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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清代，浙江人文鼎盛。每值乡试，赶考士子云集省会杭州，从而促成了考市的形成。考寓租赁、市肆交易及工匠、脚夫之雇佣等方面展现了考市的繁荣场景。官方以禁赌为主的考寓管理，以禁强行买卖、店铺欺诈、偷盗等为主的市场管理则揭示了考市秩序的混乱场面。其诸般面相体现了乡试对省会城市的重要影响。因受战事等因素的影响，应试者渐少，考市日渐萧条。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及乡试的停止，考市亦寿终正寝。
[关键词]清末，乡试，杭州，考市，《申报》
考市，而非“考试”，却与传统的科举考试密切相关。有清以来，各省每三年在省城举行一次乡试(亦称乡闱)。前来赶考的众多士子促进了城中各色市场的形成及繁荣，当时人称之为“考市”。因受文风区域性差异的影响，江南考市，特别是江苏、浙江的考市甚为繁荣。《申报》便详细记载了清末浙江乡试时杭州考市的场景，为我们全面而深入地了解考市提供了有利的依据。目前，学界尚未对此给予足够的关注，这为本文提供了立论的空间①。希望笔者的解读能够深化学界对考市及乡试的认识，不足之处，尚乞方家指正。
清朝，德教覃敷，人文蔚起，科举考试不失为一壮观之景象。从顺治三年(1646年)首次开殿试取士，到光绪三十年(1904年)的最后一次殿试，在此二百五十九年的时间里，共举行文科常科一百一十二次，取进士二万六干八百四十九人，浙江作为江南大省，中士者便有二千八百零八人，仅次于江苏而居全国第二②，足见浙江人文之渊薮。清代乡试从顺治二年(1645年)开科到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最后一科，共举行了一百一十三科。其中浙江乡试始于顺治三年(1646年)，共举行了一百一十二科，中举者一万零八百零五人，另有驻防举人六十三人。他们大部分曾“若过江之鲫……负笈担钱，不远千里，既抵省垣”，前赴乡试。这支浩瀚的队伍，究竟有多少人，我们已无法进行确切的统计。但是，可以根据乡试考场——贡院号舍的数量变化对其估量一二。
清初，杭州贡院“举子号舍旧设四千八百五十间，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巡抚赵士麟增建五千一百二十间，犹不敷用……五十年(1711年)巡抚王度昭复添建二千三百间，共一万二千二百七十六间。“直省号舍之多，无过于浙者”。此后，又有增建，基本上控制在一万二千余间的规模以符合浙江乡试之所需。乾隆十二年(1747年)，浙江布政使唐绥祖奏陈增加乡试副榜折中言：“今日者，即就浙省而论，从前应试举子尝以一万二千六七百人为率。”即可证实此点。咸丰年间，太平军曾两度占领杭州城，贡院被毁①。同治四年(1865年)，巡抚蒋益澧对旧有号舍进行修缮，一律改阔为一万一千三百三十五间。同治五年(1866年)，巡抚马新贻购民地拓旧址，增建号舍八百余间以符旧数”。到光绪五年(1879年)又有所扩建。《申报》载：“浙闱试卷每科总在一万二千有余，近数年来辄患坐号不敷，各府绅士捐资添造，现已增至一万三千二百余间。”根据贡院号舍的规模来推算，有清以来，在浙江省一百一十二科的乡试中，在杭州城应考的考生达到一百余万人次的规模促成了考市的形成。
每逢大比之年，浙江省内数以万计的应试士子涌入杭州城，他们的首要之事便为租考寓以定住所。因乡试文闱考场设在贡院，所以，考寓首选之地自然以贡院附近为宜。以致“贡院前青云街一带，面铺房屋，刻下均被赴考者租赁一空”，城内它处客房亦是拥挤不堪。远处府县的考生在经历了一番长途跋涉之后，却每每苦于无考寓可租，只能背着行囊，担着书篮在街上徘徊。因难求一处卧榻之地，在屋檐下苦等天亮者比比皆是。这无不触动着各处考生同乡义士的怜悯情怀。所以，外乡仗义疏财之士纷纷在杭州城建立试馆(会馆)，以供本乡应试者所居。以宁波府为例，该府考生往往“自郡至省，渡曹娥、钱塘两江而后至，至则无所栖息，旁皇道左，求一廛之受而不可得”。每届秋赋之时，鄞县考生中“寒素之家，左右称贷，以供行李。及其渡江赁宅，投止无门”。烈日暴雨之中，往往四处奔走，“求一息肩憩足之地而不可得”。所以，鄞县众缙绅及好学乐善之人于同治十一年(1872年)在贡院东桥下的文龙巷购地，并建“坐北朝南房屋一所，计四展，约二十余间，俾赴试者卸担有所，得从容觅寓。其愿住馆中者，按照派定床铺安顿。如已住满，后到者另觅寓处，不得强搀”。在浙属十一府中，该会馆是第一个为赶考士子在杭州城所建之试馆。象山县亦向无会馆，来省应试士子“乏力租寓，屏营道左，殊形苦楚”。光绪初年象。山禀生陈素涛“屡拟出资，建造会馆，以裨寒唆。讵，事未从心，赍志以殁”。其妻孔氏承其志，于省城贡院东桥文龙巷内建造会馆一所，计屋六十三间，“乡试士子得以从容就寓，不致绕匝无栖”。光绪十四年(1888年)至十六年(1890年)，奉化童生孙锵与乡人士子匀集巨赀，在杭州城买地八亩有余，筑成奉化试馆。至此，宁波所属之鄞县、慈溪、镇海、象山、奉化在杭州城皆有试馆㈣㈣。各处在杭州城试馆(会馆)的增设，说明外地考生远远超过了该城旅店所能容纳的极限，亦见此业之兴。
