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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福柯实际在《犯罪与刑罚》这本书中提出了他对于十九世纪之前与之后的西方社会和法律的重要观点。
【关键词】犯罪与刑罚；刑罚观；权力观
【中图号】I106【文献标示码】A【文章编号】1005-1074(2009)01-0123-02
初看《犯罪与刑罚》，也许会认为这只是一部关于刑罚方式演变的专著，然而，福柯实际在这本书中提出了他对于十九世纪之前与之后的西方社会和法律的重要观点。他不仅把“规训与惩罚”看作是人对人的一种制约、管辖和统治，还重点描述了权力的性质及其演变历史；陈述了有关对犯人的严刑拷打日渐被控制他们的监狱规章所取代的事变痕迹，以及由此引发的一系列与规训和惩罚相关的政治、法律、权力、观念和科学技术问题；表明人类社会是如何从古代通过酷刑和肢解对人类肉体和精神的疯狂肆虐，而逐步演化为一种通过实施普遍“温柔的”暴力而使被统治者臣服和“自觉”接受规训的生存目的；进而，他通过对权力功能进行的微观分析，使人们对一系列传统观念都产生耳目一新的认识，其中包括认识到我们的身体、行为和主体都是权力作用与塑造的结果。
1刑罚的演进
在《规训与惩罚》一书中，福柯分析了18世纪晚期并存的三种惩罚权力形式，即君主时代作为公共景观的酷刑，启蒙思想家和法律改革家提出的注重法律程序和人性化的惩罚，以及监狱监禁和教养，并揭示了惩罚从酷刑到依法惩罚、再到监禁变化过程中的权力技术和权力策略。18世纪末以来，长期在刑事司法体制中占据重要而明确地位的公开酷刑在批评声中逐渐消失。例如，法国于1789年废除戴枷示众，于1791年废除公开认罪。这一变化在福柯看来并非出于“人道”情感和慈善意识，而是出于惩罚策略的改变。福柯认为，作为公共景观的酷刑蕴涵了一套对君主权力有利的惩罚技术，但由于这套技术同时存在着缺陷，它最终被新的惩罚权力技术所取代。“改革运动的真正目标，与其说是要在更加公平原则的基础上建立一种新的惩罚权利，不如说是要建立一种新的惩罚权力‘机制’，使权力分布更合理”，“刑法改革应被解读为一种重新配置惩罚权力的策略，这一策略使惩罚权力更规则、更有效、更持久、在效果上更细微”
在福柯看来,18世纪的法律改革家的梦想是要把社会建设成为“惩罚之城”：通过法律详尽规定罪刑，织就严密的惩罚之网，以确定和精确的惩罚给人以教训，使大众的记忆能够复现传闻中的严峻法律话语。从达米安被处以极刑的惨烈场面到1840年梅特莱农场的正式使用，标志着一种“规训机制”从此在法国建立起来，这种机制展示了一种新的惩戒权力。这样两幅具有典型象征意义的画面各自代表的是两种不同的惩罚方式。它们说明，在过去几十年的时间里,“作为一种公共景观的酷刑消失了”,“整个刑罚体制在重新分配”。人们不再以肉体作为刑罚的主要对象,“惩罚越来越有节制。人们不再或基本上不再直接触碰身体，而是触碰身体以外的东西。”更重要的是，刑罚作为一种公共景观也逐渐消失。公开认罪在法国于1791年被首次废除，示众刑柱在法国于1789年废除，在英国于1837年废除。而以往在法国，曾将囚犯用铁链拴成队伍跋涉全国，但到1837年，已取而代之采用不起眼的黑色囚车，“惩罚日益成为刑事程序中最隐蔽的部分”。
在福柯看来，监狱的出现标志着惩罚权力的制度化，它蕴涵了一套新的权力技术，具有新的独到功能。首先，监狱是全面而严厉的规训机构，监狱的各种矫正技术所试图恢复的与其说是法律主体，不如说是驯服的臣民。其次，监狱因为生产不法行为而得以存续。福柯并不认为监狱能够消除或者减少犯罪，相反，他认为监狱的存在是以违法活动为条件的。监狱“并不旨在消灭犯罪，而是旨在区分、分配和利用犯罪；与其说它们使那些易于违法的人变得驯服，不如说它们倾向于把违法行为吸纳到一种一般的征服策略中”。最后，监狱所使用的规训技术扩及到学校、医院、兵营、工厂等社会领域,形成所谓的“监禁群岛”，社会由此也变为“监禁社会”。福柯就此写道：
