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时间以来,有关马克思东方社会思想的研究相对沉寂。我们以为,这一研究依然值得深化:其一,在相关研究中,已不能不自觉地顺从某种实证主义或历史主义逻辑,将马克思看成是欧洲中心主义者。对西欧资本主义模式以及由此巩固的欧洲中心主义的自觉批判,是马克思探索东方社会的起点,其政治与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晚期的人类学转变,对俄国、印度、日本与中国等东方社会的研究,以及发表于《纽约每日论坛报》上的一系列有关东方社会的文章,都包含着对欧洲中心主义的批判,值得挖掘,对相关文本的深入解读与开放也很有必要。其二,此前,大多研究特别是有关卡夫丁峡谷问题的探讨,往往基于马克思已有定论而展开。但问题恰恰在于,承认并理解马克思何以并没有下定论,自觉破除单一的社会发展观,把握马克思有关东方社会的实体性及其复杂性,进而开放东方社会发展的主体性。马克思有关东方社会的研究实际上展开了一种复线的经济社会分析方法,其关于"现代社会"与"未来社会"的描述,理应作为描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资源。其三,深化马克思有关东方社会理论,也涉及对相关关键概念的探讨及其研究视野的开放。比如,先前的讨论特别集中于亚细亚生产方式,但相对而言,亚细亚所有制才是马克思反复使用的概念。关于国外有关马克思东方社会思想的研究资源,人们总是会提及魏特夫的治水社会及其东方专制主义,但魏特夫的研究并没有得到中外学术界的真正认可,而同样是汉学家的波兰人图克依独树一帜且为西方学术界认可的对马克思亚细亚所有制的研究,迄今为止却没有进入中国研究视野。基于上述考量,我们推出这组文章。当然,值得深入研究的方面还有很多。我们也希望抛砖引玉,持续深化马克思东方社会思想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