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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2019年10月25-27日，第四届《翻译界》高端论坛暨新时代中国文化外译理论与实践国际研讨会在青岛召开。本次会议围绕中国文化“走出去”，对中国文化外译理论与实践进行了充分探讨，较为全面地再现了当前中国文化外译理论与实践研究的最新进展，促使学界对中国文化外译理论与实践作进一步的思考，助力中国文化更好地“走出去”。
关键词：《翻译界》;中国文化“走出去”;外译理论与实践
作者简介：雷炳浩，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2019级翻译学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学翻译、翻译史。马会娟，江西理工大学特聘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主要研究方向为翻译理论、翻译教学与跨文化翻译研究。
一、引言
近年来，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我国政府提出了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党和国家不断推出促进文化“走出去”的政策，发布了一系列重要文件。2016年11月1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中华文化走出去工作的指导意见》，“强调加强和改进中华文化走出去工作，……向世界阐释推介更多具有中国特色、体现中国精神、蕴藏中国智慧的优秀文化，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为未来一段时间的中国文化“走出去”工作指明了方向。2017年10月18日-24日，党的“十九大”在北京召开，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新时代下的中国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接近世界舞台，迫切需要发出自己的声音。在新的历史语境下，如何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构建中国对外话语体系，翻译无疑发挥着重大作用。如何更好地推进中国文化外译、加强中译外研究，成为翻译学界必须思考和回答的问题。在此背景下，北京外国语大学《翻译界》编辑部与青岛大学外国语学院合作举办了以“新时代中国文化外译”为主题的国际研讨会，旨在加强对中国文化外译理论与实践的探讨，助力中国文化更好地“走出去”。
本次会议吸引了国内外80余所高校的150余名专家、学者以及研究生。会议设有2个主论坛、5个分论坛和1个主编论坛，围绕“新时代中国文化外译国家规划研究”、“新时代中国文化外译理论研究”、“新时代中国文化外译实践研究”、“新时代中国文化外译传播研究”等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交流和探讨。本文撷取会议的主要研讨内容，分析和总结中国文化外译研究的最新研讨成果，以飨译界同仁。
二、新时代中国文化外译国家规划研究
在全球化的今天，各国政府都非常重视自身文化，努力加强自身文化的对外推介，不断扩大自身文化的世界影响力。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政府实施了一系列文化工程以助力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比如20世纪80年代的“熊猫”丛书、90年代开始的“大中华文库”、2010年开始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等。随着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深入实施，越来越多的学者把目光转向中国官方的“外推”翻译研究。
在主旨发言环节，上海大学傅敬民教授基于翻译理论家皮姆（Anthony Pym）在《多语译策——碎梦史》（Translation Solutions for Many Languages： Histories of a flawed dream， 2016）一书中提出的七种翻译策略：复制字词、复制结构、转换视角、改变密度、补偿、文化对应、文本剪裁（改变内容），探讨了它们对于中国文化外译的启示。他认为皮姆的翻译策略对于当前我国的文化外译活动具有很强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建议以此深入探讨中译外翻译策略。
青岛大学卞建华教授以美国斯坦福大学东方语言文化系汉学家艾朗诺（Ronald Egan）的汉学研究和翻译实践为例，思考了促进中西话语体系有效对接、中西文化和谐共生的有效途径，认为中国文化“走出去”不应该一厢情愿，而应该考虑外国受众的需要，做出针对性的筹划，制定合理的措施，采取合适的策略。
