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尊崇周振甫先生。尽管时代已不是个人崇拜的时代,年龄也早过了追捧偶像的年龄。
　　上世纪60年代始读他的《诗词例话》,知道周先生的大名,而“文革”之后才听到他的两则故事:
　　1956年,《诗刊》创刊号拟发表毛泽东的十八首诗词。中国青年出版社约请主编臧克家先生写《毛主席诗词讲解》,臧先生要出版社的人加注,出版社把这个工作派给了振甫先生。他研读之后,对两首词中的两个词语提出了疑问。《菩萨蛮·黄鹤楼》中“把酒酹滔滔”句,“酹”原作“酎”。振甫先生认为,《念奴娇·赤壁怀古》中“一樽还酹江月”,是以酒奠江月。“酎”是重酿的醇酒,酎滔滔,无从解释,应是“酹”。《沁园春·雪》中“山舞银蛇,原驰蜡象”句,“蜡”原作“腊”。振甫先生认为,“腊”应是“蜡”比较合适。山盖上雪,用“银”来形容;原盖上雪,用“蜡”来形容。这些意见,臧克家都同意,最后也得到毛泽东的认可。
　　1948年,钱锺书《谈艺录》稿成。钱先生的渊博和睿智为学界公认,《谈艺录》的内容极为广博。为此,出版者开明书店委派振甫先生任责任编辑。他细核原文,并为这部书加了提要性的小标题,付出了大量心血。钱先生大为感动,35年后,《谈艺录》补订本出版,钱先生在《引言》中说:“审定全稿者,为周君振甫。当时原书付印,君实理董之,余始得与定交。”后来《管锥编》出版,周先生也出力甚多。《序》仅有一百多个字,钱先生感谢周先生的话就占了总字数的几乎四分之一:“命笔之时,数请益于周君振甫,小叩辄发大鸣,实归不负虚往,良朋嘉惠,并志简端。”
　　先生如此学问,如此人品,自然令人仰止。
　　第一次与周先生通信,是“文革”刚刚结束时,我正在为一本中国古代寓言的选文踌躇,贸然向先生请教。先生很快就回信:
　　
　　我的意思,可以精选,不必求备。有些比较难找的寓言,就可以不必选进去。
　　
　　先生可谓一语中的。我当时正在竭力搜求一般寓言选中不常见的篇目,以图“完备”。周先生在信中强调“不必求完备”,指出要“以精选取胜”“选出自己的特色”,使我茅塞顿开。先生在信中还教我如何评述:
　　
　　举个例,如鲲鹏的寓言,你可先把这个故事讲出来,讲完以后再加上一个说明,先指出庄子讲这个寓言要宣扬什么,是宣扬他的相对主义,因此,他所宣扬的思想是错的,错在哪里。然后再指出,这个寓言的本身,还可以用来表达什么,还有它的可取处。
　　
　　今日读庄,实在是一门学问,见仁见智,众说纷纭,周先生这里着重于写法上的指点。先生对一个素不相识的后辈,不厌其详地谆谆教导,令我十分感动。
　　上世纪80代初,认识了徐名翚先生,后来才知道他是振甫先生的女婿。夫人周佩兰,周先生的独生女儿,一位敬业的中学老师。交往日多,彼此熟悉了,我感到名翚、佩兰夫妇忠厚实在,一对儿好人。
　　1984年,《中学生阅读》创刊,语文学家周先生应邀担任了我们这个语文刊物的顾问(这里自然有名翚、佩兰的功劳)。他在给中学生读者的题词中强调了“熟读背出”的重要:“演员要演好戏,要把台词熟记背出,把它化为自己的语言,把它的思想感情表演出来,才能演好戏。读古今传诵的名篇和它相似,也要熟读背出。”
　　1985年,我和名翚负责组织编写《中国诗词曲赋辞典》。这部书审核增补,几经反复,从开始着手到最后出版,迁延竟达11年之久。周先生一直给以支持并写了《序》,说:“将诗、词、曲、赋四者合编为一,是值得称许的富有开拓性的尝试。”
　　周先生在北京幸福一村的寓所我去过多次。出版社的职工宿舍,普普通通的单元楼,住得并不宽绰。每次去,只要先生在家,总是一个人在书房里安安静静地读书或写作。周先生谦和儒雅,只是说话声音细而低,我耳背,听不清楚;周师母的浙江话,十句我能听懂一两句就算不错。所以常常是名翚领着我先向先生请安,然后就退出,不去打扰。我也真不想占用先生极为珍贵的时间。但先生凡有新作出版或旧作重印,见面时总要赠送,而且题字、钤印,一丝不苟。先生选注的《文心雕龙注》《李商隐选集》和论文集《文论散记》等,我都有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