行;敬跸
在中国古代,帝王行为时刻影响着朝局态势,而其中定期、有组织、公开性的巡幸活动则有利于维护政局稳定,这也使得常规性巡幸活动成为古代国家政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代交通和通讯方式落后,为了维系正常的统治秩序,历代皇帝多数时间都身处皇宫之中,如若外出,也常以公开巡幸的名义,届时不仅有大量人员随从,而且防卫措施极为严密,警跸古代皇帝出行时随从众多,这些人负责天子的警戒事务和各项礼跸事宜,统称为“警跸”。
事宜可谓滴水不漏。然而有些皇帝出于个人原因,常会身着便服,私下出行,古代帝王这种微服出行的举动通常被称为“微行”[1]316“私幸”或“燕出”。
目前学界对宋代皇帝微行已有所关注,如有学者在探讨北宋皇帝行幸活动时,就提到了宋徽宗曾秘密莅临蔡京府邸,以及蔡攸力邀宋徽宗到宫外微服私访之事[2];也有学者在描述宋代城市生活时,曾以讲述故事的方式对宋太祖、宋太宗、宋徽宗三位皇帝微服出行的情况作了简单介绍[3]。不过至今未曾见到学者对宋代皇帝的微服私访作过详细考证,也无学者从皇帝微行的角度观察宋代政治运行的一些隐秘不宣的细节。鉴于此,本文拟对宋代皇帝微行作一深入研究,探析宋代皇帝微行的原因和君臣对微行的认识与态度,并在梳理其他朝代帝王微服出行概况的基础上,探讨历代帝王微行的规律性,剖析微行这种隐性的帝王巡幸行为对当时国家政局的影响。
一、宋代以前帝王微行概况
微行作为一种私人性质的帝王巡幸活动,既较为隐秘又有违礼法,故史书所记有限,追溯古代帝王微行到底源于何时很难。不过据《列子》记载,被称为三圣之一的帝尧在其执政50年之时,欲知天下是否已經大治,“乃微服游于康衢”[4]。此说发生于公元前2000多年,距今4000多年,年代久远、彼时尚无文字,历史凭口口相传,无法考证是否确有此事,但这是目前已知关于古代帝王微行最早的传说。在春秋战国时期,赵武灵王曾“诈为使者入秦,欲自略地形,因观秦王之为人”[5]。秦灭六国之后,中国开始进入大一统时期,此后历代王朝都有帝王微服出行,如秦始皇三十一年(前216年),“始皇为微行咸阳,与武士四人俱,夜出逢盗兰池,见窘,武士击杀盗”[6]。
需要说明的是,在西汉之前,君王微行并不多见,即使出现,也常具有某种政治目的,并非游玩享乐。正如南宋人郑锷所言:“先王之制(即巡狩制度),禁卫严密,一有会同周防若此,不敢轻其身以危社稷宗庙也。自汉以来,为帝王者,或为微行,游畋射猎,晨出夕返。”[7]郑锷在这里所说的“汉代帝王”指的是汉武帝,从文献记载的历代帝王微行事迹来看,他的论断是比较客观的。有关汉武帝微服出行、游猎郊外的事迹在班固的《汉书·东方朔传》[1]2847中有详细的记载。
建元三年,微行始出,北至池阳,西至黄山,南猎长杨,东游宜春。微行常用饮酎已。八九月中,与侍中常侍武骑及待诏陇西北地良家子能骑射者期诸殿门,故有“期门”之号自此始。微行以夜漏下十刻乃出,常称平阳侯。
从班固的描述来看,汉武帝微行范围北至池阳(即池阳宮,位于汉长安城以北约25公里),西至黄山(即黄山宫,位于汉长安城以西约45公里),南至长杨(即长扬宮,建于上林苑中,位于汉长安城西南约50公里),东至宜春(即宜春苑,位于汉长安城东南约15公里)[8];微行之时有侍中、常侍、武骑、待诏等众多随从,并经常假借平阳侯的身份夜晚微行,出城游猎。如此堂而皇之地将皇帝微行记录在正史当中,说明在西汉时期,皇帝的这种行为被认为是一种正常现象。宋人真德秀认为:“汉武之微行也,特以快从禽之乐尔。当时丞相御史不能谏争,乃私置更衣,为投宿之所,可谓逢君之欲者矣自武帝开端。”[9]823汉武帝大张旗鼓地行微行之举为后来的汉代皇帝所效仿,如鸿嘉元年(前20年),汉成帝“始为微行出”[1]316,并效仿汉武帝,“常自称富平侯家人,从近幸小臣以出”[9]823。大臣谷永在其所上谏书中提到,汉成帝曾“数离深宫之固,挺身晨夜,与群小相随,乌集杂会,饮醉吏民之家,乱服共坐,流湎媟嫚,溷殽无别,闵免遁乐,昼夜在路。典门户奉宿卫之臣执干戈而守空宫,公卿百僚不知陛下所在,积数年矣”[1]3461。可见,汉成帝不顾帝王形象,常与小人私客为伍,频繁出宫,饮醉吏民之家,有时甚至连王公大臣都不知其身在何处。无怪乎宋人真德秀痛斥“成帝之微行,其丑有甚于武帝者”[9]823。