中国海洋大学任东升教授认为国家翻译实践是指国家作为翻译主体的实践活动或国家把翻译上升为国家行为的实践活动。他对国家翻译实践的学科基础、必要构件、主体构成和内生性演化历程进行了说明，从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建构起国家翻译实践概念体系。这一概念体系的形成，不仅是对中国翻译研究去欧洲中心主义的积极响应，也是中国本土翻译理论自身发展的结果。
三、新时代中国文化外译理论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翻译学科的发展借助于国外翻译理论的引进，以往的中国翻译研究多集中于外译中实践与理论，对中译外理论层面的探讨极为匮乏。在新时代背景下，如何深化中译外理论研究成为当前学界面临的重要课题。
北京外国语大学马会娟教授指出翻译出版流程包括原作出版、选择翻译的文本、出版社认可、版权洽谈、译者选择、翻译、编辑等多个环节。译者的翻译只是翻译作品产生过程的一个环节，译者在整个翻译出版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有限。马会娟认为中国现当代小说英译过程中存在译者的改写和出版社编辑干预下的改写，并结合大量的具体翻译案例，对这两种形态的改写进行了深入探讨。她指出翻译作品在英语世界的出版过程中，出版社编辑发挥着重要作用，建议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英译中的改写现象进行深入研究和总结。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张保红教授从绘画美学视角入手，基于译者的画家意识与语际、符际翻译文本，紧扣绘画艺术的审美特征，从语言、结构、思想三个层面进行探讨，深化了传统上“翻译如绘画”的学理内涵，拓展了它的应用范围与层次，揭示了诗歌翻译中选词造句、谋篇布局、题材选择、翻译策略、审美风格等方面的绘画艺术认知机制，为诗歌翻译研究增添了新的研究内容与方法，令人耳目一新。
北京外国语大学王洪涛教授借用布尔迪厄反思性社会学理论的关系主义方法论和社会分析模式，对宇文所安《诗大序》英譯本的生产过程进行了从翻译场域到译者惯习，再到翻译策略与译本特点的综合性考察，揭示了《诗大序》英译背后各种复杂因素的运作规律以及译本走向成功的内在逻辑，从方法论的角度展示了以布尔迪厄为代表的社会学理论在中国文化外译研究中的应用价值与指导意义。其他学者分别探讨了不同理论在中国文化外译研究中的运用，比如长治学院刘满芸教授介绍了她所提出的共生翻译理论，希望为当下的翻译研究开拓新的理论视阈和方法路径;武汉大学周奕珺介绍了翻译阐释理论在德国的理论沿革与最新发展等。 四、新时代中国文化外译传播研究
当前中国文化外译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但也有学者提出疑问：中国文化外译作品在国外的传播和接受情况究竟如何？是否起到了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目的？是否帮助中国树立了积极的国际形象？当前的中译外研究仍然存在着不足，翻译效果调查与分析亟待加强。在本次会议上，就如何加强翻译效果的调查与分析，如何探究文化外译的传播与接受情况，专家们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澳大利亚蒙纳士大学齐林涛博士考察了20世纪《金瓶梅》在英语世界的译介情况，发现这一时期《金瓶梅》的英译本多数都对原文的故事情节进行了删减，突出了原文中的性描写。他结合当时英美社会的历史背景，重新审视了《金瓶梅》的英译历史，从东方主义审美、翻译传统、出版生态和阅读政治等方面分析了《金瓶梅》在英语世界去经典化的原因，并初步探讨了去经典化的机制和影响。南京农业大学王银泉教授从历史角度重新审视了中西文化的交流轨迹，指出明末清初以来，以耶稣会士为桥梁的中学西传对西方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证明了中国文化的世界性意义与贡献，有利于坚定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
青岛科技大学李玉良教授考察了儒学在海外的翻译传播史。他指出，中华文化在世界观、宗教观、伦理观、价值观等方面与其他的民族文化具有较大的不可通约性，导致了中华民族在思维方式、语言形式和知识结构上与其他的民族具有较大的不可通约性。文化之间的不可通约性要求译者在翻译、传播儒学的过程中使用目标语读者本民族的思维方式、语言形式和知识结构，这种方式的必然结果就是儒学在海外的变异。他认为海外儒学是传统儒学的变体，是隐喻变异、传播变异和话语权力控制三种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修文乔副教授考察了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在英语世界的译介与接受情况，指出中国当代儿童文学英译选材上倾向于名家名作，翻译主体为中青年外籍译者，翻译方法以归化为主，出版渠道有三种类型，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提高童书质量、强化国际意识、寻找优秀译者、借助翻译计划、利用宣传平台等五点建议，希望帮助中国当代儿童文学更好地“走出去”。
