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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文学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何其芳对《红楼梦》的研究具有独到路径并保持研究方向的正确，将文学作为社会现象进行研究探析，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文学、历史学相结合的批判方法进行研究，在艺术成就的研究、社会背景的研究等方面均取得了十分丰硕的成果，成为后人研究“红学”的楷模，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高度赞扬。
何其芳 红楼梦 研究 地位 启示
何其芳是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红学”家之一，其作为文学评论家、散文家和诗人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毛泽东主席和何其芳有着十分“亲密”的交往，对何其芳本人给予高度评价。何其芳“红学”研究的重大成就，在整个中国“红学”史上具有十分深远重大的影响，探究何其芳对《红楼梦》的研究及其在“红学”史上的地位本身亦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价值。
一、何其芳“红学”研究的背景介绍
百废待兴的建国初期，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的各项艺术研究也面临新的形势。新中国建立后，需要与之相适应的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统领社会主义文化艺术建设，然而该时期的文化艺术领域依旧以传统和陈旧的方法、思想进行文艺研究，毛泽东主席本人对此现象十分愤慨，认为随着新中国的建立而对文艺的研究也应该随之发生相应变革，为此激发了他对文艺研究的现状进行改革的强烈愿望，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提出：“对知识分子……，要使用他们，同时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改造。要让他们学习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等几门课程。”[1]22为更进一步地统一广大群众的思想，在毛泽东的直接倡导之下发动了文艺批判运动，采取了一系列文艺政策，通过这些措施促使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在群众和文艺工作者之中逐步得到普及，从而更好地达到对文艺界进行改造的目的。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学术文化界对《红楼梦》的研究中存在的诸多问题难逃毛泽东主席的“法眼”，毛泽东主席本人对《红楼梦》的研究状况高度重视，并对《红楼梦》直接参与评论，撰写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毛泽东主席的这些评论对“红学”的健康发展产生了十分积极的影响。甚至可以这样认为，毛泽东主席虽然没有“红学家”的头衔，但他对《红楼梦》的评价本身直接促进了“红学”的发展，且直接保证了“红学”研究的正确方向，为后人树立了楷模。
作为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具有崇高威望的学者，何其芳对毛泽东本人十分崇拜，毛泽东《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以及其他一些对《红楼梦》的评论，对何其芳研究“红学”产生“指导性”影响，使何其芳紧跟毛泽东主席的号召开展对《红楼梦》的研究工作，毅然放弃散文和诗歌的创作，全身心投入《红楼梦》的研究工作中，于1955年组建了新中国第一个《红楼梦》研究组，在较短的时间内发表了若干重量级“红学”研究学术论文。
二、何其芳对《红楼梦》研究的主要内容
1.何其芳《论〈红楼梦〉》的主要内容。发表于1956年的《论〈红楼梦〉》是何其芳的“红学”代表作，同时不仅是该时期“红学”研究的重要代表作之一，而且还代表了1950年代“红学”研究的最高水平。何其芳在该书开门见山、一针见血地指出《红楼梦》是“我国古典小说艺术成就的最高峰”，对长期以来“红学”研究中关于《红楼梦》在我国文学史上的价值地位问题给予“盖棺定论”。关于《红楼梦》的中心线索，何其芳在《论〈红楼梦〉》给予了具有说服力的论述，即贾、林二人的爱情，因为贾、林二人的爱情悲剧贯穿了《红楼梦》全书，是全书的主要线索，贾、林二人的爱情建立在思想一致和相互理解的基础上，和封建社会受人“把控”的婚姻传统有着本质区别。何其芳认为，《红楼梦》在内容的丰富性和深刻性上远非当时和之前的一切文学作品所能比拟，《红楼梦》中的人物形象鲜明、生动、深刻。更为重要的还在于，何其芳深刻精辟地指出了贾、林之间爱情悲剧的根源不是宝钗，也不是其他任何一个人，而是封建制度的问题。何其芳还提出了著名的“典型共名说”，即贾宝玉和林黛玉都是一种“典型”人物，贾宝玉是“情种”的象征，而林黛玉就是“多愁善感”型的人物。何其芳还认为，《红楼梦》展现的并非市民思想，其所体现的是封建社会叛逆者的立场，实际上已经反映了一些人民的观点，贾宝玉和林黛玉的某些观点性格和人民是具有相通性的[2]165。
