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镇化新在哪？从不同角度会有不同回答，可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新型城镇化的起点与归宿，都应当是人，而不是见物不见人，兴城不兴业的“房地产化”或“GDP化”。
　　想想三十多年前的农村经济改革，成功之处就是把改革建立在农民需求基础上，尊重农民的自主性，从而创造了市场，创造了农村联产承包制，创造了改革开放的大好局面。
　　三十多年转眼过去了，中国成为全球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发展快当然好，但太快了，也会让人忘记自己所处的位置。经常坐飞机的人都有这样的感受，早晨还在上海，晚上就到深圳，第二天到北京，第三天在沈阳，这样快速变化的结果是，会在某天醒来搞不清自己到底在哪。
　　永远把发展的基点建立在尊重人的自主与市场机制上，这是中国改革三十多年最重要的成功经验，也是我们搞清自己在哪的重要依据。
　　目前在讨论新型城镇化路径时，有一种倾向，那就是市场的作用被有意或无意地淡化了。“有意”，是针对既得利益者而言的，为了保护手中的利益，既得利益者做什么都强调审批与行政权力，从而获得“权力寻租”的机会。“无意”，是针对民粹主义者而言的，为了实现理想中的公平，他们不惜用道德感召来替代市场机制，似乎保护农民利益，实现城乡一体化，就要一步到位，就要社保等各种保障先行，用激进的“乌托邦幻想”来替代现实的发展路径。
　　有句话说得好，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中国改革是从农村开始，三十多年后，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再次聚焦农村，这应当不是一种巧合，而是有着共同的逻辑，那就是当农民这一群体被漠视，那就只能通过重新认识农民的作用，充分尊重其需求，让其成为市场主体，站在市场的前端。只有这样，才能找到改变城乡差别的动力源。
　　就此而言，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并不是“被拯救者”，相反，他们是中国经济新的市场力量，是启动中国内需市场的“拯救者”。
　　一方面，到2013年底，中国大部分城市人均GDP已经超过8000美元，部分特大城市超过甚至一万美元。按国际趋势，收入进入这一阶段，正是所谓“逆城市化消费”时期，意思就是说，城市居民大量的消费，无论是旅游玩乐，养生休闲，还是餐饮娱乐，消费的场所，消费的产品及内容，越来越出现逃离城市，趋向郊区或乡村。
　　另一方面，农民阶层，特别是外出打工群体，他们对城市生活的向往构成了另一大消费需求。所谓城镇化，讲的就是如何让他们摆脱没有基础教育与医疗卫生服务的农村，融入到有着各种商业配套与公共服务的城镇生活中。
　　正是这两大消费需求构成了城镇化的动力源。新型城镇化的市场构建，就在于如何打通这两大需求体系：一个是城市居民的需求体系，另一个是农民的需求体系。
　　按马斯洛需求结构，城市居民的需求体系更多集中在第四、五层次，即尊严与自我实现阶段。新鲜空气，有机蔬菜，旅游休闲，度假养生，这些所谓的“绿色慢生活”，正是“逆城市化消费”的主要内容。而农民群体更多集中在第二、三层次，即安全与社会归宿阶段，他们需要安全的社会保障，渴求被全社会承认与接纳。这两个层次的需求一旦打通，就会形成两股巨大的市场力量，创造出巨大内需。
　　首先，城市需求向城郊乡村转移创造的是多业态的产业，比如对旅游休闲，度假养生，有机农副产品，运动体验，这些都会创造出相应的产业。有了产业，农民才有就业，经济才能发展，社会才能持续。
　　其次，农民阶层向往城市化所创造的需求，形成的是公共服务产业，包括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包括安全、教育、卫生与文化等服务，当然也包括住宅与商业地产的发展。
　　需要警惕一种倾向，那就是让政府来包办一切公共服务。这种倾向之所以很危险，是因为政府包办的结果，必然导致市场力量衰退，导致权力腐败。所以，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政府不仅不能包办公共服务，反而要大力向民间资本开放，吸引大量的民间力量，这样才能够形成良好的市场环境，形成持续健康的投资机制。
　　所幸，中国已经进入了互联网时代。以市场化为导向的新型城镇化，打通城市居民需求与城郊乡村农民需求，离不开电商。电商打破了空间的限制，可以让任何一个偏僻的市场辐射到全世界，这就大大降低了市场创新成本，从根本上讲，也就降低了中国城镇化进程的成本。
　　电商就是城镇化的翅膀。反之，没有电商的城镇化，就像鸟儿没有长出翅膀呢。
　　姜汝祥
　　（北大社会学博士，北京锡恩咨询集团董事长，著有《新执行》《差距：中国一流企业离世界一流企业有多远》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