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幽默的胖老头”，是许多人对晚年启功的印象。在他最传神的一张照片中，启功眉发皆白，十分慈祥，但憨然而笑，张开的嘴分明像一个调皮的孩子。这是他的赤子之心。正如其老友张中行先生所说，和启功所有的成就相比，他更偏爱启功看破一切、洗尽世俗气的幽默感。
　　这位幽默的老人，早在27年前，1978年的时候就为自己拟定了墓志铭：
　　“中学生，副教授。博不精，专不透。名虽扬，实不够。高不成，低不就。瘫趋左，派曾右。面微圆，皮欠厚。妻已亡，并无后。丧犹新，病照旧。六十六，非不寿。八宝山，渐相凑。计平生，谥曰陋。身与名，一齐臭。”
　　那一年，启功66岁，刚刚脱离政治磨难，并无生命威胁。这篇墓志铭不是对死亡的预言，而是对生命的勘破，是以诙谐、达观的态度，对自己人生的概括。
　　启功的始祖是清世宗雍正皇帝的第五个儿子。由于清代是降袭制，爵位逐代降低，至启功曾祖时，家世已没落，俸禄尚不足养家，于是自请革除爵位，考取功名。如此，祖父亦走科举路，为翰林出身。启功刚满一周岁，父亲就去世了，此后他跟随曾祖和祖父生活。
　　世人多津津乐道于启功的贵族家世，但他一直不太愿意提及。一方面，他对八旗子弟坐等食禄的积习深恶痛绝，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出生时，贵族的生活已经完结。
　　但是，正如画家叶恭绰评价启功说，“贵胄天潢之后常出一些聪明绝代人才”，家学对启功的影响非常重要。幼时，启功接受的是旧式启蒙教育，家教很严，每天早晨起床后，首先要给曾祖父和祖父请安，对待长辈客人要讲礼貌，对待年幼伙伴要谦让。这些教导使他一生都保持着谦逊有序的君子之风。启功去世后，有人回忆说，有一次在北师大办讲座，启功一进门就冲着四面的学生作揖。当他看到好多人站着鼓掌时，便一边作揖一边连连客气地说：“你们坐啊！”
　　在祖父的熏陶下，启功对书画萌生了兴趣。祖父去世后，他拜师求艺，学习绘画、古文、书法，打下了深厚的底子。
　　1933年，对启功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转机。傅增湘先生将急于求职谋生的启功介绍给了辅仁大学校长陈垣。陈垣独具慧眼，几经辗转后，将中学辍业的启功聘为大学教师，教授“普通国文”。
　　1952年，辅仁大学与北京师范大学合并，陈垣先生出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此后，启功在中文系继续任教。
　　1958年，启功被划为“右派”。“文革”开始后，又遭批斗。身处逆境，启功也曾痛苦、曾恐惧，但他以传统文人的淡泊、超脱，化解了这种处境。他引用陶渊明的诗句写过一副对联：“草屋八九间，三径陶潜，有酒有鸡真富庶；梨桃数百棵，小园庾信，何功何德滥吹嘘”，自嘲身处“臭老八”和“臭老九”之间，亦是苦中自适。他白天参加劳动，晚上读书、写作。离开了讲台的启功潜心研究，相继完成了《古代字体论稿》等著作。他还把书写大字报当做书法练习，晚年戏称自己的字是“大字报体”。
　　启功的学问渊博精深，他是教育家、诗人、画家、文物鉴定专家，在各个领域皆成就非凡。但在世人眼里，启功最为人熟知的还是书法艺术，他的书法隽永洒脱，布局严谨，在书法理论上也有独到的建树。
　　“文革”结束后，启功渐达声名的巅峰，求字者纷至沓来。启功有求必应，他说：“人家要你的字，是看得起你，怎么能不给人家？”有时家中三间小屋站满了求字的人，人越来越多，启功应接不暇，身体也吃不消，于是在门上贴了一张纸条，上书“熊猫冬眠，谢绝参观，敲门推户，罚一元钱！”但这个小条没过几天就被人偷偷揭走收藏了。他又换圆珠笔写：“启功有病，无力应酬，有事留言，君子自重”，用糨糊把字条粘牢贴在门上。漫画家丁聪得知此情，画了一幅漫画，画里的启功愁眉苦脸举着一幅字：“大熊猫病了，谢绝参观”，一时传为佳话。
　　求字者众，坊间赝品亦迭出不穷。不少人建议追查，启功以一贯的幽默和坦荡说：“人家用我的名字是看得起我，他学这手字一定花了不少功夫，再者，他是缺钱用，才干这种事，他要是向我伸手借钱，我不是也得借给他吗？”“且人生几何，身后有人千翻摩百伪造，又将奈何！功于此事，只持自勉之志。”
　　启功20岁从母命娶妻，夫妻患难相守30余年，妻子于1979年去世，启功感念生前恩情，此后再未续弦。晚年启功无父无母，无儿无女，自称已无“身内之物”，于身外之物更不挂怀。
　　在外是礼，对己求自然，重义轻利，超然物外，这是中国传统文人的品格和气质。随着启功这样老一辈文人的去世，这种品格和气质已渐成绝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