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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材内容，思考
[中图分类号]K25 G64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0457-6241(2008)20-0086-06
2007年春，根据中宣部、教育部的统一部署，全国高校普遍开设了《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以下简称《纲要》)课程，由国内众多名家参与编写的《纲要》教材正式出版并投入使用。2008年春，教材編写组又根据党的十七大精神和全国高校师生在教材使用过程中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对《纲要》教材进行了修订再版。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纲要》教材的出版和使用在国内外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更受到了全国高校师生的热烈欢迎和一致好评。毋庸置疑，与以往的高校自编教材相比，作为全国统编教材的《纲要》教材，的确是一本高质量的优秀教材。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纲要》教材毕竟才出版并投入使用不到两年时间，还难免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需要进一步修改和完善，方能真正成为一本精品教材。鉴于此，笔者根据自己在《纲要》课程教学过程中的一些学习体会，尝试对《纲要》教材内容(以2008年修订版为依据)谈几点不成熟的粗浅认识。
一、关于《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材结构的若干探讨
《纲要》教材在结构框架设计方面进行了重大创新，全书内容共分为上中下三编，每编下设综述和若干专题，分别构成中国近现代史的“纲”和“要”。这在以往的教材编写中是很少见的，有利于学生从整体上更好地把握中国近现代史的发展脉络，能够起到提纲挈领的重要作用。但是，认真研读《纲要》教材，仍会发现有些内容的编排结构是值得斟酌的。
上编综述第一目第二子目在讲述“中国封建社会由昌盛到衰落”(第6～7页)的历史变化时，是按照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顺序编写的，但在随后的提炼总结中又变成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编排顺序，让人感觉有点儿乱。按照现行的习惯性编排顺序，建议将前面的社会和文化内容的编排顺序颠倒一下，以与后面的正常编排顺序保持一致。
中编综述第二目“‘三座大山’的重压”(第74～81页)，顾名思义就是讲述在近代中国，外国帝国主义、本国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对中国人民的压迫，但随后却又在第四子目讲述了“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状况及其艰难处境”。显然，将“民族资本主义”放在“三座大山”之中来讲述是不合适的。尽管民族资本主义同“三座大山”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它仍然是“三座大山”压榨的重要对象，二者性质是截然不同的，因此不宜放在一起，建议将其单列一目。本编综述第三目第二子目“两种基本的选择，两个中国之命运”(第83～85页)，从标题看主要是指中国人民对两个方案进行选择：“或者是继续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或者是创建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以此决定两个中国之命运。但细阅读教材却发现，该子目主要讲述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在中国行不通的原因，让人感觉有点儿“文不对题”，建议对该子目内容进行适当修改。
下编综述第一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第177～181页)，主要讲述新中国成立的历史意义以及新中国成立初期面临的形势和任务。显然，该目内容并不具备“综述”性质，不宜放在综述中进行讲述。根据其与前后两章专题有关内容的内在联系，建议将新中国成立的历史意义放在第七章第四节第二目后面，单列一目进行讲述；将新中国成立初期面临的形势和任务放在第八章第一节，作为第一目进行讲述。此外，该目在讲述“加强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时，把“五反”(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运动(第180页)列入其中，显然是不合适的，因为这是针对不法资本家的，不属于党建内容。
第一章标题“反对外国侵略的斗争”，不能全面准确地涵盖全章的主要内容。因为第一节“资本一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第18～27页)，就占了全章内容的一半以上，而且没有外来侵略也就谈不上反侵略，但这在标题中未能得到有效体现。因此，建议将本章标题改为“资本一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与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此外，本章第三节第一目“反侵略战争的失败及其原因”(第31～33页)，从其内容看，主要是讲述反侵略战争失败的两个主要原因，建议将本目标题改为“反侵略战争的失败原因”。
第二章第一节第一目“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在开头有这样一段表述：“随着资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中国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日益加深，社会各阶级都面临着‘怎么办’的问题。农民阶级、地主阶级洋务派、资产阶级维新派、资产阶级革命派，他们从各自的阶级立场出发，对国家的出路进行探索，先后提出了不同的主张和方案。”(第37页)显然，这不属于太平天国农民战争的内容，而是本章全部内容的导言。因此，不宜放在“太平天国农民战争”目下，而应放在本章标题之下，作为全章的导言。同时，建议教材其他各章在开头都增加一个简短的导言，以利于教师和学生对全章内容的理解和把握。此外，本章第一节“农民群众斗争风暴的起落”(第37～41页)，就是专讲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并未涉及其他农民起义。因此，建议本节标题改为“太平天国农民战争的兴亡”，本节下属两“目”标题也相应地改为“太平天国的建立和败亡”、“太平天国的意义和局限”，以与本章后两“节”、“目”的标题风格保持一致。