五、新时代中国文化外译实践研究
除了理论层面的探讨，与会者还从自身翻译实践、翻译批评与译者培养等角度对中国文化外译实践进行了充分探讨。日本大阪大学田中智行（Tomoyuki Tanaka）准教授以自己翻译的《金瓶梅》为例介绍了翻译过程中的困难。田中指出在翻译像《金瓶梅》这样的文学经典时，译者应该尽可能地传递原作的感觉和味道，在尊重目标语特点的同时，尽量保留源语的特点。田中认为理想的译者应该是透明的，不能将自己的解读与原作的意思混为一谈;译者应该替原文作者说话;同时，译者需要掌握必要的翻译技巧、思辨能力并进行大量研究。德国马格德堡——施腾达尔应用科技大学诺德（Christiane Nord）教授认为以往的翻译研究过于关注翻译中的“失”，其实翻译本身就是一个“得”与“失”相互妥协的过程，在翻译过程中必然会失去一些东西，但同时也会得到一些东西。她建议以乐观的态度对待翻译，因为翻译可以沟通不同的文化，延续原作的生命，促进原作的传播，增进文化之间的理解，促进不同文化的融合，这些正是翻译中的“得”。
扬州大学周领顺教授以英译汉“魂断蓝桥”（Waterloo Bridge）和汉译英I Did Not Kill My Husband（《我不是潘金莲》）译名为例对如何进行有效的翻译批评做出了说明，指出保证翻译批评的基础是批评者不能迷失自己的身份，要警惕“赏”的心理因素对翻译批评的干扰影响，要时刻保持学术批评应有的清醒。北京师范大学张政教授以自己英译的《国训》（Chinese Wisdom， 2019）为例介绍了中华典籍英译的经验，认为典籍外译应该保留中华文化的原汁原味，做到形神兼备，让读者真正理解、喜欢并爱上中华文化，帮助中华文化真正“走出去”。
六、结语
三天的会议期间，来自国内外的一百多名专家学者围绕“新时代中国文化外译国家规划研究”、“新时代中国文化外译理论研究”、“新时代中国文化外译实践研究”、“新时代中国文化外译传播研究”等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积极为中国文化“走出去”建言献策，气氛非常热烈。本次会议既有对中国文化外译理论层面的探討，又有具体实践的关照;既有外译情况的综合分析，又有具体案例的深入探讨，较为全面地再现了当前中国文化外译理论与实践研究的最新进展。第四届《翻译界》高端论坛的召开适逢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在新的历史机遇下，本次会议的研讨成果必将引起学界对中国文化外译理论与实践的进一步思考，助力中国文化更好地“走出去”。
责任编辑：宫桂
关键词：《翻译界》;中国文化“走出去”;外译理论与实践
作者简介：雷炳浩，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2019级翻译学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学翻译、翻译史。马会娟，江西理工大学特聘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主要研究方向为翻译理论、翻译教学与跨文化翻译研究。
一、引言
近年来，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我国政府提出了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党和国家不断推出促进文化“走出去”的政策，发布了一系列重要文件。2016年11月1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中华文化走出去工作的指导意见》，“强调加强和改进中华文化走出去工作，……向世界阐释推介更多具有中国特色、体现中国精神、蕴藏中国智慧的优秀文化，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为未来一段时间的中国文化“走出去”工作指明了方向。2017年10月18日-24日，党的“十九大”在北京召开，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新时代下的中国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接近世界舞台，迫切需要发出自己的声音。在新的历史语境下，如何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构建中国对外话语体系，翻译无疑发挥着重大作用。如何更好地推进中国文化外译、加强中译外研究，成为翻译学界必须思考和回答的问题。在此背景下，北京外国语大学《翻译界》编辑部与青岛大学外国语学院合作举办了以“新时代中国文化外译”为主题的国际研讨会，旨在加强对中国文化外译理论与实践的探讨，助力中国文化更好地“走出去”。
