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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群先，博古夫人，1907年生，1924年参加革命，1926年入党。大革命时期她是名扬一时的女工运动领袖，长征中是妇女队队长，在苏区和陕北仍担任女工部部长。1938年。她由陕甘宁边区总工会派往长江局工委任主仟。后因环境艰苦、多年工作劳累，身体不好。组织上安排她赴苏联治病。1942年，她在苏联卫国战争中不幸牺牲。
母亲深爱自己的儿女
很长时间以来，我对母亲的了解是模糊的，肤浅的，并且曾经有过误解和不满。她与父亲结婚后共生我们兄妹五人，这兄妹五人中却没有一个是她亲手抚养长大的：有的给祖母，有的给农村奶妈，有的给贫穷的亲戚，有的交给苏联孤儿院。所以，当我在电影里或生活中看到孩子在母亲怀里脸上洋溢着幸福微笑的时候。我就很羡慕他们。那是一种真挚的母爱。而想到我们兄妹五人，除了在呱呱坠地之时、襁褓之际，见过母亲外，就再也没有见过她。
我认为自己从未享受过人类最纯真的母爱，感到很遗憾，心中不时会冒出对她的不满和埋怨。认为她不爱儿女，她太无情。她铁石心肠。
母亲为什么这样?我一直在寻找答案。直到前几年，在读《续西行漫记》时看到了美国记者斯诺夫人写的有关我母亲的文章(《无产阶级的领袖——刘群先》)，以及从苏联档案馆里找到的有关我母亲的材料和她随身带的几张照片后，我对母亲才有了一些了解。
在母亲随身带的照片中，除了有与父亲在苏联结婚的照片外，还有三张孩童照片：有两张是弟弟小秦钢的，一岁时照的；另一张是小妹吉玛的照片。小秦钢1937年初出生在从保安去延安的路上。这两张照片是斯诺夫人照的，母亲把这两张照片从延安带到武汉、带到重庆、带到出国前养病的澳门。又带到去治病的苏联，可见她是多么珍爱她儿子，想念她儿子。母亲生下小妹吉玛后身体不好，只得把她送到苏联孤儿院，而把照片放在身边。在吉玛照片背后写着：博古、刘群先的孩子。父亲诞辰IOO周年时。有记者访问小妹，她跟记者说：父母对我来说如同天上的星星，离我很遥远，但我与他们一起照过相。小妹吉玛所说的“照过相”，就是指她的那张背面写着“博古、刘群先的孩子”的照片。
我从婶母那里也找到了我的一张照片：那是我四五岁时照的，当时奶奶离开上海，跟叔叔去香港，问我姨妈要我的照片时拍的。解放后。这张照片又辗转回到我的手中。照片背后竟然也有我母亲的话。上面写着：这是想念我们心切的亚女——摩亚。这照片大概是给我父亲看的，父亲从未见过我。但看过我小时的照片。这是一种替代的写法。不写自己想念女儿心切，却写女儿思念父母心切。当然我也一直在想念他们。
从以上这些，可看出母亲不是对子女毫无亲情、铁石心肠，而是深爱着我们。
母亲心中有大爱
那么，是什么感情超过了母子骨肉亲情，是什么事业让她如此执著，而不得不舍弃我们呢?
在《续西行漫记》中，我似乎找到了答案。斯诺夫人访问过我母亲并写了文章，斯诺夫人的文章记录了我母亲的身世和她一生的追求。
母亲一生奋斗追求的是什么呢?