第四章第一节第一目“北洋军阀的统治”(第86页)，与第三章第三节第一目“封建军阀专制统治的形成”(第61～63页)相比较，在内容方面基本上大同小异，而且还不如第三章第三节第一目编写的丰富充实。为避免不必要的重复，建议将第四章第一节第一目的内容删除。第五章第一节第一目“国民党在全国统治的建立”(第110～112页)，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建议将其单列一节进行讲述，并适当扩充一些正面内容，讲一讲国民党在1927—1936年统治期间所取得的成就，而不要一味地强调其专制独裁统治及其对中共的血腥镇压，因为毕竟在国民党的统治下，近代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在1936年达到了历史的最高水平。与此相比，第六章第三节将“国民党与抗日的正面战场”(第133～134页)单列一节进行讲述，就是一个巨大进步。同时，也不得不指出，该节内容与第四节“中国共产党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第135～145页)相比，还是过于简单肤浅，是整个《纲要》教材中内容最少的一节。因此，该节内容还应进一步充实和加强，以使其与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实际地位相符合。
第九章在讲述“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第211～212页)时，将其放在第一节第二目是绝对不合适的。如此安排，“反右派斗争”岂不成了社会主义建设“良好的开局”和“早期探索的积极进展”?显然，这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因此，建议将“整风 运动和反右派斗争”放在本章第二节第一目，作为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的严重曲折”的发端进行讲述，这才符合历史的本来面目。
为方便广大师生学习参考，教材各章后面都列出了与本章内容密切相关的阅读文献，但却均未注明具体出处，大大降低了阅读文献的使用价值。因此，建议统一规范和注明各章阅读文献的权威出处，以方便广大师生查找学习。此外，有些阅读文献虽然注明“(节选)”，但具体“节选”哪一部分内容，却未做任何说明，需要进行规范和界定。
二、关于《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材观点的若干商榷
《纲要》教材在出版并投入使用后不到一年，即根据党的十七大精神进行了修订。此次修订工作所遵循的一个主要原则，就是“深入贯彻十七大精神，将有关的重要思想和创新观点写入教材；并按照十七大文件，对有关历史过程的表述和基本经验的论证进行必要的修订”。这充分体现了教材编者紧跟时代前进步伐，努力学习和宣传党的创新理论的可贵精神。但同时，我们也必须指出，教材编者并非在所有重要问题上都做到了与时俱进，其中有些观点和提法是值得斟酌和商榷的，甚至还带有明显的既往时代的历史痕迹，需要进一步吸收和采纳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史学研究的最新成果。
中编综述第二目在讲述国民党的统治时指出：“从根本上说，国民党统治的建立，并没有使中国摆脱帝国主义的压迫，而是为外国侵略势力深入中国进一步敞开了大门。”(第75页)“中国的半殖民地化程度还进一步加深了”(第74页)。两个“进一步”把国民党政府说得和晚清政府一样，甚至还不如晚清政府，这显然有失历史公平。在国民党统治时期，虽然爆发了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导致大片国土沦丧和亿万人民流离失所，但经过长达十四年的艰苦抗战，我们最终赢得了这场反侵略战争的伟大胜利，并收回了近代以来所丧失的大量国家和民族权益，使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得到了显著提高。这其中难道没有国民党的牺牲和贡献吗?不但肯定有，而且是最大的。因此，我们对国民党的统治应作出实事求是的客观评价，而不能再一味地加以贬低和否定，这有违历史的真实。
中编综述第三目在讲述地主阶级和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的建国方案时指出，国民党统治集团根据“法西斯主义的理论，实行反革命军事独裁统治，来维护帝国主义和地主阶级与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的利益”，“使中国继续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道路”(第82页)。同样，第七章第一节第一目在讲述国民党统治集团在抗战胜利后的目标时指出：“其根本目标是使战后的中国回复到战前的状态，即坚持蒋介石的独裁统治，继续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老路。”(第151页)这两段表述有三个地方值得特别关注，即国民党统治集团根据“法西斯主义”的理论，维护“帝国主义”的利益，继续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道路。这些论断皆带有明显的“毛泽东时代”的色彩，是值得认真商榷的。试问国民党统治集团如果真正信奉“法西斯主义”，为什么不与德意日等法西斯结成同盟，反而参加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国民党统治集团如果真正维护“帝国主义”的利益，希望继续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道路，为什么不学习慈禧太后的“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和“宁赠友邦，不予家奴”的卖国政策，反而要求修改晚清以来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力争废除帝国主义在华所享有的特权，并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进行抵抗，努力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尽管国民党在这方面的表现不能令人感到满意，最终也未能完全实现自己的目标，但是如果按照上述“论断”的逻辑，国民党的所作所为显然是无法解释的。因此，对国民党的评价必须跳出历史的窠臼，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第五章第二节第一目在讲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设”情况时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村革命根据地所呈现出来的生机勃勃的景象，同国民党统治区民不聊生的悲惨景象形成鲜明的对照。根据地成为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雏形，它使陷身于苦难深渊的中国人民看到了一线光明和希望。”(第119页)如此“鲜明的对照”，确实让人感觉到当时的根据地就是“天堂”，而国统区就是“地狱”。事实真的对比如此明显吗?这恐怕是建立在对当时国统区经济社会发展成就进行贬低和否定的基础上得出的结论。如前所述，在1927—1936年期间，国统区的经济社会发展还是相当不错的，甚至达到了历史的最高水平。在这种情况下，当时国统区人民还不至于陷入“民不聊生”的“苦难深渊”。显然，这是一种传统的先入为主的“左”倾错误观念，根本不符合历史的事实。
第六章第五节第二目在讲述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时指出：“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第146页)我们强调中国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地位是完全应该的，但“东方主战场”的提法却是值得商榷的。因为在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东方战线上，还有一个重要的太平洋战场，其在抗日后期所发挥的作用决不亚于中国战场，不但歼敌数量超过了中国战场，而且一直打到日本本土，对促使日本投降起了重要作用。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实事求是、恰如其分地评价中国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地位和作用，既不能有意贬低，也不可随意拔高。因此，建议将中国抗日战争定位为世界反法西斯戰争的东方陆上主战场，将太平洋战场定位为东方海上主战场。这样不但比较符合历史的实际，而且可以兼顾两个战场的地位。