面对由这些文化人组成的庞大的消费群体，城中各行生意者自然把握好此次逐利的时机。“杭城各铺户，无论大小行业，值三岁大比，凡科场应用物件，无不取给备至。各色物品中“以书坊为最多，古玩、玉器次之，考货、洋货、烟袋、磁器又其次也”。其中，笔店、墨店、红木店、扇店、考具店、食物店、照相店、洋漆店等“不一而足”。“城厢男女，争看热闹，如凫之趋、如蚊之聚，摩肩擦背，拥挤不开”，茶坊酒肆更是座无虚席，“舟桂轩茶园自午后至上灯时几无插足之地”，好一派热闹景象。在清时人的记录中，贡院南端的青云街一带是名符其实的考市主场区域，“地处北隅，本极冷僻。唯乡闱之际，考客咸集，颇为热闹”。从有玉桥起到登云桥一带，“店户栉比，竞无一间空屋”，而永宁街至青云街“亦无隙地”，“各店铺之开设者，东至三角荡文昌阁止；西至横街观桥、清远桥止；南至仙林桥、五福楼、长庆街止；西南至登云桥、有玉桥止。东、西、南三隅折而算之约有二里之遥。作为文化街区，书铺之多亦是自然。至光绪八年(1882年)，“书坊销场稍广，而店多至三十余家”㈣。此后增加到五十余家，到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又续开二十余铺”，达七十余家。与书铺相应，沈茂才笔铺是士子纷纷光顾之处。《武林市肆吟》载：“兔颖羊毫善取裁，青云街里管城开。一枝买得文三万，独数杭州沈茂才。”此外，虚白斋笺纸、林云楼装池都是考市的品牌店。
青云街因临贡院而成兴市，又因其南端的登云桥丰富了它的文化内涵。登云桥始建于宋，重建于明，“每棘闱榜发，获隽者由贡院赴布政司饮宴，鼓吹导引，必登此桥，取登青云之义，故名”。“待到三年赶一回，登云桥畔店齐开。竹篮储得诸般物，助尔抡元更夺魁”。该诗句道出了市肆经济为科考服务，为士子助威深层含义。 各店铺在考试后便会陆续撤下，待到下次乡试之际，复此生意。光绪二十年(1894年)甲午科乡试时，各店在各省士子来杭之初，便已早早陆续迁至青去街一带，店主或租用店面，或就地设摊，青云街考市渐渐热闹起来。该场乡试自八月初八日入场到八月十六日结束嗍，街上店铺及摊位在“八月二十以后，货物销空。遂陆续闭歇，至月底则迁徙一空”。
然而，部分店铺及摊位并非就此歇业，而是赶赴文闱之后的武闱市场。武闱虽不及文闱壮观，却是考市得以延续的重要因素。
文闱接近尾声，武闱将临。“通省武生舟车而至者络绎于途”，“凡纠纠之士，欲与鹰扬宴者”齐聚省垣，有的暂在抚院前后，或在箭道巷、或在白马庙巷等处租赁房屋而居，有的租寓于望江门及羊市街一带㈣。我们无法确切得知每届参加武闱的考生数量，但是，从甲午科武闱来看，参考人数不是很多，“本科与考武生共有四千二百余人，临场不至者三百有奇，马箭违式被贴者二百余。故，考步箭者不过三千五百余人”。武闱考生人数虽与文闱考生人数相去甚远，但是，他们给考市带来的生机却不可小觑。
各武生来杭后，每在天气晴朗之际，便在候潮门外罗木营试演弓马，以期技艺精良。其英姿吸引城中居民前往观之，以大饱眼福。“商民遂将各考店由青云街移至上城箭道巷、六部桥一带，以卜利市。唯书坊则皆收拾归装矣”。小本营生者，或卖腐浆，或售水果、糕饼之类，等等摊铺为博蝇头之利而“争设摊场，几若附膻之蚁”。由此，考市又因武闱而得以延续。城中箭道巷的弓箭店便是为武生特设之所。“蓬矢桑弧志四方，少年马上射天狼。一枝难买阴功箭，听尔能开五石强”道出了武闱的另一番气势。
考市的繁荣还表现在各种工匠及脚夫的异常忙碌。就文闱而言，在清代文闱一百一十二次的常考中，每次考前都要照例对贡院号舍进行修葺或扩建。无论在次数上或是数量上，这无疑都是一个长期而又相对浩繁的工程。“杭省之贡院，每遇乡试之年，例于五月间开工修整一切”吲。大至修整屋宇、搭盖逢厂、装潢铺设，小至添补器用、采买食物，各种土木丹青之工作为各式工匠提供了操业机会。再以贡院供水为例，每值乡试，为了给应试士子提供考试时所需之用水，官方要雇佣大量的运水挑工及船只，从西湖等处担水至贡院。直到光绪五年(1879年)巡抚梅启照用洋铁管从涌金门引水至贡院，并在贡院内各号舍间建立了自水系统，挑水夫之需方为大减。但是，“嗣因铁管中水行甚缓，恐一时不能敷用，仍于西湖中雇有巨船二十七只，满载湖水，由西湖螟拔人城河，至东西桥停泊。此来彼往，转运不绝”，以保证士子咸得清泉一勺。这无疑为大量的挑夫及船运工人提供了赚钱时机。就武闱而言，各武生施展技艺之场所在候潮外的罗木营。每至乡试，官方都要对这里的马道、靶场等进行修缮，而后方可让武生使用。这也自然需要一定数量的工匠等劳动力。
实际上，考市中最为活跃的一种散工是在各处为考生提拿行李、考具等物品的挑夫。每到乡试开始前，挑夫便开始游走于城外水路埠头、陆路驿站及城内各街衢、店铺之间，与身负重物之考生主动搭讪，以谋脚工一份。乡试结束后，众多士子齐离杭州城，挑夫往往不够敷用。“三场事毕，各府县考生均先后束装回里，挑担人夫利市十倍，竟有召雇终日无人应命者”。
乡试期间，文闱也好，武闱也罢，应试士子无疑成为考市形成、繁荣的主要动力。但是，繁荣背后却隐含着令官方甚为担忧的市场秩序。