這要从她的经历谈起。母亲出生在无锡农村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幼年父母双亡，11岁时就给人家当童养媳，在婆家上了几年学，14岁时因婆家买卖破产。不得不到纱厂当童工。当时。中国处于资本主义发展初期，资本家对工人尤其是女工、童工的剥削特别残酷。母亲当了4年童工，亲身感受到童工的苦难：每天工作14个小时。早上4点半就得上工，到晚上8点才下工；成年累月不见太阳；工资很低，仅够个人吃饭；工作环境很差。机器陈旧、厂房狭小、空气恶劣；不给吃饭时间，进出厂门要搜身。工头随便打骂、体罚工人，甚至开除。由于条件恶劣，童工、女工过于劳累，工人们经常出事故。母亲自身有过两次工伤，一次被机床把头发卷进去了，亏得及时把头发剪了才得救；一次手碰伤了。有一次，一个女工在工作时摔倒，掉在纺织机上轧死了。为此，女工们自发组织罢工反抗。迫使工厂主给了安葬费。母亲因带头反抗。被厂方开除。她为自己鸣不平、为女工鸣不平，但无法改变这种命运。
1923年，中共上海地执委兼区执委派候补党员张效良到无锡开展建党、建团活动。1925年无锡党组织成立，党组织很重视工人工作，派共产党员人厂，开办夜校。启发工人觉悟，开展活动。母亲参加党组织安排的一切活动，上夜校、看进步书、参加秘密集会，她逐渐懂得：童工、女工过着悲惨生活的原因，不是命运不好，而是社会黑暗，资本家的残酷剥削；工人们只有团结起来与资方斗争，才能改善自己的经济地位与生活待遇。她把懂得的道理又告诉女工姐妹，常常把嗓子都讲哑了。在党的教育下，母亲觉悟不断提高，1926年8月，她由秦起、张佐臣介绍入党。
在工人逐步觉悟的基础上，1926年5月，党组织决定乘新茧上市时举行一次为提高工人工资、缩短工作时间的罢工。由在德兴丝厂的工人——我母亲刘群先和一些女工积极分子发起。并串联各丝厂的女工一起进行。她们起草了罢工宣言，制定了罢工口号，全城21家丝厂一致响应，罢工人数达两万多人。丝厂罢工工人也得到市内其他人力工人等支援，罢工持续了8天，在社会各界压力下。厂方和县政府不得不让步，罢工取得胜利。
这次罢工声势浩大，在沪宁沿线造成很大影响，上海《申报》、《新闻报》每天都以重要版面报道罢工消息。《无锡评论》也发表文章指出：罢工风潮的兴起是马列主义传播和工人觉悟不断提高的结果。这次大罢工的胜利使母亲认识到。工人阶级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团结起来与资本家斗争。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从此。她更积极地投身革命工作。
为迎接北伐军的到来，党组织召开了各工厂的联席会议，会上母亲被推选为工会副委员长。当时不少丝厂还没有建立工会。党组织又派她到各丝厂去帮助建立工会。1927年无锡总工会成立，母亲当选为工会女工部部长。
1927年，母亲以无锡工人代表的身份参加在武汉召开的全国第四次劳工代表大会，到会的有420人，代表290万会员。母亲就无锡工人运动情况在大会上发了言。在会上，她了解到全国大工业区120万产业工人中，大约有30万女工和童工。而针织厂、纺织厂中女工、童工竟占70％。他们受剥削更严重、劳动时间更长、工资更低，甚至还要受资本家的虐待。为此，大会还专为女工和童工作出决议，认为当前形势下，女工与童工阶级意识更浓、革命性更强，因此领导女工、童工起来斗争，解除他们的痛苦，以壮大革命队伍，增加工人阶级战斗力，是当前最重要的任务。这次会议给了她很大鼓舞。作为女工和童工的代表，她感到责任重大，使命光荣，她决心要为党的中心任务而奋斗终身。
当母亲开完会后回无锡汇报 时，风云突变。无锡、上海等地因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而处在白色恐怖之中，许多工运领袖被抓、被杀。她在家乡已无立足之处。但这段宝贵的经历，让母亲刻骨铭心。从自发斗争的失败、被开除，到在党的领导下女工、童工团结斗争的胜利，到参加劳工代表大会，她进一步明确女工、童工觉醒翻身对革命有重要的意义，她决心为大会指明的重要任务而奋斗终身。这就是母亲从切身体会中，所明确的目标和奋斗的事业。从此。她矢志不渝，坚持不懈，全力以赴。甚至不顾儿女。