2.何其芳其他“红学”论著的主要内容。从1954年开始，以《人民日报》为代表的该时期许多报纸发表了批判《红楼梦》研究的评论，对扭转当时“红学”研究中的错误思想和路线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何其芳于1954年11月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没有批评，就不能前进》一文，对过去几十年以来“红学”研究中胡适、俞平伯等人的错误思想进行了有力的针锋相对的论述与批判。对“胡适派”唯心论批判过程中，介绍了马克思主义文学研究的观点，唯物论的观点和唯心论的观点之间形成了鲜明对照，同时对俞平伯继承胡适研究的观点进行了批判。该文还对陈独秀“红学”研究的错误观点进行了批判，且提出了必须全力扫除我们自身资产阶级思想以便取得“红学”研究最佳效果的观点。何其芳的另外一篇文章《曹雪芹的贡献》中指出，在我国封建社会时期尤其是封建社会的末期产生了资本主义的萌芽，资本主义在封建社会的末期还获得了一定的发展，这是曹雪芹创作《红楼梦》最为重要的历史条件、时代背景，曹雪芹的《红楼梦》中深刻反映了对封建社会制度的不满并让读者感觉到封建社会的“大厦”即将倾覆，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何其芳在《答关于〈红楼梦〉的一些问题》中，对《红楼梦》中的部分人物的典型化进行了论述，对《红楼梦》的思想价值、社会意义也进行了论述，认为《红楼梦》具有民族性、人民性、现实性。
3.何其芳对《红楼梦》艺术成就的论述。关于《红楼梦》的艺术成就，何其芳论述说曹雪芹在《红楼梦》中的人物塑造可谓登峰造极、无与伦比，这本身就是基于曹雪芹本人作为一名伟大文学家对当时世俗小说深恶痛绝之后在人物塑造上的杰出表現，对《红楼梦》的人物进行了具有突出特点和鲜明个性的塑造，《红楼梦》中先后出场的各种各样人物多达400余人，但即便是年龄、身份地位极为相似之人也绝不雷同，各有各的鲜明个性特征，那些仅仅出场一两次的人物也富有各自的特征。鲁迅对《红楼梦》的人物性格塑造有着独到的见解，认为《红楼梦》中的人物形象突破了之前好人绝对好和坏人绝对坏的惯常描绘，而是将人物形象描绘得有自身的优点也有相应的缺陷，这才是真正符合现实主义的人物形象塑造方法，“其中所叙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3]78。何其芳高度评价了《红楼梦》的艺术成就，认为《红楼梦》吸收借鉴了《金瓶梅》的人物塑造方法却远远超过了《金瓶梅》。何其芳还论述，《红楼梦》具有自然美，就像我们的现实生活一样具有丰富性和复杂性，让人看不出雕琢痕迹；擅长于对生活细节的细腻精致描画，通过正在进行的细节和具体生活琐事将人物的性格特征描画得活灵活现，生活的丰富内涵在小说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小说本身已经突破了文学的范畴而博大精深，成为我国古典小说中无与伦比的巅峰佳作。 三、何其芳对《红楼梦》的研究在“红学”史上的地位及影响
作为现代著名的“红学”专家，何其芳对《红楼梦》进行了许多积极有价值的探索，通過对《红楼梦》的研究探析了文学艺术发展的普遍性问题，对有关理论进行深入细致研究且将文艺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结合起来，从而使何其芳的“红学”研究符合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和极其富有创见而显得气势磅礴，对“红学”研究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最为难能可贵的是，何其芳通过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红楼梦》相关问题进行研究，坚持从客观实际出发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对《红楼梦》进行考察，借鉴前人的研究经验却不惟前人经验而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作出自己的成熟判断，极具理论的深度和观点的精辟度。何其芳“红学”研究中的佳作《论〈红楼梦〉》行文流畅如行云流水，讨论问题不仅范围极广而且较为细致和具体，对封建社会制度本身作为贾、林二人爱情悲剧的本质问题进行了精辟分析探究，且将历史学、美学和文学的研究方法有机地融为一体，使何其芳逐步发展成为该时期最为著名的“红学”研究者之一。对于当时民众阅读《红楼梦》的一些错误倾向，具有诗人敏感特点的何其芳通过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在文中予以纠正，并且从索引、考据等视角导向了文学本位的研究，从而开启了一个全新的“红学”研究新时代。
