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达寿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担任苏联驻华大使馆首席翻译期间，曾多次参加中苏领导人会晤。在此期间，中苏关系由“牢不可破的友谊”变成了势不两立的仇敌，而顾达寿正好是这一转变的亲历者和知情人。
　　毛泽东给他取名
　　1951年秋，顾达寿提前完成大学学业，被派到由苏联人管理的长春铁路局哈尔滨分局工作。第二年冬天，苏联将长春铁路局所辖全线路段及其设施归还中国，与此同时，所有苏联专家也分期分批撤离回国。在交接仪式上，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接见了苏联专家的代表，并对顾达寿的翻译给予充分肯定。1953年2月，顾达寿随最后一批苏联专家离开了中国。回国后，顾达寿担任铁道部翻译处处长。但由于工作需要，他被调到外交部工作。1954年，他再次来到中国，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进修后，他担任了大使馆首席中文翻译。
　　1957年夏，苏共中央通过“关于清除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马林科夫反党集团的决议”，为此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都表示支持，唯有中共没有表态。于是赫鲁晓夫派米高扬来中国通报情况，并希望能够得到支持。米高扬飞抵北京时，中国的“反右运动”刚刚开始。为了领导这个运动，毛泽东正在避暑胜地杭州召开秘密会议。于是米高扬带领顾达寿追到杭州，与毛泽东终于见了面。
　　见面之后，米高扬开门见山说明来意，毛泽东说：“我好像记得我们已经给苏联发去一份电报，支持苏共中央的这个决定。”事实上，直到米高扬离开北京回国时，这个电报才发出去。谈话结束后，毛泽东设宴招待客人，他看到顾达寿使用筷子，便同他攀谈起来。当毛泽东听说顾达寿的俄文姓氏是“顾达舍夫”时，便调侃地说：“你这么年轻，身体这么健壮，我给你取个中国名字，就叫‘顾打手’吧！”听到这话，顾达寿回答说：“毛泽东主席，请原谅我不能接受这个名字。因为我是个外交人员，从事和平的工作，怎么能去当打手呢？”于是毛泽东笑着说：“既然你不愿意当打手，那我就给你取个真正好的中国名字，叫‘顾达寿’，就是健康长寿的意思。”说到这里，在场的人都很高兴。
　　在此前后，赫鲁晓夫和毛泽东曾多次会晤，顾达寿都在场充当翻译。在顾达寿的印象中，毛泽东根本看不起赫鲁晓夫，讥讽他是“不读书不看报专靠以势压人窃取党的名誉的大党阀”。因此，在1958年赫鲁晓夫访华时，毛泽东不仅对赫鲁晓夫提出的观点一概驳斥，甚至还在谈判桌上用脏话挖苦赫鲁晓夫。
　　与周恩来的交往
　　早在1952年，顾达寿就在哈尔滨认识了周恩来。当时周恩来对他的评价是“年轻有为的外交官”。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后，新上任的勃列日涅夫希望修补中苏关系，便想借十月革命47周年庆典的机会，邀请中国领导人访问苏联。为此，中国政府派周恩来率代表团前往莫斯科。
　　为了表示友好和诚意，苏联外交部派顾达寿带专机到伊尔库茨克迎接中国代表团。但是周恩来却拒绝乘坐苏联专机，而是坐自己的专机前往。11月7日，苏共中央除了在红场举行盛大游行之外，还在克里姆林宫举行宴会，招待前来参加庆典的各国代表团。在宴会上，苏联国防部长马林诺夫斯基元帅让顾达寿充当翻译，来到周恩来面前。二人打过招呼之后，马林诺夫斯基突然冒出一句让顾达寿感到惊讶的话。他对周恩来说：“我们已经把我们的笨蛋赶下了台，现在輪到你们该把你们的笨蛋赶下台了。”
　　所谓“你们的笨蛋”，当然是毛泽东了。顾达寿知道这话会产生严重后果，便示意中国同行不要把它翻译给周恩来。随后，他 立刻走到米高扬身边作了汇报。当他回来时，看到周恩来眉头紧锁，怒容满面，便知道事情不妙。不一会儿，周恩来非常气愤地对米高扬说：“刚才马林诺夫斯基元帅的话攻击了我们的毛泽东主席，我周恩来对此表示抗议。我要求他必须对他说的话公开认错并正式道歉，否则中国代表团明天就提前离开莫斯科回国。”这一事件虽然由米高扬赔礼和勃列日涅夫的解释勉强平息下来，但中苏关系却陷入僵局。
　　1969年春天，中苏两国在边境地区达曼斯基岛（即“珍宝岛”）发生军事冲突，致使两国关系更加恶化。当年6月，苏联政府总理柯西金突然召见顾达寿，要他通过专线电话与毛泽东直接通话。经过反复拨打，总是被中国的女接线员严词拒绝。这让柯西金感到非常懊恼。这一年9月，越南领导人胡志明去世，苏联总理柯西金和中国总理周恩来分别前往河内吊唁。柯西金希望能利用这个机会与周恩来会晤，但中国方面根本不给他任何机会。经过反复努力，周恩来终于答应他可以在北京的首都机场与对方会面。这次谈判虽然打破了两国关系的僵局，却使柯西金受尽了委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