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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对马克思主义并不表赞同，这是众所周知的。早在1919年，有关“问题与主义”的讨论中，他与李大钊曾有过一番不小的争论；他与陈独秀的分道扬镳也是对马克思主义赞同与不赞同的问题。
然而，1926年胡适在莫斯科只不过短短停留了3天之后，就迫不及待地在给友人的信中畅谈自己的新鲜感受，对社会主义大加赞扬。那么，胡适怎么就去了赤色俄国首都莫斯科呢？这乃鲜为人知之事。
1925年3月，英国国会通过关于退还部分庚子赔款的议案，专门组织了一个“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胡适、丁文江、王兆熙应聘为中方三委员。次年7月，胡适离开北京，经哈尔滨，乘火车经西伯利亚前往英国出席中英庚款委员会全体会议。这是胡适从1917年留学归国后，9年间第一次走出国门，心情显得特别的愉快。
火车日夜兼程，穿过辽阔的原野和森林，终于驶进了胡适向往已久的莫斯科。他第一次来到这个赤色俄国的首都，感到陌生而又新奇。他将在这儿住下来，休息几天再前行英国。但胡适安不下心，他想利用这难得的机会，看看这个震撼过全世界，而且各国关注、议论的神秘世界。
稍事休息后，不顾旅途的疲劳，第二天他就去参观莫斯科革命博物馆，细细地翻阅俄国1890年至1917年革命运动的史料，边看边记，颇有感触，很受感动。第三天，他正好遇到美国芝加哥大学的两位教授，与他们一道去参观、考察披着神秘面纱的莫斯科的监狱，他们既听狱方的情况介绍，又看了有关监狱的材料，3人都很觉得满意。同时，胡适又同他们讨论苏俄的教育，参看了一些教育方面的统计材料，印象也很不错。胡适在莫斯科给友人的信中写道：
我的感想与志摩（即徐志摩）不同。此间的正是我前日信中所说有理想与理想主义的政治家；他们的理想也许不是我们爱自由的人完全赞同的，但他们的毅志的专笃，却是我们不能不十分顶礼佩服的。他们在此做一个空前的伟大政治新试验；他们有理想，有计划，有绝对的信心，只此三项已足使我们愧死。我们这个醉生梦死的民族怎么配批评苏俄！
他欣然赞许道：“苏俄虽是狄克推多（当时音译为“专政”），但他们却真是用力办新教育，努力想造成一个社会主义的新时代。依此趋势认真做去，将来可以由狄克推多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制度。”
同时，参观革命博物馆使他产生了一种深深的自责：“我又感觉一种刺激。我们这几年在北京实在太舒服了，太懒惰了，太不认真了……我去看那‘革命博物馆’，看那1890 —1917年的革命，真使我们愧死。”
胡适
胡适在莫斯科的时间安排得很紧，他认为这是考察与了解苏俄极难得的机会。这样，在最后的两天内，他又详细读了一些关于苏俄的统计材料，愈觉得自己的看法不错。他想，对这样一个有理想、有计划、有方法的政治大试验，至少“应该有作这种政治试验的权利”，这才是“最低限度的实验主义的态度”。同时，也为这回不能久留俄国做详细观察调查，觉得是一件很遗憾的事。他打算回国之后，组织一个俄国考察团，邀请一批政治学者及教育学家，同来苏俄进行较长期的考察学习。
胡适在莫斯科虽然只逗留了3天，但这个赤色首都给他的印象却很深刻。一直到了伦敦和巴黎，他仍在激动中。他给徐志摩连写了两封信，谈的仍是苏俄的观感，热情称赞“列宁一班人，都是很有学问经验的人”，称赞莫斯科的人们“真有一种‘认真’‘发愤有为’的气象”等等。
胡适的这些信寄回国内，先在朋友中传观，继而在报纸上披露，在他的朋友中引起了颇大的反响。有人赞同，有人反对。当时国内北伐战争正在迅猛发展，革命空气甚为浓烈，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深入人心。胡适这时称赞苏俄，而且说我们“不配批评苏俄”，自然得到不少人的响应。然而，胡适的朋友却大多惊诧不已。有的对他“赞成苏俄的论调”发生疑问；有的劝他不要匆忙表态。徐志摩那时刚刚与陆小曼结婚不久，看到胡大哥“称赞苏俄的信，也不以为然，又看到他寄回的相片显得有点瘦了，便开玩笑而风趣地说胡适“倒像一个鲍雪微儿（布尔什维克）”。其实，胡适在出国前一个多月，便发表文章赞扬过社会主义。他说：
