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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自然环境治理是旅游目的地获得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地方性知识在自然环境治理中的地位日渐凸显，然其具体实践的内在结构机制研究较为匮乏。该文以民族旅游村寨典型代表雨崩村为案例地，基于“文化持有者内部眼界”的方法论立场，运用深描研究方法，通过追溯地方性知识实现自然环境治理的实践过程和效应，探索其内在结构机制。研究发现：（1）民族村寨运用地方性知识，破解了旅游开发与自然环境保护的矛盾困境。（2）地方性知识呈现“核心-中介-边缘”的结构机制，内核（神山崇拜）、中介（传统权力机构）与边缘（知识规则）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实现了地方性知识对社区自然环境的有效治理。研究不但揭示了民族地区传统文化和社会结构的独特性，也深刻反映了地方性知识对现代化发展背景下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矛盾的有效协调，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经济、环境和社会文化三重底线平衡进行了有益的地方性实践考察和理论探索。
[关键词]地方性知识;自然环境;旅游治理;结构机制;民族旅游村寨;雨崩村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21）07-0027-16
Doi： 10.19765/j.cnki.1002-5006.2021.00.006
引言
可持续性是21世纪的时代精神，而有效治理方能实现旅游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强调经济-环境-文化的三重平衡，以往的旅游治理对自然环境影响的关注侧重于经济发展和自然保护的双重平衡，并依赖国家作为实施治理的主体[1]。随着第三世界旅游不断发展，西方语境下的理论框架逻辑遭遇了越来越多的地方性挑战。社区尺度的地方文化打破了国家话语体系下经济-环境的二元对立，显示出文化在旅游发展与治理中不可忽视的地位[2]。特别是在民族旅游地区，当地族群具有虔诚宗教信仰，对自然存在天生敬畏。在长期的社会经济发展与转型中，社区文化对旅游发展和自然环境保护产生了多重调节作用。一方面，旅游发展与社区文化的独特性息息相关;另一方面，社区文化显示出保护自然，协调其与旅游开发之间矛盾的力量。因此，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关注社区在旅游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强调文化的意义[3]，以更好探索旅游治理的三重底线（triple-bottom-line）平衡。
当下学术研究探讨的旅游治理强调国家实体与非国家行动者（社区、志愿部门和市场等）在旅游领域形成的复杂网络关系[4]，并将社区文化的诸多因素总结为地方性知识（local knowledge，LK）[5]。已有研究围绕着可持续旅游发展的社区经验取得了诸多重要成果[6]，提升了学界对LK的重视。然而，在理论上以往研究将LK作为一个文化整体进行讨论，缺乏对其结构机制的探索，使得旅游治理的社区维度仍然笼罩在宽泛文化框架下讳莫如深，也使得经验研究结果的分歧缺乏有力解释。有些社区传统文化出现没落乃至消亡，对自然环境保护发挥的作用甚微[7];而另一些社区的传统文化则有效传承，LK被有效运用于自然环境保护实践中[8]。LK与自然环境保护二者良性互动如何发生？其中的理论根源和实践依据如何？这些更深层次的理论与现实问题在已有研究中尚未得到应有关注。因此，本文从社区文化视角出发，深耕民族旅游村寨文化实践自然环境治理的过程和效果，探讨LK实践旅游治理（自然环境保护）的内在结构机制。
地处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与西藏自治区察隅县交界的梅里雪山雨崩村，近30年的旅游开发与自然环境治理实践为本文提供了绝佳案例。作为相对封闭的藏族村寨，尽管每年接待大量游客，但依然保持了优美的自然环境，并未出现自然环境污染、退化和掠夺式开发等一般旅游地面临的困境。调查和研究表明，当地文化在调节旅游发展与自然环境保护的矛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9]。通过探索雨崩村成功实践能为民族地区提供有关旅游治理和LK理论洞见与实践经验。因此，本文以雨崩村为案例，基于“文化持有者内部眼界”的立场和“深描”研究方法，深入追索LK实践自然环境治理的过程和效应，探讨LK实践自然环境治理的内在结构机制。这些问题的探究，在实践上有助于破解民族地区旅游开发与自然环境治理实践的深层矛盾，为乡村振兴提供借鉴;在理论上有助于弥补旅游治理领域关于自然环境与旅游开发研究中对传统文化重视不足的缺陷，丰富LK内涵，实现与经典的自然-文化互动、人-地关系理论对话，为自然环境治理研究提供具有东方传统文化意义的理论视角。
1 研究回顾
1.1 旅游治理的社区文化转向
旅游治理的提出源于对旅游可持续发展批判。可持续旅游始于可持续发展思潮，后者涵盖经济、环境和社会（文化）三重底线以及三者之间平衡[10]，而前者在实践中并未实现这些重要原则[11]。一方面，旅游业对自然环境影响越来越大，现有研究主要关注经济、环境维度[12]而忽略了社会文化维度[13]，导致在理论层面割裂了可持续旅游“三重底线”整体性。另一方面，在实践领域可持续旅游发展困难重重[14]，许多主打生态旅游品牌的目的地也未能实现可持续发展[15]。为了弥合旅游可持续性理论与发展实践之间的鸿沟，学者倡导将治理理论引入研究领域[11]。治理是一个以多利益相关者群体（公共、私人以及其他行动者）之间关系（正式与非正式），以及影响他们之间交互关系系统为基础的多维度概念[16]。为此，旅游治理涉及众多层面的多利益主体，自然环境保护与治理是旅游治理的重要内容。已有研究围绕两个层面展开：（1）治理主体的逻辑线索;（2）自然环境保护模式，以实现可持续旅游发展理念与目标。近年来，两个层面研究都呈现出社区治理转向。
第一，围绕国家、企业、非政府组织（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NGOs）、社區等治理主体研究从侧重国家主体转向重视社区力量。国家通过构建起覆盖森林、草地、湿地等各类生态系统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对自然环境进行治理，并取得诸多成效[17]。因为发展经济才能产生财富，并增强国家收入，故国家优先考量经济发展[18]，而不是自然环境治理[19]。虽然，国家在传统自然环境治理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但并非所有环境问题都可通过政府得到解决，更需要来自企业、NGOs、社区等多元行动者积极参与[20]。企业治理效率较高，但其主要依赖与政府互动，故限制了治理主体广泛参与[21]，不利于调动多元主体参与自然环境治理实践。NGOs凭借专业保护知识参与到全球环境治理中，号召将环境保护、社区参与和可持续发展理念融入生态旅游发展中[22]，但在实践中部分NGOs由于未能从整体上考量社区历史和现实衔接，导致无法实现治理目标[23]。相反，以社区为主体所进行的自然环境治理，凭借传统文化与集体价值观[24]，通过构建集体互信、合作与认同的非正式网络，有效调动社区内部以及社区与外部等利益主体积极性，取得旅游社区参与和自然环境治理双赢[25]。因此，可持续旅游领域的自然环境治理实践主体逐渐从侧重于国家这一正式组织转变为以社区为主体的非正式组织，以至于有学者认为，“大尺度的国家应被较小空间治理单位的社区取代”[26]。本文所探讨的对象正是民族类型的旅游社区，符合可持续旅游领域自然环境治理实践主体发展趋势。 第二，围绕自然资源、景观、卫生环境等旅游吸引要素、保护模式的具体研究有待从更多社区视角引入。在早期实践中，自然保护区采取“自上而下”的“分区治理”模式限制了社区居民对自然资源的利用，导致环境保护与社区发展矛盾日益尖锐，致使保护区陷入“孤岛化”困境[27]。为此，一方面，学者倡导社区作为利益主体参与到自然资源利用（如生态旅游）与保护中，以取得二者平衡[28];另一方面，积极探索自然资源利用与保护不同路径。例如，Islam等引入自适应协同管理理论，认为这有助于参与性、透明度、社会学习等“善治”原则实现，得以将政府、社区、NGOs等利益主体整合到自然资源治理实践中[29]。景观是旅游目的地的核心吸引物，对于生态旅游而言尤其重要[30]。以往研究通过探讨环境法规、土地合同、农业环境规划等举措对景观实现维护、规划、开发和增强等有效治理[31]。近期研究发现，景观作为自然系统和社会系统互动形成的社会-生态系统[32]，应从多元行动者治理角度强调景观建构与治理在不同地理尺度的有效运作。因此，除了围绕政府、NGOs等行动者展开外，社区这一基本社会生态主体及其传统文化亟须重视。卫生环境事关社区旅游发展，多数研究者从技术治理角度探讨了旅游固体垃圾收集与处理[33]，而忽略了与其直接相关的社区态度。拥有虔诚宗教信仰的少数民族对垃圾的理解有其自身内涵。例如，在喜马拉雅山东部的康巴藏区，当地人把外来藏民在朝拜路上遗留下来的衣物视作供奉神山的圣衣;而外来游客则将其视作污染神山的一般垃圾[34]。拥有不同文化立场的主体对垃圾认识截然不同，因此，对民族旅游地区卫生环境治理须将当地传统文化元素纳入其中。本文将涵盖社区内外部空间的自然环境界定为自然资源、景观、卫生环境等要素，探讨社区治理的效果和机制。
可持续旅游理念和治理实践的社区转向其实是一种对地方文化力量的观照。社区治理所依赖的正是长期形成的内生文化经验，即LK[5]。少数民族在与自然环境打交道过程中，形成了独特LK，对维护人-地关系和谐起到了关键作用。例如，生活在云南省西南部中缅边境的德昂族，信奉南传上座部佛教，信仰体系中包涵的滴水仪式以及仪式用水最终构成保护环境资源的LK体系[35]。自然环境与社会文化之间的链接关系不可断裂，正如Parsons用“亲密的相互依存”概念所形容的一样[36]。蕴含丰富生态内涵的传统文化体现了各族群对自然（环境）的敬畏，对破解当下日益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具有重要借鉴意义。旅游发展和自然环境保护要与特定社会文化背景相联系。通过将文化维度纳入可持续旅游治理中，才能制定行之有效的自然环境治理政策，并充分发挥社区能动性[37]，实现经济、环境和社会（文化）三重底线平衡。因此，本文将从社区传承LK出发，将其与旅游语境下自然环境治理有效结合，以加强现有旅游治理的理论框架和实践。
1.2 LK与自然环境保护
LK由美国阐释人类学家Geertz提出，他认为，在西方知识体系之外，还存在着从未进入过课本和词典的本土文化知识，例如宗教、仪式、常识等，并将其命名为LK，即具有文化特质的地域性知识[38]。Berkes将LK定义为“一个知识、实践和信仰的集合体，其在适应进程中不断演化，并通过文化传递在代际之间进行传承，关乎生命（包括人类）彼此之间及其与环境之间的关系”[39]。从LK来源和定义中可以看到，其蕴含了社区长期形成的人及其文化与自然的关系。生态人类学、民族生态学、社会文化地理学等多学科在实践和理论上探讨了LK对自然环境保护的重要价值与意义。
从实践层面上，学者研究了LK对于山地、草原和海滨（岛）等社会生态系统治理所起的重要作用，以及不尊重LK所带来的灾难[40-41]。在传统社会，游牧民族掌握了一套关于他们与草原、牲畜之间复杂关系的LK，并形成了适应当地自然环境的生计系统与文化系统，有效协调了草场资源利用与保护之间的矛盾，实现了良性治理[40]。然而，牧区在迅速步入现代社会后，当地政府推行了与LK相悖的“移民定居”和“草畜双承包”政策[41]，不但限制了牧业流动性、改变了游牧民对待草场资源的行为，而且打破了草原牧区固有的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最终导致当地陷入生态危机的泥沼。这些相关研究选择的案例地以传统农牧业为主要生计方式，对全球化、现代化和城镇化等所引致的现代生计方式（如旅游业）关注不足。因此，本文以生计方式转型背景下的民族旅游地为对象，重点探讨在旅游发展中如何运用LK对自然环境进行有效治理。
