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韩俊应陕西邀请，作了“新型城镇化与农民工市民化”的专题报告，详细解读了广东“农民工积分制落户”的做法，称广东从2010年8月开始，尝试对农民工入户城镇实行条件准入和数量管理，原则上积满60分即可申请入户，分高者先入。
　　应该说，相较于既往城乡户籍森严的壁垒，广东省的积分制至少从厚障壁中开了一个小口子，无论是出于利益考量还是出于人性关怀，都可称开风气之先，给出了一条由乡入城的小小路径。但这样的制度善意，也因其条件之苛刻并涉嫌歧视而受人质疑。比如，“初中文化程度，可以积20分；本科及以上，可以积80分”这一条，以学历论英雄；又比如，“受过劳动教养的扣50分，受过刑事处罚扣100分”，几乎是把这些曾经犯罪的人员阻挡在城门之外，也有欠包容。
　　诚然，城乡二元格局下，城市的国民待遇往往优于乡村，而城市资源又有限，僧多粥少，似乎不设门槛是不行的。地方政府作为试点，步子迈得小一点，自然稳妥些，操作性强一些，也无可厚非。
　　但若想以此作为一个在全国推广的制度，从全国、全局角度通盘策划，却不能不考虑价值取向的问题，也不能不考虑从根本上取消户籍限制，这个“大势所趋”的问题。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一度有農业户口可以花几万元钱“农转非”的政策，结果不少人“农转非”后后悔了，花了钱买到的居民户口徒具摆设价值，反倒失去了土地。积分入户城市，从短期看，当然优于“农转非”，比如城市里看得到的优质教育资源，这是让很多农民工“市民化意愿非常强烈”的第一驱动力。那么，政府是千方百计缩小城乡教育资源差距，还是维持甚至继续拉大城乡教育差距，然后以积分奖励的方式鼓励农民经受千磨百折，千辛万苦地挤入城市，以享受城市的教育资源？
　　且不说农民工进入城市落地难、扎根更难，名义上“市民化”后，有些方面被边缘化的问题仍然较普遍地存在，比如积分入户之后，却还要面临“积分入学”的残酷竞争。事实上，就拿广东来说，真正通过积分入户的农民工本就少之又少。广东的入户准入条件看似不高，但“60分”只是下限，如果那个城市一年的入户数量限定在1000人，你有180分也未必能成该市市民。因此，对于绝大多数农民工来说，积分入户只是画在墙上的大饼。
　　积分入户的种种苛刻条件，存在的前提是教育、医疗等公共资源的城乡分配不均。哪一天，待到农村教育、医疗山花烂漫时，谁还稀罕钢筋水泥森林里的逼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