18世纪的新宗教信条是自由，平等，博爱。19世纪中叶以后的新宗教信条是社会主义。劳动者是向来受贱视的；但资本集中的制度使劳工有大组织的可能。社会主义的宣传与阶级的自觉又使劳工者觉悟团结的必要。于是几十年之中有组织的劳动阶级遂成了社会上最有势力的分子。十年以来，工党领袖可以执掌世界强国的政权，同盟总罢工可以屈伏（服）最有势力的政府，俄国的劳动阶级竟做了全国的专政阶级。這个社会主义的大运动现在还正在进行的时期。但他的成绩已很可观了。
人们读到这些地方，往往以为胡适真的赞成苏俄的社会主义，但胡适自己其实是说得很明白的，他并不赞成苏俄的社会主义，他所赞成的是“新自由的社会主义”。他当时在给徐志摩的信中很认真地说“我是主张‘那比较平和比较牺牲小些’的方法——采用三百年来‘社会化’的倾向，逐渐扩充享受自由享受幸福的社会这方面的方法，我想叫他做‘新自由主义’或‘自由的社会主义’。”
但是，胡适所赞成的“新自由主义”或“自由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呢？胡适说：“美国近来颇有这个倾向，劳工与资本之争似乎很有比较满意的解决方法：有几处地方尤其是Detroit（底特律），很可以使英国人歆羡。”这就很明白了。胡适所赞成和歆羡的，正是美国牌的“自由主义”。然而，莫斯科留给他印象最深的，主要是苏俄人的奋发精神和对教育的重视。
出乎朋友们意料的是，胡适在莫斯科还会晤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蔡和森，谈他对莫斯科的印象，这也是蔡和森所没想到的。然而，胡适后来却批评共产党的朋友，说他们以为“自由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政治哲学”；而且责问说：“为什么一定要把自由主义送给资本主义？”自由和民主已成为现代社会的必然趋势，形成了强大的世界潮流。民主和自由绝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无产阶级应该成为自由和民主的天然拥有者。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才明确指出，代替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共产主义社会里，“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不过，胡适倒也光明磊落，并没有隐瞒自己的观点，他所赞成的“新自由主义”或“自由的社会主义”，正是他所追求的美国式的“自由主义”。
然而，1926年胡适在莫斯科只不过短短停留了3天之后，就迫不及待地在给友人的信中畅谈自己的新鲜感受，对社会主义大加赞扬。那么，胡适怎么就去了赤色俄国首都莫斯科呢？这乃鲜为人知之事。
1925年3月，英国国会通过关于退还部分庚子赔款的议案，专门组织了一个“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胡适、丁文江、王兆熙应聘为中方三委员。次年7月，胡适离开北京，经哈尔滨，乘火车经西伯利亚前往英国出席中英庚款委员会全体会议。这是胡适从1917年留学归国后，9年间第一次走出国门，心情显得特别的愉快。
火车日夜兼程，穿过辽阔的原野和森林，终于驶进了胡适向往已久的莫斯科。他第一次来到这个赤色俄国的首都，感到陌生而又新奇。他将在这儿住下来，休息几天再前行英国。但胡适安不下心，他想利用这难得的机会，看看这个震撼过全世界，而且各国关注、议论的神秘世界。
稍事休息后，不顾旅途的疲劳，第二天他就去参观莫斯科革命博物馆，细细地翻阅俄国1890年至1917年革命运动的史料，边看边记，颇有感触，很受感动。第三天，他正好遇到美国芝加哥大学的两位教授，与他们一道去参观、考察披着神秘面纱的莫斯科的监狱，他们既听狱方的情况介绍，又看了有关监狱的材料，3人都很觉得满意。同时，胡适又同他们讨论苏俄的教育，参看了一些教育方面的统计材料，印象也很不错。胡适在莫斯科给友人的信中写道：
我的感想与志摩（即徐志摩）不同。此间的正是我前日信中所说有理想与理想主义的政治家；他们的理想也许不是我们爱自由的人完全赞同的，但他们的毅志的专笃，却是我们不能不十分顶礼佩服的。他们在此做一个空前的伟大政治新试验；他们有理想，有计划，有绝对的信心，只此三项已足使我们愧死。我们这个醉生梦死的民族怎么配批评苏俄！
他欣然赞许道：“苏俄虽是狄克推多（当时音译为“专政”），但他们却真是用力办新教育，努力想造成一个社会主义的新时代。依此趋势认真做去，将来可以由狄克推多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制度。”