同时，学者积极探讨LK对自然环境治理的相关理论。一方面，圍绕LK与西方科学知识关系展开，在知识体系层面论证LK对可持续研究的合法性和价值意义。西方科学主义秉持“人与自然分离”“荒野”等机械自然观[42]，简化自然环境与人类发展为二元对立关系。可持续性研究长期受西方科学主义世界观、价值观和知识体系主导[43]，弱化文化地位。但随着全球化和本土化发展，西方科学主义和可持续理论体系下建立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及其分区治理模式在东方国家的本土实践中遇到了水土不服问题。学者逐渐认识到LK体系对科学知识的影响[44]，批判性地提出理论本土化问题。东方国家（如中国）传统文化中信奉“天人合一”的自然观，人与自然不是分离、对立的，而是有机融为一体，也不存在独立于人类意义的“荒野”理念[42]。地方社区充分挖掘LK并运用于自然环境治理，形成了数量众多的自然圣境[45]。正如阎莉和余林媛所认为：“自然圣境借助神灵力量，以禁忌方式限制人们破坏自然环境行为。……通过文化传承，人们实际上为自然圣境设立屏障，使其不受人为干扰和破坏。”[46]可见，社区凭借自身掌握LK体系参与到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治理实践中，对实现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47]。因此，只有避免西方科学知识体系至高无上与忽视东方LK体系的风险，可持续发展研究才能秉持实事求是立场，自然环境治理才能达成预期效果。
另一方面，大多数学者将LK作为一个整体文化概念进行讨论，少数人对LK进行维度划分，构建起了理论分析框架。Orlove和Brush将LK划分为土著环境知识、管理实践、动植物仪式用途及其宗教信仰4个维度，但并未对这4个维度之间复杂结构关系进行探讨[48]。Berkes在认为LK是“知识-实践-信仰”集合体基础上，将其划分为4个相互关联的维度——管理体系、地方或经验知识、社会制度与信仰体系，从形式上探讨了这4个维度之间的包涵关系，但并未探讨4个维度运用于自然环境治理实践的内在结构机制[39]。事实上，LK各个维度的作用并非相同，有的维度发挥了根本作用，有的维度发挥的作用则较为薄弱，且各个维度之间的复杂关系共同决定了LK对自然环境治理的成效。因此，探究LK对自然环境治理的结构机制至关重要，但目前已有研究较为匮乏，这也是本文要重点解决的理论问题。尽管Krugman[49]建立的新经济地理学“核心-边缘”（core-periphery）结构模型主要用于探讨经济活动在地理空间的分布，但也有学者用于探讨文化现象。郭慧玲将该理论引入信仰生活的层次与宗教对话可能性研究，发现信仰生活包含核心和边缘层次，其中，前者与不确定性消减密切相关，在此层次上不同宗教难以对话;而后者则为宗教对话留下空间[50]。这一研究为本文对LK在自然环境治理中结构机制的探讨提供了借鉴。 2 研究方法
2.1 方法论
LK研究应采取“文化持有者内部眼界”的方法论立场。文化深层涵义即LK并不会以惟一的面目直接呈现在研究者面前，对于某个特定文化体系有着最深切直觉体会的莫过于当地人。文化持有者内部眼界，即“在不同个案中，人类学家应该怎样使用原材料来创设一种与其文化持有者文化状况相吻合的确切诠释”[51]。研究者充分发挥主体能动性，寻求与当地人的积极对话，实现文化“近经验”（experience-near）与“远经验”（experience-distant）1这一双重认识视野渗透交融，即一个表述系统与另一个表述系统的概念谈判。LK研究要做到这一点，决不能仅依赖当地人给出简单解释，而是要真正从当地社会、文化出发进行理解，这就需要寻找到具有象征符号意义的事项。
本文关于案例地运用LK对自然环境保护结构机制的探讨，并不能够通过直接观察和简单访谈得出答案，而是要通过对各类具体事件历史性追溯，透视当地社会文化实现自然环境治理实践的深层内涵，才能破解这一复杂机制，即坚持“文化持有者内部眼界”的方法论立场。
2.2 案例地简介
本文选取的案例地雨崩村分为上、下两个村，隶属于云南省德钦县云岭乡西当行政村，距县城（升平镇）60千米（图1）。历史上该村被群山包围，交通不便，并不被外界所知，从西当温泉至上村17千米路是人马驿道，游客进入只能徒步或骑马。在旅游开发前，村民过着半农半牧、以牧为主的传统生活。村民普遍信奉藏传佛教和神山卡瓦格博（藏语khabadkarpo2），宗教信仰虔诚。1991年1月3日，中日联合登山队在攀登梅里雪山最高峰卡瓦格博时遭遇雪崩，17名队员全部遇难。受新闻媒体普遍关注与报道的“梅里山难”事件，使外界了解到这座神奇色彩的雪山和雨崩村，为旅游开发做了前期宣传。山难事故后，有零星游客进入以观赏雪山冰川和探险。自2000年以来，游客人数逐年增多;2003年是卡瓦格博本命年，朝圣者和游客超过10万人。面对旅游发展现实，梅里雪山景区管理局（简称“景区管理局”）于2008年8月在雨崩村设立管理站。2010年10月，梅里雪山国家公园开发经营有限公司（简称“公司”）成立，负责景区的开发与经营，随后雨崩管理站从景区管理局划归公司。2007年接待游客1.7万人次，2017年达到3.1万人次。
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村寨旅游发展初露端倪，村民积极参与到社区旅游开发、运营和治理中。经历了30载的旅游开发，当地自然环境依然保存良好，这与其完善的社区治理体系息息相关。雨崩村不但是梅里雪山景区典型代表，也是众多民族旅游村寨的缩影。该村所面临的旅游发展与自然环境治理问题，几乎是所有依托自然风光和民风民俗开发旅游的民族村寨共同要面对和亟需解决的问题。通过深入剖析这一经典社区治理案例，必将为众多民族旅游村寨有效破解保护与开发难题提供借鉴。
2.3 研究过程
本文采用深描研究方法。Geertz首先将深描法引入人类学文化分析中，并举了两个正在快速张合右眼眼帘的男孩例子予以说明[52]。他所坚持的民族志不是照相机式的叙述即浅描，而是要深刻揭示并考察文化符号背后的意义。在对行为浅描与深描之间，存在民族志课题：一个分层划等的意义结构，它被用来制造、感知和阐释抽动眼皮、眨眼示意等情景。深描法要求研究者熟悉案例地社会文化环境，透过“文化持有者内部眼界”的研究立场，积极主动地融入案例地，而不是被动地作为外部观察者。2007—2018年间，笔者先后8次赴案例地进行实地调研，包括参与旅游规划横向课题和开展相关研究。通过前期参与项目调研，一方面与村民和地方政府建立了良好合作关系网络，另一方面对案例地历史和传统文化有了全面了解，发现藏族LK对自然环境治理实践起着根本作用。
资料收集主要采用半结构访谈法和观察方法。访谈对象包括雨崩村民（33人）、景区管理局成员（3人）、公司（3人）、外来经营者（3人）、NGOs成员（3人）等（表1）。村民是本研究中最重要访谈对象，其中31人访谈次数超过2次，访谈问题围绕LK传承及其对自然环境的保护展开。主要访谈问题包括：（1）社区是如何对自然环境进行治理的，对自然资源、景观、卫生环境等治理取得哪些成效;（2）社区如何确保这些治理举措的有效性，例如制定了哪些规则，哪些机构负责实施，发生了哪些变化，以及实施的效果如何;（3）社区为何能够成功制定与实施这些规则，具有哪些深层次的动因。除村民外，对景区管理局、公司、外来经营者、NGOs等行动主体的访谈，有助于了解外部行动者如何看待LK对自然环境治理实践的成效。征得访谈者同意后，所有访谈均进行录音，访谈结束后及时转录。在调研中充分运用观察法，将其与访谈法互相结合，对所访谈材料进行检验。例如，在社区内外，观察卫生环境的保持情况，垃圾是否及时清理;客栈修建是否杂乱无章，建材是否就地取材;社区通往景区道路两边的环境卫生及景观状况等。为了充分掌握资料，笔者还收集到大量二手资料，例如《德钦县志》《圣地卡瓦格博秘籍》《雪山之眼》《雪山之书》等，尤其是4个版本的《村规民约》，有效补充了一手材料，符合三角测量有效性和完整性原则[53]。
运用深描法对收集的材料进行阐释分析。首先，对多个版本《村规民约》、访谈材料和二手资料等进行分析，得到LK对自然环境治理主要涉及土地资源、森林资源、草场资源、自然景观、卫生环境等具体维度。其次，通过对自然环境治理事件与故事的深入阐释，发现LK成功运用于自然环境治理的背后具有独特的结构机制与当地传承至今的社会治理结构密切相关，例如村规民约、传统约定、家长会等，而这一切均围绕神山崇拜展开。
3 LK对自然环境治理的实践过程与效应
3.1 实践过程
村规民约是LK的重要载体与外在表征。自古以来，藏区就有利用村规民约治理社区的传统[54]。1990s初，为协调本村与周边村寨利用自然资源的矛盾，全体村民在家长会上商讨解决办法，决定效仿传统举措——制定与实施村规民约。村委会请有文化村民（如13M60），将达成的共識形成文字，修改后报请西当行政村和云岭乡政府批准（图2）。 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始，村民通过为游客提供牵马送客服务和客栈接待服务，发展起了民族村寨旅游。村民鉴于交通不便无法从外部运入建材的情况下，通过就近砍伐木材方式修建独立客栈，影响了村寨到景区沿路景观，以及旅游开发引起的草场保护、旅游接待规范、户籍增加等问题，事关全村旅游持续发展。事实上，村民在与游客交流过程中也意识到问题严峻性。彼时，当地政府尚未关注到该村旅游开发，更没有进行环卫、交通等基础设施投入，村民只能依托家长会发挥村规民约作用，对《村规民约（1991版）》进行完善并实施《村规民约（2004版）》，有效遏制了旅游开发对自然环境的消极影响。但《村规民约（2004版）》对土地资源和卫生环境尚未关注，不利于解决村民修建客栈占用土地资源和游客产生垃圾等问题。为此，在TNC1指导下，该村对《村规民约（2004版）》进行修订并实施《村规民约（2005版）》，认识到卫生环境对旅游发展重要性，并划定卫生责任区，实行包干负责制。从2008年始，该村旅游开发步入快车道，外部利益主体进入承包客栈经营业务，这刺激了村民修建客栈以获取承包费，无形之中给森林、土地资源带来巨大压力。为此，全体村民对《村规民约（2005版）》进行修订，并实施《村规民约（2010版）》，对自然环境保护与治理进行更严格规范，直至今日依然在约束旅游开发对自然环境的利用，并取得良好效果。
除成文性《村规民约》外，雨崩村还保留大量不成文的“传统约定”，规范和约束村民利用自然资源和保护环境行为。例如，“不分家”的传统家庭制度意味着不必建更多新房，从而减少对土地、森林资源占用。旅游开发后，大量“传统约定”依然嵌入村民日常生活与旅游开发实践中，对规范村民的行为起到重要调节作用。
3.2 治理成效
雨崩村依靠成文性《村规民约》和不成文“传统约定”对村民自然环境利用和保护行为进行严格规范，取得巨大成效。
（1）通过抑制家户增长，实际规范了社区对土地资源利用。该村土地资源分为农用地和宅基地两种。在传统社会，“不分家”制度抑制家户增长，宅基地对土地资源占用较少。从1991—1999年全村从23户增至24户，年均增长率0.5%。1999年，该村有24户宅基地;在2000—2002年，仅新增房屋两间[55]。每户拥有田地不少于0.4公顷，由于家户增长较慢和受耕种条件限制，农业用地扩张不明显。旅游开发后，《村规民约》约束了家户过快增长，减缓对土地资源占用。家户增长表现为两种形式：外嫁村民回迁和原生家庭分家。2000—2004年间由于对未来旅游经济收益预期向好，3户外嫁村民回迁并获得旅游参与和收益分配资格;旅游参与和收益分配以家户而不是人口数量为基本单位，3户村民为此采取分家策略。全村从24户增至30户，年均增长率（6.25%）是1991—1999年间12.5倍，新增人家修建房屋占用更多土地资源。因此，《村规民约（2005版）》对此进行严格约束：“本村外出人员在外村安家后，不准再迁回本村安家落户”。自此，该村基本杜绝了外嫁村民由于旅游经济收益再回迁的现象，仅有个别外嫁、入赘村民因婚变而回迁（如28M40）。《村规民约（2010版）》对此规定：“因婚变回村，不得新立户主”，此后没有再发生类似回迁现象。《村规民约》对“原生家庭分家”的规约随着客观情况变化逐步趋向严格。例如，《村规民约（2005版）》对此明确规定“需从分家后，另起炉火之时，始算一个新增户”。《村规民约（2010版）》则对“牵马轮流总户数”进行严格限制1，将家户控制与经济收益挂钩，最终取得从2005—2010年间仅增长1户（13M60）的良好成效。
因此，通过成文性《村规民约》和不成文“传统约定”，雨崩村在规约家户增长对土地资源占用与旅游收益获取之间基本取得平衡，纾解了社区因旅游开发对土地资源过度占用的困境。
（2）通过《村规民约》和神山崇拜对森林资源消耗行为进行严格约束，取得旅游开发与森林资源保护的良性平衡。村民使用木材作为修建房屋（客栈）的建筑材料，以及利用薪柴做饭取暖等形式消耗森林资源。在传统社会，村民对森林资源消耗并不大，且社区规定一年只允许两户人家备建新房木料。事实上，全村对薪柴消耗也有规范，例如只允许砍伐自然枯死树木。旅游开发后，多数村民为接待游客而修建独立客栈。由于未通公路，土木结构的客栈所需木材只能在周边山林中砍伐。据村民（06M40）讲，一栋34个普间客栈约需木材38m3;一栋15个标间客栈约需木材25m3（11M50）。为此，《村规民约（2005版）》对村民砍伐木材报备程序、数量和区域进行详细规定。除修建客栈外，为游客提供餐饮要消耗大量薪柴。据调查，游客用柴量约为8千克/人/天，以2017年3.1万游客每人平均逗留两晚计算，共需薪柴量496吨，这不包括常住人口和外来经营人口用柴量。一般村民都能遵守“薪柴只能砍伐死树，严禁砍伐活树”的传统约定，外来经营者也必须遵守，否则予以罚款。
尽管部分村民为修建客栈采取偷砍木材方式，但任何人都不敢突破禁伐区域砍伐木材，这与他们虔诚的神山崇拜密切相关，至今尚流传着一则“确有其事”的故事：
