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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狼厅》和《提堂》中，主人翁托马斯·克伦威尔的想法有时候以第一人称、有时候第二人称，大部分时候则以第三人称进行叙述，这是一种高超的叙事技巧。作为承担叙事中意识形态内容的重要载体，视角的选择暗含着选择主体所欲传达给受者意义或价值选择。在克伦威尔系列小说中，作者曼特尔选择“内聚焦”视角，由叙述者来传达她的伦理意图与目的。
【关键词】《狼厅》 《提堂》 内聚焦视角 伦理意义
一、引言
希拉里·曼特尔凭借历史小说《狼厅》和《提堂》，相继摘得英国布克文学奖桂冠，成为迄今为止英国历史上两获此项殊荣的唯一一位女性作家，跻身当代英国优秀历史小说家之列。《狼厅》和《提堂》是以英国都铎王朝为题材的历史小说的姐妹篇，从托马斯·克伦威尔的视角出发，围绕国王亨利八世的婚姻危机，展现克伦威尔从普通的铁匠之子成长为权倾一时的政治人物的过程。曼特尔曾坦言，她最早从小学课本里认识克伦威尔，他一直被刻画成严肃、冷血、恶毒的“讨厌先生”的形象，和高贵儒雅的“好好先生”（Mr. Nice）托马斯·莫尔的形象形成鲜明的对比。然而，曼特尔对这一对比却不以为然。当某人遭到集体一致恶语中伤时，人们不禁会质疑其背后的原因。12岁之前曼特尔一直信仰天主教，因而对于和她一样有宗教背景的托马斯·莫尔的“圣洁形象”表示深刻的怀疑。长大以后，曼特尔放弃了宗教信仰，并产生了从反向视角审视事物的心理。于是，创作《狼厅》时，她本能地对换了视角，引领读者以局外人的身份感受原本处于历史边缘的人物和不起眼的历史小事件，重塑克伦威尔这一英国文化传统上总是处于反面配角的历史角色，并颠覆莫尔的正人君子形象。可以说，伦理立场的逆转与叙事视角的转换为众所周知的历史输入了新鲜的血液，给读者带来了耳目一新的阅读体验。
或许因为这两个托马斯的形象在历史的宏大叙事中早就根深蒂固，或许因为小说里涉及了比较浓厚的政治色彩，如“完美政治家的多面性”、“权力的颠覆与抑制”、“政坛名臣，王室重臣”等议题，所以在伦理立场与叙事视角上，学界未能给予足够的重视。严格说来，叙事视角是一个叙述的立场问题，从叙事伦理的角度看，则是道德立场的问题，使用什么样的视角，很多时候决定了作者、叙述者或读者具有或秉持什么样的伦理观念和道德理想。小说家选用叙事视角时必定有其独特的创作意图指导。无论叙述者站在什么角度叙述故事，背后总是由实际意义上的作者在决定。作者所作的视角选择，暗含着希望传给小说读者意义价值的维度。曼特尔的视角选择如何承载作者自身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小说究竟代表了谁的立场，表达了怎样的伦理意义？
二、调节叙事角度，体现“内聚焦”视角的伦理意义
视角的叙事伦理意义集中体现于意识形态层面。一般而言，意识形态既可以作为整体社会的观念系统的指称，也可以是某个个体在特定历史、社会条件下产生的独特观念体系，是关于理性判断和价值评价的概念。就文学叙事而言，意识形态不仅存在于叙述者的叙述中，还存在于作者的叙事行为中，不仅存在于作品内部还存在于作品之外。英国学者马克·柯里（Mark Currie）认为，叙事中的意识形态是确立主体身份的重要途径。尽管从主体角度看，叙事视角包含了作者视角、叙述者视角及人物视角，但无论叙述者站在何种角度叙述故事，最终的选择主体还是作者。
