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计算机信息科学领域的知识生产，大多关切技术本身的推进，而较少从整体社会及文化的发展出发来建构研究问题。因此，文化观念、情感和意识形态层面的问题，很难被纳入既有知识体系的范畴当中作有效的讨论。技术问题，同样也是文化问题。为了强调网络空间的生产性，本文以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作起点，重新梳理了网络空间的研究的理论问题。最后，本文以国内学者王洪喆对“草泥马”文本的研究为例，说明特定文化的网络空间如何被实践和再生产。
关键词：空间的生产；网络空间；社会空间；文化与实践
计算机的出现，对人类的社会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大约在90年代初期，个人计算机走入中国的寻常百姓家里，并经历了从拨号上网到宽带联网的技术完善过程。若起初的网络使用仅仅算作人们的虚拟生活方式，那么，在移动互联网技术发展起来以后，真实与虚拟的二分法显然已经失效。如今，互联网已经成为社会再组织和再生产过程的重要部分。然而，网络作为生活方式的一种，理论与实践之间仍存有距离。尤其在理论层面上，很多与互联网相关的社会事件，都未被充分有效地说明清楚。这样的困境，不仅与社会现实的复杂程度相关，也与知识生产的困境有关。
互联网社会化研究的困境：
在西方的早期历史当中，计算机及网络技术的出现，主要在自然科学领域彰显了重大的意义。然而，在中国，计算机和网络技术的普及不单纯是技术进步的象征，它还与后冷战的历史牵连在一起。计算机和互联网的出现，提高了中国在全球市场的竞争机会和能力，也在中国普通老百姓的观念当中，建构起了人们对现代化的具体想象和实践。但是，对当时的中国百姓来说，计算机和互联网都只是一种外在的、工具性的存在，而在今天，当几乎所有的技术产品都能接入互联网时，人们的工作、学习和日常生活，也在围绕技术产品不断重新组织。然而，计算机信息科学领域的知识生产，大多关切技术本身的推进，而较少从整体社会及文化的发展出发来建构研究问题。因此，文化观念、情感和意识形态层面的问题，很难被纳入既有知识体系的范畴当中作有效的讨论。技术问题，同样也是文化问题。
关于技术的理论主张大致有两类，一类来自乐观派，另一类是质疑派。乐观派认为，互联网与传统媒介相比，有着不可超越的民主潜能。因为，同单向传播的传统媒介——诸如报刊、收音机、电视机相比，计算机及网络能够实现双向的沟通，具有高度的公共性，代表了新的雅典民主时代的开创。①但质疑派以威权监控为例，质询网络空间的公共性程度。他们认为，网络空间是圆形敞视监狱社会机制的延伸，因此并不代表真正的民主。
然而，以上不同主张都受到了挑战。当我们聚焦“阿拉伯之春”“查理周刊”等事件时，善恶二分的是非观并不能作出有效的解释。乐观派无法解释为何互联网审查在世界范围愈发普遍且严苛，而不断发生的网络社会问题，似乎证实了质疑派的预见，但却不能说明悖论为何存在。显然，当下社会科学对互联网的理解深度还不足够。
就拿互联网的诸多隐喻来讲，它们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我们对网络空间的生产属性的认知。学者胡泳曾说道，“隐喻会嵌入到我们的文化中，会塑造用户对互联网的认识，甚至影响互联网未来的发展。隐喻因为彼此的不同会打架，这是一个斗争的场域，每一个隐喻会在彰显某些方面的同时遮蔽另一方面”。[1]在这里，“斗争”指文化与权力之间的争夺。然而，诸如“聊天室”“论坛”“圆桌”“邮箱”“翻墙”等隐喻，建构了“容器”一般的想象，这就让互联网成为了一类毫无生命的中性物质（neutral matter），如此一来，嵌在文化当中的权力关系被消解。因此，如何重新看待网络空间的生产性？如何重建有关技术的社会生产理论？这些追问十分必要。
1 空间的实践