唐代也出现了多位皇帝微服出行的情况,如武德二年(619年),唐高祖微行察风俗[10]446;贞观初年,唐太宗在进士放榜之日,“私幸端门,见进士于榜下缀行而出,喜谓侍臣曰:‘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11];神龙元年(705年),侍中桓彦范在给唐中宗的上疏中写道:“胡僧惠范,矫托佛教,诡惑后妃,出入禁闱,挠乱国政,陛下又微行数幸其私第,上下媟黩,有亏尊严。”[12]
综上可知,汉代之前,帝王微行外出通常出于某种政治需要,其微服私行的活动也具有隐秘性,外人很难得知,这应该是出于保障帝王人身安全的考虑与维护其个人形象的需要。从汉武帝开始,皇帝微服私行次数明显增多,公开化程度有所提高,在西汉时期呈现出常态化的特点。唐代微服私行的帝王人数也不少,其微行活动也较为频繁,但与汉代相比,此时的帝王微行活动再次趋于隐蔽,重新回到了两汉之前的状况。 二、宋代微行的皇帝及其微行特点
众所周知,由于宋朝以兵变建立,其初期所面临的政局形势与汉唐迥异。为了稳定当时的朝局,黄袍加身的赵匡胤曾多次以微行的方式来慑服群臣,暗察民情。李焘在《续资治通鉴长编》中两次记载宋太祖频繁微服出行之事,建隆元年(960年)十二月壬辰条载,“上既即位,欲阴察群情向背,颇为微行”[13]30;开宝元年(968年)七月丙午条载,“上自即位,数出微行,或过功臣之家,不可测”[13]204。其实早在赵匡胤追随周世宗征讨淮南徐州城时,因后周军队攻城屡屡受挫,赵匡胤听闻“有镇州赵学究在村中教学,多智计,村民有争讼者,多诣以决曲直”,便猜测此人应素有谋略,于是就“微服往访之”[14]。
作为宋朝开国时代的第二位皇帝的宋太宗,因同样历经五代乱世,所以在执政方式上与其父宋太祖颇有相似之处,也曾仿效宋太祖微服出行以暗察民情。蔡绦在《铁围山丛谈》[15]3-4中就记载了一则宋太宗微行的故事:
太宗始嗣位,思有以帖服中外。一日,辇下诸肆有为丐者不得乞,因倚门大骂为无赖者。主人逊谢,久不得解。即有数十百众,方拥门聚观,中忽一人跃出,以刀刺丐者死,且遗其刀而去。会日已暮,追捕莫获。翌日奏闻,太宗大怒,谓是犹习五季乱,乃敢中都白昼杀人。即严索捕,期在必得。有司惧罪,久之,迹其事,是乃主人不胜其忿而杀之耳。狱将具,太宗喜曰:“卿能用心若是,虽然,第为朕更一覆,毋枉焉。且携其刀来。”不数日,尹再登对,以狱词并刀上。太宗问:“审乎?”曰:“审矣。”于是太宗顾旁小内侍,取吾鞘来。小内侍唯命,即奉刀内鞘中。因拂袖而起,入曰:“如此,宁不妄杀人。”
这则故事说明了两点:一是宋太宗在微服出行期间,有随从携带兵刃对其进行严密防护;二是看似宋太宗通过亲身经历,纠正了司法人员对杀人案件勘察不实的错误,实际上是告诫大臣,自己虽常居深宫,但仍然明察秋毫,以此来达到震慑群臣的目的。
元符三年(1100年),宋哲宗猝然驾崩,因事发突然,太子未立,后由其弟赵佶即位。尽管宋徽宗在书画艺术方面成就很高,但在国家治理方面政绩不显。即便如此,宋徽宗也并不是在即位之初就贪图安逸,不问政事。王夫之在《宋论·宋徽宗》的卷首就写道:“徽宗之初政,粲然可观。”[16]145他虽在后文对此又稍有质疑,但不可否认,至少在宋徽宗即位的前十年里,国家政局依然比较稳定,宋徽宗基本上做到了谨遵祖制,较好地履行了一个皇帝应尽的职责。然而到了政和年间,蔡京父子把持朝政之后,就开始鼓吹“丰享豫大之说诱惑人主”[17],宋徽宗更是在政和六年(1116年)七月,专门颁布用以粉饰太平、为其即将开始的奢侈腐化生活寻找借口的《丰豫盛时毋为裁损计诏》[18]716。