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爱亲有两个故事，一个是她自己的，一个是她爸爸的。
　　一个还在发生着，另一个已经消失了。
　　她78岁了，马来西亚是她生活的全部世界。她割过胶，下过海，见过死亡，也见过钱。苦的时候，4个妹妹都送去孤儿院；富的时候，一座厂子都是她的。
　　要说的就是这么一回事。

从福建下南洋

　　先从爱亲爸爸说起，那是1920年的事了。
　　船行了3个月，出福建，下南洋，风急浪又大，人死了不少。天热，船上更热，疟疾、感染、大病小病，随随便便一个人就没了。
　　别说人，船沉了多少？不记得了。下船时陈光生17岁，穷病死都见过了，他想好好活着。
　　穷怕了也饿怕了。在老家福建古田，他吃够了那种豆子。筷子伸进瓮里，瓮大口却极小，一筷子上来只夹得出一粒豆。
　　一粒豆子一碗米，这就是一餐饭了。
　　临走前一天，他把锄头往地里一扔，不干了，走。没行李，没钱，只有一双手，一条命。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战乱兵祸毁了中国东南沿海平静的日子，1922-1939年，500万人从那儿下南洋讨生活。
　　有人去了新加坡，有人去了婆罗洲，而他就这么来到马来西亚。
　　当时这儿叫“马来亚”，一年到头下着雨，地里撒点什么就长出东西来。
　　英国人早就来了，带走香蕉、棕油、锡矿、硬木、可可。带不走的，还有雨林、海岛，和一年12个月的雨水。
　　这些也不归马来人，他们在自己的土地上流亡。
　　陈光生在这里生活了70年，他娶了女人，生了孩子，并死在这儿、埋在这儿。
　　当然，下船时，他想不到那么远。

娶了个马来女人

　　日子太苦。每个早上，陈光生5点上工，被搜身、进园、割胶。一斤胶水一分钱。靠这点钱，他买料、养猪，拿去卖，几年后他讨了个女人。
　　她叫吴金十，是个穆斯林，一半华人一半马来人血统，皮肤黑，穿纱笼，一口马来话，每天要祈祷。
　　那时马来人只供儿子读书，女儿长到几岁送了人。吴金十一个人在马六甲长大，个性泼辣又坚忍。这正对陈光生的性子。
　　外来华人讨一个马来女人，在当时这并不常见。大部分时候两边人不往来，马来人一个区，华人一个区，语言都不通，更别说通婚了。
　　这叫“分而治之”，英国人对待殖民地的办法。
　　马来人是天生的穆斯林，不能改，也没法选，跟他們结婚的要信回教，忌讳多，华人做不到。而华人拜祖宗、拜土地、拜菩萨，什么都拜，马来人也搞不懂。
　　马来人温和、害羞，种一点田，不存钱，不为儿女计，有一天吃一天。在马来，日子不难过，大片雨林，一年的雨水，出点儿力，运气就来了，紧张什么？
　　这点上华人看不下去——不存钱、不留给儿女，活着还有什么意思？至于马来人的小生意，华人看来几乎是个笑话：这一堆五分钱，那一堆还是五分钱，三堆多少钱？不知道了。
　　华人吃过苦，干什么都一股劲儿，开矿、经商、开银行，命都豁出来。
　　“你们在自己的土地上做乞丐，看，店都是华人的！”英国人这么评价马来人。
　　19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马来西亚，华人开矿、经商，印度人割胶，马来人做点儿农、渔生意，三个行当里，农渔最穷，日子远不如华人。
　　“你们吃了我们的，用了我们的！”马来人会这么对华人表示不满。

女儿“爱亲”