砍伐神山卡瓦格博保护伞，危及家人生命。有一户人家的小孩突然生病，医生看不好，用什么药都不管用。恰好有个喇嘛经过村子，这家人请他给孩子算命看病。喇嘛问这户人家，“家里是不是砍了去神湖路上的一棵大树？这棵树是卡瓦格博保护伞，不能砍，一旦砍了就要遭难”。主人开始说没有砍，后来才得知是小工砍了，赶忙问如何补救。喇嘛告诉主人，只能在这棵大树的旁边虔诚地种一棵小树，并请活佛念经加持，小孩的病就会好起来。这户人家照办后，孩子很快康复。（11M50）
因此，具有高度禁忌约束力的神山崇拜深深地嵌入在村民森林资源利用行为中，《村规民约》和传统约定得以严格约束村民和外来经营者森林资源消耗行为，取得了旅游开发与森林资源保护的良性循环。
（3）《村规民约》和牧业转场制度的严格实施，有效保护草场资源。雨崩村高山牧场水草丰美，适宜牦牛、犏牛等高寒地区牲畜生长。在旅游开发前，牧业在村民生计中占有更重要地位，家家戶户有专人放牧。全村牧场大都海拔三四千米，为有效利用与保护草场资源，采取严格转场制度，《村规民约（2005版）》对此进行严格规定。旅游开发后，绝大多数人家由于主要劳动力投入游客接待中，抽不出人手放牧。2014年6月笔者调查时发现，全村仅有两户人家有专人放牧，但依然遵守转场制度。对这一规范的自觉遵循与实施，同样与神山的“神性”密切相关： 祈求神山，寻回丢失的牲畜。爷爷70多岁了，一直在山上放牧。牛羊走丢，爷爷和家人如果都找不到，就在走丢地方烧香，祈求卡瓦格博将丢失的牛羊放回来。村民都认为牛羊走丢了又找不到是被神山藏了起来。两年前，爷爷就遇到过一次。走丢了1头牛，全家人找了两天也没找到，后来祈祷神山。在牛走丢地方，焚烧香柏枝、五谷、撒净水，向卡瓦格博等各路山神祈祷，顶礼膜拜，请求将牛放回来还给我们家。祈祷之后，丢失的牛果然找到了。放牧人家不能破坏草场，要严格遵循转场规定，否则卡瓦格博就不保佑我们，丢失的牛羊就真的找不回来了。（25F25）
藏民严格保护草场，自觉遵守转场制度，在牲畜数量与草场载畜量之间保持平衡。这既与《村规民约》严格规范密切相关，更重要的是全村对神山“神性”深信不疑，祈求保护而规避惩罚，即使旅游开发后依然如故。因此，雨崩村依靠严格落实《村规民约》和坚定虔诚的神山崇拜，有效保护草场资源。
（4）通过实施《村规民约》和达成新的社区共识，保持了优美自然景观。雨崩村属于自然文化类型景区，世外桃源般的自然景观是旅游吸引物本底。而这一优美自然景观的保持不是依靠上天恩赐，而是依靠当地人的自觉实践。在传统社会，为协调藏民利用自然资源与保护神山（景观）环境之间矛盾，土司、寺院和社区共同协商划定“日卦（rivgag）线”，即意为“关门”或“封山”，该村划定“日卦线”的历史已经有一千多年。（10M45）这条线一经划定就具有超自然神灵意志和权威，都能得到遵守和执行。但由于村民生计活动离不开对自然资源利用，为此规定：这条线以上为封山区，禁伐禁攀;这条线以下为资源利用区，可伐木，但须适度，不可乱砍乱伐，山上树木不允许出售到外地。依靠“日卦线”保护自然景观做法得到有效传承，如今“日卦线”内的“圣僧山”（当地称为“苯德勒”，保护最严格的神山）除寺庙用材外，任何人都不敢到此砍伐树木就是很好例证。可见，神圣程度越高的区域，保护的效果越好。
旅游开发后，村民通过《村规民约》制定保护自然景观的明确规则，还达成新的社区共识。《村规民约（2004版）》明确规定：“村内山林树木的砍伐……不得以任何理由在景区道路景点范围内砍伐，违者罚款300元”，《村规民约（2005版）》划定的“森林禁伐区域”与景观保护区域基本重合。村民也意识到在村庄到景区道路两边、景区周边砍伐树木行为必将影响景观效果，进而降低对游客吸引力。为此，2011年全体家长在家长会上达成砍伐区域新共识：上村禁止在大本营沿线砍伐树木，下村禁止在神瀑沿线砍伐树木，违者罚款，并采取互相监督方式。（12M45）
因此，雨崩村通过《村规民约》、传统约定和社区共识的严格实施，保持优美的自然景观，被海内外游客誉为“真正的香格里拉”。
（5）通过共同知识的规范达到了维持良好卫生环境的作用，精神信仰投射到《村规民约》中。接待游客以来，雨崩村产生了大量易拉罐、啤酒瓶、白酒瓶等现代垃圾。为维护良好卫生环境，全村通过《村规民约》实施“垃圾卫生管理”制度，“每户分划卫生责任区，实行包干负责制”。据此，村民定期清理垃圾，并将其统一放置游客看不到的地方，但均不同意就地掩埋或焚烧，以免污染神山，给全家带来厄运。在管理站成立后，景区管理局（或公司）出资组织村民用马帮将垃圾驮运出村。2008—2012年，分别产生22.7吨、43.887吨、40吨、42吨、45吨的垃圾，在旅游淡季时请马帮托运出村。所以，《村规民约》充分利用“神山崇拜”的宗教信仰调动了村民积极性，最终保持村内良好卫生环境。更为重要的是，雨崩村藏民在与游客互动过程中，逐渐培养起了现代卫生环境观念。
总之，在自主开发旅游以后，雨崩村为了破解旅游开发与自然环境保护之间矛盾，充分利用藏族LK实施成文性《村规民约》和不成文“传统约定”，有效规约村民利用自然资源和保护环境行为，在土地资源、森林资源、草场资源、自然景观和卫生环境保护等方面取得重要成效。而且将自然环境的神圣性（如神山崇拜）投射到《村规民约》的修订与实施中，如“森林禁伐区域”的划定，自然环境治理的效果与其“神圣”程度密切相关。
4 LK对自然环境治理实践的“核心-中介-边缘”结构机制
从雨崩村自然环境治理的过程和效果追溯中可以看到，村规民约作为LK表征对于保护自然资源起到重要作用。究其根本，在自然环境治理中LK显示出以宗教信仰为主、社区规范为辅并经由当地权力机构（家长会）监督与实施而得以发挥作用。
4.1 LK的内核：神山崇拜
雨崩村属于康巴藏区，全体藏民信奉藏传佛教和神山卡瓦格博。神山是当地藏民自然观的核心。卡瓦格博既是这座高大山脉主峰名称，也是以主峰为首的一群山神统称。传统上，神山崇拜不仅指“卡瓦格博”一座山神，而是以其为中心组成的山神体系（图3），其中，卡瓦格博处于整个神山体系顶端，统帅着其他神山。第二等级卡瓦格博家眷包括：妻子缅茨姆（也称为神女峰），儿子布琼松结吾学（又称为太子雪山），战将玛兵占堆吾学（也称为将军峰）等。第三等级是社区神山，即一个村子共同信仰的神山，例如苯布扎、十六尊者峰、卡瓦绒达等。这些神山之间彼此关联，共同形成以卡瓦格博为中心的“圣地”。在藏民心目中，卡瓦格博是至高无上的山神。“我们信奉的神山就是卡瓦格博，他不仅是雨崩村的也是全世界、全藏区的，是藏区八大神山之一，是莲花生大师从印度派出来的。他在藏民心目中已经变成上师、活佛，具有至上神性”。（12M45）在神山体系中，等级越高的神山被保护得越严格。最高等级的神山卡瓦格博保护的效果最好;第二等级的区域性神山如缅茨姆、太子雪山、将军峰等，保护效果次之;第三等级的社区神山如苯布扎神山，保護效果相对较弱，例如有的村民到此砍伐木材。可见，保护效果与神山的等级与神圣程度密切相关。藏族是在长期与自然环境打交道过程中，逐渐把卡瓦格博作为自己所处宇宙的核心来认识。为此，藏民对周边自然资源与环境的理解是以围绕卡瓦格博而形成空间观念为基础，构建了一整套独特的文化-生态空间认知体系，即以卡瓦格博为核心的神山崇拜。 村民对卡瓦格博“神性”深信不疑。他们相信：神山上所有野兽都是卡瓦格博神家畜;神山上所有树木都是卡瓦格博神宝伞，既不能猎取，也不能砍伐;神山喜爱洁净，不能丢弃垃圾等不洁之物，否则会污染神山。这一切通过打破禁忌受到惩罚和崇拜虔诚得到护佑两种心理力量而发挥作用，例如村民家中有人砍伐神树导致子女病危以及通过虔诚祈祷寻找到丢失的牛羊，都有力强化了他们的自然环境保护意识。该区域生态环境脆弱，当地人生计严重依赖自然资源，如不加节制必将危及生存安全。在传统社会，本地依靠政府治理环境的难度大，只能依赖信仰力量规范和约束村民合理利用自然资源，自觉治理环境。一旦违犯神山崇拜，必将受到惩罚乃至危及生命，这一禁忌强化了藏民神山信仰，规避了社区对自然资源过度利用。以“神山崇拜”为内核的LK奠定了村民从内心深处对于自然的尊重和敬畏，对卡瓦格博的崇拜作为一种最高存在的信仰被藏民视为真理、绝对和至神至圣。旅游开发后，这一核心信仰依然渗透到《村规民约》和传统约定中，对旅游发展和自然环境利用起到内生性的制约和平衡作用。从社区对自然环境治理的实践中发现，治理的效果与自然环境的“神圣”程度呈正相关关系。因此，必须遵守并传承当地依托神山崇拜所构建的一套具有区域特征的文化-生态空间认知体系，最终实现自然环境的良性治理。
4.2 LK的边缘：知识规则
神山崇拜属于LK的深层结构和信仰内核，而村规民约和传统约定等知识规则属于LK的浅层结构和实施层面。在传统社会，为协调藏民神山崇拜与利用神山资源之间矛盾，以及保护脆弱生态环境，统治阶层和社区共同协商划定“日卦线”，口头约定达成共识即“村规民约”，构建起一整套相关规则，为旅游可持续开发奠定基础。除此之外，藏族社会所形成的“传统约定”客观上限制了自然资源过度消耗，使其在利用与更新之间保持平衡。知识规则对社区成员利用自然资源与保护自然环境的行為具有强制而明确的规范与约束，属于外在约束力;而神山崇拜则属于内在约束，融入村民的自然观与价值观念中。
LK规则呈现以下突出特点。首先，成文性《村规民约》源于传统社会实践，《村规民约（1991版）》制定与实施的背景反映这点，说明藏民对于传统LK高度认同，遇到现代难题自觉到传统文化中寻求解决方案。其次，旅游开发后实施的《村规民约》中涉及自然环境利用保护条款直接源于传统LK具体规则，《村规民约（2005版）》中“绝对禁伐区”与“日卦线”基本重合，而这些规则又与“神山崇拜”内核密切相关。再次，现代《村规民约》不但体现了全体村民自下而上共同协商的契约性，而且体现以文字形式予以颁布实施的法律性，传统契约与现代律法有机融合。《村规民约（1991版）》制定以及修改完善，均是所有村民在“家长会”上协商一致而达成，并签名按手印予以确认。最后，大量“传统约定”和“现代共识”存在于社区中，它们与成文性《村规民约》共同规范和约束村民日常生活与旅游开发对自然环境的利用和保护行为。例如，2011年全体家长在家长会上达成砍伐区域新共识以及《村规民约（2010版）》相关规则，对于保护村内到景点沿线的森林景观起到重要作用。
村规民约和传统约定等知识规则属于实施层面，位于LK边缘层次。它以一种约定俗成的方式为社区设定明确行为边界，以现代奖惩方式在浅层行为层面上维持社区自然资源的合理使用和保护。这些规则制定是源于“神山崇拜”的LK内核，二者共同形塑了康巴藏区LK结构，形成了高山峡谷类型的自然环境治理实践模式。
4.3 LK的中介：权力机构
LK发挥效应关键在于实施层面。知识规则依靠全村最高权力机构得以制定与实施，这一权力机构的存在与藏区传统社会治理结构密切相关。1950s前，该村在行政上由阿东土司管理，宗教上由德钦林寺管辖。正户是每个村庄的基本社会单位，有份地1和房名的家户属于正户，没有土地的则为无门户。正户之上，便构成自然村或属卡2，每个村或属卡都有固定地域、山林、草场、牧场等自然资源，由伙头3和村众会（即家长会）负责管理。村庄之上，便是土司统治。“日卦线”和村规民约形成和制定后，交由伙头管理和监督执行。阿东土司和德钦寺喇嘛每年都要到村中巡视一次，一旦发现违犯者必将重罚。20世纪50年代后，当地社会结构发生根本变化。土司和寺庙共同统治被推翻，没有土地的人家分得土地和房子，取得正户资格和权利，但当地依靠村众会治理村寨制度依然保留。
目前，全村重大事务必须经家长会商讨才能通过并实施。召开的程序是，村民有了问题，在村里私下讨论，村干部知晓后通知所有家长召开家长会商讨并表决。该村在旅游开发前后制定与修改的《村规民约》都是由每户家长在家长会上协商决定，《村规民约（2005版）》对家长会作用予以确认。对于自然环境保护具体条款的制定，家长会具有集体决策权。如全体家长在家长会上决定实施“巡山制度”，由护林员组织全体村民每年集体巡山3次，且外地人不得参加，平时由护林员巡山，由此维护了家长会集体决策的权威性。同时，家长会在《村规民约》贯彻落实上的公信力保证了自然环境成功治理，例如，2008年大多数村民在家长会上否决1户人家分家要求，缓解了户数过快增长对自然环境的压力。
LK内核（神山崇拜）与边缘（知识规则）的执行和作用需要强有力的中介。这一中介就是传承至今的传统权力机构，他们是凝聚社区信仰文化的代表，通过将LK信仰融汇于行为层次上的《村规民约》，制定与完善符合社区需求的规则并有效执行，对社区进行有效自治，最终实现符合宗教信仰的环境治理。
4.4 LK的“核心-中介-边缘”结构机制
藏区LK呈现“核心-中介-边缘”结构（图4）。处于核心层（内核）的是神山崇拜，是藏族人最高等级信仰，并将其视为至神至圣;处于边缘位置的是传统社会形成与传承至今的《村规民约》和传统约定等知识规则，是LK表征与载体;处于链接核心与边缘的中介层则是传统权力机构（家长会），也是LK形成与实施的根本保障。其中，处于内核的神山崇拜最为稳固，是LK得以形成与实施的根本，规范处于边缘位置的知识规则，约束链接核心层与边缘层中介的运作，三者之间关系以神山崇拜为根本，从内到外规范与约束力逐渐降低。同样，处于边缘层的知识规则随着客观情况变化而调整完善，但反映并依靠中介层的传统权力机构维护神山崇拜的使命不变;处于中介层的传统权力机构有效勾连核心层与边缘层，通过制定与实施《村规民约》而使得LK得以彰显与发挥效应，从边缘层到核心层LK效力逐渐增强。 雨崩村正是通过“核心-中介-边缘”结构的LK体系对自然环境实现了有效治理。神山崇拜作为社区的内核信仰，植根于历史传承，深嵌于社区每个村民内心，奠定了社区尊重自然、敬畏自然的基本底色。作为LK表征的知识规则，传承于康巴藏区传统，并创新性地运用于自然环境治理实践中，得到全体社区成员的认同与遵守。源于传统治理结构的权力机构是社区自然环境治理的代表，对知识规则的实施与监督以及神山崇拜的凸显起到根本保障作用。总之，LK体系对自然环境有效治理的机制，体现了地方性力量对于缓解和制约现代性发展矛盾的重要意义。
