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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国内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和传播似乎处于低潮之中,因为,作者对这方面的书籍写得少了,出版社也出得少了。然而,陈振羽同志历经数年心血编著了《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来源》,它得到辽宁人民出版社的重视和及时出版,并且在同行中得到好评,在读者中受到欣赏。这说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并不象某些人估计的那样值得悲观。关键问题倒是:作者的著述是否真有水平,是否真有说服力,是否能够推陈出新?
《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来源》一书之所以得到重视和欣赏,笔者窃以为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它的论述之全面、系统、细致、严密。该书不仅分章详尽讨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独特的历史观、方法论和研究对象,而且进一步分章阐述马克思如何在学习、借鉴、批判地改造前人理论的基础上创建其科学的劳动价值理论、剩余价值理论、工资理论、利润和生产价格理论、地租理论、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理论、资本理论、积累理论、再生产理论以及经济危机理论,从而构筑起马克思主义独特而宏伟的政治经济学巨殿。这就使人读其书之后,能够充分体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资产阶级经济学从世界观、方法论到研究对象的迥然不同,充分体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建之艰辛、立论之科学以及继承之重要。
本书引人注目的另一点,是作者具有直言不讳的科学探讨精神,敢于坦率指出在他看来不符合马克思经济学的观点和言语,并展开讨论。这特别突出地表现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及“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论述之中。以前一问题为例,作者通过对早期资产阶级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考察,通过分析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及上层建筑的关系等,论证马克思经济学之所以有别于其他什么经济学,就在于其研究对象是一个社会中的生产关系,而不是一个社会中的生产力或者经济政策和伦理道德等等上层建筑的东西。他认为马克思的《资本论》只是为了说明资本剥削剩余价值方式之进步(这是生产关系方面)才论述资本主义生产力如何从协作、工场手工业发展到机器大工业阶段,马克思也只是为了说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和发展才涉及对资产阶级立法、政令的分析。由此出发引申,作者坚持说:把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甚至研究重点的主张是不妥当的。顺理成章,作者也尖锐批评把上层建筑领域的东西纳入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做法:“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过程中,还是不能够完全消除把经济政策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组成部分的错误。我国经济理论界曾经出现过把经济政策当作政治经济学的主要内容的现象,甚至把某一个时期的经济政策当作社会主义经济规律而加以说明并试图从经典著作中寻找根据”(第96页)。这表明:作者不仅仅反对把资产阶级经济学对象纳入马克思经济学对象中,也不满意我国传统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体系。
笔者感到,这本书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史研究方面作出了切实的努力。然而犹感不足。由此联想到一个不少人关心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史研究在新的历史时期是否能富有生命力、吸引力?今日之中国,学术界广大人士已经明确认识到马克思经济学和资产阶级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差别,明确认识继承发展马克思经济学的重要意义,同时也看到了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某些合理成份,以及为了走向世界而了解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必要性,从而,正在出现研究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发展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这样两种分工,经济学说史也大有分为两家的趋势。看来,资产阶级经济学史的研究由于资产阶级学者的不断努力而有了相当深度和广度,信手拿来比较容易。但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史研究呢?笔者的印象中,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史研究只是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之前的那部分才显得充分一些,而其后部分却相当贫乏。鉴于此情此景,笔者大胆推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史研究要走出“低谷”,更富生命力、吸引力,就应当把视野充分放开:不但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已经定论的东西,还要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当今各国的发展,更要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我国实践中的变化发展。唯其如此,它才能富有现实感,富有时代气息,而且能够有助于建立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学体系。
(《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来源》,陈振羽著,辽宁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第一版,3.20元)
《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来源》一书之所以得到重视和欣赏,笔者窃以为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它的论述之全面、系统、细致、严密。该书不仅分章详尽讨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独特的历史观、方法论和研究对象,而且进一步分章阐述马克思如何在学习、借鉴、批判地改造前人理论的基础上创建其科学的劳动价值理论、剩余价值理论、工资理论、利润和生产价格理论、地租理论、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理论、资本理论、积累理论、再生产理论以及经济危机理论,从而构筑起马克思主义独特而宏伟的政治经济学巨殿。这就使人读其书之后,能够充分体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资产阶级经济学从世界观、方法论到研究对象的迥然不同,充分体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建之艰辛、立论之科学以及继承之重要。
本书引人注目的另一点,是作者具有直言不讳的科学探讨精神,敢于坦率指出在他看来不符合马克思经济学的观点和言语,并展开讨论。这特别突出地表现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及“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论述之中。以前一问题为例,作者通过对早期资产阶级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考察,通过分析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及上层建筑的关系等,论证马克思经济学之所以有别于其他什么经济学,就在于其研究对象是一个社会中的生产关系,而不是一个社会中的生产力或者经济政策和伦理道德等等上层建筑的东西。他认为马克思的《资本论》只是为了说明资本剥削剩余价值方式之进步(这是生产关系方面)才论述资本主义生产力如何从协作、工场手工业发展到机器大工业阶段,马克思也只是为了说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和发展才涉及对资产阶级立法、政令的分析。由此出发引申,作者坚持说:把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甚至研究重点的主张是不妥当的。顺理成章,作者也尖锐批评把上层建筑领域的东西纳入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做法:“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过程中,还是不能够完全消除把经济政策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组成部分的错误。我国经济理论界曾经出现过把经济政策当作政治经济学的主要内容的现象,甚至把某一个时期的经济政策当作社会主义经济规律而加以说明并试图从经典著作中寻找根据”(第96页)。这表明:作者不仅仅反对把资产阶级经济学对象纳入马克思经济学对象中,也不满意我国传统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体系。
笔者感到,这本书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史研究方面作出了切实的努力。然而犹感不足。由此联想到一个不少人关心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史研究在新的历史时期是否能富有生命力、吸引力?今日之中国,学术界广大人士已经明确认识到马克思经济学和资产阶级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差别,明确认识继承发展马克思经济学的重要意义,同时也看到了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某些合理成份,以及为了走向世界而了解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必要性,从而,正在出现研究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发展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这样两种分工,经济学说史也大有分为两家的趋势。看来,资产阶级经济学史的研究由于资产阶级学者的不断努力而有了相当深度和广度,信手拿来比较容易。但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史研究呢?笔者的印象中,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史研究只是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之前的那部分才显得充分一些,而其后部分却相当贫乏。鉴于此情此景,笔者大胆推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史研究要走出“低谷”,更富生命力、吸引力,就应当把视野充分放开:不但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已经定论的东西,还要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当今各国的发展,更要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我国实践中的变化发展。唯其如此,它才能富有现实感,富有时代气息,而且能够有助于建立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学体系。
(《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来源》,陈振羽著,辽宁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第一版,3.2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