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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桑70年，《飞天》走到今天，腾高翔远，实在不易，值得庆贺！
我是一名业余作者。从1959年11月在《飞天》前身《红旗手》发表短篇小说《崖畔青松》起，与数十位编辑在不同的情势下有过密切交往。60多年来，我没有写出值得称道的作品。发表在《飞天》的小说、散文、诗歌、报告文学，也仅40余件。但是，与编辑师友们的交往，不仅助益写作能力，更对我的人生提供了宝贵的精神资源。使我逐步认识到，写作，其实是一种内在的自我修行。
不论年长的李秀峰、徐刚、于辛田、刘传坤、杨文林、雪犁，还是同辈的李禾、李云鹏、何来、冉丹、陈德宏、马青山，以及诸位爱岗敬业的后起之秀，他们的热情、厚道、诚实、忠于文学、乐于助人，都对我影响深远。
我认识的第一位《飞天》编辑，是93岁高龄去世的刘传坤老师。他是《崖畔青松》的责编。小说发表不久，他就顶着隆冬黄河边凛冽的寒风，来西北师大找我。对一名大一学生来说，他的造访，我受宠若惊，不知如何接待。他却一见如故，坐在学生宿舍高架床的下铺，就同我亲切交谈起来。态度的平易近人、言语的温婉诱导，至今难忘。“文革”中，老师下放到天水，我俩有过更多接触。在一起奉命去礼县采访的日子里，漫漫寒夜，两人头对脚挤在大队部的小床上，说历史、谈社会、谈人生，言犹在耳。他话不多，如同他写给作者的信，明白畅晓，却一语中的。
李秀峰同志，是省文联和刊物的创始人之一。我认识这位省文联副主席兼刊物主编，是在1962年夏天，他所主持召开的“双百”座谈会规格高，应邀出席的有知名学者教授、编辑、重点作者共50多人。大学生很少，西北师大仅有何来和我。会前，秀峰同大家一一握手致意，对陌生面孔则详细询问。当时，我用“黄莺”笔名发表作品。问到我，他笑着说，我还以为是女作者呢！天津有个工人作家叫阿凤，也以为是女的……
就这么几句轻松幽默的交谈，让我结识了一位可以信赖的甘肃文艺界领导。
这年冬天，我的同学文学青年白耀明，其未婚妻因婚变出走，逃到西北师大来找老白。同学们恨棒打鸳鸯，劝他俩尽快结婚。一位单身青年教师，腾出自己的宿舍作新房。大家凑钱，买了条新床单。可老白连买喜糖的钱也拿不出来。情急之下，老白问我：你认识谁，能不能借点钱？我脱口而出：李秀峰！走，去找李秀峰！两人风风火火，直奔李秀峰的办公室——原张治中将军公馆小洋楼。
秀峰同志没有责怪我的莽撞。听完陈述，他笑着站起来。掏出50元钱，交给白耀明，轻声说：不用还了，给你恭个喜吧！
走出铺着地毯的办公室，我仰天大笑。
秀峰将发现、培养、扶持作者，列为自己工作的中心任务。榆中的金吉泰、永登的张国宏、礼县的刘志清……这一批早期的甘肃农民作者，无不受到过秀峰的辛勤培养和关爱呵护。1965年，听说秀峰下乡，住在礼县磨石嘴刘志清家里。恰巧我也因公到礼县，便去看望。当地县委知道后，接他住进县委后院的一间小平房。每天晚上，我都去找他请教，谈论人生与文学。从那时起，我才得悉他的人生道路多么坎坷。他幼年丧父，从一名乡村小学教师起步，竟修炼成了兰州大学的副教授！他说，人生的起点，不可能相同，就看终点如何。淡淡的月光下，我俩坐在小院的石头上，往往谈到深夜。
一个多月后，天水暴雨成灾。秀峰经天水回兰州时，接到我所在的天水师范住了几天。他给我们几位爱好文学的同事，讲诸子散文和鲁迅小说。他对鲁迅小说，理解的十分深刻。他说，鲁迅主要写中国社会的病象病根，《狂人日记》是个总纲，其他各篇多是总纲的阐释、延展、发挥。他讲得最精彩的是《药》。他说《药》的题目下面，可能隐含着作家心底的三个符号：！？。
谁能料到，就这么一位德才兼备的文学前辈，次年就被迫害致死了呢？