热奈特将视角分为零聚焦、内聚焦、外聚焦，其中现代叙事更为常见的内聚焦叙事视角使得伦理判断呈现更多的可能性。在克伦威尔系列小说中，作者曼特尔选择“内聚焦”视角，由叙述者来传达她的伦理意图与目的，小说中的叙述者依附在故事中的特定人物克伦威尔的思想意识中，并随其一起融入故事进程中，叙述者的视角受到克伦威尔视角的限制，其伦理态度和道德判断也因而具有更大的主观性。从意识形态层面分析《狼厅》和《提堂》的“内聚焦”视角，实际上，就是分析叙述者视角如何在作品中评价并在伦理价值上接受他所描述的世界。《狼厅》和《提堂》的“内聚焦”视角的伦理意义首先是通过调节叙事角度，从而控制与人物的距离实现的。这种距离控制除了直接的伦理价值调距，有时对信息流通量、信息来源及信息表达方式的精心控制也会影响读者的伦理判断。曼特尔笔下的克伦威尔野心勃勃、冷酷无情、阴险狡诈，但读者却还是义无反顾地对他产生伦理同情，主要原因有三：首先，将克伦威尔作为聚焦者拉近了读者与人物的距离，因为故事虽然由第三人称叙述，但事情却透过克伦威尔的眼睛看到，通过他进行思索和聚焦，读者会不由自主的和他站在同一面而不是对立面，会忽视他的缺点，对他产生理解和同情。内聚焦视角可以创造一种不受中介的阻碍而直接接近克伦威尔的幻觉，因而对他的性格评价直接而不受任何限制。持续的内聚焦视角导致读者希望与他们认同的人物有好命运，而不管其实际的道德品质如何。通过克伦威尔进行聚焦，读者就不会接受可能对他产生隔膜的别的视角，而如果采用另一人物托马斯·莫尔的视角进行叙事，读者肯定会更喜欢他而不是克伦威尔了。可见，对内聚焦视角的控制保持了读者对克伦威尔的理解和同情，不至于对他先入为主地进行判断，同时读者也清楚地看到了克伦威尔的不足之处，叙述者就不必对他进行道德判断了。
三、克伦威尔的自省方式，体现“内聚焦”视角的伦理意义
《狼厅》和《提堂》的内聚焦视角达到伦理意义的第二种方式是通过克伦威尔的自省方式表达一般视角所无法表达的伦理态度。正如现代小说中经常出现的“傻子视角”（也称“白痴视角”，包括其变形类型，如“儿童视角”、“疯子视角”等等），自省状态中的克伦威尔是典型的特殊人物，常常表现出“迷茫、困惑、发呆、自言自语、自我思考”等典型特征。选择自省状态中的克伦威尔作为视角人物主要是为了通过非常态的“呆傻”（思考状态）造成与常态社会伦理的不协调性，从而引导读者达到另一种更本真的伦理理解。小说中，作者塑造了一个自我怀疑与自我反思并存的克伦威尔形象，犹如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雷特王子，总是自我内省、自我质疑。看着汉斯为其所作的肖像画时，他感叹到，“天啊，我看上去就像个杀人犯，”他的儿子格利高里说，您难道不知道吗？一般人不会承认自己是“杀人犯”，除非是傻子或是疯子。父子的对话显示克伦威尔内心对自身所作所为的伦理思考与担忧，而聚集这种非常态的克伦威尔更能让读者产生伦理怀疑与思考。在大多数都铎文化作品中，克伦威尔都被刻画成一个十足的恶棍，而曼特尔的克伦威尔则具有现代人所欣赏的素质：吃苦耐劳，敏锐的政治才能，超强的工作能力。 半夜时分，府里的人全都休息之后，他却没有入睡，脑海里思绪万千。他想，我从来没有为了爱而彻夜难眠，尽管诗人说这很平常。现在，我却为了截然相反的感情而毫无睡意。不过话说回来，对安妮，他并没有恨，而只有淡漠。他甚至不恨弗朗西斯·韦斯顿，就像你不会恨一只叮人的蚊子一样；你知识想上帝为什么要创造它。他可怜马克，但回头想想，我们都当他是孩子：我像马克这么大的时候，已经漂洋过海和穿越欧洲诸国的边界。我曾经躺在沟里叫喊，并艰难地挣扎出来，让自己踏上漂泊之路：不是一次而是两次，一次是逃离我父亲，还有一次是逃离战场上的西班牙人。我像马克或弗朗西斯·韦斯顿这么大的时候，已经崭露头角，而早在我像乔治·博林这么大之前，就已经在处理欧洲的生意了……。
