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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重庆地处西南，且位于长江、嘉陵江交汇处，群山層峦叠嶂，又被喻为“雾都”。1938年，国民政府迁都重庆，重庆正式成为战时陪都。由此开始，以重庆为大后方基地拍摄的抵抗帝国主义侵略的电影成为与上海“孤岛”电影、沦陷区电影、延安人民电影并行的抗战电影形态之一，并成为抗战电影中的主流。本文将梳理重庆抗战电影的历史与人文记忆，结合叙事、美学层面的分析，揭开革命岁月中重庆大后方电影产生的人文心理影响。
【关键词】：重庆；红色电影；抗战；纪实美学
重庆红色电影始于1938年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作为大后方的抗战题材类影片在那一特殊年代起到了积极作用，且为后来的电影创作做出了积极影响。抗日战争爆发前，全国只有北京与上海两地作为中国文化地理版图的构成中心点，地处西南且发展闭塞的重庆城与其相比是毫无可比性的，但随着国民政府的内迁及教育、艺术资源的来渝，中国文化地理空间的既定格局被立即打破，重庆成为了抗战时期影剧文化的影响中心。
一、内迁所带来的影剧艺术大繁荣
重庆地处中国西南腹地，长久以来因地势偏远且交通不便而处于欠发展地区，抗战前夕更是陷入了军阀割据的混战环境里。因此，虽然渝城在1890年代就已开阜，但与北京、上海等城市的经济文化发展相比相差甚远，而戏剧与电影艺术表演放映活动，更是匮乏至极，1896年，上海就已经首开电影放映之风，而重庆直到九年后的1905年才由一个希腊籍人赫德威放映了一些小短片，[ 《重庆有声电影之初》，王秉诚《重庆掌故》，重庆出版社1986年版，第95页。]发展出完整的电影放映系统更是已到了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
而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既上海、武汉相继沦陷后，重庆成为国民政府的临时陪都，大量人员聚集重庆，其中不乏中国各地的优秀文化知识分子。“八·一三”淞沪会战后，上海的电影戏剧文化工作者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演剧活动，重庆也成为其重点宣传城市之一。仅抗日战争爆发的两年内，中国电影制片厂、中央电影摄影厂、上海影人剧团等影剧艺术组织就纷纷来到重庆，开始了电影拍摄及戏剧演绎活动。白杨、赵丹、黎丽丽等知名电影明星，郭沫若、老舍、夏衍等著名戏剧家和许多文艺界人士一样，乘船逆江而上，怀揣着救亡兴国的信念和决心聚首山城。以“雾季公演”为主的演艺活动首开抗战救国的号召，当时，为避开日军对重庆城的频繁轰炸，演剧人员决定利用重庆每年10月至次年5月的雾季进行戏剧公演，以此鼓舞大后方军民士气，重庆的影剧艺术由此发展起来。据统计，1941年10月至1945年5月雾季公演共在重庆城进行了四次，演出大型话剧103部，独幕戏7部，开创了中国话剧的黄金时代。郭沫若、夏衍、老舍、曹禺、阳翰笙等一系列剧作家的优秀剧目先后登上舞台，一时间风头两无。战时的重庆只有中国电影制片厂和中央电影摄影厂两家电影厂，且面临着重庆城的轰炸和战争造成的物资短缺，拍摄条件极为恶劣。但就在这样的恶劣条件下，以抗日救国的爱国宣传片却成为当时的文艺中坚力量，在全国都发挥着巨大的影响。
二、战时重庆的抗战电影形态
整个抗战期间，以电影和戏剧为主的影剧艺术在重庆舞台上从未消失，甚至纳入了全国的文化中心格局：以上海为中心的“孤岛”地区与沦陷区，以延安为中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以重庆、桂林为主的国统区大后方，重庆的文艺活动在仅仅几年内从无到有的发展起来，并且值得注意的是，重庆的影剧形态与上海和香港等的存在形态有着很大的不同，以电影为例，重庆的抗战电影不仅有着统一的创作路线和灵活的放映机制，并且以官营为主，在战时起到了很好的宣传作用。
重庆的抗战电影与沪港电影创作路线不同，有着统一明确的目的。考虑到当时的特殊形式，在渝的电影人有着相同的创作方向，即以抗战故事为主，拒绝娱乐和风花雪月，甚至提出了八大创作题材。蔡楚生等人曾在“中国电影的线路问题座谈会”上明确重庆电影应“认真负起抗战宣传教育的任务来，变争取外汇为争取外援，拍摄以真实为立足点的作品，恰好是我们国内广大的农民工阶层所迫切需要的”。另外，官营形态的重庆电影也是当时能达成以抗战主题为主的创作路线的另一原因。重庆电影是在民族合作团结的背景下产生的，中央电影摄影厂隶属于国民政府中央宣传部；而中国电影制片厂从制作单位上讲，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将原属国民党政训处管辖的电影场即汉口摄影厂改建的。这样的国营身份排除了经济利益，因此重庆电影基本剔除了商业娱乐元素，这与香港和上海等地区有着截然不同的区别，也使得当时的重庆抗战电影有着良好的宣传效果。
结语
在抗战时期的陪都重庆，以电影和戏剧为出发点，进行了抗战救国的呼吁，电影的社会与教育属性超越了电影的商业性，被提至空前的地位，这些抗战电影也不负所望，在战时发挥了无与伦比的鼓舞作用，成为当时抗战力量的重要一支。这是中国抗战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也是中国电影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而这杰出的一笔属于抗战时的重庆，重庆的陪都文化藉由怀揣着国仇家恨的红色电影得以抒发，被历史所永远铭记。8年5个月的陪都时期，重庆作为战时大后方也成为了全国文化艺术中心，抗战把渝城推到了救亡图存的紧要关口，也成就了战时重庆电影的辉煌。