这时党组织安排母亲到苏联学习，并参加世界工人阶级第四次劳工大会。这次劳工大会，更使她开阔了眼界。会议期间，她与担任大会翻译工作的父亲博古，相识、相知，后结为伉俪。1927年，她曾作为中国女工代表在苏联十月革命节大会上发等。在苏联，她始终不忘自己是女工、童工代表。除学习外，她利用很多业余时间参观苏联的学校、幼儿同、工厂，向他们宣传中国工人情况，要求他们支援。同时也了解他们的情况，学习他们的经验。
母亲在白色恐怖的上海和被围困封锁的苏区
母亲不能亲自抚养我们的另一个原因，是回国后的工作环境太艰苦，太忙。
在与斯诺夫人淡话时，母亲曾带她看刚满一岁的孩子小秦钢。斯诺夫人夸孩子很漂亮，母亲开玩笑说：“我太忙了，这孩子是男孩，给你吧!这里的环境不适合养孩子。”
1930年，母亲刘群先和父亲博古一起回到上海。当时，上海是国统区，正处在白色恐怖之中。党组织认为她有领导工人运动的经历，义在苏联系统地学过革命理论。就分配她做总工会的书记。可母亲还是要求负责女工工作，后被任命为总工会女工部部长。
当时，工会工作是党的前哨阵地，，国统区的工会是合法组织，而共产党处于地下，党员要以普通工人身份加入工会来启发工人觉悟，组织工人起来反抗资本家的压迫和国民党对共产党和进步人士的镇压，实现自己的奋斗目标。那时做工会工作是要冒极大风险的。当时国民党扶植的黄色工会，有相当大的势力，他们有合法地位，又有金钱，他们破坏中共领导的赤色工会工作，收买丁人中的落后分子，对工人进行分化瓦解，工作开展很困难。母亲曾到上海一家丝厂组织罢工，但由于黄色工会的拉拢腐蚀，工人中落后分子出卖，大批积极分子被捕，罢工失败。在险恶的环境中，母亲只能要求工人加强团结，要求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深入到群众中去，与他们交朋友，警惕黄色工会的拉拢，同时设法营救被捕的工人。
在这样险恶的工作环境下，母亲只得把她在苏联生的第一个儿子秦钢，交给年迈的奶奶来抚养。
1932年底，父亲奉共产国际之命赴江两苏区，母亲因怀有我，不便同往。1933年，母亲生下我，把我寄养在无锡姨妈家后，即赴苏区。
此时，蒋介石调集100万大军、200架飞机“围剿”红军，其中用于“围剿”中央苏区的兵力达50万人，并亲自指挥。他用两个月时间在庐山开办军官训练团，把准备“围剿”红军主力的7500个军事骨十全部训练一遍。国民党10个将军集四次“围剿”失败的教训，制定了一套全新的軍事方案，展开以堡垒封锁公路为核心的持久战与堡垒战。行军所至建立碉堡，依靠稠密的碉堡体系，做到各碉堡相望，构成火网，星罗棋布，互为依托，既可防止红军袭击，又能阻止红军通过。
在敌人围困中，苏区人民进行了奋起保卫苏维埃每寸土地的战斗，母亲一到苏区很快就熟悉情况，投入了这场战斗。当时苏区青壮年男子几乎全部上了前线，妇女在后方坚持生产，支援前方，母亲仍任女工部部长。总工会有30万名男会员，1万名女会员，她组织女会员上夜大，提高她们的文化知识水平和对支前工作的认识，教育她们把多余的粮食支援前线。为提高妇女素质，她在各地区举办妇女短训班、夜校，并开展各种形式的训练活动。
长征前夕，她动员大约20％的11：会会员(包括一部分女会员)组成赤卫队，进行严格的军事训练。一般18岁以上的妇女参加赤卫队，18岁以下的参加少年义勇团。她们在后方担任补养供给，有时还帮助红军战士挖战壕、筑工事，等等。苏区纱厂女工还开展了供给红军战士足够衣服的竞赛。母亲工作十分繁忙，忙得饭都顾不上吃。