此处克伦威尔的内心意识活动主要采用了第一人称叙事方式，视角人物“我”兼有两个主体，一是“叙述主体”，即故事讲述者；一是“体验主体”，即体验故事者。作为叙述主体，聚焦的是话语层，作为体验主体，聚焦则属于故事层。克伦威尔一方面作为叙述者，正在追忆经历过的事件，另一方面，他作为体验者，是过去正在经历事件的亲身感受者。双重的聚焦体现出叙述者不同视角对伦理的不同意识，构成了两个时空的伦理对话关系。铁匠的儿子克伦威尔是如何一步一步爬上权力的最顶峰，最终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埃塞克斯公爵的呢？上面这段克伦威尔的内心思想活动不仅仅为读者回答了这一问题，同时也为克伦威尔的伦理形象进行了辩解。读者能够随着克伦威尔的追忆和体验感受到他那仿佛身陷狼穴的处境：他伴随的是喜怒无常的君王，周围是虎视眈眈的王公贵族，稍有不慎，他便会万劫不复。对于历经千难万险但顽强活下来、并一步步崛起的克伦威尔来说，生存、保全自我，几乎是一种本能，他所做的一切仅仅是为了“找到一种更容易的生活方式”而已。当年那个遭受父亲毒打的少年早已深谙这是一个冷漠残酷的世界，他伸出无情冷酷的利爪以保护自己：他在逆境中成长，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他心思缜密，冷酷理性，对待对手敌人毫不手软；他善解人意，对待亲人朋友慷慨大方，细心周到。这种自省中的克伦威尔视角选择显得克伦威尔更富有同情心和人情味，使得人物的塑造更加立体化，使得小说的情节更加令人信服，也体现了作者对人物的同情与赞赏之情。
四、结语
任何叙事都离不开叙事视角，对视角的选择决定了小说叙事的情节结构和人物塑造，代表了作者对故事的评价，表明了作者的态度，“观看一个事件的角度就决定了事件本身的意义”。美国学者华莱士·马丁（Wallace Martin）通过对小说家的创作进行分析后指出：“很多情况中，如果视角被改变，一个故事就会变得面目全非甚至无影无踪。……叙事视角不是作为一个传送情节给读者的附属物后加上去的，相反，在绝大多数现代叙事作品中，正是叙事视角创建了兴趣、冲突、悬念乃至情节本身。”《狼厅》和《提堂》聚焦主人公克伦威尔，以克伦威尔的所见所闻所思及其亲身经历的事件展开叙事，引领读者深刻体会他那“狼性”与“人性”交织的复杂个性。残酷的现实、血腥的政治斗争造就了他的“狼性”，但“人性”的力量也同时驱使者他，让他舔犊情深，同情弱者，推行宗教政治改革，完成历史使命，成为英国新时代的推手。曼特尔通过文学想象为读者呈现出一个独特的都铎王朝，而选择克伦威尔为叙事视角则是这种想象的基础。读者在阅读小说的时候会受到故事呈现方式的影响，从而更便于接收到作者的创作意图甚至接受作者的道德判断和价值判断。在小说中，曼特尔抛弃了绝对的集体价值观念，重新评价过去世界以及自己所处的现实世界的价值。曼特尔的都铎系列小说让读者重新审视克伦威尔的政治人生和内心世界，使现代人感同身受地体会到他在艰难的环境中所体现出的狼性和人性，让读者和作者一样，对其产生更多的伦理理解和同情。
参考文献：
[1]陈思羽.小说叙事视角研究[D].济南：山东大学，2011.
[2]华莱士·马丁.当代叙事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3]John Preston.The Booker Favorite who Dared to Put on Her Armor[J/OL].The Spectator，2009-08-22[2015-11-22]，http：//www.spectator.co.uk/2009/08/the-booker-favourite-who-dared-to-put-on-her-armour/.
[4]马克·柯里.后现代叙事理论[M].宁一中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5]申丹.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6]伍茂国.从叙事走向伦理—叙事伦理理论与实践[M].北京：新华出版社，2013.
[7]伍茂国.现代小说叙事伦理[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8.