“……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制造出规训的个人。这种处于中心并被统一起来的人性,是复杂的权力关系的效果和工具,是受制于多种“监禁”机制的肉体和力量,是本身就是这种策略的要素的话语的对象。在这种人性中,我们应该能够听到隐隐传来的战斗厮杀声。”
“一场战斗接着一场战斗,直到法治最终取代战争,达致普遍的互利,在此过程中,人性并非越来越进步;人性将其暴力逐一安置在规则体系中,由此从一种统治过渡到另一种统治。”
在福柯看来，对于从酷刑到依法惩罚、再到监禁这一惩罚变革过程,并不是所谓人道的胜利和道德的进步，而仅仅是权力技术和惩罚技术的转变。在这个转变过程中，“主体”被塑造出来,“人性”被制造出来,“规训的个人”也被生产出来了。这种技术旨在提高权利行使的最终效率，由于传统权利的行使始终没有避免
在行使中的反抗因素，于是该技术的作用就是使压制作用从共公视阈中隐退，以便减少群众的反抗——这也就是不同权力样态发展的一贯策略，而福柯就是表现了在不同样态之后的连贯性策略，从而解构了现代政治的人道主义神话。权力的运作对象,越来越从直接的人身、肉体置换为无形的自由、灵魂隐藏在制度背后的权力运作对象的改变，是刑罚演进的最重要原因。
2权力的运作
惩罚的权力技术被福柯称之为“规训”。“规训”是《规训与惩罚》中的一个核心概念，也是福柯创造的一个新术语，它有与知识技能体系相关的含义如学科、知识等,亦有与惩罚相关的含义如纪律、训练等。福柯为规训下的定义是：“这些使肉体运作的微妙控制成为可能的，使肉体的种种力量永久服从的，并施于这些力量一种温驯而有用关系的方法就是我们所谓的规训。”然而，《规训与惩罚》的主题不是一般的权力问题,而是考察权力——知识造成的“支配技术”(techniques of domination)，尤其是现代规训技术。”在《规训与惩罚》中，福柯运用系谱学来研究权力与知识的关系。他所论及的权力概念并不仅局限于刑事、法律层面, 也同时颠覆了权力概念的传统界定,对权力进行了全新的界定。
首先，权力是无所不在的，是具体且体现于各个细节的。这是福柯对权力的基本判断。他认为在整个现代社会，弥散性的权力已经浸入生活的各个方面，它可以在最细小的地方被捕捉到，它把一切都整合到自己万能的统一体中。而这种弥散性的权力不一定是靠统一的国家机器来实现的，权力具有各种不同的形态，使用各种不同的技术，在各个不同的局部领域，它拥有策略的多样性，所以它又是具体的。在现代社会中，权力效应沿着一个渐进的细微渠道流通，它抵达个人，抵达了他们的身体、姿态和全部日常行为。我们看到，在人们的性经验中，细微的权力关系弥漫于身体、性、家庭、亲属关系、话语等之中，“性落入了话语的掌握之中，话语不断地捕捉它，不让它有丝毫躲藏和喘息的机会”。而在《规训与惩罚》中，福柯展现了权力技术的复制性：在17和18世纪，规训机制逐渐扩展，遍布了整个社会机体。正如我们可以看到的，当代的工厂、学校、军队、兵营、医院一定程度上都与监狱彼此相像，这正是“纪律”这种惩戒权力全面渗透的结果，也即福柯所说的“规训社会”的来临。
其次，权力是一种关系和网络。传统的权力理论将权力视为一种能力或者资源，是可以被所有、争夺、转让的财产。而福柯主张权力是一种关系，这种权力关系可以看作是处于流动而循环的过程中，“它从未确定位置，它从不在某些人手中，从不像财产或者财富那样被据为己有”。而且这样一种权力关系又不是单向的支配与被支配关系，而是构成一个循环相连、错综交织的网络。“权力以网络的形式运作，在这个网上，个人不仅在流动，而且他们总是既处于服从的地位又同时运用着权力”。事实上，也正是权力的这种关系和网络特性使权力能无所不在，能够在每一时刻、一切地点的不同关系中生产出来。福柯在对规训权力的展示中提到的“层级监视”就体现了权力的关系和网络属性。