“杭垣为省会之地，市廛繁富，水陆通衢，每届大比之年，生意倍形热闹，而作奸犯科之徒亦较常为倍甚”。乡试时，各处厘卡对赶考士子的盘查甚为宽松，“以致市侩奸商往往将货物改装箱笼，冒充应试，以图偷漏税金”。所以，浙省每值税收欠佳之年，便“札行各州县，凡士子之来省取应者，由县给予护照一纸，注明行李几件，箱笼几只，零物若干，以便到卡呈验”。如无凭照，便按冒充者处置，对其严办。某些赶考士子亦借此机做如是之举，以图私利。《杭报》载：“浙省士子虽多规行矩步之流，然，利令智昏、不守卧碑者亦比比皆是。每逢大比之年，赴试省垣之士屡有不肖生贡，挟私偷税，关卡而过，藉为利薮。”众官员“恐其恃众滋事，任其所为，不敢深较，付之不见不闻而已”。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乡试，兵丁便在拱宸桥新关一带查获“嘉湖考船数艘”，“于某生行李、箱笼中搜出漏税私货甚多，当即禀知税务司，照例扣留，按章核办”，而“某生等拟激集同考诸生，齐赴关署，索偿原璧”。可见，此等考生气势之嚣张。
各式店铺亦多抬高物价，甚至“造卖假物”以欺骗士子。“乡试之年，每有造作假物以伪乱真，或人参、药材、古玩、玉器等项，或行藏得用之物不坚固者，登门求售，骗朦远来士子”。更有甚者，“横勒士子”进行强买强卖哪。好在士子考试之所需大多由贡院采买并在考试时统一配给。于是，又滋生了另一种不良之风，即“有好利之徒，谋为行头，营为包管，取而彼侵其半，实假公以济私也”。这些行头或是商人，或是无业游民，甚至是官方胥吏。他们游走于各种店铺，打着采办的旗号，从店铺中低价索买物品，“虽云给价，所偿之价不足贻累，或言借办，而所办之物未免吏胥留难”，各铺蒙受其累，此乃闱场历年之积弊。虽然，早在清初，官方便每在采办物品之时，将采购物品的名称“张之通衢”，以利于各铺户自行到官府出售。并命令负责采买之官员要“面给原价”，“不令行头总领”，胥吏更不得中饱私囊。但是，此痹症并未杜绝。如光绪二年(1876年)丙子正科，仍有以当差为名目，或有“行头串同胥吏从中勒持需索”者，致使官方对正常的物品采办“尤为烦扰”。所以，浙江巡抚杨昌浚再出禁令：“各项当差名目，一概出示禁革。买物则照市价，雇工则照民价。”“如有前项情弊，许指名禀控，或即捆送到辕，以凭发县究办。并许将首告之人立即释放，决不羁质。倘甘隐忍不发，查出一并严究。”光绪八年(1882年)浙江巡抚陈隽丞发布告示，对此严加限制，告示规定：“从前办理科场，有不肖丁役勾串各业行头人等，勒派贴费，以致百物昂贵，匠作工艺人等藉此独断横行，假公济私，大为间阎之害。……本年举行壬午科乡试，修理贡院，搭盖篷厂，添备动用对象，以及各处采买并雇用各项工作，匠人与船挑、轿脚、夫役等项，一概照民价给足钱文，并无丝毫折扣。”如有不肖行头，勾通衙门丁役，“短给价值、折扣钱文”，“许尔等将行头、丁役扭送来院，以凭发县，从严究办”。
考市之痹症尚有其他诸端，我们仍可以从陈隽丞所发的告示中窥见一二。布告又云：“浙省船埠垠夫、轿夫、挑夫，每多择人，而噬见良懦者，即恃众吓勒……或强挑行李等事，深为可恶。”“米谷柴炭、鱼肉采蔬、笔墨纸砚，并动用器皿、衣履什物等项，每遇场期，前后无不骤然增价。不特欺朦士子，并且病及民间。”足见考市市场秩序之混乱。官方亦对此明文发令，严加制止，“严拿”“从办”等语屡见于文告。至于落实程度如何，由于史料记载 所限，我们无从得知。
乡试时，考寓的租赁及管理也是考市秩序的一项重要内容。此期间，总有大量赌徒冒充考生在城内租赁考寓，组织杭州城各色人等从事赌博。更有染赌之劣生从中包庇，以应付官方之查禁。这些赌场式的考寓于文闱时多集中在贡院一带，于武闱时则集中在凤山门一带，而后者尤盛。光绪八年(1882年)，贡院东三角荡地方有一某姓赌场，《申报》对其描述到：“巨第房屋深邃，门墙坚固，其厅楼共有五六进。”考客“以重价租定，计洋二百余元”，“内立账房，外设把门，其中更请有武生数十名，拳师十余人，以备御侮。无论军民人等皆可赴赌，胜负至盈千累万，不差毫忽。杭州城的积年赌棍人其彀者已十余人，闻皆全军覆没而返”。各路赌棍云集于此，故东桥一带“凡属酒炉、茶灶、饭馆、烟灯及各项熟食之摊，各色水果之担，生意陡增十培，较之西桥青云街之考市殆有过之无不及也”。足见考市赌风之盛，且与科举考试的文化实质形成了强烈反差。
官方对此习气自然坚决禁止。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七月，杭州太守林启“出示严禁，并责成房主，如有前项情弊，许即禀报，酌给赏赀。倘代为隐匿，定将房屋人官，并提案重办不贷”。十月又“特斥保甲局认真稽查”，并“转饬各分巡及科场委员逐段查察，责成房主，凡有租考者，必须问明来历。倘有贪利滥租者，一经查出，立即重惩。……严禁武生包庇赌博及斗牌、掷骰等事，如有不遵，立提到案。不论是否考生，一概照例严办，并不得以逢场作戏为辞，希图脱罪”。
