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吧，即“文革”开始的先一年，我在上初二。
　　麦忙假中，入夜睡得正酣，被父亲叫醒赶起，说是晚上要刮大风，已黄的麦子不收，麦粒会被摔打在地里，一年的收获就白搭了。我们就像解放军战士一样，在父亲的带领下，一人提一把父亲半个晚上没睡磨得锃亮的镰刀，向村北的自留地走去。尽管当时每人只有一分二厘自留地，可我家老少十六口人，地也上了二亩。月光中的麦田里，七个人一字长蛇摆开战场，只有割麦的嚓嚓声，没有说话声。先是蹲镰收，即蹴着往前收，到了地头，最前面的父亲回头抹一把额上的汗水命令道：“跑镰收吧，别蹲了，先放倒再说；先别捆了。”跑镰即半弯着腰身，一手豁（撸）麦，一手挥镰，一条腿在下边带着割下来的麦子，割一镰，脚向前带一下。霎时，镰刀如同激战的鼓点一样，“刷刷刷”，就割倒了一大片麦子。接着，婆婆、大娘、母亲、大嫂都来了，她们从地那一端往这边收，天还没亮的时候，我们在地中间会合，麦子全放倒了。
　　一张张脸，被汗水抹得五麻六道的，却笑得灿烂无比。
　　“都回家吧，运娃等一下！”父亲发话，弟兄们都有点诧异地看我一眼，方才离去，我心中有些空虚地坐那儿没动。
　　父亲坐我对面，直接问：“谈媳妇了？”

　　我的头“轰”的一声，渗了一层汗，要知道在那个年代，我一个十四五岁的学生就谈上了那种事，在别人眼里，就如同发生不正当的男女关系一样丢人。
　　我不知如何回答。
　　父亲养了我们这一大家子，解放前，他是长工头；解放后，他是生产队全能的劳力。解放前，爷爷当家；解放后，我们弟兄各自当家。这一切，虽把父亲隔过去了，越发让父亲在我们家有了特殊的地位。虽说他很少数说儿女，但话出口，可是一言九鼎，掷地有声。
　　“女娃叫麦花，昨日个已经托人找上门来。”父亲显然在提示我。
　　麦花是我们班副班长，我是文体委员，接触多了，都有好感。喜欢在一块说话，踢毽子，课余了，还常探讨写作文的事。有几个晚上熄灯之前，我约她到校区与运动场后隔墙下树荫中说话，我还拉了她的手。
　　“人家已托人上门提亲，说是让你去倒插门哩！”父亲语音中带着怨气接上说，“你爷发话说，尽管我们家儿孙多，成分大，媳妇又难定，但娃没有多余的！”
　　“咋能这么贸然，这么快！”自怨之中，我更反感“倒插门”三个字。
　　“大，你说的都有。但她没在我面前提倒插门的事，你放心，啥事都不会有。”我向父亲表了态。
　　麦花是她的乳名，也许因为好听，她没再取大名，她家在我老舅爷那个村，家里只有她一个宝贝女儿，她家和我家连畔种地。
　　我回到学校，给她一句很绝的话：“打死我也不去你们家当倒插门女婿！”这事，就这样结束了。但我能感觉出，她喜欢我的心思还没断。
　　后来初中毕业，返乡。1969年前后，我们都有了工作，她在商业上，在商店当出纳，我在水利部门工作。她招了个上门女婿，三年生了三个娃；我也娶妻生子，成家立业。不幸的是，在一个意外事故中她去世了。
　　她去世的前一年，她们的商店来县上的十月古会上售货，她抽空来找我。当时我已在县团委工作，在我房内，两个人啥话也没说，紧紧相抱着，只是流泪……没想到那次流泪，使我这大半辈子没法忘记她。
　　因为那是两个人的初恋，也因为父亲在麦田里，坐在麦捆上对我谈的话，还因为麦花过早地辞世，我永远忘不了那一片麦田和那成熟的麦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