第六章第五节第三目在讲述抗日战争胜利的主要原因时，第一条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全民族抗战中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第148页)，而对国民党的作用则只有轻描淡写的一句话：“国民党的爱国官兵也为反对日本的侵略作出了贡献”(第149页)。这显然有失历史的公平，存在明显的扬“共”抑“国”倾向。且不说有关中国共产党“中流砥柱”作用的评价是否恰当，单就国民党为抗战所做出的重大牺牲和贡献而言，上述一句话的评价实在显得太过单薄和勉强。为避免和纠正长期以来形成的扬“共”抑“国”现象，建议从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角度，对抗日战争胜利的原因进行分析和总结，这样可能比较客观公正。此外，本目在讲述抗日战争胜利的基本经验时，其中第五条指出：“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华民族才能捍卫自己的生存和发展的权利，才能创造美好的未来。”(第149页)而对国民党则只字未提，这同样有失历史的公平。因此，也建议从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角度，对抗日战争胜利的基本经验进行分析和总结，这样可能比较符合历史的实际。
下编综述第三目在讲述从赢得政治独立到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时指出：“50多年来，在确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赢得政治独立的基础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 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得到确立、坚持和进一步完善。”(第184页)在此，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称为“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是不对的。我国的政治制度分为两个层次：根本政治制度和基本政治制度。其中，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是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二者必须分清楚，不能混淆。此外，建议将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写入教材，以提高广大师生对这一基本政治制度新的提法的理解和认识。
三、关于《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材史实的若干考订
《纲要》教材讲述了从1840年到2007年前后共167年的历史，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军事、外交等方方面面的内容，在编写过程中难免会出现一些史实表述不够准确乃至错误的情况。对此，教材在2008年修订过程中，已经根据广大高校师生和有关专家提出的意见，对有关史实进行了必要的核对和考订。但是，认真研读教材内容，仍会发现有些史实表述不够准确乃至错误的情况，需要作进一步的核对和考订。 上编综述第二部分内容标题“西方列强入侵与近代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第9页)，很容易让人产生疑问，“西方列强”是否包括日本?如果不包括日本，显然不够准确和全面；如果包括日本，此“西方”是指地理上的“西方”还是政治上的“西方”?无疑是政治上的“西方”，否则解释不清楚。与此相关联的还有第四章第一节第三目的一段表述：“1917年俄国爆发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推动中国的先进分子把自己的目光从西方转向东方，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转向社会主义。”(第90页)这又产生一个更为复杂的问题，俄国及后来的苏联到底属于“西方”还是“东方”?东西方的概念究竟如何划分?这在目前学术界仍然众说纷纭，没有统一定论。为避免不必要的分歧，建议将“西方列强”改为“资本一帝国主义列强”，将“从西方转向东方”改为“从学习欧美转向学习苏俄”。
第二章第三节第一目在讲述“戊戌政变”时指出，慈禧太后下令搜捕维新人士，“康有为、梁启超被迫逃亡国外”(第47页)。“国外”是指哪里?当时，康有为在英国人的保护下逃亡香港，梁启超则在日本人的掩护下逃亡日本。日本当然属于“国外”，但将香港称为“国外”，则明显欠妥。因此，建议将“国外”改为“海外”，或将康、梁的逃亡地点具体化。此外，本节第二目在讲述维新派兴办新式学堂对中国近代教育发展的推动作用时指出：“京师大学堂的创设，更成为中国近代国立高等教育的发端。”(第49页)这显然是一个争议较大的问题，因为目前国内有多所高校宣称自己建校时间要比北京大学早。例如，天津大学就宣称自己是中国近代第一所大学，其前身北洋大学始建于1895年，初创名为天津北洋西学学堂，第二年更名为北洋大学堂。为避免不必要的分歧，建议不要将这类争议较大的问题写入教材。
第三章第二节第二目第二子目在讲述《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时指出：“《临时约法》就以根本大法的形式废除了两千年来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第59页)；与此相同，第四章第一节第二目第三子目在讲述新文化运动的历史意义时指出：“这些启蒙思想家，是敢于向两千年来神圣不可侵犯的封建礼教进行自觉挑战的第一批不妥协的战士。”(第88页)在此，“两千年来”显然不够准确，应该是“两千多年来”。与此类似，下编综述第一目在讲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意义时指出：“中华民族一洗近百年来蒙受的屈辱，开始以崭新的姿态自立于世界的民族之林。”(第177页)中华民族所蒙受的屈辱，从1840年开始到1949年结束，前后应该是一百多年，而不是“近百年”。此外，中编综述第三目第一子目在讲述民族资产阶级的建国方案时，提到“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第83页)。按照传统的习惯性用法，应该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第四章第一节第二目第四子目在讲述新文化运动的局限时指出：“从根本上说，提倡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并不能为人们提供一种思想武器去认识中国”(第89页)。显然，当时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应是一种思想武器，但不是一种新的思想武器，建议教材增加“新的”二字。