此后的宋徽宗“溺信虚无,崇饰游观,困竭民力。君臣逸豫,相为诞谩,怠弃国政,日行无稽”[19]418。加之赵佶本就不是皇室立储对象,其品行操守从未经过专门培养。在这种情况下,宋徽宗开始贪图享乐,其突出表现就是经常微服出宫,游玩都市。关于宋徽宗开始微服出行的时间,蔡绦在《铁围山丛谈》中曾委婉提及:“太上以政和六七年间,始讲汉武帝期门故事”[15]3;在《皇宋十朝纲要》一书的“政和六年十二月乙丑”条也记载:“是岁微行始岀”[20]508,二者相互印证,可知宋徽宗微行开始的时间应是政和六年(1116年)。《皇宋十朝纲要》随后也记载了政和八年(118年)九月的某天晚上,皇宫大火,焚毁房屋五千余间。当时坊间盛传皇宫发生火灾的那个夜晚,宋徽宗并未在大内休憩,而是“微宿于外”[20]492。《宋史·曹辅传》[19]11128曾对宋徽宗微行情况有过如下具体描述:
自政和后,帝多微行,乘小轿子,数内臣导从。置行幸局,局中以帝出日谓之有排当,次日未还,则传旨称疮痍,不坐朝。始,民间犹未知。及蔡京谢表有“轻车小辇,七赐临幸”,自是邸报闻四方,而臣僚阿顺,莫敢言。
这段史料表明,宋徽宗自政和以后频频微服出宫,并由行幸局负责其各项微行事宜。行幸局如同为采办花岗石事务而特设的采石所(又称花石所)一样,是专为宋徽宗微行服务而独创的办事机构。一旦宋徽宗因微行出宫彻夜不归,行幸局会立即派人假传圣旨称其身体有恙而不能上朝。
除上述三位宋帝外,现存宋人著述中未再见到其他皇帝微行的事情。不过,清人周亮工在其《字触》中记有一则宋高宗微行途中偶遇测字大师谢石的故事[21]。这则故事在明清私家著述中多有记载,说法不一,唯有周亮工认为宋高宗是在微行闹市时偶遇谢石,并令其测字。笔者以为这种场景设置是为凸显谢石神鬼莫测的测字能力,宋高宗微服出行之事反而不足为信。事实上,赵构是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下重建了赵宋王朝,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政局是极为不稳的,若说他如宋太祖一样多次微服出行,恐很难令人信服。至于为何史书中不曾见到南宋后期皇帝微行的记载,或许因为宋金(蒙)战争愈演愈烈,时局动荡,加之韩侂冑、史弥远、贾似道等权臣相继把持朝政,皇帝的行动自由大多受限,而传世文献中记载南宋后期史实又着实较少,这使得我们不清楚当时是否有皇帝微服出行。这样看来,除宋太宗微行事迹仅见于《铁围山丛谈》外,宋高宗微行之事为清人所记,真实性尚待考证,宋太祖和宋徽宗微行的事迹在多部宋人所著正史典籍中都有详细记载,应确有其事。
依上分析,可发现宋代皇帝的微行一是在北宋初期,一是在北宋后期。宋代皇帝微行的这种时间分布情况,大致符合史书中所载历代皇帝微行出现的时间。根据前文所述与其他文献记载可知:作为秦朝开国皇帝的秦始皇曾微行咸阳;微行之举影响深远的汉武帝是在西汉前期,效仿汉武帝微行的汉成帝是西汉后期帝王,东汉后期的汉桓帝更是“好微行近习之家,私幸宦者之舍”[22];唐代开国之初的唐高祖、唐太宗都曾微服出行,唐代后期的唐宣宗也好微行,唐人温庭云、卢沆、贾岛都曾遇到过微行时的唐宣宗[23];明太祖朱元璋于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微行至神乐观”[24]1620。尽管没有直接材料揭示各个朝代进行微服私访的皇帝为何均出现在王朝初期和后期,不过从文献中记载历代帝王微行事迹来看,这种历史现象发生的原因大致有二:其一,每个朝代开国者在称帝之前,通常都有过戎马生涯,依其生活习性是很难久居宫中的。