若要谈及“空间”时，人们往往要事先识别出空间的范围和界限，并且人们对界限的理解，也主要是在物理或政治地理学的层面上作定义。若进一步推及至“社会空间”的讨论时，识别界限的思维继续发生作用。然而，在这些认识存在瑕疵，因它可能取消空间本身的生产性。在“空间的生产”被提出以前，社会空间被看作一个物质性的“容器”，它是历史上演的物理场所，却不与历史形成因果关系。这种特殊状况，在我们的语言发展过程中也有体现，就如我们能轻易找出生产历史的时间词汇，却很难找到词汇说清楚空间与社会之间的因果联系。②
列斐伏尔的理论贡献，让空间与社会之间的因果联系可被诠释。他提出了空间的三个面向：“空间的实践”“空间的表征”和“表征性的空间”。这三个面向彼此参照，建立了辩证法。在这个基础上，他还提出了社会空间、绝对空间等一系列概念。因此，在列斐伏尔的理论框架下，“空间”不再是中立的、停滞不变的，③“空间”成为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再生产的一部分。换句话说，“空间”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容器”，而是不断被“生产”出来。
列斐伏尔强调“空间的实践”，指人们的活动直接或间接地启动了社会空间化的体验。[2]因此，在列斐伏尔空间生产理论的解释框架下，每一种社会形态都将生产出自己的空间。这也是列斐伏尔对资本主义的空间生产进行分析的核心理论依据。
2 网络空间的生产
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修正了以往的空间讨论，但是，他提出问题的基点仍然是物理空间的研究。学者黛安娜·萨科（Diana Saco）将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推及至虚拟空间的分析。萨科同样以生产的视角来看待网络空间，萨科指出，当我们探索某一类特殊空间时，一方面，这种空间会不断加固及再生产某种特定的社会形态；另一方面，也会暗示着一种新的空间秩序或失序状态的形成，这些新状况可能会反过来影响空间实践的连续性。换言之，空间是实践出来的，并且即便是在非物理形态下，这种空间的实践也存在着。[2]
列斐伏尔本人也曾谈及信息科学领域的问题，他认为，我们已有足够的空间知识去质询信息科学领域的空间生产，但不足之处却在于，我们还不够熟悉它，以至于不能充分地描述清楚这个领域。二十多年后，萨科认为，不仅是信息领域需要被更多了解，甚至关于空间本身，我们的认识也还不足够。列斐伏尔所强调的是特定空间在历时层面上的形成的过程，譬如资本主义空间历史性的形成过程。然而，当我们讨论虚拟空间时，则应更加关注在共时层面上的不同空间的矛盾关系。接下来，本文以学者王洪喆的分析为例，说明以上理论框架的展开可能。 3 不稳定的社会空间：以“草泥马”事件为例
在《互联网的内容审查与网络亚文化》一文中，王洪喆主要从传媒理论的视角出发，考察了文本的原始涵意是如何在传播过程中被改写、遮蔽和占用的。作者以“草泥马”事件为例，梳理出文本在传播过程中，从“世俗性”转向“政治”性的历史过程，进一步提出“政治冷漠的政治抵抗”的社会空间的建立。[3]
他认为，“政治冷漠的政治抵抗”的社会空间是在互联网审查机制、网络语言与网络亚文化、反审查等不同力量相互作用下形成的。以“草泥马”为例，“草泥马”起初并不针对某一具体的公共事件，而是被ACG爱好者（ACG，Animation，Comic，Game）娱乐的方式。然而，随着“草泥马”的文本传播，它被不断地重新阐释、再语境化。最终，随着更多西方媒体开始介入，“草泥马”被迅速重建为自发的民间力量，又有崔卫平、毛向辉、郭于华等国内知识分子撰文，这些外部力量更加丰富了“草泥马”的社会政治文化层面的涵义。
尽管文本生产和使用的人群不同，但是最终达成了共鸣。作者认为，这一共鸣与后冷战时期的霸权意识相关：它鼓励道德冷漠、庸俗、埋头于个人的生机、消费和其他私人事务。在这样的背景下，互联网同时满足了人们参与和远离政治的欲望，[4]从而构成了“政治冷漠的政治抵抗”。
