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一所特殊教育学校里担任心理医生。同时是一名母亲。我见过很多孩子彼此成为好朋友，但是他们谁都比不上我儿子科特和小伙伴韦斯利之间深厚的友谊。
　　命运对我儿子不公，科特很小的时候就患有语言障碍症、运动神经迟缓症，因此他说话非常困难，行动比正常孩子慢很多。科特四岁的时候，在特殊教育学前班认识了韦斯利。韦斯利的脑部有一个肿瘤，压迫神经，他说话、行动也非常困难，和我儿子的情况差不多，因此两个人很快成了好朋友。如果其中一人某一天没有上学，另外一人整天都会闷闷不乐。韦斯利脑部的肿瘤无法根除，医生动了好几次手术。都以失败告终。最近医生通过CT扫描，发现韦斯利的脑瘤又长大了一些，他们建议韦斯利的父母带孩子到俄克拉荷马市的大医院去再做一次手术。
　　科特和韦斯利的班主任是巴赫曼老师，她也是我从事心理工作生涯中见过的最好的老师。为了使班上这群发育不正常的孩子了解韦斯利身上发生的事情，能够接受现实，巴赫曼老师在班上苦口婆心地向同学们解释，细致地做同学们的思想工作。尽管如此，科特仍然无法接受这个事实，听到韦斯利即将离开的消息以后，他伤心到了极点，整整一堂课都趴在课桌上，把头埋在胳膊里偷偷地流泪。他不想韦斯利离他而去，更害怕医生的手术刀会伤害他最好的朋友。
　　启程那天，韦斯利前来向全班同学道别。科特泪流满面，抽泣不止，于是巴赫曼老师耐心地劝说科特，后来她把其他小朋友领走，把空间留给了科特和韦斯利，让他们两个人私下里话别。科特情绪激动，非常担心自己再见不到好朋友了。个头矮小的韦斯利虽然虚弱，但他很坚强，他拥抱科特，然后满面笑容地安慰他：“别担心，没事！”
　　韦斯利在俄克拉荷马市一家大医院里做的脑部手术相当危险，在家人提心吊胆地等待中他终于度过了危险期。过了一段时间，他重返学校，继续学习。科特欣喜若狂，从此两个人比以前更亲密，更加形影不离。
　　眨眼间几年时间过去了，这段时间里，韦斯利又做了几次手术，而且接受了放疗和化疗，包括一些实验性新药的治疗。每次治疗后，韦斯利都忍受着后遗症带来的巨大痛苦，与疼痛作斗争。他大部分时间都坐在轮椅上，或者让人抱着行动。
　　韦斯利最喜欢学校里举办的慢跑比赛，只要有可能，他总是参加比赛。尽管他的腿与跑步无缘，但周围的人都会想方设法帮助他完成比赛。有一次，韦斯利坐轮椅参加比赛，他的母亲推着他跑。韦斯利感受着参加比赛的巨大快乐，他坐在轮椅上一边拍手一边兴奋地喊着：“妈妈，快，再快一点！”还有一次慢跑比赛，班上一位同学的爸爸让韦斯利骑在他的肩膀上，扛着他跑。
　　韦斯利十一岁的时候，所有的手术和药物都对他的病情不起作用了，恶性肿瘤已经到了晚期。这个时候韦斯利已经辍学在家，命悬一线。那天，科特因为咳嗽得很厉害请假待在家里，他接到了巴赫曼老师打来的电话，巴赫曼老师告诉科特，要他做好思想准备，和韦斯利做最后的告别。科特听到这个消息一反常态没有掉泪，他出奇地冷静，尽管还在咳嗽，但他坚持要去上学，他说他要参加下午的慢跑比赛。我知道科特平常不爱参加这种比赛。不过看他态度那么坚决，我同意他去上学。那天下午放学的时候，我去接他，他一出学校大门就不停地咳嗽，他手中拿着一张奖状和一条冠军披带。奖状上写着：“科特荣获五年级慢跑比赛第一名。应他请求，此奖状献给他最要好的朋友韦斯利！”
　　平日里科特很听话，但这天晚上尽管很晚了，他执意要去韦斯利家去看他。我和韦斯利的母亲在电话里联系好以后，便开车送科特去了韦斯利家。
　　韦斯利安静地躺在床上，像一片静静的树叶，柔和的灯光照着他苍白的脸庞，他显得那样虚弱。此时此刻他已经奄奄一息，偶尔只能用自己的指头触摸别人的手指，或者睁开眼睛看一下。科特紧紧握着韦斯利的手，让他看奖状上的字，他想让韦斯利明白，尽管他当时不在现场，但是他已经为他挣得了第一。韦斯利的手指触摸了一下科特，然后深情地望着科特。这个时候，只有这两个孩子懂得彼此眼神中所表达的意思。科特弯下身子，亲吻了一下韦斯利。对他说：“别担心，没事！”韦斯利眨了眨眼睛。当天晚上韦斯利就告别了这个世界，怀里抱着科特送来的那张奖状。
　　韦斯利离开快到一年的时候，科特患脑膜炎被送进了医院。在急诊室里，面对各种各样的医疗器械，科特害怕得要命，他把我紧紧抱住，浑身颤抖，我怎么劝说也无济于事。后来他突然放松下来，恢复了平静，让医生顺利地完成了脊髓穿刺。等医生走后，他抬眼看着我，镇静地对我说：“妈妈，刚才我好像看到了韦斯利。他对我说‘别担心，没事！”’
　　听儿子说这样的话，我不知道说什么好，我知道这也许只是他的幻觉，但这种幻觉给我儿子带来了巨大的精神力量，使他战胜了恐惧。因此我有理由相信，这个世界上有些友谊能够超越生死，穿越时空。
　　编辑 张金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