“虽然监督要依赖人实现，但是它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关系网络的作用，这个网络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自下而上的与横向的”。在整个机构中，没有谁绝对地拥有权力，权力在整个关系网络中不断地一层层地被生产出来，负有监督任务的人员又无时不受到监督而成为被监督者，分层监督的纪律形式使这种关系权力得以真实地运作起来。这种手段以不间断的监视取代了公共事件的展示,通过分层的、持续的和切实的监督,使规训的权力成为一种复杂的、自动的和匿名的权力。
再次，权力是匿名的、无主体的。福柯一再强调权力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谁掌握了权力，一直淡化权力的实施主体。事实上，我们从权力的关系和网络特性中就能够推导出，在福柯那里，权力主体是匿名的、不确定的，每一个人都只是权力关系中的一个点，他既可能是权力的实施者，也可能是权力的实施对象。“一种虚构的关系自动地产生出一种真实的征服”。关系机制使权力自动化和非个性化，权力不再体现在某个主体身上了。从边沁的全景敞视建筑中我们可以看到：在环形边缘，人彻底被观看，但不能观看；在中心瞭望塔，人能观看一切，但不会被观看到。在这里，监视权力的实施者就是匿名的，谁都可以在任何时候报以任何动机出现在中心瞭望塔里操作这个权力机器。福柯十分推崇这种全景敞视监狱, 把它作为一个完美的规训机构的设计方案, 因为它集中体现了规训权力的新的技术、策略、方法。事实上，福柯认为，匿名的和临时性的权力实施者越多，那么权力效应将体现得越充分。
最后，权力具有生产性。传统的分析模式只强调权力的禁止性和否定性。福柯所关注的却是权力对主体的塑造，在他看来，权力具有强大的建构和生产功能:“权力生产着现实，权力生产着对象的领域和真理的仪式，个人和关于个人的知识都是权力的产物。”在权力的细微机制处, 正在形成与积累的是知识，权力与知识之间存在着微妙而复杂的关系。权力具有国家机构以外的形式, 权力机制的具体实施也并非只能通过意识形态的操控, 它可以用更直接、更肉体，但又不同于暴力、武力的方式，通过对空间、时间的划分，对动作、活动的安排，促成知识的发展,进行权力运作。权力的生产性使福柯看到了现代权力机制中的一些积极性的因素，即权力不是被动的禁令，而是产生许多效果的技术，虽然福柯并不认为权力是好的。福柯认为，19世纪政治权利的重大变更之一就是，君主“使人死或让人活”的权利转变为“使人活和让人死”的权利。那么，在现代社会，权力的这种生产性就体现在对生命或生活的管理，即“使人活”，这是一种改造的积极性。惩戒权力在演变过程中，越来越强调对个人肉体的治理和规训，而不是致死。通过一系列的权力技术，个人被无休止地编制进一种社会秩序中，为的是恢复，即重新生产出个体被削弱的力量、被取消的技能、被遗忘的道德。
至此，通过谱系学的研究，在对现代两种权力形式分析的基础上，福柯以独特的后现代的、反结构主义的视角勾勒出了它所理解的微观权力的面貌。这种微观权力远离政治、统治权、服从支配、系统功能等概念；它强调的是具体的、多样性的、关系的、生产性的特点。权力成了一种治理术：这种治理术在今天的社会中无处不在，但又形态各异；它存在于被建立起来的各种关系和网络中，但在这样的关系和网络中权力的主体却无处可寻，个体自身就既是权力的工具又是权力的主人；这种治理术不在于压抑，而在于生产出各种现实效果。
3参考文献
[1]李猛.福柯与权力分析的新尝试[J].社会理论学报,1999，2(2)
[2]刘北成.福柯的思想肖像[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3]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M].刘北成、杨远婴译，三联书店，2003