第四章第二节第一目第一子目在讲述毛泽东成长为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经历时，引用了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向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口述自己历史的一段回忆：“‘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我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著)、《阶级斗争》(考茨基著)和《社会主义史》(柯卡普著)。”(第95页)这段回忆流传甚广，一度被广泛引用，但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学者们却发现，当时这三本书的中文版在国内尚未出版，毛泽东根本不可能读到。鉴于此，建议教材不要再引用这段明显有误的回忆资料。此外，本节第二目第一子目在讲述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时指出：“1920年10月，李大钊、张国焘等在北京成立共产党北京支部，李大钊任书记。”(第98页)这一表述并不准确。对此，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的表述为：“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于1920年10月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李大钊的办公室正式成立。当时取名为‘共产党小组’。党组织的最初成员有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三人。”“1920年底，北京党组织召开会议，决定成立‘共产党北京支部’，由李大钊任书记”。显然，这与教材的表述在史实方面存在明显差异，建议据此对教材内容进行适当修改，并增加张申府作为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创始人。
第四章第三节第二目第二子目在讲述吴佩孚、孙传芳和张作霖的军事力量时指出，三大军阀分别约有兵力30万、20万和30万(第106页)。根据高中历史教材《中国近代现代史》(上册)提供的数据，三大军阀分别拥有兵力20万、20万和35万。第五章第一节第一目在讲述国民党的特务系统时指出，隶属于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的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隶属于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第111页)。这两个解释皆不准确，“中统”应该是“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的简称，“军统”应该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的简称。第六章第五节第一目在讲述联合国的创立时指出：“中国成为联合国的创始国和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第146页)这一表述也不准确，中国应该是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建議增加“安理会”三个字。第七章第一节第一目第三子目在讲述1946年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政协协议时，特别提到“宪法草案”的有关规定(第 153页)。其实，正确的提法应该是“宪法草案案”。如果单提“宪法草案”，应该是指国民党在1936年制定的“五五宪草”，而“宪法草案案”则是对“五五宪草”原则的修正，二者不可混淆。第七章第四节第二目第二子目在讲述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召开时指出：“参加会议的代表共662人。”(第169页)其实，这是会前协商确定的全部政协代表人数，当时实际参加会议的代表为634人。
第八章第三节第三目在讲述民族资产阶级的特点时指出：“民族资产阶级在社会主义时期仍然具有两面性。”(第200页)根据社会主义改造理论，民族资产阶级在社会主义时期已经被消灭了，哪来的两面性?显然，应该是“在新民主主义时期”。第九章第二节第一目第五子目在讲述“四个现代化”时指出：“1964年底到1965年初召开的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第216页)每届全国人大一般都要召开多次会议，此处应为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本节第二目第五子目在讲述1975年整顿时指出，毛泽东“在1975年底发动了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第221页)。这一表述不够准确，应为“1975年11月下旬，发动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翌年初改称‘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第十章第二节第一目第一子目在讲述中共十二大时指出：“中共十二大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委员会、中央顾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239页)这种并列表述容易让人产生误解，以为中央顾问委员会早已有之，其实这是中共十二大新设立的机构，建议将其分开单独表述。本节第三目第四子目在讲述中国对外工作时指出，中国同“独联体各国建立了外交关系”(第246页)。其实，当时中国和俄罗斯并未重新建交，而是继承了原有的中苏关系；中国还同波罗的海三国建立了外交关系，而三国不属于独联体成员国。因此，上述表述并不准确和全面，建议改为“中国实现了从中苏关系向中俄关系的顺利过渡，并同其他原苏联各共和国建立了外交关系”。本章第五节第一目第八子目在讲述祖国统一大业的进展时指出：“2005年4月至5月，中国国民党、亲民党、新党领导人相继由台湾率团访问大陆”(第267页)。其实，新党领导人访问大陆不是在4月至5月，而是在7月10至12日。
除一些具体史实表述不够准确乃至出现错误外，教材的个别引文和注释也有疏漏和错误现象。例如，下编综述第一目在讲述抗美援朝时有一段引文：“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只要在东方一个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第180页)经核对原文，该引文在“一去不复返”前面丢了一个“是”字，文中句号按照规范应在引号外面。该引文注释还应与教材其他注释规范保持一致，注明具体出处：“《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79页。”此外，教材第182页引文注释的出处页码应为《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册第804～805页，而非教材所标注的第753页。对此，早有学者在2007年底就已公開撰文指出错误，但教材编者在2008年对教材进行修订时仍未改正，建议此后修订时务必改正，不要再继续错下去。
