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曹文轩、刘慈欣、郝景芳……近年来，中国作家陆续斩获国际文学大奖，让世界范围内的更多读者了解到，中国作家不是只有李白。 事实上，除了上述这些名字，中国还有更多作家需要世界去发现和了解，这需要语言和渠道作为桥梁，更需要世界真正对中国感兴趣。 中国文化对外翻译与传播研究中心提供了一组数据：目前，中国作家协会有注册会员作家7000多人，全国网络作家超过10万人，但有作品被译介到国外的作家仅有200多人，而作品在国外真正有影响力的当代中国作家就更少了。 中国作家“走出去”，难在哪里呢？ “一只雀儿都没有” “文学是我们认识世界最早、最便捷的途径。”作家马原觉得，文学让他熟悉了许多国家和地区。 很多时候，尽管是第一次去某一个地方，他也会有故地重游的幻觉，比如罗马、巴黎、莫斯科、哥本哈根、布拉格、纽约、伦敦，等等。 “世界通过文学被中国接纳，中国是不是也应该通过文学走出去，让世界了解和认知？”马原说。 实际情况并不理想。几年前，作家苏童与其他作家一起赴海外参加书展时，有人开玩笑说，中国作家的签名书前真可谓门可罗雀。苏童说：“哪里是门可罗雀，一只雀儿都没有。” 大概10年前，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白烨也有过类似的经历。当时白烨与刘震云同去加拿大孔子学院做文学交流，其中有一个环节是作家和作家对谈、评论家和评论家对话。 白烨和加拿大一位著名的女评论家对话。对话过程中，白烨提到了对加拿大作家的印象，那位女评论家也想回应一下，但是似乎一个中国作家的名字也想不起来。她对白烨说，“我一定会想出来的，那个作家我很喜欢。” 过了很久，她特意找到白烨说，“我想起来了，那个作家叫李白。” 这件事情给了白烨很大的刺激。白烨坦言，自己虽然不专门研究外国文学，但读过很多外国文学作品，自己也掌握了一套外国文学史的基本知识，“我们对他们的了解，远远胜于他们对我们的了解。他们对中国文学几乎一无所知。”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巨变。经过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以及新世纪几个阶段，海内外作家都写出了非常有质量的作品，“但是我们对外译介力度特别小，出版拿进来、走出去的数量完全不成比例。”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白烨在中国当代文学精品海外译介与传播论坛上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白烨认为，中国文学在世界上没有很好地“被发现、被理解、被传播”。“这种状况需要改变了，不改变是我们的失职。” “走出去”之难 中国拥有非常优秀的传统文化和当代文学作品，但是，在全球文化多元化发展日益兴盛的背景下，中国在世界文学与文化交流中似乎处于比较被动的位置。 “我们的优秀文化与文学的传播力还比较有限，在全球的发行量中所占的比重也比较小，这与中国本身的分量是不相匹配的。”中国文化对外翻译与传播研究中心主任黄卓越告诉本刊记者，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期里，中国出版“走出去”存在困难。 语言是首要的障碍。“汉语是一门孤立语言，我们有自己的话语体系，而且这门语言跟很多西方语言差别比较大。”北京语言大学原校长崔希亮有一次读英文版《红楼梦》，读的过程中他感觉很遗憾，很多他认为特别优秀的内容，比如修辞的用法以及韵味十足的诗词，都没有翻译出来。 崔希亮也翻译过一本他认为很值得推广的中国古代文集，但翻译过后，却发现“里面很有味道的東西没有了”。 黄卓越进一步分析，中国文学对外传播的不足有一定历史原因。20世纪以来，中国在文化上多偏向于考虑国内影响，比如说对国内民众的启蒙，以及图书在国内消费市场上所占的比重等。内置性的冲动非常强大，却忽视了外置性的输出，忽略了如何与国际读者共享中国的文化与文学，在文化交流指数上出现了比较严重的倒挂。 另外，“一些片面的报道给国外民众塑造了一个扭曲的中国形象。很多没来过中国的外国朋友，由此将中国误解为一个呆板、单调，甚至有点奇怪的国家，从而遏制了世界对中国的认识兴趣。”有的学者将这种现象形容为“意识形态屏障”。