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孔丛子·记义》记载的孔子论《诗》采用语录体的形式,其选取的篇章内容与春秋时期赋《诗》、用《诗》的情况最为接近.其对不少《诗》篇主旨的论说,都体现出与《左传》《论语》《史记》等文献所载春秋时期论《诗》一致的《诗》学观念,是对春秋时期论《诗》传统的继承.作为战国秦汉之际写定的文本,在《记义》论《诗》文字中,也能看到不少战国《诗》学的影子.这说明《记义》中孔子论《诗》的性质,是经过战国儒家书写的,《记义》较好地保留、传承了原始儒家论《诗》义理的文献.它不像《荀子》那样具有承前启后的开拓性,而是一种在忠实传承儒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孔丛子·记义》记载的孔子论《诗》采用语录体的形式,其选取的篇章内容与春秋时期赋《诗》、用《诗》的情况最为接近.其对不少《诗》篇主旨的论说,都体现出与《左传》《论语》《史记》等文献所载春秋时期论《诗》一致的《诗》学观念,是对春秋时期论《诗》传统的继承.作为战国秦汉之际写定的文本,在《记义》论《诗》文字中,也能看到不少战国《诗》学的影子.这说明《记义》中孔子论《诗》的性质,是经过战国儒家书写的,《记义》较好地保留、传承了原始儒家论《诗》义理的文献.它不像《荀子》那样具有承前启后的开拓性,而是一种在忠实传承儒家学说的同时,体现出书写时代特色的先秦儒家论《诗》文本.
其他文献
科学院的科研工作在“文革”中遭到了严重的破坏.通过对1975年“\'百家争鸣\'座谈会”会议记录这一珍贵的史料的整理和研究,透过当时参会的一线科学家的话语,窥探“文革”中科研工作的情况,并在此基础上,试图探讨科研工作遭到破坏的一些原因.
清华大学科学博物馆(筹)在2019 年4 月举办了“百年器象——清华大学科学博物馆筹备展”,展出的108 件藏品中有2 台打字机:一台是Oliver 9 型打字机,约产于20 世纪10 年代,另一台是1984年生产的双鸽牌DHY-d型中文打字机.可能因为Oliver 9 型打字机的键盘与电脑键盘排布方式一致,参展观众——尤其年轻观众似乎对它更有一种跨越时空的熟悉感.而需要挑选铅字的笨重的中文打字机,虽然只是20 世纪80年代的产品,对观众来说却是一种猎奇式的参观体验.
李政道先生不仅是一位卓越的理论物理学家,对于绘画艺术也有相当的造诣.他在本刊创刊号上发表的文章中写道:“艺术与科学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它们同是源于人类活动最高尚的部分,都追求着深刻性、普遍性、永恒和卓越.”言简意赅地道出了科学与艺术二者相通的深刻原因.1986年他倡议在中国科学院建立高等科学技术中心以来,先后邀请一些著名画家创作科学主题作品,吴作人、李可染、黄胄、华君武、张仃、吴冠中、常沙娜、袁运甫、刘巨德等人都愉快地接受了邀请,尝试以艺术手法表达深刻奥妙的科学题材,在中国当代美术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众多
“以数为纪”是《洪范》《逸周书》等文献中的常见现象,主要是指以数目字统括并分陈诸项概念的做法.这一概念是后人为研究便利人为概括出来的,与先秦两汉原生的“以数为纪”观念内涵截然不同.诸家之所以将“以数为纪”的观念上溯至先秦,源于清儒对《庄子》及《逸周书·周祝》的误读.事实上,先秦两汉文献中原生的“以数为纪”观念特指以法度、历数为纪,不涉及数目字领属概念的行为,也不是文献的组织形式.而实际以数目字统合概念之篇章,其性质或如云梦秦简《为吏之道》、岳麓秦简《为吏治官及黔首》、北大藏秦简《从政之经》,为“箴戒”类文
不同时代的人对玄鸟的认识并不相同.商人活动时空范围内遗存了诸多绘以黑彩的鸟图像,且与太阳图像一同出现,二者构成了“阳乌负日”图像.在早期文献中,金乌、十日、帝俊、玄鸟等是商人族源叙事的重要组成元素.结合考古材料与典籍,可证商人观念中的玄鸟或指阳乌.考察早期“阳乌负日”图与商族玄鸟观念的联系,不仅有助于认识玄鸟与商人文化、制度之间的关联,也能够对不同玄鸟叙事的生成原因与文本演变形成更深的认识.