5 结论与讨论
本文探讨了LK对自然环境进行的治理实践。以民族旅游村寨典型代表（雨崩村）为例，基于“文化持有者内部眼界”的方法论立场，采用深描研究方法，具体探究民族村寨在生计方式转型过程中，LK对自然环境治理实践的过程、效应与内在结构机制等问题。
民族旅游村寨秉持文化自觉理念，利用LK有效破解了旅游开发与自然环境保护的困境。民族旅游村寨拥有深厚、独特的LK，具有保护自然环境的元素。运用成文性《村规民约》和不成文“传统约定”等LK规则，民族旅游村寨取得了自然环境治理的重要成效。自然环境的神圣性投射到《村规民约》的修订与实施中，治理的效果与自然环境的“神圣”程度呈正相关关系。
对自然环境进行治理实践的LK呈现出“核心-中介-边缘”结构机制。LK结构包涵内核（神山崇拜）、中介（传统权力机构）与边缘（知识规则）3个维度，三者之间互动关系形成LK实践自然环境治理的内在结构机制。该结构机制的探讨弥补了已有LK和旅游治理研究不足。一方面，结构的挖掘丰富了LK内涵，对实践层面的效应发挥具有重要意义。尽管部分学者（如Berkes[39]）做了努力，但并未真正探討LK进行自然环境治理实践的内在结构及其作用机制，本研究弥补这一不足。另一方面，“核心-边缘”理论缘于新经济地理学，主要运用于空间经济现象解释，本文将其拓展至传统文化领域，而且创新性提出LK“核心-中介-边缘”结构机制。有学者（如郭慧玲[50]）已将其引入信仰生活研究，本质上也属于传统文化范畴，而本文则将其与自然环境治理实践勾连，尝试将其置于民族社区生计方式转型语境中，探讨地方经验对现代发展矛盾平衡和制约，对于真正实现经济、环境和社会文化三重底线平衡的可持续发展具有一定理论启示意义和实践探索性。
LK践行自然环境治理“核心-中介-边缘”的结构机制揭示民族地区文化和自然、人与地的相互依存关系。传承于传统社会的文化、自然相互自洽的生态系统是许多地方得以自治和实现良好发展的基础。民族地区具有深厚而虔诚的宗教信仰，例如藏传佛教和神山崇拜嵌入在当地人的日常生活和生计方式中，体现了以宗教信仰为内核的文化-生态空间认知体系，内在规范与约束着他们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康巴藏区神山崇拜信仰融入《村规民约》、传统约定等知识规则中，赋予传统机构（家长会）以权力，不但凝聚了地区力量，实现社区治理，即使在现代发展洪流中，这种历史传承的文化生态系统依然能维持地方传统，实现自然环境的有效保护。可见，深刻嵌入在民族地区社会、经济、文化建设与自然环境运行之中的LK，印刻着自古以来人类与自然密不可分、相互依存的关系，而非绝对的人对自然的征服和利用，体现了民族地区社会文化结构的独特性。
作为一个外来研究者探索民族旅游村寨依靠LK进行自然环境治理过程，实际上是一个文化认识和发现的过程。这一过程有赖研究者具身性涉入和理解。而要实现这种深度涉入和理解，研究者要摒除自身背景和生活世界所赋予的文化惯习，采取“文化持有者内部眼界”的研究立场，从当地人角度对LK进行投射性解读。这并不意味着研究者完全变为本地行动者，而是借助自身用于文化理解和阐释的思维逻辑和认知手段，通过追溯当地具象事件的底层逻辑，理解本地行动者的文化认知系统。例如，本文通过透视雨崩藏民保护环境以维护神山信仰避免惩罚等具体实践，把握村民对卡瓦格博崇拜这一文化底色，深刻认识他们独特的文化-生态空间认知体系，从而揭示LK实现自然环境治理的结构机制。LK研究是一个协商的实践过程。对于研究者而言，LK再现是文化阐释的实践过程，它既不是“原汁原味”的本地行动者知识，也不是外来研究者所携带的科学知识;它是一种再创作，是外来研究者与本地行动者协商生产的知识阐释。以LK结构机制的研究而言，最终的结论不是通过对本地人的访谈和案例地观察直接得出，也不存在于本地人知识结构中;而是研究者基于当地自然环境治理实践深入调查，把握LK象征符号的交流和解码过程（如神山崇拜内核如何转化为村规民约等知识规则），不断将得到的研究结论与本地行动者社会生活世界进行勾连与验证，最终得出LK具有“核心-中介-边缘”结构机制的结论。这种认识可能并非全然文化无偏，但它代表了研究者和实践者基于历史、基于本土经验对地方文化的有意义阐释。
诚然，雨崩村自然环境治理实践是成功的，但该案例地有其文化独特性。LK具有“基于当地语境，通过口头或模仿、示范得以传播，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通过共享的社会记忆进行集体化，并位于人们生活众多关联的界面”的特征[44]，这意味着在自然环境治理上有其区域性和有限性。案例地关于自然环境治理的LK主要针对高山峡谷类型地貌，神山崇拜、“日卦线”等规则不能直接移植到其他类型地区，治理效应发挥受到空间因素制约。为此，研究者应持科学主义立场，尊重LK区域性特征，二者优势互补，因地制宜，才能共同构筑自然环境治理实践的知识体系，最终破解民族旅游开发与自然环境治理实践的矛盾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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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vernance of Natural Environment through Local Knowledge in Ethnic Tourism Villages
LIU Xiangjun1， ZHANG Shiqin2， SUN Jiuxia3
（1. School of Management， Guangzhou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006， China; 2. School of Hotel and Tourism Management，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Hong Kong 999077， China; 3. School of Tourism Management，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China）
Abstract： Natural environment governance is crucial to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ourist destinations. Extant tourism research focused on the balance betwee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 increasing line of research highlighted the critical role of local knowledge in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governance， particularly in ethnic tourism villages. There are studies identified that the ethnic culture， namely the local knowledge， is indispensable in natural environment protection. However， the underlying rationale how local knowledge functions in governance of natural environment remains unanswered. The present study intends to explore this underlying mechanism by tracking the process through which local knowledge protected natural environment in ethnic tourism villages using Yubeng village in Yunnan province as an example. On the basis of a longitudinal field work from “the native’s point of view” and an anthropological method of “thick description”， this study depicted the interaction process between local knowledge and natural environment governance in Yubeng village. The effects and underlying mechanism of natura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hrough local knowledge were identified within the historical trajectory. The main findings were summarized into two aspects. First， the ethnic tourism village—Yubeng—broke through the longstanding dilemma between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natural environment protection using their local knowledge， including the written Village Rules and Regulations and the verbal traditional conventions. Through incorporating natural environment protection into these formal and informal stipulations， Yubeng village succeed in maintaining the pristine nature while accommodating tourists. Second， the local knowledge that protected natural environment demonstrated a “core-intermediary-periphery” structure. The mountain worship is at the core layer， illustrating the highest level and the most sacred belief in Tibetan area. The local stipulations， such as the Village Rules and Regulations and the traditional conventions， are the periphery element and representations of local knowledge. The intermediary linking the core and the periphery refers to the local authority （i.e.， the Patriarch Committee）， who supervised the transmissions and implementations of local knowledge from mountain worship to local stipulations. It is through the complex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core （mountain worship）， the intermediary （local authority）， and the periphery （local stipulations） layers of local knowledge that effective governance of natural environment was achieved in Yubeng village.