母亲在女工中威望很高，深得女工的爱戴。1933年12月6日，江两全总女工、农妇代表大会开幕，全省21个县有20个县派代表参加，同时参加的还有兵工厂、被服厂的女工代表。大会推选出博古、朱德、毛泽东、周恩来等9人为名誉主席，母亲名列其中。这次大会还提出了扩充3.5万名红军、完成制作30万双草鞋的任务。1934年1月24日，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毛泽东主持了这次会议。大会选出了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75人，其中女性11人。母亲刘群先是其中之一。
母亲在艰苦卓绝的长征路上
长征开始后。女红军曾单独组队，母亲为妇女队队长，她和杨尚昆的夫人李伯钊共同负责。李伯钊站在前头安排食物。母亲负责宣传鼓动与检查纪律，有时她们俩一道去寻找、没收地主财产。解决各种问题。她们两人的出色领导。使整个女战士队伍士气饱满。没有一个掉队的。两个月后到达遵义，妇女队根据需要被解散。女干部分别回到各部队中担任政治宣传和看护伤员工作。母亲被分配到政治部，由于她对工人情况比较熟悉，所以沿途做工人、农民的群众工作。
1935年1月9日进入遵义城后。红军总政治部在遵义召开各界群众大会，号召广大群众行动起来。会后各界代表纷纷酝酿成立各革命组织。在刘群先等领导下，遵义城的木工、泥工、石工、漆工，缫丝厂、木材厂的工人及各商店店员很快组织起来。选出代表，成立了赤色工会革命组织。赤色工会成员没收地主、土豪财产分发给群众，协助红军清除混入革命队伍的破坏分子。并组织支援红军活动：印刷厂在短短两天中。印刷革命文件和印刷品就多达万余份：缝纫工人为红军赶制了军服万余件：碾米工人帮助碾米10万余斤并送到红军各驻地。遵义赤色工会还组织七八百人参加保卫游击队。母亲还组织保卫队在学校学习一周。当红军离开遵义时，政治保卫游击队成员大多参加了红军。在遵义停留12天，母亲做这么多工作是多么繁忙。刘英回忆长征时说，刘群先是工人出身的工运领袖，很能吃苦，是很能干的同志。
长征路上十分艰苦，也充满风险。在一次行军中。母亲的马从高山跌入深谷，活活摔死。但她很乐观，跟大部队一起爬雪山过草地，用双脚走了二万五千里。终于胜利地到达陕北。
母亲在陕北
1935年10月，红军到陕北后，党组织仍任命母亲为边区女工部部长，并组织合作社。
1936年1月，在边区总工会工人代表大会上。母亲被推选为国营矿坑及工厂的指导员，工作更忙了。虽 然职务未变，但工作内容变了。在苏区虽是共产党的天下。但那时工会工作一切为前线。为反国民党军五次“围剿”服务。现进人陕北，建立新的根据地，对工会来说是一块未开垦的处女地。一切从头开始。母亲首先了解陕北有多少工厂。着手按县区建立各级工会组织。积极组织工人恢复发展生产，对失业和困难工人进行救济，進一步改善他们的生活待遇。同时举办夜校教育工人，用新的劳动态度来对待目前从事的工作，因为今天劳动不是为资本家，而是为革命战争，为工人阶级自己利益而劳动。同时。她还着手建立各种规章制度。
据《西行漫记》叙述，美国记者斯诺。曾用3天时间在工业集中的吴起镇进行调查访问。他访问工人。考察他们的工作条件。出席他们的政治集会，阅读工人的识字课本和墙报，重点考察了兵工厂。吴起镇除兵工厂外，还有几家被服厂，一家鞋厂，一家袜厂，一家制药厂。
母亲除担任女工部部长外。还是国营矿坑及工厂的指导员，女工部总部就设在吴起镇。她在这里接待斯诺并介绍工人工资待遇情况。下面是斯诺原话节录：“吴起镇是漂亮的刘群先女士总部所在地，她29岁，曾在无锡、上海纱厂做过工，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生，现是红色工会妇女部部长。刘女士介绍了工人工作条件，工人每月工资10元至15元，膳宿费由国家供给。工人有病可免费治疗。工伤可得到补偿，女工怀孕生产有4个月的假期，不扣工资，还为工人子女设立一个简陋的托儿所……每星期工作6天。每天工作8小时。工厂3班倒。”
斯诺还不无感慨地说：“在苏区为求生还忙不过来。居然能实现这种情况，这一点确实是令人感兴趣的，至于实现的情况是多么原始，那是另外一回事!”