加之朝代初建,各项制度亟待完善,各种势力错综复杂,皇帝需要借助微行方式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相比于这些王朝缔造者,他们的后辈们由于生活在太平年代,从小锦衣玉食,微服出宫也仅为游玩。尤其是到了王朝后期,朝堂之上各种势力犬牙交错,皇位的继承者并不一定是当初的既定人选。对于这些没有受过严格帝王行为规范训练的皇帝们来说,整天不辞辛劳地处理政务的生活或许是他們无法忍受的。这样一来,偶尔微服出宫,游玩放松可能会成为一种必然,宋徽宗就是典型例子。其二,史书当中记载历代有过微行举动的皇帝所出现时间基本一致,恐怕与古代历史书写规范和帝王形象塑造有关。 与其他朝代相比,宋代皇帝微行具有鲜明的特点。例如,宋太祖不仅微行活动频繁,公开化程度高,而且政治目的性很强。这主要是由于宋太祖是在后周恭帝柴宗训年幼、主少国疑的情况下,以武力突然发动兵变,从而建立了宋朝。这样一来,赵氏政权的统治基础就较其他大一统王朝来说相对薄弱,短时期内无法得到社会各层民众的拥护。为了震慑群臣以稳定朝局,关心民生疾苦以塑造良好帝王形象,微服出行便成为了宋太祖的必行之举。
如果说宋太祖微行是为巩固政局而所实施的帝王统御之术,那么宋徽宗的微行就是毫无政治意图、纯粹为满足其个人私欲的行为了。宋徽宗不仅喜欢微服出行,而且经常留宿宫外,以致于有时无法上早朝。此外,宋徽宗在注重微行活动保密性的同时,还专设了行幸局以处理与其微行相关的各项事宜,成为历代微行皇帝中唯一一个设置此类机构的帝王。可以说,宋徽宗微行活动已集制度化、公开化与常态化于一身。正因如此,宋徽宗微服出宫的故事为后世津津乐道,各类版本的故事更是层出不穷。其实赵佶本就是生性洒脱、不喜拘束之人,加上蔡京、王黼、梁师成这些佞臣们的经常劝诱,微服出宫、私幸臣家、游玩都城的事情也实属正常。
三、宋代皇帝微行的原因
清人王夫之在其《宋论》一书中曾对宋太祖微行之事有过专门论述,并在此基础上将古代帝王微行的原因概括为三点:一是有天命者,任自为之;二是狂荡嬉游;三是苛察以为能,而或称其念在国民,以伺官箴之污洁,民生之苦乐,国事之废举者也[16]9。实际上,古代皇帝微行的原因远比王夫之所总结的更为复杂。下面以宋代皇帝为主体,同时兼论其他朝代帝王,来探究其微行的具体原因。
1.警跸简约,以便出行
警跸制度可谓由来已久,宋人高承在其《事物纪原》一书中曾专列“警跸”一条[25]。根据高承的记述,自周代开始,警跸制度已经出现,起初称之为“跸”,主要侧重于天子出行的礼仪规格,彰显其帝王身份;后来将皇帝出行安全工作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称之为“出警入跸”。在宋代,负责皇帝巡幸过程中礼乐的机构为“引龙直”,后改为“钧容直”,由内侍统领,人数起初為136人,后增至200余人,“每巡省游幸,则骑导车驾而奏乐焉,亦可谓盛矣”[26]。正是由于皇帝正常出行时人员众多,导致其自由受限,行动极为不便,才使得一些皇帝选择微服出行。宣和四年(1122年)四月,河北、河东路宣抚使童贯率军北上时,宋徽宗“微行出北郊齐宫饯之”[20]524。另外,宋徽宗欲游玩市井时,内侍杨戬曾言:“陛下若摆动銮舆,则出警入跸,左言右史,市井肃清,反不自由,莫若易服,装扮做个秀才儒生,臣等装为仆从,由后载门出市私行,可以恣观市风景。”[27]34从杨戬的建议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皇帝公开巡幸和微行与自由与否有关,宋徽宗接受了杨戬[27]34-35的建议——
徽宗闻言大喜,实时易了衣服,将龙衣卸却,把一领皂褙穿著,上面著一领紫道服,系一条红丝吕公绦,头戴唐巾,脚下穿一双乌靴,引高俅、杨戬,私离禁阙,出后载门,留勘合与监门将军郭建等,向汴京城里。