[8]希拉里·曼特尔.狼厅[M].刘国枝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
[9]希拉里·曼特尔.提堂[M].刘国枝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
[10]约翰·霍华德·劳逊.戏剧与电影的剧作理论技巧[M].劭牧君、齐宙等译.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61.
【关键词】《狼厅》 《提堂》 内聚焦视角 伦理意义
一、引言
希拉里·曼特尔凭借历史小说《狼厅》和《提堂》，相继摘得英国布克文学奖桂冠，成为迄今为止英国历史上两获此项殊荣的唯一一位女性作家，跻身当代英国优秀历史小说家之列。《狼厅》和《提堂》是以英国都铎王朝为题材的历史小说的姐妹篇，从托马斯·克伦威尔的视角出发，围绕国王亨利八世的婚姻危机，展现克伦威尔从普通的铁匠之子成长为权倾一时的政治人物的过程。曼特尔曾坦言，她最早从小学课本里认识克伦威尔，他一直被刻画成严肃、冷血、恶毒的“讨厌先生”的形象，和高贵儒雅的“好好先生”（Mr. Nice）托马斯·莫尔的形象形成鲜明的对比。然而，曼特尔对这一对比却不以为然。当某人遭到集体一致恶语中伤时，人们不禁会质疑其背后的原因。12岁之前曼特尔一直信仰天主教，因而对于和她一样有宗教背景的托马斯·莫尔的“圣洁形象”表示深刻的怀疑。长大以后，曼特尔放弃了宗教信仰，并产生了从反向视角审视事物的心理。于是，创作《狼厅》时，她本能地对换了视角，引领读者以局外人的身份感受原本处于历史边缘的人物和不起眼的历史小事件，重塑克伦威尔这一英国文化传统上总是处于反面配角的历史角色，并颠覆莫尔的正人君子形象。可以说，伦理立场的逆转与叙事视角的转换为众所周知的历史输入了新鲜的血液，给读者带来了耳目一新的阅读体验。
或许因为这两个托马斯的形象在历史的宏大叙事中早就根深蒂固，或许因为小说里涉及了比较浓厚的政治色彩，如“完美政治家的多面性”、“权力的颠覆与抑制”、“政坛名臣，王室重臣”等议题，所以在伦理立场与叙事视角上，学界未能给予足够的重视。严格说来，叙事视角是一个叙述的立场问题，从叙事伦理的角度看，则是道德立场的问题，使用什么样的视角，很多时候决定了作者、叙述者或读者具有或秉持什么样的伦理观念和道德理想。小说家选用叙事视角时必定有其独特的创作意图指导。无论叙述者站在什么角度叙述故事，背后总是由实际意义上的作者在决定。作者所作的视角选择，暗含着希望传给小说读者意义价值的维度。曼特尔的视角选择如何承载作者自身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小说究竟代表了谁的立场，表达了怎样的伦理意义？
二、调节叙事角度，体现“内聚焦”视角的伦理意义
视角的叙事伦理意义集中体现于意识形态层面。一般而言，意识形态既可以作为整体社会的观念系统的指称，也可以是某个个体在特定历史、社会条件下产生的独特观念体系，是关于理性判断和价值评价的概念。就文学叙事而言，意识形态不仅存在于叙述者的叙述中，还存在于作者的叙事行为中，不仅存在于作品内部还存在于作品之外。英国学者马克·柯里（Mark Currie）认为，叙事中的意识形态是确立主体身份的重要途径。尽管从主体角度看，叙事视角包含了作者视角、叙述者视角及人物视角，但无论叙述者站在何种角度叙述故事，最终的选择主体还是作者。
热奈特将视角分为零聚焦、内聚焦、外聚焦，其中现代叙事更为常见的内聚焦叙事视角使得伦理判断呈现更多的可能性。在克伦威尔系列小说中，作者曼特尔选择“内聚焦”视角，由叙述者来传达她的伦理意图与目的，小说中的叙述者依附在故事中的特定人物克伦威尔的思想意识中，并随其一起融入故事进程中，叙述者的视角受到克伦威尔视角的限制，其伦理态度和道德判断也因而具有更大的主观性。从意识形态层面分析《狼厅》和《提堂》的“内聚焦”视角，实际上，就是分析叙述者视角如何在作品中评价并在伦理价值上接受他所描述的世界。《狼厅》和《提堂》的“内聚焦”视角的伦理意义首先是通过调节叙事角度，从而控制与人物的距离实现的。