接着。斯诺把这里工人的生活与上海童工作了对比。上海的童工一天要工作13小时，下班后精疲力竭地倒在他们的床——机器下面的脏被子上睡着了：还有卖身为奴的包身工为期四五年，给工厂做工，不得随便离开。门警森严，高墙厚壁的工厂……
这不正是母亲童年时给资本家做工时的写照吗?而斯诺在吴起镇看到的工人生活情况不也正是母亲多年追求的吗?母亲就是这样的人，在党的培养下，确立了为广大妇女儿童、为全体劳动人民求解放、谋幸福的努力方向后，就勇往直前，不屈不挠地去努力实现，为此奉献自己一生，甚至不顾儿女。这是一种大爱。更为博大的母爱远远超过儿女之情。
据时任延安中央印刷厂党支部书记兼工会主任的李平回忆说：“厂工会由边区总工会直接领导，毛齐华、刘群先等同志经常到厂指导工作……印刷厂又是提高文化知识的大学校。由工会文教部长、支部教育干事和教员组成教育委员会，领导和组织职工学习，用业余时间。按文化程度、政治水平分成不同班级。有计划地进行教育，培养了一批政治上坚强、业务上精通的骨干。”
1938年初，母亲以陕甘宁边区总工会代表身份被派往武汉。任中共长江局工委主任，与中国劳动协会朱学范等人。共同发起成立中国工人抗敌总会筹备委员会，工作很忙。这时母亲怀了新华。孩子出生后。不得不放在农村奶妈家。
多年的艰苦斗争和繁忙的工作，使母亲积劳成疾，1939年党组织安排母亲赴苏联治病。1942年，母亲不幸在苏联卫国战争中牺牲。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也是我母亲诞辰104周年，谨以此文庆祝党的90诞辰，也纪念我的母亲；感谢党对我母亲的培养和对我们的关怀，并表达我对母亲的深情怀念。
母亲深爱自己的儿女
很长时间以来，我对母亲的了解是模糊的，肤浅的，并且曾经有过误解和不满。她与父亲结婚后共生我们兄妹五人，这兄妹五人中却没有一个是她亲手抚养长大的：有的给祖母，有的给农村奶妈，有的给贫穷的亲戚，有的交给苏联孤儿院。所以，当我在电影里或生活中看到孩子在母亲怀里脸上洋溢着幸福微笑的时候。我就很羡慕他们。那是一种真挚的母爱。而想到我们兄妹五人，除了在呱呱坠地之时、襁褓之际，见过母亲外，就再也没有见过她。
我认为自己从未享受过人类最纯真的母爱，感到很遗憾，心中不时会冒出对她的不满和埋怨。认为她不爱儿女，她太无情。她铁石心肠。
母亲为什么这样?我一直在寻找答案。直到前几年，在读《续西行漫记》时看到了美国记者斯诺夫人写的有关我母亲的文章(《无产阶级的领袖——刘群先》)，以及从苏联档案馆里找到的有关我母亲的材料和她随身带的几张照片后，我对母亲才有了一些了解。
在母亲随身带的照片中，除了有与父亲在苏联结婚的照片外，还有三张孩童照片：有两张是弟弟小秦钢的，一岁时照的；另一张是小妹吉玛的照片。小秦钢1937年初出生在从保安去延安的路上。这两张照片是斯诺夫人照的，母亲把这两张照片从延安带到武汉、带到重庆、带到出国前养病的澳门。又带到去治病的苏联，可见她是多么珍爱她儿子，想念她儿子。母亲生下小妹吉玛后身体不好，只得把她送到苏联孤儿院，而把照片放在身边。在吉玛照片背后写着：博古、刘群先的孩子。父亲诞辰IOO周年时。有记者访问小妹，她跟记者说：父母对我来说如同天上的星星，离我很遥远，但我与他们一起照过相。小妹吉玛所说的“照过相”，就是指她的那张背面写着“博古、刘群先的孩子”的照片。
我从婶母那里也找到了我的一张照片：那是我四五岁时照的，当时奶奶离开上海，跟叔叔去香港，问我姨妈要我的照片时拍的。解放后。这张照片又辗转回到我的手中。照片背后竟然也有我母亲的话。上面写着：这是想念我们心切的亚女——摩亚。这照片大概是给我父亲看的，父亲从未见过我。但看过我小时的照片。这是一种替代的写法。不写自己想念女儿心切，却写女儿思念父母心切。当然我也一直在想念他们。
从以上这些，可看出母亲不是对子女毫无亲情、铁石心肠，而是深爱着我们。
母亲心中有大爱
那么，是什么感情超过了母子骨肉亲情，是什么事业让她如此执著，而不得不舍弃我们呢?
在《续西行漫记》中，我似乎找到了答案。斯诺夫人访问过我母亲并写了文章，斯诺夫人的文章记录了我母亲的身世和她一生的追求。
母亲一生奋斗追求的是什么呢?