《世说新语》笔墨简劲,对生活场景的刻画生动而富有内涵,但过往研究对稳定状态、室内空间的关注较多.事实上,以行走为代表的流动性的生活状态在书中也有相当丰富的体现,百余行走相关条目,记录了魏晋士人在广阔空间中形形色色的邂逅、探访、选择、应对.耐人寻味的是,恰恰是在变动不居的环境、场景中,士人群体的稳定性不断显现.行走活动,拓展了空间的范围,扩大了审美的视野,也在典型姿态背后凸显出魏晋特有的士人群体心态,反映出《世说新语》将价值和兴趣寄托于生活本身的审美取向.
宋代被称为刻本时代,抄本、刻本数量和种类的爆炸性增长,促使知识积累和信息流通加快,改变了人们的认知和行为.就墓志而言,宋代撰写、传播环境的变化促使其更向史传文学靠近,以塑造个性化人物、强调实录精神、借用“互见”手法等为特点.因为流通性的增加,墓志以“言天下之公”为书写原则,与各级文本互动,而撰者为墓主回护的“曲笔”也重塑着历史书写.纸本让墓志能脱离石碑,以附录形式出现在文人别集和家集中,为作品解读构建了阐释系统,但因文体功能限制呈现角度,使用时必须审慎辩证.
“感物”是中国传统美学的重要范畴,其中包含的“物感”与“感物”话语并非同时出现的,内涵也不能简单等同.物感诞生于巫官文化向史官文化转变的转型期,物占主导作用,物感动人,先物后情,决定心之所感.之后,随着礼乐文化向礼法文化过渡,人的主体性增强,对世界的体认深入,感物逐渐兴起,并最终在六朝定型.感物指人在心物关系中占主导作用,先情后物,人感受物,借物言情.感物与物感最终融合成为无功利的心物感应,代表以人为主导的人与物无间的交流沟通.自物感至感物,是社会关注点从物人关系逐渐转移到天人关系和人自身的过程,也是人逐
杜甫“铁马汗常趋”一句的典源与释义尚存争议,大体上有使事与虚用两种理解.使事之论有三说,均不恰切.其中,“昭陵石马助战”说,古今学者多指其非,但还可围绕灾异文化及相关史料的适用性再予辨析;“井龙幻化铁马”说,可据灾异文化及灾祥转换问题予以探讨.如此,“铁马”一句应从虚用的角度理解,当指包括昭陵六骏在内的太宗麾下战马及骑兵的阴灵.杜甫以“铁马”歌咏太宗,与骑兵在唐初战争中的重要性,太宗对战马的热爱、对骑战的精擅、对武功的自矜,以及唐太庙歌对太宗武功的歌颂等因素有关.此外,“汗铸金之风马”一句与“铁马”的出处
文章借用艺术史领域“模件化”研究的基本概念,以高启的咏物律诗为例,尝试将结构主义阐释角度运用于明代诗歌文本的解读.通过观察高启的五言咏物律诗,总结出十二种模件类型,讨论这些模件在律诗中出现的位置,并揭示高启五言咏物律诗的固定写作思路.以此为基准,进一步分析高启的七律组诗《梅花》,探讨其中模件的“增殖”现象与模件的组合运用方式,强调组诗所拥有的储备功能.最后,通过对比组诗与类书在实用性方面的异同,提出一个假说:对于诗人而言,组诗的现实功能等同于一部诗人自制的小型类书,而这个小型类书所储备的模件及模件组合,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