This embedded case study enriched the theoretical discussions on tourism governance and local knowledge. Through revealing the process and effects of ethnic culture in natural environment protection， this study identified the structural mechanism through which local knowledge facilitated tourism governance and natural protection. In a broad sense， this study highlighted the critical role of local culture in tackling the modern development dilemma between economic growth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he “core-intermediary-periphery” structural mechanism reflects the interdependent relationships between nature， human， and place， thus providing theoretical insights and practical implications for futur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terms of achieving the triple bottom line.
Keywords： local knowledge; natural environment; tourism governance; structural mechanism; ethnic tourism villages; Yubeng village
[責任编辑：王 婧;责任校对：宋志伟]
[关键词]地方性知识;自然环境;旅游治理;结构机制;民族旅游村寨;雨崩村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21）07-0027-16
Doi： 10.19765/j.cnki.1002-5006.2021.00.006
引言
可持续性是21世纪的时代精神，而有效治理方能实现旅游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强调经济-环境-文化的三重平衡，以往的旅游治理对自然环境影响的关注侧重于经济发展和自然保护的双重平衡，并依赖国家作为实施治理的主体[1]。随着第三世界旅游不断发展，西方语境下的理论框架逻辑遭遇了越来越多的地方性挑战。社区尺度的地方文化打破了国家话语体系下经济-环境的二元对立，显示出文化在旅游发展与治理中不可忽视的地位[2]。特别是在民族旅游地区，当地族群具有虔诚宗教信仰，对自然存在天生敬畏。在长期的社会经济发展与转型中，社区文化对旅游发展和自然环境保护产生了多重调节作用。一方面，旅游发展与社区文化的独特性息息相关;另一方面，社区文化显示出保护自然，协调其与旅游开发之间矛盾的力量。因此，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关注社区在旅游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强调文化的意义[3]，以更好探索旅游治理的三重底线（triple-bottom-line）平衡。
当下学术研究探讨的旅游治理强调国家实体与非国家行动者（社区、志愿部门和市场等）在旅游领域形成的复杂网络关系[4]，并将社区文化的诸多因素总结为地方性知识（local knowledge，LK）[5]。已有研究围绕着可持续旅游发展的社区经验取得了诸多重要成果[6]，提升了学界对LK的重视。然而，在理论上以往研究将LK作为一个文化整体进行讨论，缺乏对其结构机制的探索，使得旅游治理的社区维度仍然笼罩在宽泛文化框架下讳莫如深，也使得经验研究结果的分歧缺乏有力解释。有些社区传统文化出现没落乃至消亡，对自然环境保护发挥的作用甚微[7];而另一些社区的传统文化则有效传承，LK被有效运用于自然环境保护实践中[8]。LK与自然环境保护二者良性互动如何发生？其中的理论根源和实践依据如何？这些更深层次的理论与现实问题在已有研究中尚未得到应有关注。因此，本文从社区文化视角出发，深耕民族旅游村寨文化实践自然环境治理的过程和效果，探讨LK实践旅游治理（自然环境保护）的内在结构机制。
地处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与西藏自治区察隅县交界的梅里雪山雨崩村，近30年的旅游开发与自然环境治理实践为本文提供了绝佳案例。作为相对封闭的藏族村寨，尽管每年接待大量游客，但依然保持了优美的自然环境，并未出现自然环境污染、退化和掠夺式开发等一般旅游地面临的困境。调查和研究表明，当地文化在调节旅游发展与自然环境保护的矛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9]。通过探索雨崩村成功实践能为民族地区提供有关旅游治理和LK理论洞见与实践经验。因此，本文以雨崩村为案例，基于“文化持有者内部眼界”的立场和“深描”研究方法，深入追索LK实践自然环境治理的过程和效应，探讨LK实践自然环境治理的内在结构机制。这些问题的探究，在实践上有助于破解民族地区旅游开发与自然环境治理实践的深层矛盾，为乡村振兴提供借鉴;在理论上有助于弥补旅游治理领域关于自然环境与旅游开发研究中对传统文化重视不足的缺陷，丰富LK内涵，实现与经典的自然-文化互动、人-地关系理论对话，为自然环境治理研究提供具有东方传统文化意义的理论视角。
1 研究回顾
1.1 旅游治理的社区文化转向
旅游治理的提出源于对旅游可持续发展批判。可持续旅游始于可持续发展思潮，后者涵盖经济、环境和社会（文化）三重底线以及三者之间平衡[10]，而前者在实践中并未实现这些重要原则[11]。一方面，旅游业对自然环境影响越来越大，现有研究主要关注经济、环境维度[12]而忽略了社会文化维度[13]，导致在理论层面割裂了可持续旅游“三重底线”整体性。另一方面，在实践领域可持续旅游发展困难重重[14]，许多主打生态旅游品牌的目的地也未能实现可持续发展[15]。为了弥合旅游可持续性理论与发展实践之间的鸿沟，学者倡导将治理理论引入研究领域[11]。治理是一个以多利益相关者群体（公共、私人以及其他行动者）之间关系（正式与非正式），以及影响他们之间交互关系系统为基础的多维度概念[16]。为此，旅游治理涉及众多层面的多利益主体，自然环境保护与治理是旅游治理的重要内容。已有研究围绕两个层面展开：（1）治理主体的逻辑线索;（2）自然环境保护模式，以实现可持续旅游发展理念与目标。近年来，两个层面研究都呈现出社区治理转向。
第一，围绕国家、企业、非政府组织（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NGOs）、社區等治理主体研究从侧重国家主体转向重视社区力量。国家通过构建起覆盖森林、草地、湿地等各类生态系统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对自然环境进行治理，并取得诸多成效[17]。因为发展经济才能产生财富，并增强国家收入，故国家优先考量经济发展[18]，而不是自然环境治理[19]。虽然，国家在传统自然环境治理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但并非所有环境问题都可通过政府得到解决，更需要来自企业、NGOs、社区等多元行动者积极参与[20]。企业治理效率较高，但其主要依赖与政府互动，故限制了治理主体广泛参与[21]，不利于调动多元主体参与自然环境治理实践。NGOs凭借专业保护知识参与到全球环境治理中，号召将环境保护、社区参与和可持续发展理念融入生态旅游发展中[22]，但在实践中部分NGOs由于未能从整体上考量社区历史和现实衔接，导致无法实现治理目标[23]。相反，以社区为主体所进行的自然环境治理，凭借传统文化与集体价值观[24]，通过构建集体互信、合作与认同的非正式网络，有效调动社区内部以及社区与外部等利益主体积极性，取得旅游社区参与和自然环境治理双赢[25]。因此，可持续旅游领域的自然环境治理实践主体逐渐从侧重于国家这一正式组织转变为以社区为主体的非正式组织，以至于有学者认为，“大尺度的国家应被较小空间治理单位的社区取代”[26]。本文所探讨的对象正是民族类型的旅游社区，符合可持续旅游领域自然环境治理实践主体发展趋势。 第二，围绕自然资源、景观、卫生环境等旅游吸引要素、保护模式的具体研究有待从更多社区视角引入。在早期实践中，自然保护区采取“自上而下”的“分区治理”模式限制了社区居民对自然资源的利用，导致环境保护与社区发展矛盾日益尖锐，致使保护区陷入“孤岛化”困境[27]。为此，一方面，学者倡导社区作为利益主体参与到自然资源利用（如生态旅游）与保护中，以取得二者平衡[28];另一方面，积极探索自然资源利用与保护不同路径。例如，Islam等引入自适应协同管理理论，认为这有助于参与性、透明度、社会学习等“善治”原则实现，得以将政府、社区、NGOs等利益主体整合到自然资源治理实践中[29]。景观是旅游目的地的核心吸引物，对于生态旅游而言尤其重要[30]。以往研究通过探讨环境法规、土地合同、农业环境规划等举措对景观实现维护、规划、开发和增强等有效治理[31]。近期研究发现，景观作为自然系统和社会系统互动形成的社会-生态系统[32]，应从多元行动者治理角度强调景观建构与治理在不同地理尺度的有效运作。因此，除了围绕政府、NGOs等行动者展开外，社区这一基本社会生态主体及其传统文化亟须重视。卫生环境事关社区旅游发展，多数研究者从技术治理角度探讨了旅游固体垃圾收集与处理[33]，而忽略了与其直接相关的社区态度。拥有虔诚宗教信仰的少数民族对垃圾的理解有其自身内涵。例如，在喜马拉雅山东部的康巴藏区，当地人把外来藏民在朝拜路上遗留下来的衣物视作供奉神山的圣衣;而外来游客则将其视作污染神山的一般垃圾[34]。拥有不同文化立场的主体对垃圾认识截然不同，因此，对民族旅游地区卫生环境治理须将当地传统文化元素纳入其中。本文将涵盖社区内外部空间的自然环境界定为自然资源、景观、卫生环境等要素，探讨社区治理的效果和机制。
可持续旅游理念和治理实践的社区转向其实是一种对地方文化力量的观照。社区治理所依赖的正是长期形成的内生文化经验，即LK[5]。少数民族在与自然环境打交道过程中，形成了独特LK，对维护人-地关系和谐起到了关键作用。例如，生活在云南省西南部中缅边境的德昂族，信奉南传上座部佛教，信仰体系中包涵的滴水仪式以及仪式用水最终构成保护环境资源的LK体系[35]。自然环境与社会文化之间的链接关系不可断裂，正如Parsons用“亲密的相互依存”概念所形容的一样[36]。蕴含丰富生态内涵的传统文化体现了各族群对自然（环境）的敬畏，对破解当下日益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具有重要借鉴意义。旅游发展和自然环境保护要与特定社会文化背景相联系。通过将文化维度纳入可持续旅游治理中，才能制定行之有效的自然环境治理政策，并充分发挥社区能动性[37]，实现经济、环境和社会（文化）三重底线平衡。因此，本文将从社区传承LK出发，将其与旅游语境下自然环境治理有效结合，以加强现有旅游治理的理论框架和实践。
1.2 LK与自然环境保护
LK由美国阐释人类学家Geertz提出，他认为，在西方知识体系之外，还存在着从未进入过课本和词典的本土文化知识，例如宗教、仪式、常识等，并将其命名为LK，即具有文化特质的地域性知识[38]。Berkes将LK定义为“一个知识、实践和信仰的集合体，其在适应进程中不断演化，并通过文化传递在代际之间进行传承，关乎生命（包括人类）彼此之间及其与环境之间的关系”[39]。从LK来源和定义中可以看到，其蕴含了社区长期形成的人及其文化与自然的关系。生态人类学、民族生态学、社会文化地理学等多学科在实践和理论上探讨了LK对自然环境保护的重要价值与意义。
从实践层面上，学者研究了LK对于山地、草原和海滨（岛）等社会生态系统治理所起的重要作用，以及不尊重LK所带来的灾难[40-41]。在传统社会，游牧民族掌握了一套关于他们与草原、牲畜之间复杂关系的LK，并形成了适应当地自然环境的生计系统与文化系统，有效协调了草场资源利用与保护之间的矛盾，实现了良性治理[40]。然而，牧区在迅速步入现代社会后，当地政府推行了与LK相悖的“移民定居”和“草畜双承包”政策[41]，不但限制了牧业流动性、改变了游牧民对待草场资源的行为，而且打破了草原牧区固有的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最终导致当地陷入生态危机的泥沼。这些相关研究选择的案例地以传统农牧业为主要生计方式，对全球化、现代化和城镇化等所引致的现代生计方式（如旅游业）关注不足。因此，本文以生计方式转型背景下的民族旅游地为对象，重点探讨在旅游发展中如何运用LK对自然环境进行有效治理。