从以上描述来看,宋徽宗微服出行时完全是一副标准的宋代儒生装扮,加之高俅、杨戬等一帮仆从随行其后,游玩于汴京城中,任谁也无法将其与九五之尊联系在一起。另外,虽然皇帝微行时警跸较巡幸时简约,但其警备事宜未有丝毫松懈。王夫之认为帝王“微行之顷,左右密护之术必已周矣”[16]9,如“汉武帝好微行,因置期门郎,与之期于殿门,平帝改虎贲中郎将”[28]。这样看来,至少在汉武帝时期,皇帝身边已经出现一支专门负责其微行期间人身安全的护卫。宋代微行的皇帝也极为注重自身安全,宋徽宗曾在微行之初的政和六年(1116年)十一月,就命深受其宠信的三子,即嘉王赵楷“提举皇城司整肃随驾禁卫所”[20]491,全权负责其在微服私行之时的各项安全事宜。
2.暗察民情,震慑群臣
王朝建立之初,制度草创,政局不稳,皇帝常微服出行了解民情。例如,宋太祖即位之初,“欲阴察群情向背,颇为微行”[29]。其他朝代初期的帝王微行原因也多如此,如武德二年(619年),唐高祖微行察风俗[10]446;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明太祖“微行至神乐观,见有结网巾者。冀日,命取网巾,颁示十三布政使司,人无贵贱,皆裹网巾,于是天子亦常服网巾”[24]1620。可见,有些开国皇帝依据微行所见所闻,会对某些国策进行调整,以巩固自己的统治。
另外,宋太祖赵匡胤在通过兵变取得帝位后,为安抚人心,对后周朝局未做大的改动。为了稳固统治,震慑群臣,宋太祖常常微服私幸大臣之家。《续资治通鉴长编》载:“上自即位,数出微行,或过功臣之家,不可测。赵普每退朝,不敢脱衣冠。一夕大雪,普谓上不复出矣,久之,闻扣门声异甚,亟出,则上立雪中。”[13]204可见,宋太祖对其视为股肱之臣的赵普极为防范,经常私幸其家。赵普每日下朝回家后并未立即更换便衣,以防宋太祖突然莅临,至于那些后周遗臣就更是诚惶诚恐了。司马光在《涑水记闻》中也记载了在赵普任宰相期间,宋太祖“车驾因出忽幸其第”,发现了吴越王钱俶送给他的十瓶瓜子金[30]。
不过,皇帝想以微服出行方式了解详实的民情是不可能的,一是因为皇帝微服出行的范围有限,通常都在都城之内;二是因为所见情况较为片面,无法推而广之。王夫之认为,皇帝想要获悉一国之情的途径应该是:“自朝廷而之藩牧,自藩牧而之郡邑,自郡邑而之乡保。听乡保之情者,邑令也;听邑令之治者,郡守也;听郡守之政者,藩牧也。……天下之足,皆吾足也;天下之目,皆吾目也;天下之耳,皆吾耳也。”[16]10可见,县令通过乡保了解一县民情;郡守通过治下县令知晓全郡情况;藩牧通过各郡长官获得辖下群情,然后上报朝廷,最后上达天听,这才是皇帝全面了解民情的正常途径。因此,在王夫之看来,以暗察民情作为皇帝微服出行的正当理由是不可取的。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在宋朝立国不久,宋太祖就已命专员负责密探事务。有学者研究,乾德三年(965年),宋朝已特设专职情报机关武德司,到太平兴国六年(981年),武德司改为皇城司,其主要职责就是伺察军政、察办民俗异事和谤议朝政者、侦查官吏的不法行为、侦捕和查处违禁人物和察传其他消息[31]。也有学者认为,宋代皇帝通过皇城司派遣密探,探访各种事务,不仅可得知政治上和军事上的事件,也可以不通过州府而直接得知大大小小的民间琐碎事件。凭借这种方法不仅可以预防官吏、军人的阴谋和非法活动,而且还可以通晓民情,用所谓“察察之明”的威势,使其一手掌握政治上的实权[32]。 这样看来,皇城司的出现取代了原本由皇帝个人通过微行来暗察民情、震慑群臣的政治职能,这或许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在宋太宗之后再无宋朝皇帝为获知下情而微服出行了。而明代的厂卫制度在宋代皇城司制度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使得如宋太祖那般为体察民情、监察群臣而频繁微行的情况彻底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中。