乡试时，也是盗贼、扒手伺机作案之际。他们或混入考寓或穿梭于街衢市肆从事盗窃。其中宵小(夜间盗贼)尤其猖獗。官方对此甚为防范。光绪二十年(1894年)甲午科乡试，官府警觉到“乡闱伊迩，难免宵小潜踪”，所以“派科场保甲委员分段巡查，凡有考寓，须分别造册”，“一面札行各学办考教官核对，如或不符，立即密拿究办”。至于扒手，他们大多选择最为热闹的街市行窃，青云街是其首选之地。这一带“店铺如林，考客往来非常拥挤，匪徒扒手亦多混迹其间”。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浙省最后一次乡试时，官方派出警察、巡勇及县署差役加大巡察力度，“数日之内共获窃贼七人”，送至保甲总巡局，严加重责，“然后枷号示众，以警其余”。
清朝延续着明朝的科举制，基本上奉行三年一次的乡试制度。但是，也有因战乱而停办的情况。浙江乡试先后因太平天国运动而导致咸丰十一年(1861年)辛酉科、同治元年(1862年)壬戌科、同治三年(1864年)甲子科乡试停办，前两科于同治四年(1865年)补行，后者则与同治六年(1867年)丁卯科并加补行。后又因义和团运动，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庚子科、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辛丑恩、正两科，皆停办，均在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齐并加补行。因现有史料之所限，我们很难追忆同治年间乡试的情况，更无从谈及考市场景来揭示战争对它的负面影响。但是，我们可以对甲午中日战争及义和团运动时杭州考市的场景进行简要描述，以观其一二。
光绪二十年(1894年)七月底，已近浙江甲午科乡试之期，而“外府来杭应试者尚属寥寥，通计不过十成之四”，其原因多为“海疆有事，宁、台、温三府之人尚在观望”之故。所以，“贡院左右，以屋租考者苦于无人闻鼎。青云街赶考各店，生意亦清淡异常，所售货价约较往年为廉”。至八月初七日“各府、州、县士子与考者齐集省垣，统核人数仅得八千余人，即有续至者终不满九千人”，而温州等处因中日海战而“海道梗塞，来者尤稀。至八月十五日，乡试头场已进行，而到者仍不足九千人。《申报》载：“浙省乡试，每逢正科，应试者总有一万二千有奇。……本科头场实到者不满九千。”一方面“因七月间天时炎热，河水枯浅，船只不便来省之故”。此外，“加以日人犯顺，滨海各县到省者廖廖”，“是以考数较少也”。受此战事影响，考生于终场之后便“束装旋里”而无心留恋考市，“以致货物滞销，赶考各店所存各货无不折本售去。盖将原货发回，不免又费一番水脚，不如贱售之，为得也。书铺中，石印书售价较平时约可便宜六七折。磁器铺即对折亦肯卖也”。
海疆刚靖，北方义和团运动又起。“浙省谣言四起，听夕惊惶”。“富家大户，咸思迁地为良，而游勇土匪，因之乘机抢劫”。战争之恐惧撕裂着百姓的正常生活情态。这无疑加重了官方对社会秩序的高度重视，并采取一定措施来增强百姓的安全感。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乡试，官方便甚为担忧杭州城的治安，所以，特将省防新右军营勇从绍兴调回杭州，“以防不测。光绪二十九(1903年)，清代终结版之乡试时照例举行。然而，“三场告竣后，由弥封所解，人内廉之卷，只七千八百五十六本”。可见，考生之寥寥。书肆之经营自然更为惨淡。本科乡试赶考市的书坊有七十余家，“唯生意寥落……书价从廉，较平日只六七折，而房租、食物较贵于往年。恐业此者难免亏折也。《大公报》(天津)亦载：“杭城书肆因去年生涯踊跃，遂今春另开数家。不料，乡试既毕，核计盈绌，大不及去年之半，因而各有退志。”该报在杭州城的两家派报处也已停止派报，所出售史学等书籍“亦将次第闭歇。书市尚且如此，其他生意更不待言了。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八月，清廷发布上谕，接受直隶总督袁世凯等人的吁请，停止科举取士。“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其以前之举、贡生员，分别量予出路，及其余各条，均着照所请办理……”在中国历史上延绵一千三百余年的科举制度由此宣告终结，各省乡试亦立即停办，考市自然消失。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浙江巡抚张曾扬奏请以省城贡院旧址改建全浙师范学堂，三十三年(1907年)动工，三十四年(1908年)校舍落成，又名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由此，近代的学堂取代了旧时的贡院，融入了清末教育制度转型的历史进程。
总之，清代杭州考市是科举制度下乡试的附生品，它与浙江相对鼎盛的人文环境极具关联。有清以来，百万人次的赴试考生成为考市形成及繁荣的主要动因。从杭州城地理空间的分布上看，清末杭州考市形成了二大中心区域：一是文闱时以贡院为中心的青云街、永宁街一带，一是武闱时以罗木营为中心的候潮门、凤山门、箭道巷、白马庙巷一带。乡试时，考寓租赁之紧张，热闹的市肆交易及工匠、脚夫之雇佣等方面展现了考市的繁荣场景。官方以禁赌为主的考寓管理，以禁强行买卖、店铺欺诈、偷盗等为主的市场管理揭示了考市秩序的混乱场面。其诸般面相体现了乡试对省会城市的重要影响。因受战事等因素的作用，出现了乡试不举、考市难开，乡试虽举、考市难兴的局面。至科举制度被废除，考市也随着乡试的停止而寿终正寝。