　　1937年，他当上了爸爸，小日子已经够他忙的了。女儿很美，叫“爱亲”，有宝贵、珍重的意思。这女儿他最疼，样子像妈妈，脾气却像他，敢闯、不知足，从小就在想事情。
　　妹妹们去新加坡学烫头发，她不去，“有什么意思。”她跟着爸爸割胶，爸爸有事，她代工，不比男人干得少，胶工都服她。
　　爱亲没念书，12岁她已经帮着摆小摊了，一车木薯，穿过水田，推到市区去卖。正值雨季，大水从河里冲过来，直灌到田里，她抓着车把，被水打得一个趔趄。木薯重，挡住了她，水从身上、耳旁打过去，她回头看看，身后是几米深的水渠。
　　那年头死了扔了都是常事。
　　吴金十生了10个孩子，4个女儿生下来就送进了“姑娘堂”，那是英国人办的孤儿院，有的吃，有的穿，比家里好些。孩子多，养不活，浅浅一锅粥，勺子下去几下就没了。可孩子还是一个一个地出来，没办法。至于这4个孩子，爱亲没见过，也早没了消息，或者已经死了。
　　她老了，一头白发，皮肤黑，眼睛深，一米七的个头，带一点混血的样子，一件上衣，花而薄，很热带的打扮。
　　78岁了，皮肤、头发、身材这些，时间早带走了，但一双眼睛和精气神，仍然透着一种野性和大胆，活像她母亲。
　　闲时，她也来祠堂看看，和同岁的润梅一起坐着，两人对着喝茶。
　　在吉隆坡，这类华人祠堂很多，宗亲、会馆都有，多的上百人，多是同姓，有空祭一祭祖宗。
　　香火很重，一个闷热而安静的下午。

上等人“润梅”

　　是衰老让她们平等了。
　　同龄，同一个姓氏，一门宗亲，又都讲潮汕话，她们亲近起来。可60年前她们是两个阶层。
　　12岁的润梅不用卖木薯，她念书，接受英文教育，在美以美女子中学（Methodist Girls’ School，教会中学）读护工，家里有佣人的。
　　她是名门，祖父一辈就过来了，比爱亲家还早了一代。
　　祖父叫陈秀连，宗祠石碑上，他叫“秀连公”，“我华族先辈，百余年来，航海梯田，拓殖斯土”，讲的就是她祖父。 　　祖父是来开矿的。1848、1880年，在马来亚西北部的霹雳州出了Larut、Rinta两个大锡矿。这不是小事，19世纪80年代，8个华人来到这里做矿工。
　　陈秀连十几岁，不怕苦，人又机灵，没几年就发迹了。先在弓蕉园开了个矿场，叫“鸿发”，又开了一个，叫“隆兴”，专采锡矿，一条马路都是以他的名字命名。
　　最盛时，一大家子上百口人，7个太太、6个孩子，25个孙子，每一个太太都有自己的佣人。
　　家里讲老派头。对孩子的教养很严格，未成年的孩子可以有佣人，但要敬着，她洗碗，你要把碗端下去，这是教养。称呼佣人也不能“哎”“喂”，越是下人，越要敬，乞丐来了要给钱的。
　　但对孩子自己，如果一个偷了另一个的东西，闹起来，两个都打；女儿去读书，要先给老师送一条鞭子。
　　真挚、诚实、宽恕、体面，这是陈秀连的家规。一个叔叔偷了家里的金条，被祖父逐出家门，死不相认。
　　但英国人不管这些。你不认儿子可以，但死后，你的遗产照样要分他，这是法律。至于家族的丧葬、婚嫁、拜祖宗，娶几个姨太太……这一类风俗英国人不管，按你自己的规矩来。秀连公没办法，临死时，迫于法律，他给这个儿子分了一百马元，其他儿子一人一万块。
　　“很严格的，人们在乎对与错，一切井井有条。”润梅说，她喜欢老规矩。“那时秩序比现在好。”78岁了，她一个人生活，现在马来治安大不如前，她总担心被人抢了、打了。
　　“人们太坏，太顽皮，他们在弄脏这个世界。”她一口英文，用词考究，连抱怨都是英式的。