3.私幸臣家,以示恩宠
为表示对个别大臣的宠爱,皇帝常以私人身份造访其家。宋徽宗曾乘轻车小辇,七次临幸蔡京府邸[18]730,足见对其恩宠之至。其他朝代也有类似情况,如东汉桓帝曾“微行私过幸河南尹梁胤府舍”[33]176,明宣宗“尝微行夜幸(杨)士奇宅”[24]4135。不过古人向来对君臣之礼极为重视,认为皇帝不可屈尊微服到臣子家中,即使其想通过亲临方式表达对其关怀,也只能在大臣生病或去世之际等一些特殊时期:“君臣之间,可深情以相敬,不可越分以相交。是以帝王于臣,有疾则临,如太宗于李靖;有丧则临,如光武于祭遵。此以厚其情而已,未闻微行私幸者。”[33]176可见,帝王对大臣的关怀是有一定限度的,对于微行私幸之举是不提倡的。
4.游幸宫外,消遣玩乐
在王朝后期,因政局稳定,承平日久,皇帝很难再如王朝初期帝王那样攻苦食淡,勤政为民,更多的是奢侈腐化,贪图享乐。宋徽宗是历代王朝后期皇帝微行宫外的代表。为说服宋徽宗微服出宫游玩,蔡攸曾言:“人主当以四海为家,太平为娱,岁月几何,何必自苦?”宋徽宗采纳其建议,“遂易服私行都市”[27]24。又某日宋徽宗自言:“朕深居九重,反不如小民直恁地快活,朕欲出观市景致,恨无其由有”,内侍杨戬随后进言可易服微行[27]34。
四、宋代君臣对微行的态度
通常来说,诸如国家祭祀、视察地方等帝王公开性的巡幸活动是国家政治生活的需要,也是皇帝职责的一部分。相比而言,微行多被视为帝王行为失范的表现,其积极作用较小,而潜在的危险却极大。但凡明君贤臣理应对其有所警惕。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同历代君臣一样,宋代君臣在對待皇帝微行的态度上也多有分歧。
1.群臣的态度
在朝臣看来,为了维护政局稳定,皇帝个人安危极为重要,群臣需要时刻了解其行踪。一旦皇帝不在宫中,长时间脱离大臣们的视线,就有可能造成朝堂恐慌,后果不堪设想。例如,宣和五年(1123年)十一月十七日,宋徽宗临幸王黼宅邸,观看其之前上书所言家中屏风长出的玉芝。在此期间,宋徽宗经便门以微行方式去了梁师成府邸,随后二人一同返回王黼家中。由于宋徽宗在与王黼、梁师成、谭稹等人宴饮时喝得酩酊大醉,王黼欲将宋徽宗留宿家中以示其恩宠,于是就擅自传达圣旨,让侍从百官各自散去,却不料禁卫诸班殿直极力要求面见宋徽宗以谢圣恩,不得已,梁师成与谭稹将宋徽宗搀扶出来与众人见面。当时宋徽宗已醉得不省人世,以至于不能言语。像宋徽宗这般因临幸臣家、宿醉不归的情况是极少见的,就连宋人自己也感慨这是“祖宗以来,临幸未之有也”。或许是苏醒之后的宋徽宗也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于是就在当天夜里赶回大内[34]——
乃开过龙德宫复道小墙谓鹿寨门者以还内。宦者十余人执兵接之而去,三衙卫士无一人得入者。是夜,诸班禁从皆集教场备不虞,几生变。翌日,犹不御殿。殆半日,人心始安。
现在看来,留宿王黼家中应当不是宋徽宗的本意,为防止宫廷政变,宋徽宗连夜从由端王府扩建而成的龙德宫秘密赶回大内。这次留宿事件使得朝臣们人心惶惶,“几生变”三字很好地从侧面显示了皇帝坐镇宫中的重要性。这虽然仅仅是一次因公开临幸臣家、醉酒后而不返回皇宫的偶然事件,但也随之产生了一系列始料未及的事情。如果是皇帝秘密出宫微服私访,不小心被他人获悉其不在皇宫的情况,可能会产生更为严重的后果。正因如此,劝谏皇帝戒微行就成了历朝大臣的重要职责之一。但实际上,大臣对帝王微行的态度并不一致。