同时，学者积极探讨LK对自然环境治理的相关理论。一方面，圍绕LK与西方科学知识关系展开，在知识体系层面论证LK对可持续研究的合法性和价值意义。西方科学主义秉持“人与自然分离”“荒野”等机械自然观[42]，简化自然环境与人类发展为二元对立关系。可持续性研究长期受西方科学主义世界观、价值观和知识体系主导[43]，弱化文化地位。但随着全球化和本土化发展，西方科学主义和可持续理论体系下建立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及其分区治理模式在东方国家的本土实践中遇到了水土不服问题。学者逐渐认识到LK体系对科学知识的影响[44]，批判性地提出理论本土化问题。东方国家（如中国）传统文化中信奉“天人合一”的自然观，人与自然不是分离、对立的，而是有机融为一体，也不存在独立于人类意义的“荒野”理念[42]。地方社区充分挖掘LK并运用于自然环境治理，形成了数量众多的自然圣境[45]。正如阎莉和余林媛所认为：“自然圣境借助神灵力量，以禁忌方式限制人们破坏自然环境行为。……通过文化传承，人们实际上为自然圣境设立屏障，使其不受人为干扰和破坏。”[46]可见，社区凭借自身掌握LK体系参与到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治理实践中，对实现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47]。因此，只有避免西方科学知识体系至高无上与忽视东方LK体系的风险，可持续发展研究才能秉持实事求是立场，自然环境治理才能达成预期效果。
另一方面，大多数学者将LK作为一个整体文化概念进行讨论，少数人对LK进行维度划分，构建起了理论分析框架。Orlove和Brush将LK划分为土著环境知识、管理实践、动植物仪式用途及其宗教信仰4个维度，但并未对这4个维度之间复杂结构关系进行探讨[48]。Berkes在认为LK是“知识-实践-信仰”集合体基础上，将其划分为4个相互关联的维度——管理体系、地方或经验知识、社会制度与信仰体系，从形式上探讨了这4个维度之间的包涵关系，但并未探讨4个维度运用于自然环境治理实践的内在结构机制[39]。事实上，LK各个维度的作用并非相同，有的维度发挥了根本作用，有的维度发挥的作用则较为薄弱，且各个维度之间的复杂关系共同决定了LK对自然环境治理的成效。因此，探究LK对自然环境治理的结构机制至关重要，但目前已有研究较为匮乏，这也是本文要重点解决的理论问题。尽管Krugman[49]建立的新经济地理学“核心-边缘”（core-periphery）结构模型主要用于探讨经济活动在地理空间的分布，但也有学者用于探讨文化现象。郭慧玲将该理论引入信仰生活的层次与宗教对话可能性研究，发现信仰生活包含核心和边缘层次，其中，前者与不确定性消减密切相关，在此层次上不同宗教难以对话;而后者则为宗教对话留下空间[50]。这一研究为本文对LK在自然环境治理中结构机制的探讨提供了借鉴。 2 研究方法
2.1 方法论
LK研究应采取“文化持有者内部眼界”的方法论立场。文化深层涵义即LK并不会以惟一的面目直接呈现在研究者面前，对于某个特定文化体系有着最深切直觉体会的莫过于当地人。文化持有者内部眼界，即“在不同个案中，人类学家应该怎样使用原材料来创设一种与其文化持有者文化状况相吻合的确切诠释”[51]。研究者充分发挥主体能动性，寻求与当地人的积极对话，实现文化“近经验”（experience-near）与“远经验”（experience-distant）1这一双重认识视野渗透交融，即一个表述系统与另一个表述系统的概念谈判。LK研究要做到这一点，决不能仅依赖当地人给出简单解释，而是要真正从当地社会、文化出发进行理解，这就需要寻找到具有象征符号意义的事项。
本文关于案例地运用LK对自然环境保护结构机制的探讨，并不能够通过直接观察和简单访谈得出答案，而是要通过对各类具体事件历史性追溯，透视当地社会文化实现自然环境治理实践的深层内涵，才能破解这一复杂机制，即坚持“文化持有者内部眼界”的方法论立场。
2.2 案例地简介
本文选取的案例地雨崩村分为上、下两个村，隶属于云南省德钦县云岭乡西当行政村，距县城（升平镇）60千米（图1）。历史上该村被群山包围，交通不便，并不被外界所知，从西当温泉至上村17千米路是人马驿道，游客进入只能徒步或骑马。在旅游开发前，村民过着半农半牧、以牧为主的传统生活。村民普遍信奉藏传佛教和神山卡瓦格博（藏语khabadkarpo2），宗教信仰虔诚。1991年1月3日，中日联合登山队在攀登梅里雪山最高峰卡瓦格博时遭遇雪崩，17名队员全部遇难。受新闻媒体普遍关注与报道的“梅里山难”事件，使外界了解到这座神奇色彩的雪山和雨崩村，为旅游开发做了前期宣传。山难事故后，有零星游客进入以观赏雪山冰川和探险。自2000年以来，游客人数逐年增多;2003年是卡瓦格博本命年，朝圣者和游客超过10万人。面对旅游发展现实，梅里雪山景区管理局（简称“景区管理局”）于2008年8月在雨崩村设立管理站。2010年10月，梅里雪山国家公园开发经营有限公司（简称“公司”）成立，负责景区的开发与经营，随后雨崩管理站从景区管理局划归公司。2007年接待游客1.7万人次，2017年达到3.1万人次。
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村寨旅游发展初露端倪，村民积极参与到社区旅游开发、运营和治理中。经历了30载的旅游开发，当地自然环境依然保存良好，这与其完善的社区治理体系息息相关。雨崩村不但是梅里雪山景区典型代表，也是众多民族旅游村寨的缩影。该村所面临的旅游发展与自然环境治理问题，几乎是所有依托自然风光和民风民俗开发旅游的民族村寨共同要面对和亟需解决的问题。通过深入剖析这一经典社区治理案例，必将为众多民族旅游村寨有效破解保护与开发难题提供借鉴。
2.3 研究过程
本文采用深描研究方法。Geertz首先将深描法引入人类学文化分析中，并举了两个正在快速张合右眼眼帘的男孩例子予以说明[52]。他所坚持的民族志不是照相机式的叙述即浅描，而是要深刻揭示并考察文化符号背后的意义。在对行为浅描与深描之间，存在民族志课题：一个分层划等的意义结构，它被用来制造、感知和阐释抽动眼皮、眨眼示意等情景。深描法要求研究者熟悉案例地社会文化环境，透过“文化持有者内部眼界”的研究立场，积极主动地融入案例地，而不是被动地作为外部观察者。2007—2018年间，笔者先后8次赴案例地进行实地调研，包括参与旅游规划横向课题和开展相关研究。通过前期参与项目调研，一方面与村民和地方政府建立了良好合作关系网络，另一方面对案例地历史和传统文化有了全面了解，发现藏族LK对自然环境治理实践起着根本作用。
资料收集主要采用半结构访谈法和观察方法。访谈对象包括雨崩村民（33人）、景区管理局成员（3人）、公司（3人）、外来经营者（3人）、NGOs成员（3人）等（表1）。村民是本研究中最重要访谈对象，其中31人访谈次数超过2次，访谈问题围绕LK传承及其对自然环境的保护展开。主要访谈问题包括：（1）社区是如何对自然环境进行治理的，对自然资源、景观、卫生环境等治理取得哪些成效;（2）社区如何确保这些治理举措的有效性，例如制定了哪些规则，哪些机构负责实施，发生了哪些变化，以及实施的效果如何;（3）社区为何能够成功制定与实施这些规则，具有哪些深层次的动因。除村民外，对景区管理局、公司、外来经营者、NGOs等行动主体的访谈，有助于了解外部行动者如何看待LK对自然环境治理实践的成效。征得访谈者同意后，所有访谈均进行录音，访谈结束后及时转录。在调研中充分运用观察法，将其与访谈法互相结合，对所访谈材料进行检验。例如，在社区内外，观察卫生环境的保持情况，垃圾是否及时清理;客栈修建是否杂乱无章，建材是否就地取材;社区通往景区道路两边的环境卫生及景观状况等。为了充分掌握资料，笔者还收集到大量二手资料，例如《德钦县志》《圣地卡瓦格博秘籍》《雪山之眼》《雪山之书》等，尤其是4个版本的《村规民约》，有效补充了一手材料，符合三角测量有效性和完整性原则[53]。
运用深描法对收集的材料进行阐释分析。首先，对多个版本《村规民约》、访谈材料和二手资料等进行分析，得到LK对自然环境治理主要涉及土地资源、森林资源、草场资源、自然景观、卫生环境等具体维度。其次，通过对自然环境治理事件与故事的深入阐释，发现LK成功运用于自然环境治理的背后具有独特的结构机制与当地传承至今的社会治理结构密切相关，例如村规民约、传统约定、家长会等，而这一切均围绕神山崇拜展开。
3 LK对自然环境治理的实践过程与效应
3.1 实践过程
村规民约是LK的重要载体与外在表征。自古以来，藏区就有利用村规民约治理社区的传统[54]。1990s初，为协调本村与周边村寨利用自然资源的矛盾，全体村民在家长会上商讨解决办法，决定效仿传统举措——制定与实施村规民约。村委会请有文化村民（如13M60），将达成的共識形成文字，修改后报请西当行政村和云岭乡政府批准（图2）。 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始，村民通过为游客提供牵马送客服务和客栈接待服务，发展起了民族村寨旅游。村民鉴于交通不便无法从外部运入建材的情况下，通过就近砍伐木材方式修建独立客栈，影响了村寨到景区沿路景观，以及旅游开发引起的草场保护、旅游接待规范、户籍增加等问题，事关全村旅游持续发展。事实上，村民在与游客交流过程中也意识到问题严峻性。彼时，当地政府尚未关注到该村旅游开发，更没有进行环卫、交通等基础设施投入，村民只能依托家长会发挥村规民约作用，对《村规民约（1991版）》进行完善并实施《村规民约（2004版）》，有效遏制了旅游开发对自然环境的消极影响。但《村规民约（2004版）》对土地资源和卫生环境尚未关注，不利于解决村民修建客栈占用土地资源和游客产生垃圾等问题。为此，在TNC1指导下，该村对《村规民约（2004版）》进行修订并实施《村规民约（2005版）》，认识到卫生环境对旅游发展重要性，并划定卫生责任区，实行包干负责制。从2008年始，该村旅游开发步入快车道，外部利益主体进入承包客栈经营业务，这刺激了村民修建客栈以获取承包费，无形之中给森林、土地资源带来巨大压力。为此，全体村民对《村规民约（2005版）》进行修订，并实施《村规民约（2010版）》，对自然环境保护与治理进行更严格规范，直至今日依然在约束旅游开发对自然环境的利用，并取得良好效果。
除成文性《村规民约》外，雨崩村还保留大量不成文的“传统约定”，规范和约束村民利用自然资源和保护环境行为。例如，“不分家”的传统家庭制度意味着不必建更多新房，从而减少对土地、森林资源占用。旅游开发后，大量“传统约定”依然嵌入村民日常生活与旅游开发实践中，对规范村民的行为起到重要调节作用。
3.2 治理成效
雨崩村依靠成文性《村规民约》和不成文“传统约定”对村民自然环境利用和保护行为进行严格规范，取得巨大成效。
（1）通过抑制家户增长，实际规范了社区对土地资源利用。该村土地资源分为农用地和宅基地两种。在传统社会，“不分家”制度抑制家户增长，宅基地对土地资源占用较少。从1991—1999年全村从23户增至24户，年均增长率0.5%。1999年，该村有24户宅基地;在2000—2002年，仅新增房屋两间[55]。每户拥有田地不少于0.4公顷，由于家户增长较慢和受耕种条件限制，农业用地扩张不明显。旅游开发后，《村规民约》约束了家户过快增长，减缓对土地资源占用。家户增长表现为两种形式：外嫁村民回迁和原生家庭分家。2000—2004年间由于对未来旅游经济收益预期向好，3户外嫁村民回迁并获得旅游参与和收益分配资格;旅游参与和收益分配以家户而不是人口数量为基本单位，3户村民为此采取分家策略。全村从24户增至30户，年均增长率（6.25%）是1991—1999年间12.5倍，新增人家修建房屋占用更多土地资源。因此，《村规民约（2005版）》对此进行严格约束：“本村外出人员在外村安家后，不准再迁回本村安家落户”。自此，该村基本杜绝了外嫁村民由于旅游经济收益再回迁的现象，仅有个别外嫁、入赘村民因婚变而回迁（如28M40）。《村规民约（2010版）》对此规定：“因婚变回村，不得新立户主”，此后没有再发生类似回迁现象。《村规民约》对“原生家庭分家”的规约随着客观情况变化逐步趋向严格。例如，《村规民约（2005版）》对此明确规定“需从分家后，另起炉火之时，始算一个新增户”。《村规民约（2010版）》则对“牵马轮流总户数”进行严格限制1，将家户控制与经济收益挂钩，最终取得从2005—2010年间仅增长1户（13M60）的良好成效。
因此，通过成文性《村规民约》和不成文“传统约定”，雨崩村在规约家户增长对土地资源占用与旅游收益获取之间基本取得平衡，纾解了社区因旅游开发对土地资源过度占用的困境。
（2）通过《村规民约》和神山崇拜对森林资源消耗行为进行严格约束，取得旅游开发与森林资源保护的良性平衡。村民使用木材作为修建房屋（客栈）的建筑材料，以及利用薪柴做饭取暖等形式消耗森林资源。在传统社会，村民对森林资源消耗并不大，且社区规定一年只允许两户人家备建新房木料。事实上，全村对薪柴消耗也有规范，例如只允许砍伐自然枯死树木。旅游开发后，多数村民为接待游客而修建独立客栈。由于未通公路，土木结构的客栈所需木材只能在周边山林中砍伐。据村民（06M40）讲，一栋34个普间客栈约需木材38m3;一栋15个标间客栈约需木材25m3（11M50）。为此，《村规民约（2005版）》对村民砍伐木材报备程序、数量和区域进行详细规定。除修建客栈外，为游客提供餐饮要消耗大量薪柴。据调查，游客用柴量约为8千克/人/天，以2017年3.1万游客每人平均逗留两晚计算，共需薪柴量496吨，这不包括常住人口和外来经营人口用柴量。一般村民都能遵守“薪柴只能砍伐死树，严禁砍伐活树”的传统约定，外来经营者也必须遵守，否则予以罚款。
尽管部分村民为修建客栈采取偷砍木材方式，但任何人都不敢突破禁伐区域砍伐木材，这与他们虔诚的神山崇拜密切相关，至今尚流传着一则“确有其事”的故事：
砍伐神山卡瓦格博保护伞，危及家人生命。有一户人家的小孩突然生病，医生看不好，用什么药都不管用。恰好有个喇嘛经过村子，这家人请他给孩子算命看病。喇嘛问这户人家，“家里是不是砍了去神湖路上的一棵大树？这棵树是卡瓦格博保护伞，不能砍，一旦砍了就要遭难”。主人开始说没有砍，后来才得知是小工砍了，赶忙问如何补救。喇嘛告诉主人，只能在这棵大树的旁边虔诚地种一棵小树，并请活佛念经加持，小孩的病就会好起来。这户人家照办后，孩子很快康复。（11M50）
因此，具有高度禁忌约束力的神山崇拜深深地嵌入在村民森林资源利用行为中，《村规民约》和传统约定得以严格约束村民和外来经营者森林资源消耗行为，取得了旅游开发与森林资源保护的良性循环。