同时，参观革命博物馆使他产生了一种深深的自责：“我又感觉一种刺激。我们这几年在北京实在太舒服了，太懒惰了，太不认真了……我去看那‘革命博物馆’，看那1890 —1917年的革命，真使我们愧死。”
胡适在莫斯科的时间安排得很紧，他认为这是考察与了解苏俄极难得的机会。这样，在最后的两天内，他又详细读了一些关于苏俄的统计材料，愈觉得自己的看法不错。他想，对这样一个有理想、有计划、有方法的政治大试验，至少“应该有作这种政治试验的权利”，这才是“最低限度的实验主义的态度”。同时，也为这回不能久留俄国做详细观察调查，觉得是一件很遗憾的事。他打算回国之后，组织一个俄国考察团，邀请一批政治学者及教育学家，同来苏俄进行较长期的考察学习。
胡适在莫斯科虽然只逗留了3天，但这个赤色首都给他的印象却很深刻。一直到了伦敦和巴黎，他仍在激动中。他给徐志摩连写了两封信，谈的仍是苏俄的观感，热情称赞“列宁一班人，都是很有学问经验的人”，称赞莫斯科的人们“真有一种‘认真’‘发愤有为’的气象”等等。
胡适的这些信寄回国内，先在朋友中传观，继而在报纸上披露，在他的朋友中引起了颇大的反响。有人赞同，有人反对。当时国内北伐战争正在迅猛发展，革命空气甚为浓烈，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深入人心。胡适这时称赞苏俄，而且说我们“不配批评苏俄”，自然得到不少人的响应。然而，胡适的朋友却大多惊诧不已。有的对他“赞成苏俄的论调”发生疑问；有的劝他不要匆忙表态。徐志摩那时刚刚与陆小曼结婚不久，看到胡大哥“称赞苏俄的信，也不以为然，又看到他寄回的相片显得有点瘦了，便开玩笑而风趣地说胡适“倒像一个鲍雪微儿（布尔什维克）”。其实，胡适在出国前一个多月，便发表文章赞扬过社会主义。他说：
18世纪的新宗教信条是自由，平等，博爱。19世纪中叶以后的新宗教信条是社会主义。劳动者是向来受贱视的；但资本集中的制度使劳工有大组织的可能。社会主义的宣传与阶级的自觉又使劳工者觉悟团结的必要。于是几十年之中有组织的劳动阶级遂成了社会上最有势力的分子。十年以来，工党领袖可以执掌世界强国的政权，同盟总罢工可以屈伏（服）最有势力的政府，俄国的劳动阶级竟做了全国的专政阶级。這个社会主义的大运动现在还正在进行的时期。但他的成绩已很可观了。
人们读到这些地方，往往以为胡适真的赞成苏俄的社会主义，但胡适自己其实是说得很明白的，他并不赞成苏俄的社会主义，他所赞成的是“新自由的社会主义”。他当时在给徐志摩的信中很认真地说“我是主张‘那比较平和比较牺牲小些’的方法——采用三百年来‘社会化’的倾向，逐渐扩充享受自由享受幸福的社会这方面的方法，我想叫他做‘新自由主义’或‘自由的社会主义’。”
但是，胡适所赞成的“新自由主义”或“自由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呢？胡适说：“美国近来颇有这个倾向，劳工与资本之争似乎很有比较满意的解决方法：有几处地方尤其是Detroit（底特律），很可以使英国人歆羡。”这就很明白了。胡适所赞成和歆羡的，正是美国牌的“自由主义”。然而，莫斯科留给他印象最深的，主要是苏俄人的奋发精神和对教育的重视。
出乎朋友们意料的是，胡适在莫斯科还会晤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蔡和森，谈他对莫斯科的印象，这也是蔡和森所没想到的。然而，胡适后来却批评共产党的朋友，说他们以为“自由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政治哲学”；而且责问说：“为什么一定要把自由主义送给资本主义？”自由和民主已成为现代社会的必然趋势，形成了强大的世界潮流。民主和自由绝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无产阶级应该成为自由和民主的天然拥有者。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才明确指出，代替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共产主义社会里，“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不过，胡适倒也光明磊落，并没有隐瞒自己的观点，他所赞成的“新自由主义”或“自由的社会主义”，正是他所追求的美国式的“自由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