一般来说,只要得知皇帝微行的消息,就会有大臣上疏劝谏。早在春秋时期,“吴王欲从民饮酒,伍子胥谏以白龙鱼腹有豫且之患”,最后吴王听从了伍子胥的谏言[5]683;东汉桓帝极喜微行,尚书杨秉曾上《谏微行书》[33]176-177。针对宋太祖经常微服出行的情况,有大臣谏言:“陛下新得天下,人心未安,今数轻出,万一有不虞之变,其可悔乎!”[13]30宣和元年(1119年),秘书省正字曹辅也曾上书劝止宋徽宗微服出行:“臣不意陛下当宗庙社稷付托之重,玩安忽危,……况今革冗员,斥滥奉,去浮屠,诛胥吏,蚩愚之民,岂能一一引咎安分?万一当乘舆不戒之初,一夫不逞,包藏祸心,发蠭虿之毒,奋兽穷之计,虽神灵垂护,然亦损威伤重矣。”[19]11129可见,曹辅规劝宋徽宗放弃微服出行的理由有二:一是有损帝王威严,为维护其形象和声誉,皇帝需要戒微行,如若君王频繁微行出宫,只会让臣民以为皇帝贪图享乐,荒于政事;二是当时朝政处于革新时期,触犯了部分人的利益,有些人对宋徽宗的执政有所不满,恐怕歹人包藏祸心,对宋徽宗个人安全产生威胁。现在看来,曹辅上这封谏书的本意或许是委婉地劝告宋徽宗,因其奢侈安逸,荒废朝政,任人不贤,民怨沸腾,如若再不顾形象,肆意微行宫外,只会导致官民矛盾愈演愈烈,统治地位岌岌可危。可是,宋徽宗不仅未接受曹辅的谏言,还严令宰执大臣责问曹辅,最后朝廷下令免去曹辅官职,并将其编管郴州[20]513。曹辅的族弟曹中也因此事受到牵连,被罢去永州知州一职[35]。少数大臣为了自己能够受到皇帝器重,故意阿谀迎逢,怂恿君王微行出宫,这类现象在宋徽宗时期表现得尤为明显。蔡攸曾劝宋徽宗:“所谓人主,当以四海为家,太平为娱,岁月能几何,岂徒自劳苦?”[18]730高俅也曾上奏曰:“人生如白驹过隙,倘不及时行乐,则老大徒伤悲也。”[27]34在蔡攸、高俅等人看来,只要能够博得宋徽宗的欢喜,其他无需顾忌。
当皇帝微服出行过于频繁时,除个别大臣上书劝诫、少数大臣进言怂恿外,绝大多数朝臣对帝王微行持默认态度,这应该是由于君臣地位不对等的原因使然。比如,汉武帝极好微行,当时朝中大臣不仅对其保持沉默,更有甚者在家中为汉武帝专设衣室,“汉武之微行也,特以快从禽之乐尔,当时丞相御史不能谏争,乃私置更衣为投宿之所,可谓逢君之欲者矣自武帝开端”[9]823。宋徽宗因宠幸蔡京父子,曾多次微行其府邸,“蔡京谢表有‘轻车小辇,七赐临幸’,自是邸报闻四方,而臣僚阿顺,莫敢言”[19]11128。 2.皇帝的态度
皇帝微服出行,不合礼制、有失帝范,为维护王朝统治,理应受到抵制,然而历代都不乏有微行的帝王。对于微行,宋代皇帝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
宋太祖即位后颇好微行,有大臣以王朝初立、人心未安、微行风险较大为由上书劝止,宋太祖却认为:“若应为天下主,谁能图之,不应为天下主,虽闭户深居何益。……有天命者,任自为之,我不汝禁也。”[13]30可见,自诩上承天命的赵匡胤认为微服出行不存在危险,无需多虑。同时宋太祖通过微行之举彰显自己是天命所归,为其统治的正统性寻找借口。另外,宋徽宗在蔡京等人怂恿下,也频繁微行,毫无顾及。在大臣们都保持沉默时,官微言轻的秘书省正字曹辅愤然进言劝止。宋徽宗看到曹辅的上疏后,不仅未能体察其良苦用心,采纳其真知灼见,以反省自身所为,反而将奏札“出示宰臣,令赴都堂审问”[19]11129。可见,宋徽宗明知微行不可取却不知悔改,为堵悠悠众口,借宰执大臣之手对曹辅上书劝谏之事定罪,从此朝堂之上再无一人对其微行游玩提出质疑。这说明,无论是宋太祖还是宋徽宗,都不顾大臣劝谏、肆无忌惮地微行。