英文，身份的象征

　　这一口英文也是身份的象征。
　　爱亲不讲英文。殖民地时期，英文是第一等的，你要进入高层，谋个体面工作，英文是一定要会的。公文里、政府间、法庭上，一切正规的东西都是英文写的，会了这个，你就进入了另一个阶级。
　　可英式教育数目有限，只开放给上等人。上等人是指那些商人、贵族、精英……马来人、华人、印度人都有，“上等”是论身份、论地位、论钱的，不分人种。
　　受英式教育的孩子谈吐不一样，礼节不一样，派头也不一样，长大也要进入上流社会。至于那些“下等人”，他们的孩子当然也是下等人，上一代割胶，下一代继续割胶，他们讲母语就够了。
　　20世纪30年代，懂英文、受过英式教育的马来人占马来人口比例大约百分之0.1都不到。
　　精英数目要控制好，这是统治者的管理要点。英国人认为，华人、印度人、马来人要讲回自己的语言，做回自己的角色，不要去挑战别的阶层。
　　在这个古老的殖民地上，英国人才是真正的贵族。直到现在润梅也不会讲中文。但那只证明了她的出身不凡。
　　她被自己的族人原諒了。

入狱

　　2000年之后，爱亲去过一次日本，公园里，一群人给天皇像鞠躬，也叫她，她不去。
　　“我不，不鞠躬，一辈子不。”
　　1942年开始，到1945年8月结束，这3年8个月里，英国人走了，日本人来了，父亲差点死掉。二战期间，日本人占领了马来西亚，统治了3年零8个月，那是马来西亚唯一的一段日治时期。
　　她忘不了那段日子。
　　1945年的一个下午，3个日本人来了，旁边跟一个台湾翻译，问吴金十：“你丈夫呢？”
　　“不知道。”女人答道，手里牵着3个孩子，肚子里怀着一个，爱亲那年5岁，两个妹妹还小。日本人没动，台湾人却急了，一个巴掌打过去，女人头一歪，一只耳朵聋了。
　　父亲从郊区的一个老房子里被找出来，关进了监狱，理由是“接济共产党”。这是死罪。1942年，日本攻下马来西亚，共产党是死对头。
　　共产党、日本人、英国人、马来人……其实陈光生脑子里，这些都一样，他不关心什么政治、正义。是一个共产党找上他，“能不能一个月给两袋米？”当时他做工头，有点小权力，一个月两袋米，这不难。共产党，打日本的。在他粗浅的认识里，那是“好人”。
　　一个月两袋米，一袋200斤，从英国人的厂子里往外背，一背一年多。至于共产党主张什么，反对什么，做什么，从哪儿来，他一点儿不知道。
　　其实“马共”早就有了，在1930年4月30日成立的，一开始他们反对英政府，二战时入森林，打游击，成了抗日主力。
　　而“防共”也早就开始了，在英国统治时，“共产党”就是个忌讳。
　　比如割胶，胶工进园要搜身的，饭盒也看，就怕你带饭给共产党吃。后来，饭也不许带了，只能带香蕉。干一天，没饭吃，十来根香蕉下去，肚子里又凉又腻。
　　但越是这样越要帮着，共产党是好人，总说要解放马来亚，要抗日。至于偷米，共产党说不会犯事的——就算会陈光生也认了。
　　可真出事儿那天，他却呆住了。日本人来抓人时，闯进的一行人中，就有那个让他带米的“共产党”。
　　陈光生一眼认出他，“那人投了日本了，当了汉奸了！”爱亲说，“就是他指认的爸爸。”出卖、背叛、投降……这样的事算轻的，卖淫杀人的事儿都有，日治时期一切都乱了套。
　　爱亲还小，只觉得这一切都有点儿荒诞，人们今天这样，明天那样；关于正义，更一天一个主张。而好人、坏人、亲人，她分不清也想不透。活在这片土地上，她明白了一件事儿，谁都靠不住，只有靠自己。
　　爸爸入狱后，一切都变了。见到日本旗子，要鞠躬；当兵的来了，更要鞠躬，他们拿着枪，不鞠躬要打人的。学校也变了，开始教日文，无论你是华人、印度人、马来人，不学不行。比起英国人在时，日子难过太多。
　　8个月后，父亲从监狱出来了，太瘦了，没血色，人白得透明，骨头一根一根从皮肤里支出来。日本人给他上了刑。躺着，往肚子里灌水，灌到肚皮鼓起老大，装不下了，用木板压出来，再灌。吃的更差，一天一片木薯，放风时，陈光生见到什么吃什么。草、日本人扔的香蕉皮、还有院子里的辣椒。 　　1945年二战结束，日本投降，“再不投降爸爸就死了”。那之后，陈光生换了一个人。吃、喝、赌，打女人，今朝有酒今朝醉，不疼小孩，生意越做越差。
　　他的人生观一下子变了。