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和文学艺术工作者，何其芳通过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研究《红楼梦》，何其芳的“红学”研究方法成为一种新的典范，对后人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和十分重要的启示。自何其芳之后，其对《红楼梦》的研究被作为“红学”研究的典范和楷模，值得后人借鉴。何其芳对《红楼梦》的研究启示我们，进行“红学”研究必须首先占有大量的原始性资料并进行脚踏实地的研究探索，来不得半点马虎和虚伪。对此问题，何其芳在各种场合和多篇文章中进行了强调，认为材料占有的充分程度体现问题的清晰度，只有占有原始的大量的材料才能将问题看得清楚，研究和解决问题才具备坚实基础。何其芳本人就是那么说的，同时也是那么做的，其在对《红楼梦》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对前人的大量资料进行了研究，从而促使其研究取得丰硕的和公认的成果。何其芳在研究“红学”的过程中始终坚持认为，必须通过阶级的观点分析“红学”，将文学现象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来进行研究探析，作为社会意识的文学是社会存在的反映，只有如此才能取得最佳研究成果。
何其芳对《红楼梦》的研究还启示我们，研究“红学”必须讲求方式方法，更为重要的是必须保持正确的研究方向，按照马克思主义和历史学、文艺学相结合的方法进行研究。
参考文献
[1]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五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2]何其芳.论《红楼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
[3]鲁迅.鲁迅全集（第八卷）[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
★基金项目：北京语言大学院级科研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编号为16YJ0810）
★作者简介：余绮，北京语言大学汉语速成学院讲师，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比较文学、跨文化研究、海外汉学。
何其芳 红楼梦 研究 地位 启示
何其芳是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红学”家之一，其作为文学评论家、散文家和诗人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毛泽东主席和何其芳有着十分“亲密”的交往，对何其芳本人给予高度评价。何其芳“红学”研究的重大成就，在整个中国“红学”史上具有十分深远重大的影响，探究何其芳对《红楼梦》的研究及其在“红学”史上的地位本身亦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价值。
一、何其芳“红学”研究的背景介绍
百废待兴的建国初期，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的各项艺术研究也面临新的形势。新中国建立后，需要与之相适应的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统领社会主义文化艺术建设，然而该时期的文化艺术领域依旧以传统和陈旧的方法、思想进行文艺研究，毛泽东主席本人对此现象十分愤慨，认为随着新中国的建立而对文艺的研究也应该随之发生相应变革，为此激发了他对文艺研究的现状进行改革的强烈愿望，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提出：“对知识分子……，要使用他们，同时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改造。要让他们学习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等几门课程。”[1]22为更进一步地统一广大群众的思想，在毛泽东的直接倡导之下发动了文艺批判运动，采取了一系列文艺政策，通过这些措施促使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在群众和文艺工作者之中逐步得到普及，从而更好地达到对文艺界进行改造的目的。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学术文化界对《红楼梦》的研究中存在的诸多问题难逃毛泽东主席的“法眼”，毛泽东主席本人对《红楼梦》的研究状况高度重视，并对《红楼梦》直接参与评论，撰写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毛泽东主席的这些评论对“红学”的健康发展产生了十分积极的影响。甚至可以这样认为，毛泽东主席虽然没有“红学家”的头衔，但他对《红楼梦》的评价本身直接促进了“红学”的发展，且直接保证了“红学”研究的正确方向，为后人树立了楷模。