[4]杨大春.现代性与他者的命运[J].南京：南京社会科学，1990，(6)
【关键词】犯罪与刑罚；刑罚观；权力观
【中图号】I106【文献标示码】A【文章编号】1005-1074(2009)01-0123-02
初看《犯罪与刑罚》，也许会认为这只是一部关于刑罚方式演变的专著，然而，福柯实际在这本书中提出了他对于十九世纪之前与之后的西方社会和法律的重要观点。他不仅把“规训与惩罚”看作是人对人的一种制约、管辖和统治，还重点描述了权力的性质及其演变历史；陈述了有关对犯人的严刑拷打日渐被控制他们的监狱规章所取代的事变痕迹，以及由此引发的一系列与规训和惩罚相关的政治、法律、权力、观念和科学技术问题；表明人类社会是如何从古代通过酷刑和肢解对人类肉体和精神的疯狂肆虐，而逐步演化为一种通过实施普遍“温柔的”暴力而使被统治者臣服和“自觉”接受规训的生存目的；进而，他通过对权力功能进行的微观分析，使人们对一系列传统观念都产生耳目一新的认识，其中包括认识到我们的身体、行为和主体都是权力作用与塑造的结果。
1刑罚的演进
在《规训与惩罚》一书中，福柯分析了18世纪晚期并存的三种惩罚权力形式，即君主时代作为公共景观的酷刑，启蒙思想家和法律改革家提出的注重法律程序和人性化的惩罚，以及监狱监禁和教养，并揭示了惩罚从酷刑到依法惩罚、再到监禁变化过程中的权力技术和权力策略。18世纪末以来，长期在刑事司法体制中占据重要而明确地位的公开酷刑在批评声中逐渐消失。例如，法国于1789年废除戴枷示众，于1791年废除公开认罪。这一变化在福柯看来并非出于“人道”情感和慈善意识，而是出于惩罚策略的改变。福柯认为，作为公共景观的酷刑蕴涵了一套对君主权力有利的惩罚技术，但由于这套技术同时存在着缺陷，它最终被新的惩罚权力技术所取代。“改革运动的真正目标，与其说是要在更加公平原则的基础上建立一种新的惩罚权利，不如说是要建立一种新的惩罚权力‘机制’，使权力分布更合理”，“刑法改革应被解读为一种重新配置惩罚权力的策略，这一策略使惩罚权力更规则、更有效、更持久、在效果上更细微”
在福柯看来,18世纪的法律改革家的梦想是要把社会建设成为“惩罚之城”：通过法律详尽规定罪刑，织就严密的惩罚之网，以确定和精确的惩罚给人以教训，使大众的记忆能够复现传闻中的严峻法律话语。从达米安被处以极刑的惨烈场面到1840年梅特莱农场的正式使用，标志着一种“规训机制”从此在法国建立起来，这种机制展示了一种新的惩戒权力。这样两幅具有典型象征意义的画面各自代表的是两种不同的惩罚方式。它们说明，在过去几十年的时间里,“作为一种公共景观的酷刑消失了”,“整个刑罚体制在重新分配”。人们不再以肉体作为刑罚的主要对象,“惩罚越来越有节制。人们不再或基本上不再直接触碰身体，而是触碰身体以外的东西。”更重要的是，刑罚作为一种公共景观也逐渐消失。公开认罪在法国于1791年被首次废除，示众刑柱在法国于1789年废除，在英国于1837年废除。而以往在法国，曾将囚犯用铁链拴成队伍跋涉全国，但到1837年，已取而代之采用不起眼的黑色囚车，“惩罚日益成为刑事程序中最隐蔽的部分”。
在福柯看来，监狱的出现标志着惩罚权力的制度化，它蕴涵了一套新的权力技术，具有新的独到功能。首先，监狱是全面而严厉的规训机构，监狱的各种矫正技术所试图恢复的与其说是法律主体，不如说是驯服的臣民。其次，监狱因为生产不法行为而得以存续。福柯并不认为监狱能够消除或者减少犯罪，相反，他认为监狱的存在是以违法活动为条件的。监狱“并不旨在消灭犯罪，而是旨在区分、分配和利用犯罪；与其说它们使那些易于违法的人变得驯服，不如说它们倾向于把违法行为吸纳到一种一般的征服策略中”。最后，监狱所使用的规训技术扩及到学校、医院、兵营、工厂等社会领域,形成所谓的“监禁群岛”，社会由此也变为“监禁社会”。福柯就此写道：