综合全文所述，以上三个方面的问题，只是笔者在教学过程中对《纲要》教材内容的若干初步思考。由于笔者的学识和能力所限，上述认识可能还比较粗浅和片面，甚至难免存在错误。因此，仅供教材编写专家和教学科研同行参考，如有不当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作者简介 秦立海，男，1972年生，山东蒙阴人，历史学博士，天津大学社会科学与外国语学院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共党史、中国近现代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
责任编辑 王公悫
[中图分类号]K25 G64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0457-6241(2008)20-0086-06
2007年春，根据中宣部、教育部的统一部署，全国高校普遍开设了《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以下简称《纲要》)课程，由国内众多名家参与编写的《纲要》教材正式出版并投入使用。2008年春，教材編写组又根据党的十七大精神和全国高校师生在教材使用过程中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对《纲要》教材进行了修订再版。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纲要》教材的出版和使用在国内外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更受到了全国高校师生的热烈欢迎和一致好评。毋庸置疑，与以往的高校自编教材相比，作为全国统编教材的《纲要》教材，的确是一本高质量的优秀教材。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纲要》教材毕竟才出版并投入使用不到两年时间，还难免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需要进一步修改和完善，方能真正成为一本精品教材。鉴于此，笔者根据自己在《纲要》课程教学过程中的一些学习体会，尝试对《纲要》教材内容(以2008年修订版为依据)谈几点不成熟的粗浅认识。
一、关于《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材结构的若干探讨
《纲要》教材在结构框架设计方面进行了重大创新，全书内容共分为上中下三编，每编下设综述和若干专题，分别构成中国近现代史的“纲”和“要”。这在以往的教材编写中是很少见的，有利于学生从整体上更好地把握中国近现代史的发展脉络，能够起到提纲挈领的重要作用。但是，认真研读《纲要》教材，仍会发现有些内容的编排结构是值得斟酌的。
上编综述第一目第二子目在讲述“中国封建社会由昌盛到衰落”(第6～7页)的历史变化时，是按照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顺序编写的，但在随后的提炼总结中又变成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编排顺序，让人感觉有点儿乱。按照现行的习惯性编排顺序，建议将前面的社会和文化内容的编排顺序颠倒一下，以与后面的正常编排顺序保持一致。
中编综述第二目“‘三座大山’的重压”(第74～81页)，顾名思义就是讲述在近代中国，外国帝国主义、本国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对中国人民的压迫，但随后却又在第四子目讲述了“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状况及其艰难处境”。显然，将“民族资本主义”放在“三座大山”之中来讲述是不合适的。尽管民族资本主义同“三座大山”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它仍然是“三座大山”压榨的重要对象，二者性质是截然不同的，因此不宜放在一起，建议将其单列一目。本编综述第三目第二子目“两种基本的选择，两个中国之命运”(第83～85页)，从标题看主要是指中国人民对两个方案进行选择：“或者是继续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或者是创建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以此决定两个中国之命运。但细阅读教材却发现，该子目主要讲述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在中国行不通的原因，让人感觉有点儿“文不对题”，建议对该子目内容进行适当修改。
下编综述第一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第177～181页)，主要讲述新中国成立的历史意义以及新中国成立初期面临的形势和任务。显然，该目内容并不具备“综述”性质，不宜放在综述中进行讲述。根据其与前后两章专题有关内容的内在联系，建议将新中国成立的历史意义放在第七章第四节第二目后面，单列一目进行讲述；将新中国成立初期面临的形势和任务放在第八章第一节，作为第一目进行讲述。此外，该目在讲述“加强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时，把“五反”(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运动(第180页)列入其中，显然是不合适的，因为这是针对不法资本家的，不属于党建内容。
第一章标题“反对外国侵略的斗争”，不能全面准确地涵盖全章的主要内容。因为第一节“资本一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第18～27页)，就占了全章内容的一半以上，而且没有外来侵略也就谈不上反侵略，但这在标题中未能得到有效体现。因此，建议将本章标题改为“资本一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与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此外，本章第三节第一目“反侵略战争的失败及其原因”(第31～33页)，从其内容看，主要是讲述反侵略战争失败的两个主要原因，建议将本目标题改为“反侵略战争的失败原因”。
第二章第一节第一目“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在开头有这样一段表述：“随着资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中国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日益加深，社会各阶级都面临着‘怎么办’的问题。农民阶级、地主阶级洋务派、资产阶级维新派、资产阶级革命派，他们从各自的阶级立场出发，对国家的出路进行探索，先后提出了不同的主张和方案。”(第37页)显然，这不属于太平天国农民战争的内容，而是本章全部内容的导言。因此，不宜放在“太平天国农民战争”目下，而应放在本章标题之下，作为全章的导言。同时，建议教材其他各章在开头都增加一个简短的导言，以利于教师和学生对全章内容的理解和把握。此外，本章第一节“农民群众斗争风暴的起落”(第37～41页)，就是专讲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并未涉及其他农民起义。因此，建议本节标题改为“太平天国农民战争的兴亡”，本节下属两“目”标题也相应地改为“太平天国的建立和败亡”、“太平天国的意义和局限”，以与本章后两“节”、“目”的标题风格保持一致。