对于微行,宋代皇帝另外一种截然相反的态度是以史为诫,以身作则,极力抵制微行之举。宋仁宗作为公认的宋代皇帝中的帝范表率者,对古代帝王微行之举是极力反对的。例如,皇祐二年(1050年),宋仁宗在迩英阁读《汉书·东方朔传》时,看到汉武帝曾多次微行,与侍读学士丁度有过这样一段对话:“帝曰:‘帝王每出,须中严、外辨,何容易如此?’丁度对曰:‘武帝以承平日久,藉文景之资,所以穷志极欲。’帝曰:‘若安宁之时,常思危亡之戒,安有后悔。’”[36]可见,宋仁宗认为帝王出行时警备事宜极为繁琐,颇耗人力,对汉武帝不顾个人安危、肆意微行的举动很不赞同。听过丁度的解释之后,宋仁宗认为,帝王应该居安思危,不能因承平日久而安逸享乐。这说明宋仁宗认为帝王绝不可微服出行。宋仁宗之后的英宗、神宗、哲宗都谨遵帝范,从未有过微行之举,不仅如此,朝廷甚至严禁官员身穿便服,微行街市。例如,绍圣五年(1098年)三月,宣德郎司马宏和承务郎勾当染院李无咎身服便衣,微行街市,杂与小人为伍,观看车马之事为朝廷所知,宋哲宗为此专门下达御批:“士人立朝,全无廉耻,可送御史台疾速取勘,具案奏裁。”[13]11811-11812可见,宋哲宗对一些官员不顾形象、身着便衣、与市人结伴游玩都市的事情是极为不满的。
五、“戒微行”与“祖宗之法”
历史上首次提出帝王须“戒微行”的是唐宪宗。唐宪宗在阅览《贞观实录》《开元实录》时,看到了唐太宗为教导储君言行而撰写的《金镜书》和《帝范》,以及唐玄宗所著的《开元训诫》。唐宪宗效仿其祖,在元和四年(809年)编制了《君臣事迹十四篇》,其中第四篇题目就是“戒微行”[12]660。遗憾的是,宪宗之后的唐代帝王并未严格遵循祖训。经过唐末五代百余年的战乱纷争,宋朝顺势而立,中国古代政治文化又一次进入大规模重塑时期。学者们在“祖宗之法”理论框架之下,对宋朝建构的统治模式作出了某些科学性的解释,如有学者认为“祖宗之法”的基调为“事为之防、曲為之制”,并于宋仁宗朝前期正式提出[37]。但在构建“祖宗之法”统治秩序的北宋前期并未出现对皇帝杜绝微行的探讨。直到皇祐二年(1050年),宋仁宗与侍读学士丁度在谈及汉武帝微行事迹时,才首次对帝王微行之举进行讨论,最后丁度言:“臣事陛下二十年,每奉徳音,未尝不忧勤天下,此陛下祖宗以来家法尔。”[36]115实际上这是将“戒微行”视为皇帝居安思危、勤忧天下的表现。之后,在宋哲宗元祐五年(1090年),给事中兼侍讲的范祖禹上《帝学》8篇,该书卷二“宪宗昭文章武大圣至神孝皇帝”条收录了唐宪宗所著包括“戒微行”在内的君臣事迹14篇;卷五“仁宗体天法道极功全徳神文圣武浚哲明孝皇帝”条记载了宋仁宗与丁度有关帝王微服出行话题的谈论,范祖禹著《帝学》的本意是让后世帝王“法象于祖宗”[13]10762。这样看来,或许可将“戒微行”作为宋代君臣默认的“祖宗之法”。
纵观两宋历史,除宋太祖颇好微服出行外,之后的皇帝基本上没有出现过微行的情况。至于宋徽宗的频繁微行,并非制度设计有问题,而是特殊背景下的产物,毕竟宋徽宗不是既定的皇储人选,从未受过正规的储君训教,加之“祖宗之法”在宋徽宗朝后期已经难以为继,出现微行情况实属正常。
六、结语
宋代之前,微行被认为是一种常态的帝王巡幸活动,虽偶尔有大臣上书谏止,但总的来看,无论是朝堂君臣还是民间百姓,都默许了帝王的这种行为。在“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北宋中期,君臣开始审视包括微行在内的各项帝王巡幸事宜,尤其是经过宋真宗“东封西祀,南祠北巡”等一系列大型外出巡幸活动之后,宋人开始反思帝王离开都城、游畋郊外、祭祀地方这些耗时费力的行为之利弊。在此背景下,有关古代帝王微行的讨论也频频出现于各种宋人典籍中。自宋仁宗朝伊始,皇帝微行行为受到全面限制,除宋徽宗外,史书中未再见到其他微行的宋代帝王。宋代皇帝微服出行情况比较全面地体现了历代帝王微行的特点:除微行之时警跸简约、行动自由外,以宋太祖为代表的王朝初期皇帝,多将微行作为暗察民情、震慑群臣的重要手段;以宋徽宗为代表的王朝后期帝王,其微行多为私临臣家、闲逛都市,以为游乐。可以说,王朝前期帝王微行是稳定政局的必要之举,王朝后期帝王微行则是反映王朝政治态势日趋恶化的风向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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