這要从她的经历谈起。母亲出生在无锡农村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幼年父母双亡，11岁时就给人家当童养媳，在婆家上了几年学，14岁时因婆家买卖破产。不得不到纱厂当童工。当时。中国处于资本主义发展初期，资本家对工人尤其是女工、童工的剥削特别残酷。母亲当了4年童工，亲身感受到童工的苦难：每天工作14个小时。早上4点半就得上工，到晚上8点才下工；成年累月不见太阳；工资很低，仅够个人吃饭；工作环境很差。机器陈旧、厂房狭小、空气恶劣；不给吃饭时间，进出厂门要搜身。工头随便打骂、体罚工人，甚至开除。由于条件恶劣，童工、女工过于劳累，工人们经常出事故。母亲自身有过两次工伤，一次被机床把头发卷进去了，亏得及时把头发剪了才得救；一次手碰伤了。有一次，一个女工在工作时摔倒，掉在纺织机上轧死了。为此，女工们自发组织罢工反抗。迫使工厂主给了安葬费。母亲因带头反抗。被厂方开除。她为自己鸣不平、为女工鸣不平，但无法改变这种命运。
1923年，中共上海地执委兼区执委派候补党员张效良到无锡开展建党、建团活动。1925年无锡党组织成立，党组织很重视工人工作，派共产党员人厂，开办夜校。启发工人觉悟，开展活动。母亲参加党组织安排的一切活动，上夜校、看进步书、参加秘密集会，她逐渐懂得：童工、女工过着悲惨生活的原因，不是命运不好，而是社会黑暗，资本家的残酷剥削；工人们只有团结起来与资方斗争，才能改善自己的经济地位与生活待遇。她把懂得的道理又告诉女工姐妹，常常把嗓子都讲哑了。在党的教育下，母亲觉悟不断提高，1926年8月，她由秦起、张佐臣介绍入党。
在工人逐步觉悟的基础上，1926年5月，党组织决定乘新茧上市时举行一次为提高工人工资、缩短工作时间的罢工。由在德兴丝厂的工人——我母亲刘群先和一些女工积极分子发起。并串联各丝厂的女工一起进行。她们起草了罢工宣言，制定了罢工口号，全城21家丝厂一致响应，罢工人数达两万多人。丝厂罢工工人也得到市内其他人力工人等支援，罢工持续了8天，在社会各界压力下。厂方和县政府不得不让步，罢工取得胜利。
这次罢工声势浩大，在沪宁沿线造成很大影响，上海《申报》、《新闻报》每天都以重要版面报道罢工消息。《无锡评论》也发表文章指出：罢工风潮的兴起是马列主义传播和工人觉悟不断提高的结果。这次大罢工的胜利使母亲认识到。工人阶级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团结起来与资本家斗争。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从此。她更积极地投身革命工作。
为迎接北伐军的到来，党组织召开了各工厂的联席会议，会上母亲被推选为工会副委员长。当时不少丝厂还没有建立工会。党组织又派她到各丝厂去帮助建立工会。1927年无锡总工会成立，母亲当选为工会女工部部长。
1927年，母亲以无锡工人代表的身份参加在武汉召开的全国第四次劳工代表大会，到会的有420人，代表290万会员。母亲就无锡工人运动情况在大会上发了言。在会上，她了解到全国大工业区120万产业工人中，大约有30万女工和童工。而针织厂、纺织厂中女工、童工竟占70％。他们受剥削更严重、劳动时间更长、工资更低，甚至还要受资本家的虐待。为此，大会还专为女工和童工作出决议，认为当前形势下，女工与童工阶级意识更浓、革命性更强，因此领导女工、童工起来斗争，解除他们的痛苦，以壮大革命队伍，增加工人阶级战斗力，是当前最重要的任务。这次会议给了她很大鼓舞。作为女工和童工的代表，她感到责任重大，使命光荣，她决心要为党的中心任务而奋斗终身。
当母亲开完会后回无锡汇报 时，风云突变。无锡、上海等地因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而处在白色恐怖之中，许多工运领袖被抓、被杀。她在家乡已无立足之处。但这段宝贵的经历，让母亲刻骨铭心。从自发斗争的失败、被开除，到在党的领导下女工、童工团结斗争的胜利，到参加劳工代表大会，她进一步明确女工、童工觉醒翻身对革命有重要的意义，她决心为大会指明的重要任务而奋斗终身。这就是母亲从切身体会中，所明确的目标和奋斗的事业。从此。她矢志不渝，坚持不懈，全力以赴。甚至不顾儿女。
这时党组织安排母亲到苏联学习，并参加世界工人阶级第四次劳工大会。这次劳工大会，更使她开阔了眼界。会议期间，她与担任大会翻译工作的父亲博古，相识、相知，后结为伉俪。1927年，她曾作为中国女工代表在苏联十月革命节大会上发等。在苏联，她始终不忘自己是女工、童工代表。除学习外，她利用很多业余时间参观苏联的学校、幼儿同、工厂，向他们宣传中国工人情况，要求他们支援。同时也了解他们的情况，学习他们的经验。