杨文林同志，在《飞天》工作的时间最长了。相识，在1964年，同去天水、礼县农村采访。从部队转业的他，始终保持着军人的直率、坦诚、艰苦朴素。大家都叫他老杨，初次接触就令人心生敬意。当时，有文联和刊物编辑部的大多数人，奉命下乡与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进行采访。徐刚带队，包括老画家陈伯希、老诗人于辛田在内，共有十多位。礼县燕子河尚未架桥，河水齐腰，大家挽手涉渡。我最年轻，在前探路，老杨紧抓我手，至今我还能感受到他臂力之强大。“文革”刊物解散，不断的检查、交代、批斗……从干校回来之后，我去找老杨。找到他爱人所在的陆军医院，他说，这辈子，再也不搞文学了。但是1971年，籌备纪念《在延安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30周年，他义无反顾，借调数十位作者，在兰州友谊饭店，夜以继日，投入筹备工作。对从全省征集来的大量稿件，他指导我们加工、修改、润色。单是农民作者刘志清的长诗《红牧歌》，就耗掉了他不少心血。然而，三部献礼作品：《登高望远》、《风展红旗》、《虎子敲钟》的完成，倒给他惹来一身麻烦。有人指责他，爱出风头而已。
杂志复刊，老杨担任主编。百废待兴，捉襟见肘，有人也等着看他的笑话。他问我：调你来编辑部帮我一把，行不？我满口答应。可等调令迟迟不下，家属下放农村，生活降到冰点，实在无法脱身，我只得写信向老杨说明。此事，很惹老杨生气，但他很快原谅了我。不久，我公差兰州，当面去向他道歉，他却一笑了之。在楼道拐角的一个小房间里，他独自一人伏案改稿。工整的红笔蝇头小楷，插在稿件行间，他气喘吁吁，写的十分吃力。我劝他不必过于认真，他抬头咳嗽起来。连咳不止，咳出了血……却一再叮咛我，别告诉任何人。
《飞天》为何能走到今天，昂扬地站在全国文学期刊之林中？主要原因之一，我想，就是有一批又一批献身文学事业的可敬编辑。
责任编辑 王文思
我是一名业余作者。从1959年11月在《飞天》前身《红旗手》发表短篇小说《崖畔青松》起，与数十位编辑在不同的情势下有过密切交往。60多年来，我没有写出值得称道的作品。发表在《飞天》的小说、散文、诗歌、报告文学，也仅40余件。但是，与编辑师友们的交往，不仅助益写作能力，更对我的人生提供了宝贵的精神资源。使我逐步认识到，写作，其实是一种内在的自我修行。
不论年长的李秀峰、徐刚、于辛田、刘传坤、杨文林、雪犁，还是同辈的李禾、李云鹏、何来、冉丹、陈德宏、马青山，以及诸位爱岗敬业的后起之秀，他们的热情、厚道、诚实、忠于文学、乐于助人，都对我影响深远。
我认识的第一位《飞天》编辑，是93岁高龄去世的刘传坤老师。他是《崖畔青松》的责编。小说发表不久，他就顶着隆冬黄河边凛冽的寒风，来西北师大找我。对一名大一学生来说，他的造访，我受宠若惊，不知如何接待。他却一见如故，坐在学生宿舍高架床的下铺，就同我亲切交谈起来。态度的平易近人、言语的温婉诱导，至今难忘。“文革”中，老师下放到天水，我俩有过更多接触。在一起奉命去礼县采访的日子里，漫漫寒夜，两人头对脚挤在大队部的小床上，说历史、谈社会、谈人生，言犹在耳。他话不多，如同他写给作者的信，明白畅晓，却一语中的。
李秀峰同志，是省文联和刊物的创始人之一。我认识这位省文联副主席兼刊物主编，是在1962年夏天，他所主持召开的“双百”座谈会规格高，应邀出席的有知名学者教授、编辑、重点作者共50多人。大学生很少，西北师大仅有何来和我。会前，秀峰同大家一一握手致意，对陌生面孔则详细询问。当时，我用“黄莺”笔名发表作品。问到我，他笑着说，我还以为是女作者呢！天津有个工人作家叫阿凤，也以为是女的……
就这么几句轻松幽默的交谈，让我结识了一位可以信赖的甘肃文艺界领导。