马来西亚独立了

　　可日子还要过下去。
　　日本人走了，英国人又回来了，一个转一个，走马灯一样。
　　这一回英国人呆了12年，从1945年日本投降，到1957年马来西亚独立，12年里，爱亲长成了一个真正的女孩子。
　　开始有人来给她说媒了，问她想嫁胶工呢，还是嫁猪倌。
　　那是一般女孩子的选择。对一个割胶女孩来说，还能图什么呢？一双手都是糙的。
　　可爱亲不干，媒人走了一个又一个，她没嫁掉，但日子好像好起来了。吃的东西越来越多了，也有钱上学了，割胶时，她听说英国人就要走了，“巫统”他们正闹独立呢。
　　“巫统”是1946年成立的，这一年，英国走了又回来了，丢过一次权力之后，他们嫌这个国家太松散。于是建一个“马来亚联邦”，华人、印度人、马来人都要有公民权。
　　马来人不同意，尤其贵族、精英、知识分子。这片土地上，他们一直有特权，突然就平等了，怎么可以？
　　5月11日这天，巫统成立了，叫“全国巫人统一机构”，“巫人”是指马来人。华人、印度人也不甘落后，同年8月2日，“印度人国大党”成立，3年后又有了“马华公会”，代表华人。

　　巫统人最多，权力也最大。从成立起巫统就一直占国会2/3以上议席，直到1969年第三次選举才第一次失去这个席位数。而现在马来西亚国会的222个议席，马华只占7个。
　　至于“联邦”“公民权”这些，很快就告吹了，因为巫统反对。那时爱亲还小。
　　16岁那年她开始认字了，上午割胶，下午1点去学裁衣服，普通的账目，脑子一过她就清了，爸爸说你要是个儿子，我一定送你去做生意。
　　爸爸老了，但还在英国人的橡胶园割胶，已经当上了工头。老板很器重他，因为他总有法子割得比别人多些。
　　12年过去，他的气性又回来了，不甘心，不想就那么下去，酒还是照样喝着，但工也开始做了。橡胶园又大又深，最深处，野草一人多高，橡胶树长在里面，人进不去，陈光生就带人割草，草割掉，蛇也钻出来，那活儿不好干。
　　1957年的一天，他照常收工，往常领了工钱就走，这天老板却给了他一张推荐信，全英文的，陈光生一个字也不认识。“拿上它再找个工作吧，谁看了都会要你的。”老板这么告诉他。
　　老板走了，一去就没回来，这一年马来西亚独立了。
　　英国人也离开了，巫统成了这个国家的管理者。说是马来人、印度人、华人一起执政的，可谁都知道，巫统人说了算。
　　一切都不一样了，说不上是好是坏。人要分等，马来人一等，华人、印度人又一等。爱亲和爸爸是第二等。
　　其实爱亲倒不讨厌马来人，他们安静、害羞，平时总懒洋洋的，人也不坏，不会做生意罢了，怎么一下子就成了一等人呢。这叫“马来人至上”，写在宪法上了。二等人要变成一等人也可以，你要跟一等人结婚，改教。
　　嫁一个马来男人，信伊斯兰教，包上头巾——这怎么行？爱亲不肯的。
　　中文学校她也不能念了，学校要改制，变成公立的，至于教学语言，要么马来文，要么英文，不然不给毕业。因为马来西亚是马来人的，华人和印度人是外人。
　　离开故乡刚到马来亚时，陈光生当过外人，英国人在的时候也是外人，现在半辈子过去，老了也住惯了——还是外人。哪里才是家呢，中国是回不去了。
　　这一年爱亲20岁了，第一次见到电。一个电工来到她家，看看她，说要接电线。她把他请进屋，是个小伙子，从城里过来的。“他有手艺，城里来的。”这是她第一个念头。“其他女孩子看到英俊的就喜欢了，我不会，我想事情的。”她更看重机会和将来。在当时，电工是个时髦的行当，能带她离开村子，离开橡胶园。
　　她想嫁给这个人。
　　她看看他，一边看一边低头琢磨，咬着辫子倚在门边儿。那人眼尖，一眼就挑上了她。 “我做女孩子的时候很漂亮，他看看我就喜欢上了喔！”
　　她吃过苦，性子又烈，比别的女孩另有一种风度。
　　婚事就这么定下了。