本次会议吸引了国内外80余所高校的150余名专家、学者以及研究生。会议设有2个主论坛、5个分论坛和1个主编论坛，围绕“新时代中国文化外译国家规划研究”、“新时代中国文化外译理论研究”、“新时代中国文化外译实践研究”、“新时代中国文化外译传播研究”等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交流和探讨。本文撷取会议的主要研讨内容，分析和总结中国文化外译研究的最新研讨成果，以飨译界同仁。
二、新时代中国文化外译国家规划研究
在全球化的今天，各国政府都非常重视自身文化，努力加强自身文化的对外推介，不断扩大自身文化的世界影响力。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政府实施了一系列文化工程以助力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比如20世纪80年代的“熊猫”丛书、90年代开始的“大中华文库”、2010年开始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等。随着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深入实施，越来越多的学者把目光转向中国官方的“外推”翻译研究。
在主旨发言环节，上海大学傅敬民教授基于翻译理论家皮姆（Anthony Pym）在《多语译策——碎梦史》（Translation Solutions for Many Languages： Histories of a flawed dream， 2016）一书中提出的七种翻译策略：复制字词、复制结构、转换视角、改变密度、补偿、文化对应、文本剪裁（改变内容），探讨了它们对于中国文化外译的启示。他认为皮姆的翻译策略对于当前我国的文化外译活动具有很强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建议以此深入探讨中译外翻译策略。
青岛大学卞建华教授以美国斯坦福大学东方语言文化系汉学家艾朗诺（Ronald Egan）的汉学研究和翻译实践为例，思考了促进中西话语体系有效对接、中西文化和谐共生的有效途径，认为中国文化“走出去”不应该一厢情愿，而应该考虑外国受众的需要，做出针对性的筹划，制定合理的措施，采取合适的策略。
中国海洋大学任东升教授认为国家翻译实践是指国家作为翻译主体的实践活动或国家把翻译上升为国家行为的实践活动。他对国家翻译实践的学科基础、必要构件、主体构成和内生性演化历程进行了说明，从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建构起国家翻译实践概念体系。这一概念体系的形成，不仅是对中国翻译研究去欧洲中心主义的积极响应，也是中国本土翻译理论自身发展的结果。
三、新时代中国文化外译理论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翻译学科的发展借助于国外翻译理论的引进，以往的中国翻译研究多集中于外译中实践与理论，对中译外理论层面的探讨极为匮乏。在新时代背景下，如何深化中译外理论研究成为当前学界面临的重要课题。
北京外国语大学马会娟教授指出翻译出版流程包括原作出版、选择翻译的文本、出版社认可、版权洽谈、译者选择、翻译、编辑等多个环节。译者的翻译只是翻译作品产生过程的一个环节，译者在整个翻译出版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有限。马会娟认为中国现当代小说英译过程中存在译者的改写和出版社编辑干预下的改写，并结合大量的具体翻译案例，对这两种形态的改写进行了深入探讨。她指出翻译作品在英语世界的出版过程中，出版社编辑发挥着重要作用，建议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英译中的改写现象进行深入研究和总结。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张保红教授从绘画美学视角入手，基于译者的画家意识与语际、符际翻译文本，紧扣绘画艺术的审美特征，从语言、结构、思想三个层面进行探讨，深化了传统上“翻译如绘画”的学理内涵，拓展了它的应用范围与层次，揭示了诗歌翻译中选词造句、谋篇布局、题材选择、翻译策略、审美风格等方面的绘画艺术认知机制，为诗歌翻译研究增添了新的研究内容与方法，令人耳目一新。
北京外国语大学王洪涛教授借用布尔迪厄反思性社会学理论的关系主义方法论和社会分析模式，对宇文所安《诗大序》英譯本的生产过程进行了从翻译场域到译者惯习，再到翻译策略与译本特点的综合性考察，揭示了《诗大序》英译背后各种复杂因素的运作规律以及译本走向成功的内在逻辑，从方法论的角度展示了以布尔迪厄为代表的社会学理论在中国文化外译研究中的应用价值与指导意义。其他学者分别探讨了不同理论在中国文化外译研究中的运用，比如长治学院刘满芸教授介绍了她所提出的共生翻译理论，希望为当下的翻译研究开拓新的理论视阈和方法路径;武汉大学周奕珺介绍了翻译阐释理论在德国的理论沿革与最新发展等。 四、新时代中国文化外译传播研究