这年冬天，我的同学文学青年白耀明，其未婚妻因婚变出走，逃到西北师大来找老白。同学们恨棒打鸳鸯，劝他俩尽快结婚。一位单身青年教师，腾出自己的宿舍作新房。大家凑钱，买了条新床单。可老白连买喜糖的钱也拿不出来。情急之下，老白问我：你认识谁，能不能借点钱？我脱口而出：李秀峰！走，去找李秀峰！两人风风火火，直奔李秀峰的办公室——原张治中将军公馆小洋楼。
秀峰同志没有责怪我的莽撞。听完陈述，他笑着站起来。掏出50元钱，交给白耀明，轻声说：不用还了，给你恭个喜吧！
走出铺着地毯的办公室，我仰天大笑。
秀峰将发现、培养、扶持作者，列为自己工作的中心任务。榆中的金吉泰、永登的张国宏、礼县的刘志清……这一批早期的甘肃农民作者，无不受到过秀峰的辛勤培养和关爱呵护。1965年，听说秀峰下乡，住在礼县磨石嘴刘志清家里。恰巧我也因公到礼县，便去看望。当地县委知道后，接他住进县委后院的一间小平房。每天晚上，我都去找他请教，谈论人生与文学。从那时起，我才得悉他的人生道路多么坎坷。他幼年丧父，从一名乡村小学教师起步，竟修炼成了兰州大学的副教授！他说，人生的起点，不可能相同，就看终点如何。淡淡的月光下，我俩坐在小院的石头上，往往谈到深夜。
一个多月后，天水暴雨成灾。秀峰经天水回兰州时，接到我所在的天水师范住了几天。他给我们几位爱好文学的同事，讲诸子散文和鲁迅小说。他对鲁迅小说，理解的十分深刻。他说，鲁迅主要写中国社会的病象病根，《狂人日记》是个总纲，其他各篇多是总纲的阐释、延展、发挥。他讲得最精彩的是《药》。他说《药》的题目下面，可能隐含着作家心底的三个符号：！？。
谁能料到，就这么一位德才兼备的文学前辈，次年就被迫害致死了呢？
杨文林同志，在《飞天》工作的时间最长了。相识，在1964年，同去天水、礼县农村采访。从部队转业的他，始终保持着军人的直率、坦诚、艰苦朴素。大家都叫他老杨，初次接触就令人心生敬意。当时，有文联和刊物编辑部的大多数人，奉命下乡与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进行采访。徐刚带队，包括老画家陈伯希、老诗人于辛田在内，共有十多位。礼县燕子河尚未架桥，河水齐腰，大家挽手涉渡。我最年轻，在前探路，老杨紧抓我手，至今我还能感受到他臂力之强大。“文革”刊物解散，不断的检查、交代、批斗……从干校回来之后，我去找老杨。找到他爱人所在的陆军医院，他说，这辈子，再也不搞文学了。但是1971年，籌备纪念《在延安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30周年，他义无反顾，借调数十位作者，在兰州友谊饭店，夜以继日，投入筹备工作。对从全省征集来的大量稿件，他指导我们加工、修改、润色。单是农民作者刘志清的长诗《红牧歌》，就耗掉了他不少心血。然而，三部献礼作品：《登高望远》、《风展红旗》、《虎子敲钟》的完成，倒给他惹来一身麻烦。有人指责他，爱出风头而已。
杂志复刊，老杨担任主编。百废待兴，捉襟见肘，有人也等着看他的笑话。他问我：调你来编辑部帮我一把，行不？我满口答应。可等调令迟迟不下，家属下放农村，生活降到冰点，实在无法脱身，我只得写信向老杨说明。此事，很惹老杨生气，但他很快原谅了我。不久，我公差兰州，当面去向他道歉，他却一笑了之。在楼道拐角的一个小房间里，他独自一人伏案改稿。工整的红笔蝇头小楷，插在稿件行间，他气喘吁吁，写的十分吃力。我劝他不必过于认真，他抬头咳嗽起来。连咳不止，咳出了血……却一再叮咛我，别告诉任何人。
《飞天》为何能走到今天，昂扬地站在全国文学期刊之林中？主要原因之一，我想，就是有一批又一批献身文学事业的可敬编辑。
责任编辑 王文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