爱亲成功了

　　他成了她的先生，后来又成了她的累赘，这是后话。之后的60年里，她从一个朦胧、憧憬的女孩子，一变而成为7个孩子的母亲。穷过，苦过，富贵过，没什么能让她害怕了，这大概是另一种悲哀。
　　说到底，谁的人生不荒唐呢。
　　当年，陈光生曾激烈地反对过这门亲事。小伙子不出奇又没财产，只懂一门手艺。他放声大哭。哭得撕心裂肺，像要把一辈子的眼泪都哭出来。
　　爱亲还小，不知这一生的幸运与不幸、颠沛和变化都将从这哭声开始。
　　1967年，华人的生意普遍越做越好，工商部长、财政部长都是华人。限制虽多，可经济政策上，这个叫“东姑鸭都拉曼”的巫统头头对华人还是蛮照顾的。
　　20世纪60年代，香港、台湾、新加坡、韩国一个一个地富起来了，它们被叫做“亚洲四小龙”，经济上了不得。马来西亚的日子也好多了。爱亲的日子却不太好。男人病了，糖尿病，又不忌口，脾气越来越坏。七个孩子，一个比一个小，里里外外只她一个人在打理。
　　周围好多人富起来了，爱亲也想试试。可全部家当只有300块钱，一旦赔了日子就完了。男人不同意：一个女人家做什么生意？你懂什么？
　　是那股心气儿起了作用，爸爸下南洋时的那股心气儿。这是上一辈留给她的基因，在她骨子里，血液里，扔不掉也逃不脱。 　　30岁这年，她豁出去了，300块全拿出来，赌一把，完了也就完了。她上了第一批衣服，一些款式不错的袜子、裤子、小鞋子，一件5毛，转手就卖1块。爱亲学过裁衣服，眼睛尖，人又爱美，上的货总比别人好那么一点儿，不是品质，是那种款式。
　　开始有人来找她了，最初是一些同行，“把你的货给我拿一点，两打三打都行，我在另一个区卖，碍不着你。”于是一家传一家，人人都来淘，有时摊子摆开一小时就抢光了，回家还有人等在门口。衣服1件从1块卖到2块，一打就赚了12块。
　　那时至于中文呀，宗教呀，一等、二等什么的，诸多限制，她没空去理会。穷怕了，她只想活下去。
　　“钱很好赚喔！人家自己送钱过来给你，我生意越做越大，到厂子去上衣服，一次上一车。5年后你猜怎么，我花了86万，一个厂子都买下来了喔！”爱亲回忆。
　　拿下厂子那天她累了也乏了，整个人掏空了一样。
　　但她成功了！
　　她想叫住走过来的任何一个人，对他说，看看我吧。可没有，她比任何时候都要安静，并惊讶快乐为什么能令人受伤。这种感觉很内在也很私人，她在这一刻明白了父亲。他为什么来，又为什么留下。因为在这儿，一切都可以，传奇也可以，只要你吃得了苦，不拿它当回事儿。
　　回家路上她盘算着，这以后她要去更远的地方办货，去新加坡、香港、印尼、日本，把生意做大，大到7个孩子衣食无忧。可回到家就是另一个世界了。男人大声问她，你怎么不做饭？出去这么久？我饿了。
　　她洗洗手下厨去了。
　　几年后，丈夫去世了。

“华人的，烧了它”