第四章第一节第一目“北洋军阀的统治”(第86页)，与第三章第三节第一目“封建军阀专制统治的形成”(第61～63页)相比较，在内容方面基本上大同小异，而且还不如第三章第三节第一目编写的丰富充实。为避免不必要的重复，建议将第四章第一节第一目的内容删除。第五章第一节第一目“国民党在全国统治的建立”(第110～112页)，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建议将其单列一节进行讲述，并适当扩充一些正面内容，讲一讲国民党在1927—1936年统治期间所取得的成就，而不要一味地强调其专制独裁统治及其对中共的血腥镇压，因为毕竟在国民党的统治下，近代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在1936年达到了历史的最高水平。与此相比，第六章第三节将“国民党与抗日的正面战场”(第133～134页)单列一节进行讲述，就是一个巨大进步。同时，也不得不指出，该节内容与第四节“中国共产党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第135～145页)相比，还是过于简单肤浅，是整个《纲要》教材中内容最少的一节。因此，该节内容还应进一步充实和加强，以使其与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实际地位相符合。
第九章在讲述“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第211～212页)时，将其放在第一节第二目是绝对不合适的。如此安排，“反右派斗争”岂不成了社会主义建设“良好的开局”和“早期探索的积极进展”?显然，这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因此，建议将“整风 运动和反右派斗争”放在本章第二节第一目，作为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的严重曲折”的发端进行讲述，这才符合历史的本来面目。
为方便广大师生学习参考，教材各章后面都列出了与本章内容密切相关的阅读文献，但却均未注明具体出处，大大降低了阅读文献的使用价值。因此，建议统一规范和注明各章阅读文献的权威出处，以方便广大师生查找学习。此外，有些阅读文献虽然注明“(节选)”，但具体“节选”哪一部分内容，却未做任何说明，需要进行规范和界定。
二、关于《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材观点的若干商榷
《纲要》教材在出版并投入使用后不到一年，即根据党的十七大精神进行了修订。此次修订工作所遵循的一个主要原则，就是“深入贯彻十七大精神，将有关的重要思想和创新观点写入教材；并按照十七大文件，对有关历史过程的表述和基本经验的论证进行必要的修订”。这充分体现了教材编者紧跟时代前进步伐，努力学习和宣传党的创新理论的可贵精神。但同时，我们也必须指出，教材编者并非在所有重要问题上都做到了与时俱进，其中有些观点和提法是值得斟酌和商榷的，甚至还带有明显的既往时代的历史痕迹，需要进一步吸收和采纳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史学研究的最新成果。
中编综述第二目在讲述国民党的统治时指出：“从根本上说，国民党统治的建立，并没有使中国摆脱帝国主义的压迫，而是为外国侵略势力深入中国进一步敞开了大门。”(第75页)“中国的半殖民地化程度还进一步加深了”(第74页)。两个“进一步”把国民党政府说得和晚清政府一样，甚至还不如晚清政府，这显然有失历史公平。在国民党统治时期，虽然爆发了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导致大片国土沦丧和亿万人民流离失所，但经过长达十四年的艰苦抗战，我们最终赢得了这场反侵略战争的伟大胜利，并收回了近代以来所丧失的大量国家和民族权益，使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得到了显著提高。这其中难道没有国民党的牺牲和贡献吗?不但肯定有，而且是最大的。因此，我们对国民党的统治应作出实事求是的客观评价，而不能再一味地加以贬低和否定，这有违历史的真实。
中编综述第三目在讲述地主阶级和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的建国方案时指出，国民党统治集团根据“法西斯主义的理论，实行反革命军事独裁统治，来维护帝国主义和地主阶级与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的利益”，“使中国继续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道路”(第82页)。同样，第七章第一节第一目在讲述国民党统治集团在抗战胜利后的目标时指出：“其根本目标是使战后的中国回复到战前的状态，即坚持蒋介石的独裁统治，继续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老路。”(第151页)这两段表述有三个地方值得特别关注，即国民党统治集团根据“法西斯主义”的理论，维护“帝国主义”的利益，继续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道路。这些论断皆带有明显的“毛泽东时代”的色彩，是值得认真商榷的。试问国民党统治集团如果真正信奉“法西斯主义”，为什么不与德意日等法西斯结成同盟，反而参加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国民党统治集团如果真正维护“帝国主义”的利益，希望继续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道路，为什么不学习慈禧太后的“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和“宁赠友邦，不予家奴”的卖国政策，反而要求修改晚清以来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力争废除帝国主义在华所享有的特权，并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进行抵抗，努力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尽管国民党在这方面的表现不能令人感到满意，最终也未能完全实现自己的目标，但是如果按照上述“论断”的逻辑，国民党的所作所为显然是无法解释的。因此，对国民党的评价必须跳出历史的窠臼，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第五章第二节第一目在讲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设”情况时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村革命根据地所呈现出来的生机勃勃的景象，同国民党统治区民不聊生的悲惨景象形成鲜明的对照。根据地成为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雏形，它使陷身于苦难深渊的中国人民看到了一线光明和希望。”(第119页)如此“鲜明的对照”，确实让人感觉到当时的根据地就是“天堂”，而国统区就是“地狱”。事实真的对比如此明显吗?这恐怕是建立在对当时国统区经济社会发展成就进行贬低和否定的基础上得出的结论。如前所述，在1927—1936年期间，国统区的经济社会发展还是相当不错的，甚至达到了历史的最高水平。在这种情况下，当时国统区人民还不至于陷入“民不聊生”的“苦难深渊”。显然，这是一种传统的先入为主的“左”倾错误观念，根本不符合历史的事实。
