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30年代的英国工人运动中一再出现两个主题，首先是国际主义，其次便是产业工团主义。
　　那些“被傲慢地置于社会政治之外”的工人一步步推绎出工团主义理论或者说经过转化的共济会理论。“建筑工会的一个成员”写道，“工会罢工不仅是为了争取缩短工时和较多工资，也是为了最终废除工资，成为自己的主人并相互为对方劳动。劳动和资本将不再分离，而是在工人手中牢固地结合在一起。”
　　1834年和1835年的可怕失败，使这种设想立即变成泡影。工人们又回到把选举权作为通向政治权利的更实用的办法上来。一些东西丧失了，但宪章主义从来就没有完全放弃对社会控制的追求，并把选举权视为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这些年来，工匠特有的那种视角，即渴望靠辛勤的汗水获得独立的生活，已经开始转向一种较新的见解。但他们也在寻求以阶级的集体力量使环境人性化的途径——通过社区或合作社，通过遏制市场经济盲目作用，通过立法以及救济穷人的措施。在他们的见解中还暗含着一种危险的主张：生产的目的不应该为利润，而应该是为了效用。
　　这种集体的自我意识实际上是工业革命的伟大精神成果，它是针对工业革命而产生的一种裂变，也是一种较为古老的、较能为人性所理解的生活方式。这也许就是1832年英国工人阶级形成的独特之处。
　　由于资本的积累是缓慢和逐步的，因而可以把工业革命的准备过程一直追溯到几百年前。17世纪的丰富经验，再加上18世纪带来的理性主义和自由主义传统，构成了互助会和行业俱乐部自身的互助传统。但这些人并不是在一代人的时间就由农民转变为新兴的工业市民。作为口齿清晰、生而自由的英国人，他们尝到了工业革命的滋味。
　　这也许是英国所具有的最突出的大众文化，它包含大量的各种各样的技艺、金属、木材、纺织和制陶工人。如果没有他们从上辈承传下来的“秘技”以及利用原始工具进行发明创造的高超技能，工业革命的创举几乎不可能超出纸上谈兵的范围。从这种工匠和自修者文化中产生了许多引人注目的优秀发明家、新闻撰稿人和政治理论家。要说这种文化是后进的或保守的倒也容易。工匠等的伟大运动持续了30多年，目标确实是为了避免自己沦为无产阶级。
　　当知道这一事业失败之后，他们在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又再次提出自己的主张，力求实现新的想象中的社会控制形式。在整个这段时期中，他们作为一个阶级曾受到镇压，而且在自己的群体中也处于被隔离的状态。然而，反革命所力图要镇压的东西反而在准合法的地下组织中变得更坚定了。只要统治者的压迫一放松，人们就会从小工场或工人居住的小村庄里走出来提出新的要求。他们被告知没有权利，但他们知道自己生而自由。骑兵纵马冲击他们的集会，他们获得了公众集会的权利。小册子作者被监禁，他们就在监狱里编辑小册子。工会成员被送进监狱，一路上有乐队和手持工会旗帜的队伍相陪伴。
　　他们的组织获得一种独特的韧性和弹性。阶级的存在也因此在英国生活中产生了独特的反响。从学校到商店，从礼拜堂到娱乐场所，一切地方都变成了阶级冲突的战场。迹象一直都存在着，但不总是为外界所理解。如果说社会生活缺乏平等的传统，那么工人的阶级意识也就缺乏服从的传统。詹姆斯·莫里森曾在1831年写道：“我们是孤儿，是社会的私生子。”这种强调不是出于认命，而是出于自豪。
　　在这些年中，工人们一次又一次表达了这种思想：“他们想把我们变成工具、用具或机器。”工人们甚至认为：“他们把改革法案看作一种安排，目的是要让中等阶级和上层阶级同政府携起手来并使工人成为政府手中某种按其意思运行的机器。”
　　这些人曾同功利主义对抗过，并企图阻止其影响。他们这样做并非盲目，而是出于理智和道德激情。他们并不是同机器，而是同本质上具有剥削压迫性质的工业资本主义关系作战。在这些年中，浪漫派对功利主义的大批判也在同时进行，但走的是另一条完全独立的路线。在威廉·布莱克之后，就再没有一个智者熟悉这两种文化，也没有一个天才能在这两种传统之间作互相解释。
　　自告奋勇地打开“新道德世界”的，是一个好生事的欧文派。而此时华兹华斯和柯勒律治却已在他们自己那不值得着迷的城堡后面退了出来。所以这些年时时出现的似乎不是革命的挑战，而是一种抵抗运动，浪漫主义和激进的工匠在其中都反对贪得无厌的人的说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