（3）《村规民约》和牧业转场制度的严格实施，有效保护草场资源。雨崩村高山牧场水草丰美，适宜牦牛、犏牛等高寒地区牲畜生长。在旅游开发前，牧业在村民生计中占有更重要地位，家家戶户有专人放牧。全村牧场大都海拔三四千米，为有效利用与保护草场资源，采取严格转场制度，《村规民约（2005版）》对此进行严格规定。旅游开发后，绝大多数人家由于主要劳动力投入游客接待中，抽不出人手放牧。2014年6月笔者调查时发现，全村仅有两户人家有专人放牧，但依然遵守转场制度。对这一规范的自觉遵循与实施，同样与神山的“神性”密切相关： 祈求神山，寻回丢失的牲畜。爷爷70多岁了，一直在山上放牧。牛羊走丢，爷爷和家人如果都找不到，就在走丢地方烧香，祈求卡瓦格博将丢失的牛羊放回来。村民都认为牛羊走丢了又找不到是被神山藏了起来。两年前，爷爷就遇到过一次。走丢了1头牛，全家人找了两天也没找到，后来祈祷神山。在牛走丢地方，焚烧香柏枝、五谷、撒净水，向卡瓦格博等各路山神祈祷，顶礼膜拜，请求将牛放回来还给我们家。祈祷之后，丢失的牛果然找到了。放牧人家不能破坏草场，要严格遵循转场规定，否则卡瓦格博就不保佑我们，丢失的牛羊就真的找不回来了。（25F25）
藏民严格保护草场，自觉遵守转场制度，在牲畜数量与草场载畜量之间保持平衡。这既与《村规民约》严格规范密切相关，更重要的是全村对神山“神性”深信不疑，祈求保护而规避惩罚，即使旅游开发后依然如故。因此，雨崩村依靠严格落实《村规民约》和坚定虔诚的神山崇拜，有效保护草场资源。
（4）通过实施《村规民约》和达成新的社区共识，保持了优美自然景观。雨崩村属于自然文化类型景区，世外桃源般的自然景观是旅游吸引物本底。而这一优美自然景观的保持不是依靠上天恩赐，而是依靠当地人的自觉实践。在传统社会，为协调藏民利用自然资源与保护神山（景观）环境之间矛盾，土司、寺院和社区共同协商划定“日卦（rivgag）线”，即意为“关门”或“封山”，该村划定“日卦线”的历史已经有一千多年。（10M45）这条线一经划定就具有超自然神灵意志和权威，都能得到遵守和执行。但由于村民生计活动离不开对自然资源利用，为此规定：这条线以上为封山区，禁伐禁攀;这条线以下为资源利用区，可伐木，但须适度，不可乱砍乱伐，山上树木不允许出售到外地。依靠“日卦线”保护自然景观做法得到有效传承，如今“日卦线”内的“圣僧山”（当地称为“苯德勒”，保护最严格的神山）除寺庙用材外，任何人都不敢到此砍伐树木就是很好例证。可见，神圣程度越高的区域，保护的效果越好。
旅游开发后，村民通过《村规民约》制定保护自然景观的明确规则，还达成新的社区共识。《村规民约（2004版）》明确规定：“村内山林树木的砍伐……不得以任何理由在景区道路景点范围内砍伐，违者罚款300元”，《村规民约（2005版）》划定的“森林禁伐区域”与景观保护区域基本重合。村民也意识到在村庄到景区道路两边、景区周边砍伐树木行为必将影响景观效果，进而降低对游客吸引力。为此，2011年全体家长在家长会上达成砍伐区域新共识：上村禁止在大本营沿线砍伐树木，下村禁止在神瀑沿线砍伐树木，违者罚款，并采取互相监督方式。（12M45）
因此，雨崩村通过《村规民约》、传统约定和社区共识的严格实施，保持优美的自然景观，被海内外游客誉为“真正的香格里拉”。
（5）通过共同知识的规范达到了维持良好卫生环境的作用，精神信仰投射到《村规民约》中。接待游客以来，雨崩村产生了大量易拉罐、啤酒瓶、白酒瓶等现代垃圾。为维护良好卫生环境，全村通过《村规民约》实施“垃圾卫生管理”制度，“每户分划卫生责任区，实行包干负责制”。据此，村民定期清理垃圾，并将其统一放置游客看不到的地方，但均不同意就地掩埋或焚烧，以免污染神山，给全家带来厄运。在管理站成立后，景区管理局（或公司）出资组织村民用马帮将垃圾驮运出村。2008—2012年，分别产生22.7吨、43.887吨、40吨、42吨、45吨的垃圾，在旅游淡季时请马帮托运出村。所以，《村规民约》充分利用“神山崇拜”的宗教信仰调动了村民积极性，最终保持村内良好卫生环境。更为重要的是，雨崩村藏民在与游客互动过程中，逐渐培养起了现代卫生环境观念。
总之，在自主开发旅游以后，雨崩村为了破解旅游开发与自然环境保护之间矛盾，充分利用藏族LK实施成文性《村规民约》和不成文“传统约定”，有效规约村民利用自然资源和保护环境行为，在土地资源、森林资源、草场资源、自然景观和卫生环境保护等方面取得重要成效。而且将自然环境的神圣性（如神山崇拜）投射到《村规民约》的修订与实施中，如“森林禁伐区域”的划定，自然环境治理的效果与其“神圣”程度密切相关。
4 LK对自然环境治理实践的“核心-中介-边缘”结构机制
从雨崩村自然环境治理的过程和效果追溯中可以看到，村规民约作为LK表征对于保护自然资源起到重要作用。究其根本，在自然环境治理中LK显示出以宗教信仰为主、社区规范为辅并经由当地权力机构（家长会）监督与实施而得以发挥作用。
4.1 LK的内核：神山崇拜
雨崩村属于康巴藏区，全体藏民信奉藏传佛教和神山卡瓦格博。神山是当地藏民自然观的核心。卡瓦格博既是这座高大山脉主峰名称，也是以主峰为首的一群山神统称。传统上，神山崇拜不仅指“卡瓦格博”一座山神，而是以其为中心组成的山神体系（图3），其中，卡瓦格博处于整个神山体系顶端，统帅着其他神山。第二等级卡瓦格博家眷包括：妻子缅茨姆（也称为神女峰），儿子布琼松结吾学（又称为太子雪山），战将玛兵占堆吾学（也称为将军峰）等。第三等级是社区神山，即一个村子共同信仰的神山，例如苯布扎、十六尊者峰、卡瓦绒达等。这些神山之间彼此关联，共同形成以卡瓦格博为中心的“圣地”。在藏民心目中，卡瓦格博是至高无上的山神。“我们信奉的神山就是卡瓦格博，他不仅是雨崩村的也是全世界、全藏区的，是藏区八大神山之一，是莲花生大师从印度派出来的。他在藏民心目中已经变成上师、活佛，具有至上神性”。（12M45）在神山体系中，等级越高的神山被保护得越严格。最高等级的神山卡瓦格博保护的效果最好;第二等级的区域性神山如缅茨姆、太子雪山、将军峰等，保护效果次之;第三等级的社区神山如苯布扎神山，保護效果相对较弱，例如有的村民到此砍伐木材。可见，保护效果与神山的等级与神圣程度密切相关。藏族是在长期与自然环境打交道过程中，逐渐把卡瓦格博作为自己所处宇宙的核心来认识。为此，藏民对周边自然资源与环境的理解是以围绕卡瓦格博而形成空间观念为基础，构建了一整套独特的文化-生态空间认知体系，即以卡瓦格博为核心的神山崇拜。 村民对卡瓦格博“神性”深信不疑。他们相信：神山上所有野兽都是卡瓦格博神家畜;神山上所有树木都是卡瓦格博神宝伞，既不能猎取，也不能砍伐;神山喜爱洁净，不能丢弃垃圾等不洁之物，否则会污染神山。这一切通过打破禁忌受到惩罚和崇拜虔诚得到护佑两种心理力量而发挥作用，例如村民家中有人砍伐神树导致子女病危以及通过虔诚祈祷寻找到丢失的牛羊，都有力强化了他们的自然环境保护意识。该区域生态环境脆弱，当地人生计严重依赖自然资源，如不加节制必将危及生存安全。在传统社会，本地依靠政府治理环境的难度大，只能依赖信仰力量规范和约束村民合理利用自然资源，自觉治理环境。一旦违犯神山崇拜，必将受到惩罚乃至危及生命，这一禁忌强化了藏民神山信仰，规避了社区对自然资源过度利用。以“神山崇拜”为内核的LK奠定了村民从内心深处对于自然的尊重和敬畏，对卡瓦格博的崇拜作为一种最高存在的信仰被藏民视为真理、绝对和至神至圣。旅游开发后，这一核心信仰依然渗透到《村规民约》和传统约定中，对旅游发展和自然环境利用起到内生性的制约和平衡作用。从社区对自然环境治理的实践中发现，治理的效果与自然环境的“神圣”程度呈正相关关系。因此，必须遵守并传承当地依托神山崇拜所构建的一套具有区域特征的文化-生态空间认知体系，最终实现自然环境的良性治理。
4.2 LK的边缘：知识规则
神山崇拜属于LK的深层结构和信仰内核，而村规民约和传统约定等知识规则属于LK的浅层结构和实施层面。在传统社会，为协调藏民神山崇拜与利用神山资源之间矛盾，以及保护脆弱生态环境，统治阶层和社区共同协商划定“日卦线”，口头约定达成共识即“村规民约”，构建起一整套相关规则，为旅游可持续开发奠定基础。除此之外，藏族社会所形成的“传统约定”客观上限制了自然资源过度消耗，使其在利用与更新之间保持平衡。知识规则对社区成员利用自然资源与保护自然环境的行為具有强制而明确的规范与约束，属于外在约束力;而神山崇拜则属于内在约束，融入村民的自然观与价值观念中。
LK规则呈现以下突出特点。首先，成文性《村规民约》源于传统社会实践，《村规民约（1991版）》制定与实施的背景反映这点，说明藏民对于传统LK高度认同，遇到现代难题自觉到传统文化中寻求解决方案。其次，旅游开发后实施的《村规民约》中涉及自然环境利用保护条款直接源于传统LK具体规则，《村规民约（2005版）》中“绝对禁伐区”与“日卦线”基本重合，而这些规则又与“神山崇拜”内核密切相关。再次，现代《村规民约》不但体现了全体村民自下而上共同协商的契约性，而且体现以文字形式予以颁布实施的法律性，传统契约与现代律法有机融合。《村规民约（1991版）》制定以及修改完善，均是所有村民在“家长会”上协商一致而达成，并签名按手印予以确认。最后，大量“传统约定”和“现代共识”存在于社区中，它们与成文性《村规民约》共同规范和约束村民日常生活与旅游开发对自然环境的利用和保护行为。例如，2011年全体家长在家长会上达成砍伐区域新共识以及《村规民约（2010版）》相关规则，对于保护村内到景点沿线的森林景观起到重要作用。
村规民约和传统约定等知识规则属于实施层面，位于LK边缘层次。它以一种约定俗成的方式为社区设定明确行为边界，以现代奖惩方式在浅层行为层面上维持社区自然资源的合理使用和保护。这些规则制定是源于“神山崇拜”的LK内核，二者共同形塑了康巴藏区LK结构，形成了高山峡谷类型的自然环境治理实践模式。
4.3 LK的中介：权力机构
LK发挥效应关键在于实施层面。知识规则依靠全村最高权力机构得以制定与实施，这一权力机构的存在与藏区传统社会治理结构密切相关。1950s前，该村在行政上由阿东土司管理，宗教上由德钦林寺管辖。正户是每个村庄的基本社会单位，有份地1和房名的家户属于正户，没有土地的则为无门户。正户之上，便构成自然村或属卡2，每个村或属卡都有固定地域、山林、草场、牧场等自然资源，由伙头3和村众会（即家长会）负责管理。村庄之上，便是土司统治。“日卦线”和村规民约形成和制定后，交由伙头管理和监督执行。阿东土司和德钦寺喇嘛每年都要到村中巡视一次，一旦发现违犯者必将重罚。20世纪50年代后，当地社会结构发生根本变化。土司和寺庙共同统治被推翻，没有土地的人家分得土地和房子，取得正户资格和权利，但当地依靠村众会治理村寨制度依然保留。
目前，全村重大事务必须经家长会商讨才能通过并实施。召开的程序是，村民有了问题，在村里私下讨论，村干部知晓后通知所有家长召开家长会商讨并表决。该村在旅游开发前后制定与修改的《村规民约》都是由每户家长在家长会上协商决定，《村规民约（2005版）》对家长会作用予以确认。对于自然环境保护具体条款的制定，家长会具有集体决策权。如全体家长在家长会上决定实施“巡山制度”，由护林员组织全体村民每年集体巡山3次，且外地人不得参加，平时由护林员巡山，由此维护了家长会集体决策的权威性。同时，家长会在《村规民约》贯彻落实上的公信力保证了自然环境成功治理，例如，2008年大多数村民在家长会上否决1户人家分家要求，缓解了户数过快增长对自然环境的压力。
LK内核（神山崇拜）与边缘（知识规则）的执行和作用需要强有力的中介。这一中介就是传承至今的传统权力机构，他们是凝聚社区信仰文化的代表，通过将LK信仰融汇于行为层次上的《村规民约》，制定与完善符合社区需求的规则并有效执行，对社区进行有效自治，最终实现符合宗教信仰的环境治理。
4.4 LK的“核心-中介-边缘”结构机制
藏区LK呈现“核心-中介-边缘”结构（图4）。处于核心层（内核）的是神山崇拜，是藏族人最高等级信仰，并将其视为至神至圣;处于边缘位置的是传统社会形成与传承至今的《村规民约》和传统约定等知识规则，是LK表征与载体;处于链接核心与边缘的中介层则是传统权力机构（家长会），也是LK形成与实施的根本保障。其中，处于内核的神山崇拜最为稳固，是LK得以形成与实施的根本，规范处于边缘位置的知识规则，约束链接核心层与边缘层中介的运作，三者之间关系以神山崇拜为根本，从内到外规范与约束力逐渐降低。同样，处于边缘层的知识规则随着客观情况变化而调整完善，但反映并依靠中介层的传统权力机构维护神山崇拜的使命不变;处于中介层的传统权力机构有效勾连核心层与边缘层，通过制定与实施《村规民约》而使得LK得以彰显与发挥效应，从边缘层到核心层LK效力逐渐增强。 雨崩村正是通过“核心-中介-边缘”结构的LK体系对自然环境实现了有效治理。神山崇拜作为社区的内核信仰，植根于历史传承，深嵌于社区每个村民内心，奠定了社区尊重自然、敬畏自然的基本底色。作为LK表征的知识规则，传承于康巴藏区传统，并创新性地运用于自然环境治理实践中，得到全体社区成员的认同与遵守。源于传统治理结构的权力机构是社区自然环境治理的代表，对知识规则的实施与监督以及神山崇拜的凸显起到根本保障作用。总之，LK体系对自然环境有效治理的机制，体现了地方性力量对于缓解和制约现代性发展矛盾的重要意义。
5 结论与讨论
本文探讨了LK对自然环境进行的治理实践。以民族旅游村寨典型代表（雨崩村）为例，基于“文化持有者内部眼界”的方法论立场，采用深描研究方法，具体探究民族村寨在生计方式转型过程中，LK对自然环境治理实践的过程、效应与内在结构机制等问题。
民族旅游村寨秉持文化自觉理念，利用LK有效破解了旅游开发与自然环境保护的困境。民族旅游村寨拥有深厚、独特的LK，具有保护自然环境的元素。运用成文性《村规民约》和不成文“传统约定”等LK规则，民族旅游村寨取得了自然环境治理的重要成效。自然环境的神圣性投射到《村规民约》的修订与实施中，治理的效果与自然环境的“神圣”程度呈正相关关系。