第六章第五节第二目在讲述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时指出：“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第146页)我们强调中国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地位是完全应该的，但“东方主战场”的提法却是值得商榷的。因为在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东方战线上，还有一个重要的太平洋战场，其在抗日后期所发挥的作用决不亚于中国战场，不但歼敌数量超过了中国战场，而且一直打到日本本土，对促使日本投降起了重要作用。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实事求是、恰如其分地评价中国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地位和作用，既不能有意贬低，也不可随意拔高。因此，建议将中国抗日战争定位为世界反法西斯戰争的东方陆上主战场，将太平洋战场定位为东方海上主战场。这样不但比较符合历史的实际，而且可以兼顾两个战场的地位。
第六章第五节第三目在讲述抗日战争胜利的主要原因时，第一条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全民族抗战中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第148页)，而对国民党的作用则只有轻描淡写的一句话：“国民党的爱国官兵也为反对日本的侵略作出了贡献”(第149页)。这显然有失历史的公平，存在明显的扬“共”抑“国”倾向。且不说有关中国共产党“中流砥柱”作用的评价是否恰当，单就国民党为抗战所做出的重大牺牲和贡献而言，上述一句话的评价实在显得太过单薄和勉强。为避免和纠正长期以来形成的扬“共”抑“国”现象，建议从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角度，对抗日战争胜利的原因进行分析和总结，这样可能比较客观公正。此外，本目在讲述抗日战争胜利的基本经验时，其中第五条指出：“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华民族才能捍卫自己的生存和发展的权利，才能创造美好的未来。”(第149页)而对国民党则只字未提，这同样有失历史的公平。因此，也建议从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角度，对抗日战争胜利的基本经验进行分析和总结，这样可能比较符合历史的实际。
下编综述第三目在讲述从赢得政治独立到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时指出：“50多年来，在确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赢得政治独立的基础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 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得到确立、坚持和进一步完善。”(第184页)在此，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称为“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是不对的。我国的政治制度分为两个层次：根本政治制度和基本政治制度。其中，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是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二者必须分清楚，不能混淆。此外，建议将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写入教材，以提高广大师生对这一基本政治制度新的提法的理解和认识。
三、关于《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材史实的若干考订
《纲要》教材讲述了从1840年到2007年前后共167年的历史，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军事、外交等方方面面的内容，在编写过程中难免会出现一些史实表述不够准确乃至错误的情况。对此，教材在2008年修订过程中，已经根据广大高校师生和有关专家提出的意见，对有关史实进行了必要的核对和考订。但是，认真研读教材内容，仍会发现有些史实表述不够准确乃至错误的情况，需要作进一步的核对和考订。 上编综述第二部分内容标题“西方列强入侵与近代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第9页)，很容易让人产生疑问，“西方列强”是否包括日本?如果不包括日本，显然不够准确和全面；如果包括日本，此“西方”是指地理上的“西方”还是政治上的“西方”?无疑是政治上的“西方”，否则解释不清楚。与此相关联的还有第四章第一节第三目的一段表述：“1917年俄国爆发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推动中国的先进分子把自己的目光从西方转向东方，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转向社会主义。”(第90页)这又产生一个更为复杂的问题，俄国及后来的苏联到底属于“西方”还是“东方”?东西方的概念究竟如何划分?这在目前学术界仍然众说纷纭，没有统一定论。为避免不必要的分歧，建议将“西方列强”改为“资本一帝国主义列强”，将“从西方转向东方”改为“从学习欧美转向学习苏俄”。
第二章第三节第一目在讲述“戊戌政变”时指出，慈禧太后下令搜捕维新人士，“康有为、梁启超被迫逃亡国外”(第47页)。“国外”是指哪里?当时，康有为在英国人的保护下逃亡香港，梁启超则在日本人的掩护下逃亡日本。日本当然属于“国外”，但将香港称为“国外”，则明显欠妥。因此，建议将“国外”改为“海外”，或将康、梁的逃亡地点具体化。此外，本节第二目在讲述维新派兴办新式学堂对中国近代教育发展的推动作用时指出：“京师大学堂的创设，更成为中国近代国立高等教育的发端。”(第49页)这显然是一个争议较大的问题，因为目前国内有多所高校宣称自己建校时间要比北京大学早。例如，天津大学就宣称自己是中国近代第一所大学，其前身北洋大学始建于1895年，初创名为天津北洋西学学堂，第二年更名为北洋大学堂。为避免不必要的分歧，建议不要将这类争议较大的问题写入教材。
第三章第二节第二目第二子目在讲述《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时指出：“《临时约法》就以根本大法的形式废除了两千年来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第59页)；与此相同，第四章第一节第二目第三子目在讲述新文化运动的历史意义时指出：“这些启蒙思想家，是敢于向两千年来神圣不可侵犯的封建礼教进行自觉挑战的第一批不妥协的战士。”(第88页)在此，“两千年来”显然不够准确，应该是“两千多年来”。与此类似，下编综述第一目在讲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意义时指出：“中华民族一洗近百年来蒙受的屈辱，开始以崭新的姿态自立于世界的民族之林。”(第177页)中华民族所蒙受的屈辱，从1840年开始到1949年结束，前后应该是一百多年，而不是“近百年”。此外，中编综述第三目第一子目在讲述民族资产阶级的建国方案时，提到“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第83页)。按照传统的习惯性用法，应该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第四章第一节第二目第四子目在讲述新文化运动的局限时指出：“从根本上说，提倡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并不能为人们提供一种思想武器去认识中国”(第89页)。显然，当时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应是一种思想武器，但不是一种新的思想武器，建议教材增加“新的”二字。