“……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制造出规训的个人。这种处于中心并被统一起来的人性,是复杂的权力关系的效果和工具,是受制于多种“监禁”机制的肉体和力量,是本身就是这种策略的要素的话语的对象。在这种人性中,我们应该能够听到隐隐传来的战斗厮杀声。”
“一场战斗接着一场战斗,直到法治最终取代战争,达致普遍的互利,在此过程中,人性并非越来越进步;人性将其暴力逐一安置在规则体系中,由此从一种统治过渡到另一种统治。”
在福柯看来，对于从酷刑到依法惩罚、再到监禁这一惩罚变革过程,并不是所谓人道的胜利和道德的进步，而仅仅是权力技术和惩罚技术的转变。在这个转变过程中，“主体”被塑造出来,“人性”被制造出来,“规训的个人”也被生产出来了。这种技术旨在提高权利行使的最终效率，由于传统权利的行使始终没有避免
在行使中的反抗因素，于是该技术的作用就是使压制作用从共公视阈中隐退，以便减少群众的反抗——这也就是不同权力样态发展的一贯策略，而福柯就是表现了在不同样态之后的连贯性策略，从而解构了现代政治的人道主义神话。权力的运作对象,越来越从直接的人身、肉体置换为无形的自由、灵魂隐藏在制度背后的权力运作对象的改变，是刑罚演进的最重要原因。
2权力的运作
惩罚的权力技术被福柯称之为“规训”。“规训”是《规训与惩罚》中的一个核心概念，也是福柯创造的一个新术语，它有与知识技能体系相关的含义如学科、知识等,亦有与惩罚相关的含义如纪律、训练等。福柯为规训下的定义是：“这些使肉体运作的微妙控制成为可能的，使肉体的种种力量永久服从的，并施于这些力量一种温驯而有用关系的方法就是我们所谓的规训。”然而，《规训与惩罚》的主题不是一般的权力问题,而是考察权力——知识造成的“支配技术”(techniques of domination)，尤其是现代规训技术。”在《规训与惩罚》中，福柯运用系谱学来研究权力与知识的关系。他所论及的权力概念并不仅局限于刑事、法律层面, 也同时颠覆了权力概念的传统界定,对权力进行了全新的界定。
首先，权力是无所不在的，是具体且体现于各个细节的。这是福柯对权力的基本判断。他认为在整个现代社会，弥散性的权力已经浸入生活的各个方面，它可以在最细小的地方被捕捉到，它把一切都整合到自己万能的统一体中。而这种弥散性的权力不一定是靠统一的国家机器来实现的，权力具有各种不同的形态，使用各种不同的技术，在各个不同的局部领域，它拥有策略的多样性，所以它又是具体的。在现代社会中，权力效应沿着一个渐进的细微渠道流通，它抵达个人，抵达了他们的身体、姿态和全部日常行为。我们看到，在人们的性经验中，细微的权力关系弥漫于身体、性、家庭、亲属关系、话语等之中，“性落入了话语的掌握之中，话语不断地捕捉它，不让它有丝毫躲藏和喘息的机会”。而在《规训与惩罚》中，福柯展现了权力技术的复制性：在17和18世纪，规训机制逐渐扩展，遍布了整个社会机体。正如我们可以看到的，当代的工厂、学校、军队、兵营、医院一定程度上都与监狱彼此相像，这正是“纪律”这种惩戒权力全面渗透的结果，也即福柯所说的“规训社会”的来临。
其次，权力是一种关系和网络。传统的权力理论将权力视为一种能力或者资源，是可以被所有、争夺、转让的财产。而福柯主张权力是一种关系，这种权力关系可以看作是处于流动而循环的过程中，“它从未确定位置，它从不在某些人手中，从不像财产或者财富那样被据为己有”。而且这样一种权力关系又不是单向的支配与被支配关系，而是构成一个循环相连、错综交织的网络。“权力以网络的形式运作，在这个网上，个人不仅在流动，而且他们总是既处于服从的地位又同时运用着权力”。事实上，也正是权力的这种关系和网络特性使权力能无所不在，能够在每一时刻、一切地点的不同关系中生产出来。福柯在对规训权力的展示中提到的“层级监视”就体现了权力的关系和网络属性。“虽然监督要依赖人实现，但是它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关系网络的作用，这个网络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自下而上的与横向的”。在整个机构中，没有谁绝对地拥有权力，权力在整个关系网络中不断地一层层地被生产出来，负有监督任务的人员又无时不受到监督而成为被监督者，分层监督的纪律形式使这种关系权力得以真实地运作起来。这种手段以不间断的监视取代了公共事件的展示,通过分层的、持续的和切实的监督,使规训的权力成为一种复杂的、自动的和匿名的权力。