对自然环境进行治理实践的LK呈现出“核心-中介-边缘”结构机制。LK结构包涵内核（神山崇拜）、中介（传统权力机构）与边缘（知识规则）3个维度，三者之间互动关系形成LK实践自然环境治理的内在结构机制。该结构机制的探讨弥补了已有LK和旅游治理研究不足。一方面，结构的挖掘丰富了LK内涵，对实践层面的效应发挥具有重要意义。尽管部分学者（如Berkes[39]）做了努力，但并未真正探討LK进行自然环境治理实践的内在结构及其作用机制，本研究弥补这一不足。另一方面，“核心-边缘”理论缘于新经济地理学，主要运用于空间经济现象解释，本文将其拓展至传统文化领域，而且创新性提出LK“核心-中介-边缘”结构机制。有学者（如郭慧玲[50]）已将其引入信仰生活研究，本质上也属于传统文化范畴，而本文则将其与自然环境治理实践勾连，尝试将其置于民族社区生计方式转型语境中，探讨地方经验对现代发展矛盾平衡和制约，对于真正实现经济、环境和社会文化三重底线平衡的可持续发展具有一定理论启示意义和实践探索性。
LK践行自然环境治理“核心-中介-边缘”的结构机制揭示民族地区文化和自然、人与地的相互依存关系。传承于传统社会的文化、自然相互自洽的生态系统是许多地方得以自治和实现良好发展的基础。民族地区具有深厚而虔诚的宗教信仰，例如藏传佛教和神山崇拜嵌入在当地人的日常生活和生计方式中，体现了以宗教信仰为内核的文化-生态空间认知体系，内在规范与约束着他们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康巴藏区神山崇拜信仰融入《村规民约》、传统约定等知识规则中，赋予传统机构（家长会）以权力，不但凝聚了地区力量，实现社区治理，即使在现代发展洪流中，这种历史传承的文化生态系统依然能维持地方传统，实现自然环境的有效保护。可见，深刻嵌入在民族地区社会、经济、文化建设与自然环境运行之中的LK，印刻着自古以来人类与自然密不可分、相互依存的关系，而非绝对的人对自然的征服和利用，体现了民族地区社会文化结构的独特性。
作为一个外来研究者探索民族旅游村寨依靠LK进行自然环境治理过程，实际上是一个文化认识和发现的过程。这一过程有赖研究者具身性涉入和理解。而要实现这种深度涉入和理解，研究者要摒除自身背景和生活世界所赋予的文化惯习，采取“文化持有者内部眼界”的研究立场，从当地人角度对LK进行投射性解读。这并不意味着研究者完全变为本地行动者，而是借助自身用于文化理解和阐释的思维逻辑和认知手段，通过追溯当地具象事件的底层逻辑，理解本地行动者的文化认知系统。例如，本文通过透视雨崩藏民保护环境以维护神山信仰避免惩罚等具体实践，把握村民对卡瓦格博崇拜这一文化底色，深刻认识他们独特的文化-生态空间认知体系，从而揭示LK实现自然环境治理的结构机制。LK研究是一个协商的实践过程。对于研究者而言，LK再现是文化阐释的实践过程，它既不是“原汁原味”的本地行动者知识，也不是外来研究者所携带的科学知识;它是一种再创作，是外来研究者与本地行动者协商生产的知识阐释。以LK结构机制的研究而言，最终的结论不是通过对本地人的访谈和案例地观察直接得出，也不存在于本地人知识结构中;而是研究者基于当地自然环境治理实践深入调查，把握LK象征符号的交流和解码过程（如神山崇拜内核如何转化为村规民约等知识规则），不断将得到的研究结论与本地行动者社会生活世界进行勾连与验证，最终得出LK具有“核心-中介-边缘”结构机制的结论。这种认识可能并非全然文化无偏，但它代表了研究者和实践者基于历史、基于本土经验对地方文化的有意义阐释。
诚然，雨崩村自然环境治理实践是成功的，但该案例地有其文化独特性。LK具有“基于当地语境，通过口头或模仿、示范得以传播，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通过共享的社会记忆进行集体化，并位于人们生活众多关联的界面”的特征[44]，这意味着在自然环境治理上有其区域性和有限性。案例地关于自然环境治理的LK主要针对高山峡谷类型地貌，神山崇拜、“日卦线”等规则不能直接移植到其他类型地区，治理效应发挥受到空间因素制约。为此，研究者应持科学主义立场，尊重LK区域性特征，二者优势互补，因地制宜，才能共同构筑自然环境治理实践的知识体系，最终破解民族旅游开发与自然环境治理实践的矛盾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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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vernance of Natural Environment through Local Knowledge in Ethnic Tourism Villages
LIU Xiangjun1， ZHANG Shiqin2， SUN Jiuxia3
（1. School of Management， Guangzhou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006， China; 2. School of Hotel and Tourism Management，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Hong Kong 999077， China; 3. School of Tourism Management，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China）
Abstract： Natural environment governance is crucial to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ourist destinations. Extant tourism research focused on the balance betwee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 increasing line of research highlighted the critical role of local knowledge in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governance， particularly in ethnic tourism villages. There are studies identified that the ethnic culture， namely the local knowledge， is indispensable in natural environment protection. However， the underlying rationale how local knowledge functions in governance of natural environment remains unanswered. The present study intends to explore this underlying mechanism by tracking the process through which local knowledge protected natural environment in ethnic tourism villages using Yubeng village in Yunnan province as an example. On the basis of a longitudinal field work from “the native’s point of view” and an anthropological method of “thick description”， this study depicted the interaction process between local knowledge and natural environment governance in Yubeng village. The effects and underlying mechanism of natura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hrough local knowledge were identified within the historical trajectory. The main findings were summarized into two aspects. First， the ethnic tourism village—Yubeng—broke through the longstanding dilemma between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natural environment protection using their local knowledge， including the written Village Rules and Regulations and the verbal traditional conventions. Through incorporating natural environment protection into these formal and informal stipulations， Yubeng village succeed in maintaining the pristine nature while accommodating tourists. Second， the local knowledge that protected natural environment demonstrated a “core-intermediary-periphery” structure. The mountain worship is at the core layer， illustrating the highest level and the most sacred belief in Tibetan area. The local stipulations， such as the Village Rules and Regulations and the traditional conventions， are the periphery element and representations of local knowledge. The intermediary linking the core and the periphery refers to the local authority （i.e.， the Patriarch Committee）， who supervised the transmissions and implementations of local knowledge from mountain worship to local stipulations. It is through the complex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core （mountain worship）， the intermediary （local authority）， and the periphery （local stipulations） layers of local knowledge that effective governance of natural environment was achieved in Yubeng village.
This embedded case study enriched the theoretical discussions on tourism governance and local knowledge. Through revealing the process and effects of ethnic culture in natural environment protection， this study identified the structural mechanism through which local knowledge facilitated tourism governance and natural protection. In a broad sense， this study highlighted the critical role of local culture in tackling the modern development dilemma between economic growth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he “core-intermediary-periphery” structural mechanism reflects the interdependent relationships between nature， human， and place， thus providing theoretical insights and practical implications for futur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terms of achieving the triple bottom line.
Keywords： local knowledge; natural environment; tourism governance; structural mechanism; ethnic tourism villages; Yubeng village
[責任编辑：王 婧;责任校对：宋志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