当前中国文化外译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但也有学者提出疑问：中国文化外译作品在国外的传播和接受情况究竟如何？是否起到了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目的？是否帮助中国树立了积极的国际形象？当前的中译外研究仍然存在着不足，翻译效果调查与分析亟待加强。在本次会议上，就如何加强翻译效果的调查与分析，如何探究文化外译的传播与接受情况，专家们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澳大利亚蒙纳士大学齐林涛博士考察了20世纪《金瓶梅》在英语世界的译介情况，发现这一时期《金瓶梅》的英译本多数都对原文的故事情节进行了删减，突出了原文中的性描写。他结合当时英美社会的历史背景，重新审视了《金瓶梅》的英译历史，从东方主义审美、翻译传统、出版生态和阅读政治等方面分析了《金瓶梅》在英语世界去经典化的原因，并初步探讨了去经典化的机制和影响。南京农业大学王银泉教授从历史角度重新审视了中西文化的交流轨迹，指出明末清初以来，以耶稣会士为桥梁的中学西传对西方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证明了中国文化的世界性意义与贡献，有利于坚定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
青岛科技大学李玉良教授考察了儒学在海外的翻译传播史。他指出，中华文化在世界观、宗教观、伦理观、价值观等方面与其他的民族文化具有较大的不可通约性，导致了中华民族在思维方式、语言形式和知识结构上与其他的民族具有较大的不可通约性。文化之间的不可通约性要求译者在翻译、传播儒学的过程中使用目标语读者本民族的思维方式、语言形式和知识结构，这种方式的必然结果就是儒学在海外的变异。他认为海外儒学是传统儒学的变体，是隐喻变异、传播变异和话语权力控制三种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修文乔副教授考察了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在英语世界的译介与接受情况，指出中国当代儿童文学英译选材上倾向于名家名作，翻译主体为中青年外籍译者，翻译方法以归化为主，出版渠道有三种类型，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提高童书质量、强化国际意识、寻找优秀译者、借助翻译计划、利用宣传平台等五点建议，希望帮助中国当代儿童文学更好地“走出去”。
五、新时代中国文化外译实践研究
除了理论层面的探讨，与会者还从自身翻译实践、翻译批评与译者培养等角度对中国文化外译实践进行了充分探讨。日本大阪大学田中智行（Tomoyuki Tanaka）准教授以自己翻译的《金瓶梅》为例介绍了翻译过程中的困难。田中指出在翻译像《金瓶梅》这样的文学经典时，译者应该尽可能地传递原作的感觉和味道，在尊重目标语特点的同时，尽量保留源语的特点。田中认为理想的译者应该是透明的，不能将自己的解读与原作的意思混为一谈;译者应该替原文作者说话;同时，译者需要掌握必要的翻译技巧、思辨能力并进行大量研究。德国马格德堡——施腾达尔应用科技大学诺德（Christiane Nord）教授认为以往的翻译研究过于关注翻译中的“失”，其实翻译本身就是一个“得”与“失”相互妥协的过程，在翻译过程中必然会失去一些东西，但同时也会得到一些东西。她建议以乐观的态度对待翻译，因为翻译可以沟通不同的文化，延续原作的生命，促进原作的传播，增进文化之间的理解，促进不同文化的融合，这些正是翻译中的“得”。
扬州大学周领顺教授以英译汉“魂断蓝桥”（Waterloo Bridge）和汉译英I Did Not Kill My Husband（《我不是潘金莲》）译名为例对如何进行有效的翻译批评做出了说明，指出保证翻译批评的基础是批评者不能迷失自己的身份，要警惕“赏”的心理因素对翻译批评的干扰影响，要时刻保持学术批评应有的清醒。北京师范大学张政教授以自己英译的《国训》（Chinese Wisdom， 2019）为例介绍了中华典籍英译的经验，认为典籍外译应该保留中华文化的原汁原味，做到形神兼备，让读者真正理解、喜欢并爱上中华文化，帮助中华文化真正“走出去”。
六、结语
三天的会议期间，来自国内外的一百多名专家学者围绕“新时代中国文化外译国家规划研究”、“新时代中国文化外译理论研究”、“新时代中国文化外译实践研究”、“新时代中国文化外译传播研究”等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积极为中国文化“走出去”建言献策，气氛非常热烈。本次会议既有对中国文化外译理论层面的探討，又有具体实践的关照;既有外译情况的综合分析，又有具体案例的深入探讨，较为全面地再现了当前中国文化外译理论与实践研究的最新进展。第四届《翻译界》高端论坛的召开适逢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在新的历史机遇下，本次会议的研讨成果必将引起学界对中国文化外译理论与实践的进一步思考，助力中国文化更好地“走出去”。
责任编辑：宫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