[关键词]清末，乡试，杭州，考市，《申报》
考市，而非“考试”，却与传统的科举考试密切相关。有清以来，各省每三年在省城举行一次乡试(亦称乡闱)。前来赶考的众多士子促进了城中各色市场的形成及繁荣，当时人称之为“考市”。因受文风区域性差异的影响，江南考市，特别是江苏、浙江的考市甚为繁荣。《申报》便详细记载了清末浙江乡试时杭州考市的场景，为我们全面而深入地了解考市提供了有利的依据。目前，学界尚未对此给予足够的关注，这为本文提供了立论的空间①。希望笔者的解读能够深化学界对考市及乡试的认识，不足之处，尚乞方家指正。
清朝，德教覃敷，人文蔚起，科举考试不失为一壮观之景象。从顺治三年(1646年)首次开殿试取士，到光绪三十年(1904年)的最后一次殿试，在此二百五十九年的时间里，共举行文科常科一百一十二次，取进士二万六干八百四十九人，浙江作为江南大省，中士者便有二千八百零八人，仅次于江苏而居全国第二②，足见浙江人文之渊薮。清代乡试从顺治二年(1645年)开科到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最后一科，共举行了一百一十三科。其中浙江乡试始于顺治三年(1646年)，共举行了一百一十二科，中举者一万零八百零五人，另有驻防举人六十三人。他们大部分曾“若过江之鲫……负笈担钱，不远千里，既抵省垣”，前赴乡试。这支浩瀚的队伍，究竟有多少人，我们已无法进行确切的统计。但是，可以根据乡试考场——贡院号舍的数量变化对其估量一二。
清初，杭州贡院“举子号舍旧设四千八百五十间，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巡抚赵士麟增建五千一百二十间，犹不敷用……五十年(1711年)巡抚王度昭复添建二千三百间，共一万二千二百七十六间。“直省号舍之多，无过于浙者”。此后，又有增建，基本上控制在一万二千余间的规模以符合浙江乡试之所需。乾隆十二年(1747年)，浙江布政使唐绥祖奏陈增加乡试副榜折中言：“今日者，即就浙省而论，从前应试举子尝以一万二千六七百人为率。”即可证实此点。咸丰年间，太平军曾两度占领杭州城，贡院被毁①。同治四年(1865年)，巡抚蒋益澧对旧有号舍进行修缮，一律改阔为一万一千三百三十五间。同治五年(1866年)，巡抚马新贻购民地拓旧址，增建号舍八百余间以符旧数”。到光绪五年(1879年)又有所扩建。《申报》载：“浙闱试卷每科总在一万二千有余，近数年来辄患坐号不敷，各府绅士捐资添造，现已增至一万三千二百余间。”根据贡院号舍的规模来推算，有清以来，在浙江省一百一十二科的乡试中，在杭州城应考的考生达到一百余万人次的规模促成了考市的形成。
每逢大比之年，浙江省内数以万计的应试士子涌入杭州城，他们的首要之事便为租考寓以定住所。因乡试文闱考场设在贡院，所以，考寓首选之地自然以贡院附近为宜。以致“贡院前青云街一带，面铺房屋，刻下均被赴考者租赁一空”，城内它处客房亦是拥挤不堪。远处府县的考生在经历了一番长途跋涉之后，却每每苦于无考寓可租，只能背着行囊，担着书篮在街上徘徊。因难求一处卧榻之地，在屋檐下苦等天亮者比比皆是。这无不触动着各处考生同乡义士的怜悯情怀。所以，外乡仗义疏财之士纷纷在杭州城建立试馆(会馆)，以供本乡应试者所居。以宁波府为例，该府考生往往“自郡至省，渡曹娥、钱塘两江而后至，至则无所栖息，旁皇道左，求一廛之受而不可得”。每届秋赋之时，鄞县考生中“寒素之家，左右称贷，以供行李。及其渡江赁宅，投止无门”。烈日暴雨之中，往往四处奔走，“求一息肩憩足之地而不可得”。所以，鄞县众缙绅及好学乐善之人于同治十一年(1872年)在贡院东桥下的文龙巷购地，并建“坐北朝南房屋一所，计四展，约二十余间，俾赴试者卸担有所，得从容觅寓。其愿住馆中者，按照派定床铺安顿。如已住满，后到者另觅寓处，不得强搀”。在浙属十一府中，该会馆是第一个为赶考士子在杭州城所建之试馆。象山县亦向无会馆，来省应试士子“乏力租寓，屏营道左，殊形苦楚”。光绪初年象。山禀生陈素涛“屡拟出资，建造会馆，以裨寒唆。讵，事未从心，赍志以殁”。其妻孔氏承其志，于省城贡院东桥文龙巷内建造会馆一所，计屋六十三间，“乡试士子得以从容就寓，不致绕匝无栖”。光绪十四年(1888年)至十六年(1890年)，奉化童生孙锵与乡人士子匀集巨赀，在杭州城买地八亩有余，筑成奉化试馆。至此，宁波所属之鄞县、慈溪、镇海、象山、奉化在杭州城皆有试馆㈣㈣。各处在杭州城试馆(会馆)的增设，说明外地考生远远超过了该城旅店所能容纳的极限，亦见此业之兴。