母亲在白色恐怖的上海和被围困封锁的苏区
母亲不能亲自抚养我们的另一个原因，是回国后的工作环境太艰苦，太忙。
在与斯诺夫人淡话时，母亲曾带她看刚满一岁的孩子小秦钢。斯诺夫人夸孩子很漂亮，母亲开玩笑说：“我太忙了，这孩子是男孩，给你吧!这里的环境不适合养孩子。”
1930年，母亲刘群先和父亲博古一起回到上海。当时，上海是国统区，正处在白色恐怖之中。党组织认为她有领导工人运动的经历，义在苏联系统地学过革命理论。就分配她做总工会的书记。可母亲还是要求负责女工工作，后被任命为总工会女工部部长。
当时，工会工作是党的前哨阵地，，国统区的工会是合法组织，而共产党处于地下，党员要以普通工人身份加入工会来启发工人觉悟，组织工人起来反抗资本家的压迫和国民党对共产党和进步人士的镇压，实现自己的奋斗目标。那时做工会工作是要冒极大风险的。当时国民党扶植的黄色工会，有相当大的势力，他们有合法地位，又有金钱，他们破坏中共领导的赤色工会工作，收买丁人中的落后分子，对工人进行分化瓦解，工作开展很困难。母亲曾到上海一家丝厂组织罢工，但由于黄色工会的拉拢腐蚀，工人中落后分子出卖，大批积极分子被捕，罢工失败。在险恶的环境中，母亲只能要求工人加强团结，要求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深入到群众中去，与他们交朋友，警惕黄色工会的拉拢，同时设法营救被捕的工人。
在这样险恶的工作环境下，母亲只得把她在苏联生的第一个儿子秦钢，交给年迈的奶奶来抚养。
1932年底，父亲奉共产国际之命赴江两苏区，母亲因怀有我，不便同往。1933年，母亲生下我，把我寄养在无锡姨妈家后，即赴苏区。
此时，蒋介石调集100万大军、200架飞机“围剿”红军，其中用于“围剿”中央苏区的兵力达50万人，并亲自指挥。他用两个月时间在庐山开办军官训练团，把准备“围剿”红军主力的7500个军事骨十全部训练一遍。国民党10个将军集四次“围剿”失败的教训，制定了一套全新的軍事方案，展开以堡垒封锁公路为核心的持久战与堡垒战。行军所至建立碉堡，依靠稠密的碉堡体系，做到各碉堡相望，构成火网，星罗棋布，互为依托，既可防止红军袭击，又能阻止红军通过。
在敌人围困中，苏区人民进行了奋起保卫苏维埃每寸土地的战斗，母亲一到苏区很快就熟悉情况，投入了这场战斗。当时苏区青壮年男子几乎全部上了前线，妇女在后方坚持生产，支援前方，母亲仍任女工部部长。总工会有30万名男会员，1万名女会员，她组织女会员上夜大，提高她们的文化知识水平和对支前工作的认识，教育她们把多余的粮食支援前线。为提高妇女素质，她在各地区举办妇女短训班、夜校，并开展各种形式的训练活动。
长征前夕，她动员大约20％的11：会会员(包括一部分女会员)组成赤卫队，进行严格的军事训练。一般18岁以上的妇女参加赤卫队，18岁以下的参加少年义勇团。她们在后方担任补养供给，有时还帮助红军战士挖战壕、筑工事，等等。苏区纱厂女工还开展了供给红军战士足够衣服的竞赛。母亲工作十分繁忙，忙得饭都顾不上吃。
母亲在女工中威望很高，深得女工的爱戴。1933年12月6日，江两全总女工、农妇代表大会开幕，全省21个县有20个县派代表参加，同时参加的还有兵工厂、被服厂的女工代表。大会推选出博古、朱德、毛泽东、周恩来等9人为名誉主席，母亲名列其中。这次大会还提出了扩充3.5万名红军、完成制作30万双草鞋的任务。1934年1月24日，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毛泽东主持了这次会议。大会选出了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75人，其中女性11人。母亲刘群先是其中之一。
母亲在艰苦卓绝的长征路上
长征开始后。女红军曾单独组队，母亲为妇女队队长，她和杨尚昆的夫人李伯钊共同负责。李伯钊站在前头安排食物。母亲负责宣传鼓动与检查纪律，有时她们俩一道去寻找、没收地主财产。解决各种问题。她们两人的出色领导。使整个女战士队伍士气饱满。没有一个掉队的。两个月后到达遵义，妇女队根据需要被解散。女干部分别回到各部队中担任政治宣传和看护伤员工作。母亲被分配到政治部，由于她对工人情况比较熟悉，所以沿途做工人、农民的群众工作。