作为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具有崇高威望的学者，何其芳对毛泽东本人十分崇拜，毛泽东《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以及其他一些对《红楼梦》的评论，对何其芳研究“红学”产生“指导性”影响，使何其芳紧跟毛泽东主席的号召开展对《红楼梦》的研究工作，毅然放弃散文和诗歌的创作，全身心投入《红楼梦》的研究工作中，于1955年组建了新中国第一个《红楼梦》研究组，在较短的时间内发表了若干重量级“红学”研究学术论文。
二、何其芳对《红楼梦》研究的主要内容
1.何其芳《论〈红楼梦〉》的主要内容。发表于1956年的《论〈红楼梦〉》是何其芳的“红学”代表作，同时不仅是该时期“红学”研究的重要代表作之一，而且还代表了1950年代“红学”研究的最高水平。何其芳在该书开门见山、一针见血地指出《红楼梦》是“我国古典小说艺术成就的最高峰”，对长期以来“红学”研究中关于《红楼梦》在我国文学史上的价值地位问题给予“盖棺定论”。关于《红楼梦》的中心线索，何其芳在《论〈红楼梦〉》给予了具有说服力的论述，即贾、林二人的爱情，因为贾、林二人的爱情悲剧贯穿了《红楼梦》全书，是全书的主要线索，贾、林二人的爱情建立在思想一致和相互理解的基础上，和封建社会受人“把控”的婚姻传统有着本质区别。何其芳认为，《红楼梦》在内容的丰富性和深刻性上远非当时和之前的一切文学作品所能比拟，《红楼梦》中的人物形象鲜明、生动、深刻。更为重要的还在于，何其芳深刻精辟地指出了贾、林之间爱情悲剧的根源不是宝钗，也不是其他任何一个人，而是封建制度的问题。何其芳还提出了著名的“典型共名说”，即贾宝玉和林黛玉都是一种“典型”人物，贾宝玉是“情种”的象征，而林黛玉就是“多愁善感”型的人物。何其芳还认为，《红楼梦》展现的并非市民思想，其所体现的是封建社会叛逆者的立场，实际上已经反映了一些人民的观点，贾宝玉和林黛玉的某些观点性格和人民是具有相通性的[2]165。
2.何其芳其他“红学”论著的主要内容。从1954年开始，以《人民日报》为代表的该时期许多报纸发表了批判《红楼梦》研究的评论，对扭转当时“红学”研究中的错误思想和路线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何其芳于1954年11月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没有批评，就不能前进》一文，对过去几十年以来“红学”研究中胡适、俞平伯等人的错误思想进行了有力的针锋相对的论述与批判。对“胡适派”唯心论批判过程中，介绍了马克思主义文学研究的观点，唯物论的观点和唯心论的观点之间形成了鲜明对照，同时对俞平伯继承胡适研究的观点进行了批判。该文还对陈独秀“红学”研究的错误观点进行了批判，且提出了必须全力扫除我们自身资产阶级思想以便取得“红学”研究最佳效果的观点。何其芳的另外一篇文章《曹雪芹的贡献》中指出，在我国封建社会时期尤其是封建社会的末期产生了资本主义的萌芽，资本主义在封建社会的末期还获得了一定的发展，这是曹雪芹创作《红楼梦》最为重要的历史条件、时代背景，曹雪芹的《红楼梦》中深刻反映了对封建社会制度的不满并让读者感觉到封建社会的“大厦”即将倾覆，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何其芳在《答关于〈红楼梦〉的一些问题》中，对《红楼梦》中的部分人物的典型化进行了论述，对《红楼梦》的思想价值、社会意义也进行了论述，认为《红楼梦》具有民族性、人民性、现实性。
3.何其芳对《红楼梦》艺术成就的论述。关于《红楼梦》的艺术成就，何其芳论述说曹雪芹在《红楼梦》中的人物塑造可谓登峰造极、无与伦比，这本身就是基于曹雪芹本人作为一名伟大文学家对当时世俗小说深恶痛绝之后在人物塑造上的杰出表現，对《红楼梦》的人物进行了具有突出特点和鲜明个性的塑造，《红楼梦》中先后出场的各种各样人物多达400余人，但即便是年龄、身份地位极为相似之人也绝不雷同，各有各的鲜明个性特征，那些仅仅出场一两次的人物也富有各自的特征。鲁迅对《红楼梦》的人物性格塑造有着独到的见解，认为《红楼梦》中的人物形象突破了之前好人绝对好和坏人绝对坏的惯常描绘，而是将人物形象描绘得有自身的优点也有相应的缺陷，这才是真正符合现实主义的人物形象塑造方法，“其中所叙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3]78。何其芳高度评价了《红楼梦》的艺术成就，认为《红楼梦》吸收借鉴了《金瓶梅》的人物塑造方法却远远超过了《金瓶梅》。何其芳还论述，《红楼梦》具有自然美，就像我们的现实生活一样具有丰富性和复杂性，让人看不出雕琢痕迹；擅长于对生活细节的细腻精致描画，通过正在进行的细节和具体生活琐事将人物的性格特征描画得活灵活现，生活的丰富内涵在小说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小说本身已经突破了文学的范畴而博大精深，成为我国古典小说中无与伦比的巅峰佳作。 三、何其芳对《红楼梦》的研究在“红学”史上的地位及影响