面对由这些文化人组成的庞大的消费群体，城中各行生意者自然把握好此次逐利的时机。“杭城各铺户，无论大小行业，值三岁大比，凡科场应用物件，无不取给备至。各色物品中“以书坊为最多，古玩、玉器次之，考货、洋货、烟袋、磁器又其次也”。其中，笔店、墨店、红木店、扇店、考具店、食物店、照相店、洋漆店等“不一而足”。“城厢男女，争看热闹，如凫之趋、如蚊之聚，摩肩擦背，拥挤不开”，茶坊酒肆更是座无虚席，“舟桂轩茶园自午后至上灯时几无插足之地”，好一派热闹景象。在清时人的记录中，贡院南端的青云街一带是名符其实的考市主场区域，“地处北隅，本极冷僻。唯乡闱之际，考客咸集，颇为热闹”。从有玉桥起到登云桥一带，“店户栉比，竞无一间空屋”，而永宁街至青云街“亦无隙地”，“各店铺之开设者，东至三角荡文昌阁止；西至横街观桥、清远桥止；南至仙林桥、五福楼、长庆街止；西南至登云桥、有玉桥止。东、西、南三隅折而算之约有二里之遥。作为文化街区，书铺之多亦是自然。至光绪八年(1882年)，“书坊销场稍广，而店多至三十余家”㈣。此后增加到五十余家，到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又续开二十余铺”，达七十余家。与书铺相应，沈茂才笔铺是士子纷纷光顾之处。《武林市肆吟》载：“兔颖羊毫善取裁，青云街里管城开。一枝买得文三万，独数杭州沈茂才。”此外，虚白斋笺纸、林云楼装池都是考市的品牌店。
青云街因临贡院而成兴市，又因其南端的登云桥丰富了它的文化内涵。登云桥始建于宋，重建于明，“每棘闱榜发，获隽者由贡院赴布政司饮宴，鼓吹导引，必登此桥，取登青云之义，故名”。“待到三年赶一回，登云桥畔店齐开。竹篮储得诸般物，助尔抡元更夺魁”。该诗句道出了市肆经济为科考服务，为士子助威深层含义。 各店铺在考试后便会陆续撤下，待到下次乡试之际，复此生意。光绪二十年(1894年)甲午科乡试时，各店在各省士子来杭之初，便已早早陆续迁至青去街一带，店主或租用店面，或就地设摊，青云街考市渐渐热闹起来。该场乡试自八月初八日入场到八月十六日结束嗍，街上店铺及摊位在“八月二十以后，货物销空。遂陆续闭歇，至月底则迁徙一空”。
然而，部分店铺及摊位并非就此歇业，而是赶赴文闱之后的武闱市场。武闱虽不及文闱壮观，却是考市得以延续的重要因素。
文闱接近尾声，武闱将临。“通省武生舟车而至者络绎于途”，“凡纠纠之士，欲与鹰扬宴者”齐聚省垣，有的暂在抚院前后，或在箭道巷、或在白马庙巷等处租赁房屋而居，有的租寓于望江门及羊市街一带㈣。我们无法确切得知每届参加武闱的考生数量，但是，从甲午科武闱来看，参考人数不是很多，“本科与考武生共有四千二百余人，临场不至者三百有奇，马箭违式被贴者二百余。故，考步箭者不过三千五百余人”。武闱考生人数虽与文闱考生人数相去甚远，但是，他们给考市带来的生机却不可小觑。
各武生来杭后，每在天气晴朗之际，便在候潮门外罗木营试演弓马，以期技艺精良。其英姿吸引城中居民前往观之，以大饱眼福。“商民遂将各考店由青云街移至上城箭道巷、六部桥一带，以卜利市。唯书坊则皆收拾归装矣”。小本营生者，或卖腐浆，或售水果、糕饼之类，等等摊铺为博蝇头之利而“争设摊场，几若附膻之蚁”。由此，考市又因武闱而得以延续。城中箭道巷的弓箭店便是为武生特设之所。“蓬矢桑弧志四方，少年马上射天狼。一枝难买阴功箭，听尔能开五石强”道出了武闱的另一番气势。
考市的繁荣还表现在各种工匠及脚夫的异常忙碌。就文闱而言，在清代文闱一百一十二次的常考中，每次考前都要照例对贡院号舍进行修葺或扩建。无论在次数上或是数量上，这无疑都是一个长期而又相对浩繁的工程。“杭省之贡院，每遇乡试之年，例于五月间开工修整一切”吲。大至修整屋宇、搭盖逢厂、装潢铺设，小至添补器用、采买食物，各种土木丹青之工作为各式工匠提供了操业机会。再以贡院供水为例，每值乡试，为了给应试士子提供考试时所需之用水，官方要雇佣大量的运水挑工及船只，从西湖等处担水至贡院。直到光绪五年(1879年)巡抚梅启照用洋铁管从涌金门引水至贡院，并在贡院内各号舍间建立了自水系统，挑水夫之需方为大减。但是，“嗣因铁管中水行甚缓，恐一时不能敷用，仍于西湖中雇有巨船二十七只，满载湖水，由西湖螟拔人城河，至东西桥停泊。此来彼往，转运不绝”，以保证士子咸得清泉一勺。这无疑为大量的挑夫及船运工人提供了赚钱时机。就武闱而言，各武生施展技艺之场所在候潮外的罗木营。每至乡试，官方都要对这里的马道、靶场等进行修缮，而后方可让武生使用。这也自然需要一定数量的工匠等劳动力。
实际上，考市中最为活跃的一种散工是在各处为考生提拿行李、考具等物品的挑夫。每到乡试开始前，挑夫便开始游走于城外水路埠头、陆路驿站及城内各街衢、店铺之间，与身负重物之考生主动搭讪，以谋脚工一份。乡试结束后，众多士子齐离杭州城，挑夫往往不够敷用。“三场事毕，各府县考生均先后束装回里，挑担人夫利市十倍，竟有召雇终日无人应命者”。
乡试期间，文闱也好，武闱也罢，应试士子无疑成为考市形成、繁荣的主要动力。但是，繁荣背后却隐含着令官方甚为担忧的市场秩序。