1935年1月9日进入遵义城后。红军总政治部在遵义召开各界群众大会，号召广大群众行动起来。会后各界代表纷纷酝酿成立各革命组织。在刘群先等领导下，遵义城的木工、泥工、石工、漆工，缫丝厂、木材厂的工人及各商店店员很快组织起来。选出代表，成立了赤色工会革命组织。赤色工会成员没收地主、土豪财产分发给群众，协助红军清除混入革命队伍的破坏分子。并组织支援红军活动：印刷厂在短短两天中。印刷革命文件和印刷品就多达万余份：缝纫工人为红军赶制了军服万余件：碾米工人帮助碾米10万余斤并送到红军各驻地。遵义赤色工会还组织七八百人参加保卫游击队。母亲还组织保卫队在学校学习一周。当红军离开遵义时，政治保卫游击队成员大多参加了红军。在遵义停留12天，母亲做这么多工作是多么繁忙。刘英回忆长征时说，刘群先是工人出身的工运领袖，很能吃苦，是很能干的同志。
长征路上十分艰苦，也充满风险。在一次行军中。母亲的马从高山跌入深谷，活活摔死。但她很乐观，跟大部队一起爬雪山过草地，用双脚走了二万五千里。终于胜利地到达陕北。
母亲在陕北
1935年10月，红军到陕北后，党组织仍任命母亲为边区女工部部长，并组织合作社。
1936年1月，在边区总工会工人代表大会上。母亲被推选为国营矿坑及工厂的指导员，工作更忙了。虽 然职务未变，但工作内容变了。在苏区虽是共产党的天下。但那时工会工作一切为前线。为反国民党军五次“围剿”服务。现进人陕北，建立新的根据地，对工会来说是一块未开垦的处女地。一切从头开始。母亲首先了解陕北有多少工厂。着手按县区建立各级工会组织。积极组织工人恢复发展生产，对失业和困难工人进行救济，進一步改善他们的生活待遇。同时举办夜校教育工人，用新的劳动态度来对待目前从事的工作，因为今天劳动不是为资本家，而是为革命战争，为工人阶级自己利益而劳动。同时。她还着手建立各种规章制度。
据《西行漫记》叙述，美国记者斯诺。曾用3天时间在工业集中的吴起镇进行调查访问。他访问工人。考察他们的工作条件。出席他们的政治集会，阅读工人的识字课本和墙报，重点考察了兵工厂。吴起镇除兵工厂外，还有几家被服厂，一家鞋厂，一家袜厂，一家制药厂。
母亲除担任女工部部长外。还是国营矿坑及工厂的指导员，女工部总部就设在吴起镇。她在这里接待斯诺并介绍工人工资待遇情况。下面是斯诺原话节录：“吴起镇是漂亮的刘群先女士总部所在地，她29岁，曾在无锡、上海纱厂做过工，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生，现是红色工会妇女部部长。刘女士介绍了工人工作条件，工人每月工资10元至15元，膳宿费由国家供给。工人有病可免费治疗。工伤可得到补偿，女工怀孕生产有4个月的假期，不扣工资，还为工人子女设立一个简陋的托儿所……每星期工作6天。每天工作8小时。工厂3班倒。”
斯诺还不无感慨地说：“在苏区为求生还忙不过来。居然能实现这种情况，这一点确实是令人感兴趣的，至于实现的情况是多么原始，那是另外一回事!”
接着。斯诺把这里工人的生活与上海童工作了对比。上海的童工一天要工作13小时，下班后精疲力竭地倒在他们的床——机器下面的脏被子上睡着了：还有卖身为奴的包身工为期四五年，给工厂做工，不得随便离开。门警森严，高墙厚壁的工厂……
这不正是母亲童年时给资本家做工时的写照吗?而斯诺在吴起镇看到的工人生活情况不也正是母亲多年追求的吗?母亲就是这样的人，在党的培养下，确立了为广大妇女儿童、为全体劳动人民求解放、谋幸福的努力方向后，就勇往直前，不屈不挠地去努力实现，为此奉献自己一生，甚至不顾儿女。这是一种大爱。更为博大的母爱远远超过儿女之情。
据时任延安中央印刷厂党支部书记兼工会主任的李平回忆说：“厂工会由边区总工会直接领导，毛齐华、刘群先等同志经常到厂指导工作……印刷厂又是提高文化知识的大学校。由工会文教部长、支部教育干事和教员组成教育委员会，领导和组织职工学习，用业余时间。按文化程度、政治水平分成不同班级。有计划地进行教育，培养了一批政治上坚强、业务上精通的骨干。”
1938年初，母亲以陕甘宁边区总工会代表身份被派往武汉。任中共长江局工委主任，与中国劳动协会朱学范等人。共同发起成立中国工人抗敌总会筹备委员会，工作很忙。这时母亲怀了新华。孩子出生后。不得不放在农村奶妈家。
多年的艰苦斗争和繁忙的工作，使母亲积劳成疾，1939年党组织安排母亲赴苏联治病。1942年，母亲不幸在苏联卫国战争中牺牲。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也是我母亲诞辰104周年，谨以此文庆祝党的90诞辰，也纪念我的母亲；感谢党对我母亲的培养和对我们的关怀，并表达我对母亲的深情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