　　刚做生意那两年，爱亲满脑子都是买卖。
　　“老实讲，我对政治没什么主见，天天做衣服，报纸都不看的！”她不知道风头已经变了。
　　包括她很多華人的日子都好了，马来人却还一直穷着。
　　他们虽然有特权，可那是精英们的事。政府机关里，10个人中8个是马来人，可那跟老百姓有关系吗？
　　华人进不了，干脆也不进了，专心做生意，过日子，生意场上几乎见不到马来人。
　　“马来人那时候不大会做生意的，虽然受英文教育的那些马来人很厉害，可他们跟老百姓不是一类人喔！”爱亲说。
　　保障也有，比如出租车，那只有马来人能开，可这收入接近低保，活下去可以，致富就算了。再比如，马来人上学，录取分数比华人低。可这点便利，引起的不是自负，反而是更自卑。
　　公务员也只给马来人做。可一般公务员收入低，糊口而已。
　　华人和马来人几乎没什么来往，受过教育的要好一些。大学里，你可以跟马来人做个朋友，说说话，聊聊天，一起游个泳，但政治、特权、宗教的话题，你提都不能提。
　　到了1969这一年，马来人的收入已经在贫困线以下了，西马那边，一半儿的马来家庭一个月赚不到200马币。他们甚至比印度人还穷，马来人的贫困率是64.8%，华人26%，印度人39.2%。
　　1969年，巫统在大选中失势，华人反对党赢了。华人赢了马来人。
　　胜利者举着条幅到大街上游行，路过雪兰莪州务大臣的官邸时，跟马来人打起来了。那一天，爱亲躲在屋子里，不敢出去，又怕又闷。她总记得小时候见过的马来人，他们懒洋洋的，很羞涩的样子。
　　怎么就成了今天这样子？
　　那么多华人被杀了。她听说有人从戏园子出来，直接就被扫射了。
　　戒严5天，骚乱了半个月，死了196人，不都是华人，也有马来人，伤了439个，39个人干脆失踪，找不着了。
　　“你们在自己的土地上做乞丐”“店都是华人的”，这话从英国人那时就开始讲给马来人听了。制造恨有它的用处，对于殖民者，分裂才便于管理。大选时，人们的立场更鲜明了，华人投反对党，马来人投巫统，越恨就越坚定对立的立场。
　　可到底谁受了益，谁又受了害？爱亲不明白。

什么是好时代，谁又知道？

　　很多事说不明白，也不用明白。78岁了，她见的太多。一代人老了，又一代生出来，至于什么是好时代，什么是坏时代，谁又知道？
　　她在祠堂放了6000块钱，挂上爸爸的照片，有空就祭一祭。70岁之后，她对死亡有了概念，上一代死了，接下来就该她了，死亡像排队，爸爸在前，她在后。
　　她老了，跟着儿子生活。儿子也不容易，生意亏了钱，兜来转去，还到她这儿借，一借几十万马币。说是借，其实也就是给。她这一代就这样，上一代问他们要，下一代也问他们要，填了这儿，又堵那儿，一辈子就过去了。
　　78岁了，她还是喜欢一个人出门，一个人过了几十年，多了个司机她都受不了。
　　可外面早不像以前了。“小心被抢了、打了，危险！”儿子提醒她。
　　打砸抢是这几年才有的。走路不能停，也别回头看，那说明你在等什么，一辆摩托马上从你身边抄过去，包就没了。
　　天桥、路边、车里，这些地方都别逗留，夜路少走，人人自危。
　　甚至家里都装上监视器，手机联网，随时看一看：被盗了没？打砸抢的一般是印度人，也有下层马来人。从橡胶园到贫民窟，一百年来，印度人几乎被遗弃了。
　　隔绝、忽视、贫穷……不光印度人，马来人也带着情绪。“如果你是一个华人，路过马来区，最好不要逗留，”陈劲龙说，陈氏家族里，他是年轻一代。
　　那感觉不好。去医院看病，华人要比马来人贵一些；买房时，华人印度人全款，马来人有7%的优惠。伊斯兰教允许马来人一夫多妻，孩子由政府养，印度人、华人就不行了。
　　1981年马哈蒂尔上台后，马来人的特权更明显了。
　　结果也跟以前一样，一拨支持巫统，一拨支持反对党，华人觉得，“反对党上来就好了！”真的会好吗？爱亲不知道。她见过英国人、日本人、共产党、巫统。他们一个一个来了，又一个一个走了，日子没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没怎么变。
　　78岁这年，爱亲又做起小生意了，做的不大，但这是她自己的，也不给儿子。
　　在她眼里，政府、儿子、政党……这都靠不住，只有钱是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