“杭垣为省会之地，市廛繁富，水陆通衢，每届大比之年，生意倍形热闹，而作奸犯科之徒亦较常为倍甚”。乡试时，各处厘卡对赶考士子的盘查甚为宽松，“以致市侩奸商往往将货物改装箱笼，冒充应试，以图偷漏税金”。所以，浙省每值税收欠佳之年，便“札行各州县，凡士子之来省取应者，由县给予护照一纸，注明行李几件，箱笼几只，零物若干，以便到卡呈验”。如无凭照，便按冒充者处置，对其严办。某些赶考士子亦借此机做如是之举，以图私利。《杭报》载：“浙省士子虽多规行矩步之流，然，利令智昏、不守卧碑者亦比比皆是。每逢大比之年，赴试省垣之士屡有不肖生贡，挟私偷税，关卡而过，藉为利薮。”众官员“恐其恃众滋事，任其所为，不敢深较，付之不见不闻而已”。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乡试，兵丁便在拱宸桥新关一带查获“嘉湖考船数艘”，“于某生行李、箱笼中搜出漏税私货甚多，当即禀知税务司，照例扣留，按章核办”，而“某生等拟激集同考诸生，齐赴关署，索偿原璧”。可见，此等考生气势之嚣张。
各式店铺亦多抬高物价，甚至“造卖假物”以欺骗士子。“乡试之年，每有造作假物以伪乱真，或人参、药材、古玩、玉器等项，或行藏得用之物不坚固者，登门求售，骗朦远来士子”。更有甚者，“横勒士子”进行强买强卖哪。好在士子考试之所需大多由贡院采买并在考试时统一配给。于是，又滋生了另一种不良之风，即“有好利之徒，谋为行头，营为包管，取而彼侵其半，实假公以济私也”。这些行头或是商人，或是无业游民，甚至是官方胥吏。他们游走于各种店铺，打着采办的旗号，从店铺中低价索买物品，“虽云给价，所偿之价不足贻累，或言借办，而所办之物未免吏胥留难”，各铺蒙受其累，此乃闱场历年之积弊。虽然，早在清初，官方便每在采办物品之时，将采购物品的名称“张之通衢”，以利于各铺户自行到官府出售。并命令负责采买之官员要“面给原价”，“不令行头总领”，胥吏更不得中饱私囊。但是，此痹症并未杜绝。如光绪二年(1876年)丙子正科，仍有以当差为名目，或有“行头串同胥吏从中勒持需索”者，致使官方对正常的物品采办“尤为烦扰”。所以，浙江巡抚杨昌浚再出禁令：“各项当差名目，一概出示禁革。买物则照市价，雇工则照民价。”“如有前项情弊，许指名禀控，或即捆送到辕，以凭发县究办。并许将首告之人立即释放，决不羁质。倘甘隐忍不发，查出一并严究。”光绪八年(1882年)浙江巡抚陈隽丞发布告示，对此严加限制，告示规定：“从前办理科场，有不肖丁役勾串各业行头人等，勒派贴费，以致百物昂贵，匠作工艺人等藉此独断横行，假公济私，大为间阎之害。……本年举行壬午科乡试，修理贡院，搭盖篷厂，添备动用对象，以及各处采买并雇用各项工作，匠人与船挑、轿脚、夫役等项，一概照民价给足钱文，并无丝毫折扣。”如有不肖行头，勾通衙门丁役，“短给价值、折扣钱文”，“许尔等将行头、丁役扭送来院，以凭发县，从严究办”。
考市之痹症尚有其他诸端，我们仍可以从陈隽丞所发的告示中窥见一二。布告又云：“浙省船埠垠夫、轿夫、挑夫，每多择人，而噬见良懦者，即恃众吓勒……或强挑行李等事，深为可恶。”“米谷柴炭、鱼肉采蔬、笔墨纸砚，并动用器皿、衣履什物等项，每遇场期，前后无不骤然增价。不特欺朦士子，并且病及民间。”足见考市市场秩序之混乱。官方亦对此明文发令，严加制止，“严拿”“从办”等语屡见于文告。至于落实程度如何，由于史料记载 所限，我们无从得知。
乡试时，考寓的租赁及管理也是考市秩序的一项重要内容。此期间，总有大量赌徒冒充考生在城内租赁考寓，组织杭州城各色人等从事赌博。更有染赌之劣生从中包庇，以应付官方之查禁。这些赌场式的考寓于文闱时多集中在贡院一带，于武闱时则集中在凤山门一带，而后者尤盛。光绪八年(1882年)，贡院东三角荡地方有一某姓赌场，《申报》对其描述到：“巨第房屋深邃，门墙坚固，其厅楼共有五六进。”考客“以重价租定，计洋二百余元”，“内立账房，外设把门，其中更请有武生数十名，拳师十余人，以备御侮。无论军民人等皆可赴赌，胜负至盈千累万，不差毫忽。杭州城的积年赌棍人其彀者已十余人，闻皆全军覆没而返”。各路赌棍云集于此，故东桥一带“凡属酒炉、茶灶、饭馆、烟灯及各项熟食之摊，各色水果之担，生意陡增十培，较之西桥青云街之考市殆有过之无不及也”。足见考市赌风之盛，且与科举考试的文化实质形成了强烈反差。
官方对此习气自然坚决禁止。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七月，杭州太守林启“出示严禁，并责成房主，如有前项情弊，许即禀报，酌给赏赀。倘代为隐匿，定将房屋人官，并提案重办不贷”。十月又“特斥保甲局认真稽查”，并“转饬各分巡及科场委员逐段查察，责成房主，凡有租考者，必须问明来历。倘有贪利滥租者，一经查出，立即重惩。……严禁武生包庇赌博及斗牌、掷骰等事，如有不遵，立提到案。不论是否考生，一概照例严办，并不得以逢场作戏为辞，希图脱罪”。
乡试时，也是盗贼、扒手伺机作案之际。他们或混入考寓或穿梭于街衢市肆从事盗窃。其中宵小(夜间盗贼)尤其猖獗。官方对此甚为防范。光绪二十年(1894年)甲午科乡试，官府警觉到“乡闱伊迩，难免宵小潜踪”，所以“派科场保甲委员分段巡查，凡有考寓，须分别造册”，“一面札行各学办考教官核对，如或不符，立即密拿究办”。至于扒手，他们大多选择最为热闹的街市行窃，青云街是其首选之地。这一带“店铺如林，考客往来非常拥挤，匪徒扒手亦多混迹其间”。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浙省最后一次乡试时，官方派出警察、巡勇及县署差役加大巡察力度，“数日之内共获窃贼七人”，送至保甲总巡局，严加重责，“然后枷号示众，以警其余”。