黄卓越认为，这种反差，到了不得不严肃对待的时刻了。 不过，黄卓越也强调有一个原因不得不承认，“我们在传播机制与技术等方面还存在诸多薄弱环节，包括如何与国际传播市场、国际出版界、国际翻译界等进行产品上的对接与互动，一直以来做得不够，缺乏经验。” 本刊记者观察发现，中国文学在传播过程中，还有很多地方存在空白点。首先是海外渠道并不通畅，许多海外机构和汉学家困于信息的有限，不得不大海捞针式地去寻找中国优秀作家的信息。只有通过有效渠道大量曝光，更多中国作家的作品才有可能被传播。 从目前“走出去”的作家来看，除在海外建立了比较好的传播渠道外，作家本人还要具备较好的语言能力和沟通能力，才能促使自己的作品更好地被理解。 “不管怎样，中国文学在海外的接受意愿的提升，需要一个过程。”白烨说。 需要机构来推动 国家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总局进口管理司副司长赵海云认为，世界的出版格局正在发生变化，注意力经济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求我们不得不提升出版的品质。出版数字化的趋势，让知识服务的意识越来越迫切，这需要出版人在有效的交流中能够进一步理清线索，寻找到“走出去”的新模式和新思维。 赵海云在中国当代文学精品海外译介与传播论坛上介绍，中国现在重视与“一带一路”国家的出版交流合作，截至2017年4月，已有16家中国出版企业在“一带一路”国家设立出版分支机构，包括成立联合的编辑机制，本土化程度进一步加深。 从政府到民间，近几年已开始重视对外传播的问题，很多与之相关的机构或项目应运而生，如由文化部对外文化联络局与北京语言大学共建的中国文化对外翻译与传播研究中心、中国文化译研网的成立，等等。 黄卓越说，这些机构及项目的任务，就是与各部门作家、学者、译者等密切合作，通过线上与线下的配合，全面疏通内外两个方面的传播渠道，“使我们的文化和文学作品不仅能够成功落地，而且也能为落地国民众广泛接受与喜爱，将中国更为紧密地与世界联系在一起。” 中国文化对外翻译与传播研究中心2017年4月宣布，对外推广是最为重要的项目，同时将邀请专家遴选出中英双语版第一期《中国当代作家作品指南》，“不是让国外的翻译者、传播者自行选择。当信息量越来越趋于浩繁时，我们要给人们指一个方向。” 实际上，一本中文书要成为一本别国语言的书，并且得到传播，要走过各种沟沟坎坎。 2011年，五洲传播出版社申请了财政部 “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一个相关项目，主要在拉美国家、西班牙语地区推广中国当代文学作家作品。 五洲传播出版社副社长荆孝敏告诉本刊记者，项目申请的缘起是“心理不平衡”，“在中国，不管是作家还是普通读者对拉美文学都非常熟悉，但是拉美读者包括拉美的作家们，对中国当代作家的作品非常不了解。在开放程度不够的情况下，其实特别需要机构来推动。” 2011～2016年，五洲传播出版社一共出版了33种当代作家的作品，荆孝敏用“非常辛苦”来形容这个过程。一开始，对于出版社来说，“最重要的是说服作家走出去。有的作家认为：在国内能拿到300万元的版权，走出去一年发行两三天有什么意义？” 中国作家解决文化问题，外国作家解决语言问题 2012年，莫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从这以后，荆孝敏感觉到，“中国作家们走出去的意愿比原来提高了很多。” 他发现，如今包括“80后”“90后”“00后”在内的中国新生代作家，他们的写作语言更接近于世界语言，甚至有的可以用英文来写作，“以后走出去可能就不需要像现在这么辛苦了。” 在荆孝敏看来，关心人类的共同话题——比如如何面对死亡和爱情、如何面对环境——这类作品在国外更受欢迎，“还有一个现象，至少拉美国家对中国的少数民族题材更感兴趣。” 中国文学走出去，是一个全方位、长链条的工程，要解决的问题不仅仅是翻译，还有推广。五洲传播出版社的经验是：中国作家解决文化问题，外国作家解决语言问题。 首先，中国作家要把握好文化常识和底蕴的表达，以确保作品的文字准确性，比如是“豆腐”而不是“豆子”。 而外国的翻译者要有高超的技巧，把中国作家的文字梳理成符合落地国读者阅读习惯的文字——不是简单的翻译，需要有可读性和丰富的文学素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