【关键词】：重庆；红色电影；抗战；纪实美学
重庆红色电影始于1938年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作为大后方的抗战题材类影片在那一特殊年代起到了积极作用，且为后来的电影创作做出了积极影响。抗日战争爆发前，全国只有北京与上海两地作为中国文化地理版图的构成中心点，地处西南且发展闭塞的重庆城与其相比是毫无可比性的，但随着国民政府的内迁及教育、艺术资源的来渝，中国文化地理空间的既定格局被立即打破，重庆成为了抗战时期影剧文化的影响中心。
一、内迁所带来的影剧艺术大繁荣
重庆地处中国西南腹地，长久以来因地势偏远且交通不便而处于欠发展地区，抗战前夕更是陷入了军阀割据的混战环境里。因此，虽然渝城在1890年代就已开阜，但与北京、上海等城市的经济文化发展相比相差甚远，而戏剧与电影艺术表演放映活动，更是匮乏至极，1896年，上海就已经首开电影放映之风，而重庆直到九年后的1905年才由一个希腊籍人赫德威放映了一些小短片，[ 《重庆有声电影之初》，王秉诚《重庆掌故》，重庆出版社1986年版，第95页。]发展出完整的电影放映系统更是已到了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
而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既上海、武汉相继沦陷后，重庆成为国民政府的临时陪都，大量人员聚集重庆，其中不乏中国各地的优秀文化知识分子。“八·一三”淞沪会战后，上海的电影戏剧文化工作者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演剧活动，重庆也成为其重点宣传城市之一。仅抗日战争爆发的两年内，中国电影制片厂、中央电影摄影厂、上海影人剧团等影剧艺术组织就纷纷来到重庆，开始了电影拍摄及戏剧演绎活动。白杨、赵丹、黎丽丽等知名电影明星，郭沫若、老舍、夏衍等著名戏剧家和许多文艺界人士一样，乘船逆江而上，怀揣着救亡兴国的信念和决心聚首山城。以“雾季公演”为主的演艺活动首开抗战救国的号召，当时，为避开日军对重庆城的频繁轰炸，演剧人员决定利用重庆每年10月至次年5月的雾季进行戏剧公演，以此鼓舞大后方军民士气，重庆的影剧艺术由此发展起来。据统计，1941年10月至1945年5月雾季公演共在重庆城进行了四次，演出大型话剧103部，独幕戏7部，开创了中国话剧的黄金时代。郭沫若、夏衍、老舍、曹禺、阳翰笙等一系列剧作家的优秀剧目先后登上舞台，一时间风头两无。战时的重庆只有中国电影制片厂和中央电影摄影厂两家电影厂，且面临着重庆城的轰炸和战争造成的物资短缺，拍摄条件极为恶劣。但就在这样的恶劣条件下，以抗日救国的爱国宣传片却成为当时的文艺中坚力量，在全国都发挥着巨大的影响。
二、战时重庆的抗战电影形态
整个抗战期间，以电影和戏剧为主的影剧艺术在重庆舞台上从未消失，甚至纳入了全国的文化中心格局：以上海为中心的“孤岛”地区与沦陷区，以延安为中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以重庆、桂林为主的国统区大后方，重庆的文艺活动在仅仅几年内从无到有的发展起来，并且值得注意的是，重庆的影剧形态与上海和香港等的存在形态有着很大的不同，以电影为例，重庆的抗战电影不仅有着统一的创作路线和灵活的放映机制，并且以官营为主，在战时起到了很好的宣传作用。
重庆的抗战电影与沪港电影创作路线不同，有着统一明确的目的。考虑到当时的特殊形式，在渝的电影人有着相同的创作方向，即以抗战故事为主，拒绝娱乐和风花雪月，甚至提出了八大创作题材。蔡楚生等人曾在“中国电影的线路问题座谈会”上明确重庆电影应“认真负起抗战宣传教育的任务来，变争取外汇为争取外援，拍摄以真实为立足点的作品，恰好是我们国内广大的农民工阶层所迫切需要的”。另外，官营形态的重庆电影也是当时能达成以抗战主题为主的创作路线的另一原因。重庆电影是在民族合作团结的背景下产生的，中央电影摄影厂隶属于国民政府中央宣传部；而中国电影制片厂从制作单位上讲，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将原属国民党政训处管辖的电影场即汉口摄影厂改建的。这样的国营身份排除了经济利益，因此重庆电影基本剔除了商业娱乐元素，这与香港和上海等地区有着截然不同的区别，也使得当时的重庆抗战电影有着良好的宣传效果。
结语
在抗战时期的陪都重庆，以电影和戏剧为出发点，进行了抗战救国的呼吁，电影的社会与教育属性超越了电影的商业性，被提至空前的地位，这些抗战电影也不负所望，在战时发挥了无与伦比的鼓舞作用，成为当时抗战力量的重要一支。这是中国抗战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也是中国电影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而这杰出的一笔属于抗战时的重庆，重庆的陪都文化藉由怀揣着国仇家恨的红色电影得以抒发，被历史所永远铭记。8年5个月的陪都时期，重庆作为战时大后方也成为了全国文化艺术中心，抗战把渝城推到了救亡图存的紧要关口，也成就了战时重庆电影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