清朝延续着明朝的科举制，基本上奉行三年一次的乡试制度。但是，也有因战乱而停办的情况。浙江乡试先后因太平天国运动而导致咸丰十一年(1861年)辛酉科、同治元年(1862年)壬戌科、同治三年(1864年)甲子科乡试停办，前两科于同治四年(1865年)补行，后者则与同治六年(1867年)丁卯科并加补行。后又因义和团运动，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庚子科、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辛丑恩、正两科，皆停办，均在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齐并加补行。因现有史料之所限，我们很难追忆同治年间乡试的情况，更无从谈及考市场景来揭示战争对它的负面影响。但是，我们可以对甲午中日战争及义和团运动时杭州考市的场景进行简要描述，以观其一二。
光绪二十年(1894年)七月底，已近浙江甲午科乡试之期，而“外府来杭应试者尚属寥寥，通计不过十成之四”，其原因多为“海疆有事，宁、台、温三府之人尚在观望”之故。所以，“贡院左右，以屋租考者苦于无人闻鼎。青云街赶考各店，生意亦清淡异常，所售货价约较往年为廉”。至八月初七日“各府、州、县士子与考者齐集省垣，统核人数仅得八千余人，即有续至者终不满九千人”，而温州等处因中日海战而“海道梗塞，来者尤稀。至八月十五日，乡试头场已进行，而到者仍不足九千人。《申报》载：“浙省乡试，每逢正科，应试者总有一万二千有奇。……本科头场实到者不满九千。”一方面“因七月间天时炎热，河水枯浅，船只不便来省之故”。此外，“加以日人犯顺，滨海各县到省者廖廖”，“是以考数较少也”。受此战事影响，考生于终场之后便“束装旋里”而无心留恋考市，“以致货物滞销，赶考各店所存各货无不折本售去。盖将原货发回，不免又费一番水脚，不如贱售之，为得也。书铺中，石印书售价较平时约可便宜六七折。磁器铺即对折亦肯卖也”。
海疆刚靖，北方义和团运动又起。“浙省谣言四起，听夕惊惶”。“富家大户，咸思迁地为良，而游勇土匪，因之乘机抢劫”。战争之恐惧撕裂着百姓的正常生活情态。这无疑加重了官方对社会秩序的高度重视，并采取一定措施来增强百姓的安全感。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乡试，官方便甚为担忧杭州城的治安，所以，特将省防新右军营勇从绍兴调回杭州，“以防不测。光绪二十九(1903年)，清代终结版之乡试时照例举行。然而，“三场告竣后，由弥封所解，人内廉之卷，只七千八百五十六本”。可见，考生之寥寥。书肆之经营自然更为惨淡。本科乡试赶考市的书坊有七十余家，“唯生意寥落……书价从廉，较平日只六七折，而房租、食物较贵于往年。恐业此者难免亏折也。《大公报》(天津)亦载：“杭城书肆因去年生涯踊跃，遂今春另开数家。不料，乡试既毕，核计盈绌，大不及去年之半，因而各有退志。”该报在杭州城的两家派报处也已停止派报，所出售史学等书籍“亦将次第闭歇。书市尚且如此，其他生意更不待言了。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八月，清廷发布上谕，接受直隶总督袁世凯等人的吁请，停止科举取士。“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其以前之举、贡生员，分别量予出路，及其余各条，均着照所请办理……”在中国历史上延绵一千三百余年的科举制度由此宣告终结，各省乡试亦立即停办，考市自然消失。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浙江巡抚张曾扬奏请以省城贡院旧址改建全浙师范学堂，三十三年(1907年)动工，三十四年(1908年)校舍落成，又名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由此，近代的学堂取代了旧时的贡院，融入了清末教育制度转型的历史进程。
总之，清代杭州考市是科举制度下乡试的附生品，它与浙江相对鼎盛的人文环境极具关联。有清以来，百万人次的赴试考生成为考市形成及繁荣的主要动因。从杭州城地理空间的分布上看，清末杭州考市形成了二大中心区域：一是文闱时以贡院为中心的青云街、永宁街一带，一是武闱时以罗木营为中心的候潮门、凤山门、箭道巷、白马庙巷一带。乡试时，考寓租赁之紧张，热闹的市肆交易及工匠、脚夫之雇佣等方面展现了考市的繁荣场景。官方以禁赌为主的考寓管理，以禁强行买卖、店铺欺诈、偷盗等为主的市场管理揭示了考市秩序的混乱场面。其诸般面相体现了乡试对省会城市的重要影响。因受战事等因素的作用，出现了乡试不举、考市难开，乡试虽举、考市难兴的局面。至科举制度被废除，考市也随着乡试的停止而寿终正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