作为现代著名的“红学”专家，何其芳对《红楼梦》进行了许多积极有价值的探索，通過对《红楼梦》的研究探析了文学艺术发展的普遍性问题，对有关理论进行深入细致研究且将文艺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结合起来，从而使何其芳的“红学”研究符合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和极其富有创见而显得气势磅礴，对“红学”研究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最为难能可贵的是，何其芳通过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红楼梦》相关问题进行研究，坚持从客观实际出发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对《红楼梦》进行考察，借鉴前人的研究经验却不惟前人经验而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作出自己的成熟判断，极具理论的深度和观点的精辟度。何其芳“红学”研究中的佳作《论〈红楼梦〉》行文流畅如行云流水，讨论问题不仅范围极广而且较为细致和具体，对封建社会制度本身作为贾、林二人爱情悲剧的本质问题进行了精辟分析探究，且将历史学、美学和文学的研究方法有机地融为一体，使何其芳逐步发展成为该时期最为著名的“红学”研究者之一。对于当时民众阅读《红楼梦》的一些错误倾向，具有诗人敏感特点的何其芳通过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在文中予以纠正，并且从索引、考据等视角导向了文学本位的研究，从而开启了一个全新的“红学”研究新时代。
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和文学艺术工作者，何其芳通过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研究《红楼梦》，何其芳的“红学”研究方法成为一种新的典范，对后人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和十分重要的启示。自何其芳之后，其对《红楼梦》的研究被作为“红学”研究的典范和楷模，值得后人借鉴。何其芳对《红楼梦》的研究启示我们，进行“红学”研究必须首先占有大量的原始性资料并进行脚踏实地的研究探索，来不得半点马虎和虚伪。对此问题，何其芳在各种场合和多篇文章中进行了强调，认为材料占有的充分程度体现问题的清晰度，只有占有原始的大量的材料才能将问题看得清楚，研究和解决问题才具备坚实基础。何其芳本人就是那么说的，同时也是那么做的，其在对《红楼梦》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对前人的大量资料进行了研究，从而促使其研究取得丰硕的和公认的成果。何其芳在研究“红学”的过程中始终坚持认为，必须通过阶级的观点分析“红学”，将文学现象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来进行研究探析，作为社会意识的文学是社会存在的反映，只有如此才能取得最佳研究成果。
何其芳对《红楼梦》的研究还启示我们，研究“红学”必须讲求方式方法，更为重要的是必须保持正确的研究方向，按照马克思主义和历史学、文艺学相结合的方法进行研究。
参考文献
[1]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五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2]何其芳.论《红楼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
[3]鲁迅.鲁迅全集（第八卷）[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
★基金项目：北京语言大学院级科研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编号为16YJ0810）
★作者简介：余绮，北京语言大学汉语速成学院讲师，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比较文学、跨文化研究、海外汉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