这种距离控制除了直接的伦理价值调距，有时对信息流通量、信息来源及信息表达方式的精心控制也会影响读者的伦理判断。曼特尔笔下的克伦威尔野心勃勃、冷酷无情、阴险狡诈，但读者却还是义无反顾地对他产生伦理同情，主要原因有三：首先，将克伦威尔作为聚焦者拉近了读者与人物的距离，因为故事虽然由第三人称叙述，但事情却透过克伦威尔的眼睛看到，通过他进行思索和聚焦，读者会不由自主的和他站在同一面而不是对立面，会忽视他的缺点，对他产生理解和同情。内聚焦视角可以创造一种不受中介的阻碍而直接接近克伦威尔的幻觉，因而对他的性格评价直接而不受任何限制。持续的内聚焦视角导致读者希望与他们认同的人物有好命运，而不管其实际的道德品质如何。通过克伦威尔进行聚焦，读者就不会接受可能对他产生隔膜的别的视角，而如果采用另一人物托马斯·莫尔的视角进行叙事，读者肯定会更喜欢他而不是克伦威尔了。可见，对内聚焦视角的控制保持了读者对克伦威尔的理解和同情，不至于对他先入为主地进行判断，同时读者也清楚地看到了克伦威尔的不足之处，叙述者就不必对他进行道德判断了。
三、克伦威尔的自省方式，体现“内聚焦”视角的伦理意义
《狼厅》和《提堂》的内聚焦视角达到伦理意义的第二种方式是通过克伦威尔的自省方式表达一般视角所无法表达的伦理态度。正如现代小说中经常出现的“傻子视角”（也称“白痴视角”，包括其变形类型，如“儿童视角”、“疯子视角”等等），自省状态中的克伦威尔是典型的特殊人物，常常表现出“迷茫、困惑、发呆、自言自语、自我思考”等典型特征。选择自省状态中的克伦威尔作为视角人物主要是为了通过非常态的“呆傻”（思考状态）造成与常态社会伦理的不协调性，从而引导读者达到另一种更本真的伦理理解。小说中，作者塑造了一个自我怀疑与自我反思并存的克伦威尔形象，犹如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雷特王子，总是自我内省、自我质疑。看着汉斯为其所作的肖像画时，他感叹到，“天啊，我看上去就像个杀人犯，”他的儿子格利高里说，您难道不知道吗？一般人不会承认自己是“杀人犯”，除非是傻子或是疯子。父子的对话显示克伦威尔内心对自身所作所为的伦理思考与担忧，而聚集这种非常态的克伦威尔更能让读者产生伦理怀疑与思考。在大多数都铎文化作品中，克伦威尔都被刻画成一个十足的恶棍，而曼特尔的克伦威尔则具有现代人所欣赏的素质：吃苦耐劳，敏锐的政治才能，超强的工作能力。 半夜时分，府里的人全都休息之后，他却没有入睡，脑海里思绪万千。他想，我从来没有为了爱而彻夜难眠，尽管诗人说这很平常。现在，我却为了截然相反的感情而毫无睡意。不过话说回来，对安妮，他并没有恨，而只有淡漠。他甚至不恨弗朗西斯·韦斯顿，就像你不会恨一只叮人的蚊子一样；你知识想上帝为什么要创造它。他可怜马克，但回头想想，我们都当他是孩子：我像马克这么大的时候，已经漂洋过海和穿越欧洲诸国的边界。我曾经躺在沟里叫喊，并艰难地挣扎出来，让自己踏上漂泊之路：不是一次而是两次，一次是逃离我父亲，还有一次是逃离战场上的西班牙人。我像马克或弗朗西斯·韦斯顿这么大的时候，已经崭露头角，而早在我像乔治·博林这么大之前，就已经在处理欧洲的生意了……。
此处克伦威尔的内心意识活动主要采用了第一人称叙事方式，视角人物“我”兼有两个主体，一是“叙述主体”，即故事讲述者；一是“体验主体”，即体验故事者。作为叙述主体，聚焦的是话语层，作为体验主体，聚焦则属于故事层。克伦威尔一方面作为叙述者，正在追忆经历过的事件，另一方面，他作为体验者，是过去正在经历事件的亲身感受者。双重的聚焦体现出叙述者不同视角对伦理的不同意识，构成了两个时空的伦理对话关系。铁匠的儿子克伦威尔是如何一步一步爬上权力的最顶峰，最终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埃塞克斯公爵的呢？上面这段克伦威尔的内心思想活动不仅仅为读者回答了这一问题，同时也为克伦威尔的伦理形象进行了辩解。读者能够随着克伦威尔的追忆和体验感受到他那仿佛身陷狼穴的处境：他伴随的是喜怒无常的君王，周围是虎视眈眈的王公贵族，稍有不慎，他便会万劫不复。