再次，权力是匿名的、无主体的。福柯一再强调权力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谁掌握了权力，一直淡化权力的实施主体。事实上，我们从权力的关系和网络特性中就能够推导出，在福柯那里，权力主体是匿名的、不确定的，每一个人都只是权力关系中的一个点，他既可能是权力的实施者，也可能是权力的实施对象。“一种虚构的关系自动地产生出一种真实的征服”。关系机制使权力自动化和非个性化，权力不再体现在某个主体身上了。从边沁的全景敞视建筑中我们可以看到：在环形边缘，人彻底被观看，但不能观看；在中心瞭望塔，人能观看一切，但不会被观看到。在这里，监视权力的实施者就是匿名的，谁都可以在任何时候报以任何动机出现在中心瞭望塔里操作这个权力机器。福柯十分推崇这种全景敞视监狱, 把它作为一个完美的规训机构的设计方案, 因为它集中体现了规训权力的新的技术、策略、方法。事实上，福柯认为，匿名的和临时性的权力实施者越多，那么权力效应将体现得越充分。
最后，权力具有生产性。传统的分析模式只强调权力的禁止性和否定性。福柯所关注的却是权力对主体的塑造，在他看来，权力具有强大的建构和生产功能:“权力生产着现实，权力生产着对象的领域和真理的仪式，个人和关于个人的知识都是权力的产物。”在权力的细微机制处, 正在形成与积累的是知识，权力与知识之间存在着微妙而复杂的关系。权力具有国家机构以外的形式, 权力机制的具体实施也并非只能通过意识形态的操控, 它可以用更直接、更肉体，但又不同于暴力、武力的方式，通过对空间、时间的划分，对动作、活动的安排，促成知识的发展,进行权力运作。权力的生产性使福柯看到了现代权力机制中的一些积极性的因素，即权力不是被动的禁令，而是产生许多效果的技术，虽然福柯并不认为权力是好的。福柯认为，19世纪政治权利的重大变更之一就是，君主“使人死或让人活”的权利转变为“使人活和让人死”的权利。那么，在现代社会，权力的这种生产性就体现在对生命或生活的管理，即“使人活”，这是一种改造的积极性。惩戒权力在演变过程中，越来越强调对个人肉体的治理和规训，而不是致死。通过一系列的权力技术，个人被无休止地编制进一种社会秩序中，为的是恢复，即重新生产出个体被削弱的力量、被取消的技能、被遗忘的道德。
至此，通过谱系学的研究，在对现代两种权力形式分析的基础上，福柯以独特的后现代的、反结构主义的视角勾勒出了它所理解的微观权力的面貌。这种微观权力远离政治、统治权、服从支配、系统功能等概念；它强调的是具体的、多样性的、关系的、生产性的特点。权力成了一种治理术：这种治理术在今天的社会中无处不在，但又形态各异；它存在于被建立起来的各种关系和网络中，但在这样的关系和网络中权力的主体却无处可寻，个体自身就既是权力的工具又是权力的主人；这种治理术不在于压抑，而在于生产出各种现实效果。
3参考文献
[1]李猛.福柯与权力分析的新尝试[J].社会理论学报,1999，2(2)
[2]刘北成.福柯的思想肖像[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3]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M].刘北成、杨远婴译，三联书店，2003
[4]杨大春.现代性与他者的命运[J].南京：南京社会科学，199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