综上，学者萨科在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的基础上，引入了对虚拟空间的研究，更加聚焦空间的实践和生产过程。而学者王洪喆在对“草泥马”事件的研究中，基于不同社会空间生产和矛盾关系，学者王洪喆提出了“政治冷漠的政治抵抗”的社会空间，这样的研究视角处理了空间生产的历史斗争关系。他的分析方法与萨科的理论框架不谋而合。这些研究视角具有启发性，值得我们进一步探究和思考。
注释：①这一观点，由“Global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GII）组织机构在1994年公开提出。
②萨科在“Theorizing the Space”的章节中提到：起初，人们对“空间（space）”，以及与空间相关的概念，诸如“地点（location）”，很少进行问题化，好像空间就在哪里，不需过多解释。当提问“什么是空间时”，可以寻求的哲学理论多来自于欧几里德、笛卡尔和牛顿。拿空间和时间比较，则发现，关于时间的相关概念，更容易获得因果联系的认识，但是，空间就很难使用因果联系的语言表述。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之下，列斐伏尔提“（Social）space is a （social） product”。
③人们把历史，即一种时间观基础的对人类社会进程的诠释，看作是不断变化，有各方权力正对且不断流动的。但不同于历史，空间却常常被看作是中立的、停滞的。不仅仅萨科持有此观点，在90年代左右，克里斯汀·罗斯（Kristin Ross）也提出了类似看法。
参考文献：
[1] 胡泳.关于互联网的10种隐喻[J].商业价值，2015（3）：108-113.
[2] Diana Saco.Cybering Democracy：Public Space and the Internet[M]. 2002.
[3] 王洪喆.互联网的内容审查与网络亚文化[J].二十一世纪评论，2010（119）.
[4] 胡泳.众声喧哗[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作者简介：刘睿（1989—），女，陕西人，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技术，青年文化。
关键词：空间的生产；网络空间；社会空间；文化与实践
计算机的出现，对人类的社会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大约在90年代初期，个人计算机走入中国的寻常百姓家里，并经历了从拨号上网到宽带联网的技术完善过程。若起初的网络使用仅仅算作人们的虚拟生活方式，那么，在移动互联网技术发展起来以后，真实与虚拟的二分法显然已经失效。如今，互联网已经成为社会再组织和再生产过程的重要部分。然而，网络作为生活方式的一种，理论与实践之间仍存有距离。尤其在理论层面上，很多与互联网相关的社会事件，都未被充分有效地说明清楚。这样的困境，不仅与社会现实的复杂程度相关，也与知识生产的困境有关。
互联网社会化研究的困境：
在西方的早期历史当中，计算机及网络技术的出现，主要在自然科学领域彰显了重大的意义。然而，在中国，计算机和网络技术的普及不单纯是技术进步的象征，它还与后冷战的历史牵连在一起。计算机和互联网的出现，提高了中国在全球市场的竞争机会和能力，也在中国普通老百姓的观念当中，建构起了人们对现代化的具体想象和实践。但是，对当时的中国百姓来说，计算机和互联网都只是一种外在的、工具性的存在，而在今天，当几乎所有的技术产品都能接入互联网时，人们的工作、学习和日常生活，也在围绕技术产品不断重新组织。然而，计算机信息科学领域的知识生产，大多关切技术本身的推进，而较少从整体社会及文化的发展出发来建构研究问题。因此，文化观念、情感和意识形态层面的问题，很难被纳入既有知识体系的范畴当中作有效的讨论。技术问题，同样也是文化问题。