对于历经千难万险但顽强活下来、并一步步崛起的克伦威尔来说，生存、保全自我，几乎是一种本能，他所做的一切仅仅是为了“找到一种更容易的生活方式”而已。当年那个遭受父亲毒打的少年早已深谙这是一个冷漠残酷的世界，他伸出无情冷酷的利爪以保护自己：他在逆境中成长，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他心思缜密，冷酷理性，对待对手敌人毫不手软；他善解人意，对待亲人朋友慷慨大方，细心周到。这种自省中的克伦威尔视角选择显得克伦威尔更富有同情心和人情味，使得人物的塑造更加立体化，使得小说的情节更加令人信服，也体现了作者对人物的同情与赞赏之情。
四、结语
任何叙事都离不开叙事视角，对视角的选择决定了小说叙事的情节结构和人物塑造，代表了作者对故事的评价，表明了作者的态度，“观看一个事件的角度就决定了事件本身的意义”。美国学者华莱士·马丁（Wallace Martin）通过对小说家的创作进行分析后指出：“很多情况中，如果视角被改变，一个故事就会变得面目全非甚至无影无踪。……叙事视角不是作为一个传送情节给读者的附属物后加上去的，相反，在绝大多数现代叙事作品中，正是叙事视角创建了兴趣、冲突、悬念乃至情节本身。”《狼厅》和《提堂》聚焦主人公克伦威尔，以克伦威尔的所见所闻所思及其亲身经历的事件展开叙事，引领读者深刻体会他那“狼性”与“人性”交织的复杂个性。残酷的现实、血腥的政治斗争造就了他的“狼性”，但“人性”的力量也同时驱使者他，让他舔犊情深，同情弱者，推行宗教政治改革，完成历史使命，成为英国新时代的推手。曼特尔通过文学想象为读者呈现出一个独特的都铎王朝，而选择克伦威尔为叙事视角则是这种想象的基础。读者在阅读小说的时候会受到故事呈现方式的影响，从而更便于接收到作者的创作意图甚至接受作者的道德判断和价值判断。在小说中，曼特尔抛弃了绝对的集体价值观念，重新评价过去世界以及自己所处的现实世界的价值。曼特尔的都铎系列小说让读者重新审视克伦威尔的政治人生和内心世界，使现代人感同身受地体会到他在艰难的环境中所体现出的狼性和人性，让读者和作者一样，对其产生更多的伦理理解和同情。
参考文献：
[1]陈思羽.小说叙事视角研究[D].济南：山东大学，2011.
[2]华莱士·马丁.当代叙事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3]John Preston.The Booker Favorite who Dared to Put on Her Armor[J/OL].The Spectator，2009-08-22[2015-11-22]，http：//www.spectator.co.uk/2009/08/the-booker-favourite-who-dared-to-put-on-her-armour/.
[4]马克·柯里.后现代叙事理论[M].宁一中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5]申丹.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6]伍茂国.从叙事走向伦理—叙事伦理理论与实践[M].北京：新华出版社，2013.
[7]伍茂国.现代小说叙事伦理[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8.
[8]希拉里·曼特尔.狼厅[M].刘国枝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
[9]希拉里·曼特尔.提堂[M].刘国枝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
[10]约翰·霍华德·劳逊.戏剧与电影的剧作理论技巧[M].劭牧君、齐宙等译.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