关于技术的理论主张大致有两类，一类来自乐观派，另一类是质疑派。乐观派认为，互联网与传统媒介相比，有着不可超越的民主潜能。因为，同单向传播的传统媒介——诸如报刊、收音机、电视机相比，计算机及网络能够实现双向的沟通，具有高度的公共性，代表了新的雅典民主时代的开创。①但质疑派以威权监控为例，质询网络空间的公共性程度。他们认为，网络空间是圆形敞视监狱社会机制的延伸，因此并不代表真正的民主。
然而，以上不同主张都受到了挑战。当我们聚焦“阿拉伯之春”“查理周刊”等事件时，善恶二分的是非观并不能作出有效的解释。乐观派无法解释为何互联网审查在世界范围愈发普遍且严苛，而不断发生的网络社会问题，似乎证实了质疑派的预见，但却不能说明悖论为何存在。显然，当下社会科学对互联网的理解深度还不足够。
就拿互联网的诸多隐喻来讲，它们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我们对网络空间的生产属性的认知。学者胡泳曾说道，“隐喻会嵌入到我们的文化中，会塑造用户对互联网的认识，甚至影响互联网未来的发展。隐喻因为彼此的不同会打架，这是一个斗争的场域，每一个隐喻会在彰显某些方面的同时遮蔽另一方面”。[1]在这里，“斗争”指文化与权力之间的争夺。然而，诸如“聊天室”“论坛”“圆桌”“邮箱”“翻墙”等隐喻，建构了“容器”一般的想象，这就让互联网成为了一类毫无生命的中性物质（neutral matter），如此一来，嵌在文化当中的权力关系被消解。因此，如何重新看待网络空间的生产性？如何重建有关技术的社会生产理论？这些追问十分必要。
1 空间的实践
若要谈及“空间”时，人们往往要事先识别出空间的范围和界限，并且人们对界限的理解，也主要是在物理或政治地理学的层面上作定义。若进一步推及至“社会空间”的讨论时，识别界限的思维继续发生作用。然而，在这些认识存在瑕疵，因它可能取消空间本身的生产性。在“空间的生产”被提出以前，社会空间被看作一个物质性的“容器”，它是历史上演的物理场所，却不与历史形成因果关系。这种特殊状况，在我们的语言发展过程中也有体现，就如我们能轻易找出生产历史的时间词汇，却很难找到词汇说清楚空间与社会之间的因果联系。②
列斐伏尔的理论贡献，让空间与社会之间的因果联系可被诠释。他提出了空间的三个面向：“空间的实践”“空间的表征”和“表征性的空间”。这三个面向彼此参照，建立了辩证法。在这个基础上，他还提出了社会空间、绝对空间等一系列概念。因此，在列斐伏尔的理论框架下，“空间”不再是中立的、停滞不变的，③“空间”成为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再生产的一部分。换句话说，“空间”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容器”，而是不断被“生产”出来。
列斐伏尔强调“空间的实践”，指人们的活动直接或间接地启动了社会空间化的体验。[2]因此，在列斐伏尔空间生产理论的解释框架下，每一种社会形态都将生产出自己的空间。这也是列斐伏尔对资本主义的空间生产进行分析的核心理论依据。
2 网络空间的生产
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修正了以往的空间讨论，但是，他提出问题的基点仍然是物理空间的研究。学者黛安娜·萨科（Diana Saco）将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推及至虚拟空间的分析。萨科同样以生产的视角来看待网络空间，萨科指出，当我们探索某一类特殊空间时，一方面，这种空间会不断加固及再生产某种特定的社会形态；另一方面，也会暗示着一种新的空间秩序或失序状态的形成，这些新状况可能会反过来影响空间实践的连续性。换言之，空间是实践出来的，并且即便是在非物理形态下，这种空间的实践也存在着。[2]
列斐伏尔本人也曾谈及信息科学领域的问题，他认为，我们已有足够的空间知识去质询信息科学领域的空间生产，但不足之处却在于，我们还不够熟悉它，以至于不能充分地描述清楚这个领域。二十多年后，萨科认为，不仅是信息领域需要被更多了解，甚至关于空间本身，我们的认识也还不足够。列斐伏尔所强调的是特定空间在历时层面上的形成的过程，譬如资本主义空间历史性的形成过程。然而，当我们讨论虚拟空间时，则应更加关注在共时层面上的不同空间的矛盾关系。接下来，本文以学者王洪喆的分析为例，说明以上理论框架的展开可能。 3 不稳定的社会空间：以“草泥马”事件为例
在《互联网的内容审查与网络亚文化》一文中，王洪喆主要从传媒理论的视角出发，考察了文本的原始涵意是如何在传播过程中被改写、遮蔽和占用的。作者以“草泥马”事件为例，梳理出文本在传播过程中，从“世俗性”转向“政治”性的历史过程，进一步提出“政治冷漠的政治抵抗”的社会空间的建立。[3]
他认为，“政治冷漠的政治抵抗”的社会空间是在互联网审查机制、网络语言与网络亚文化、反审查等不同力量相互作用下形成的。以“草泥马”为例，“草泥马”起初并不针对某一具体的公共事件，而是被ACG爱好者（ACG，Animation，Comic，Game）娱乐的方式。然而，随着“草泥马”的文本传播，它被不断地重新阐释、再语境化。最终，随着更多西方媒体开始介入，“草泥马”被迅速重建为自发的民间力量，又有崔卫平、毛向辉、郭于华等国内知识分子撰文，这些外部力量更加丰富了“草泥马”的社会政治文化层面的涵义。
尽管文本生产和使用的人群不同，但是最终达成了共鸣。作者认为，这一共鸣与后冷战时期的霸权意识相关：它鼓励道德冷漠、庸俗、埋头于个人的生机、消费和其他私人事务。在这样的背景下，互联网同时满足了人们参与和远离政治的欲望，[4]从而构成了“政治冷漠的政治抵抗”。
综上，学者萨科在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的基础上，引入了对虚拟空间的研究，更加聚焦空间的实践和生产过程。而学者王洪喆在对“草泥马”事件的研究中，基于不同社会空间生产和矛盾关系，学者王洪喆提出了“政治冷漠的政治抵抗”的社会空间，这样的研究视角处理了空间生产的历史斗争关系。他的分析方法与萨科的理论框架不谋而合。这些研究视角具有启发性，值得我们进一步探究和思考。
注释：①这一观点，由“Global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GII）组织机构在1994年公开提出。
②萨科在“Theorizing the Space”的章节中提到：起初，人们对“空间（space）”，以及与空间相关的概念，诸如“地点（location）”，很少进行问题化，好像空间就在哪里，不需过多解释。当提问“什么是空间时”，可以寻求的哲学理论多来自于欧几里德、笛卡尔和牛顿。拿空间和时间比较，则发现，关于时间的相关概念，更容易获得因果联系的认识，但是，空间就很难使用因果联系的语言表述。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之下，列斐伏尔提“（Social）space is a （social） product”。
③人们把历史，即一种时间观基础的对人类社会进程的诠释，看作是不断变化，有各方权力正对且不断流动的。但不同于历史，空间却常常被看作是中立的、停滞的。不仅仅萨科持有此观点，在90年代左右，克里斯汀·罗斯（Kristin Ross）也提出了类似看法。
参考文献：
[1] 胡泳.关于互联网的10种隐喻[J].商业价值，2015（3）：108-113.
[2] Diana Saco.Cybering Democracy：Public Space and the Internet[M]. 2002.
[3] 王洪喆.互联网的内容审查与网络亚文化[J].二十一世纪评论，2010（119）.
[4] 胡泳.众声喧哗[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作者简介：刘睿（1989—），女，陕西人，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技术，青年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