第四章第二节第一目第一子目在讲述毛泽东成长为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经历时，引用了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向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口述自己历史的一段回忆：“‘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我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著)、《阶级斗争》(考茨基著)和《社会主义史》(柯卡普著)。”(第95页)这段回忆流传甚广，一度被广泛引用，但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学者们却发现，当时这三本书的中文版在国内尚未出版，毛泽东根本不可能读到。鉴于此，建议教材不要再引用这段明显有误的回忆资料。此外，本节第二目第一子目在讲述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时指出：“1920年10月，李大钊、张国焘等在北京成立共产党北京支部，李大钊任书记。”(第98页)这一表述并不准确。对此，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的表述为：“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于1920年10月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李大钊的办公室正式成立。当时取名为‘共产党小组’。党组织的最初成员有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三人。”“1920年底，北京党组织召开会议，决定成立‘共产党北京支部’，由李大钊任书记”。显然，这与教材的表述在史实方面存在明显差异，建议据此对教材内容进行适当修改，并增加张申府作为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创始人。
第四章第三节第二目第二子目在讲述吴佩孚、孙传芳和张作霖的军事力量时指出，三大军阀分别约有兵力30万、20万和30万(第106页)。根据高中历史教材《中国近代现代史》(上册)提供的数据，三大军阀分别拥有兵力20万、20万和35万。第五章第一节第一目在讲述国民党的特务系统时指出，隶属于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的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隶属于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第111页)。这两个解释皆不准确，“中统”应该是“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的简称，“军统”应该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的简称。第六章第五节第一目在讲述联合国的创立时指出：“中国成为联合国的创始国和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第146页)这一表述也不准确，中国应该是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建議增加“安理会”三个字。第七章第一节第一目第三子目在讲述1946年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政协协议时，特别提到“宪法草案”的有关规定(第 153页)。其实，正确的提法应该是“宪法草案案”。如果单提“宪法草案”，应该是指国民党在1936年制定的“五五宪草”，而“宪法草案案”则是对“五五宪草”原则的修正，二者不可混淆。第七章第四节第二目第二子目在讲述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召开时指出：“参加会议的代表共662人。”(第169页)其实，这是会前协商确定的全部政协代表人数，当时实际参加会议的代表为634人。
第八章第三节第三目在讲述民族资产阶级的特点时指出：“民族资产阶级在社会主义时期仍然具有两面性。”(第200页)根据社会主义改造理论，民族资产阶级在社会主义时期已经被消灭了，哪来的两面性?显然，应该是“在新民主主义时期”。第九章第二节第一目第五子目在讲述“四个现代化”时指出：“1964年底到1965年初召开的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第216页)每届全国人大一般都要召开多次会议，此处应为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本节第二目第五子目在讲述1975年整顿时指出，毛泽东“在1975年底发动了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第221页)。这一表述不够准确，应为“1975年11月下旬，发动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翌年初改称‘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第十章第二节第一目第一子目在讲述中共十二大时指出：“中共十二大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委员会、中央顾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239页)这种并列表述容易让人产生误解，以为中央顾问委员会早已有之，其实这是中共十二大新设立的机构，建议将其分开单独表述。本节第三目第四子目在讲述中国对外工作时指出，中国同“独联体各国建立了外交关系”(第246页)。其实，当时中国和俄罗斯并未重新建交，而是继承了原有的中苏关系；中国还同波罗的海三国建立了外交关系，而三国不属于独联体成员国。因此，上述表述并不准确和全面，建议改为“中国实现了从中苏关系向中俄关系的顺利过渡，并同其他原苏联各共和国建立了外交关系”。本章第五节第一目第八子目在讲述祖国统一大业的进展时指出：“2005年4月至5月，中国国民党、亲民党、新党领导人相继由台湾率团访问大陆”(第267页)。其实，新党领导人访问大陆不是在4月至5月，而是在7月10至12日。
除一些具体史实表述不够准确乃至出现错误外，教材的个别引文和注释也有疏漏和错误现象。例如，下编综述第一目在讲述抗美援朝时有一段引文：“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只要在东方一个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第180页)经核对原文，该引文在“一去不复返”前面丢了一个“是”字，文中句号按照规范应在引号外面。该引文注释还应与教材其他注释规范保持一致，注明具体出处：“《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79页。”此外，教材第182页引文注释的出处页码应为《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册第804～805页，而非教材所标注的第753页。对此，早有学者在2007年底就已公開撰文指出错误，但教材编者在2008年对教材进行修订时仍未改正，建议此后修订时务必改正，不要再继续错下去。
综合全文所述，以上三个方面的问题，只是笔者在教学过程中对《纲要》教材内容的若干初步思考。由于笔者的学识和能力所限，上述认识可能还比较粗浅和片面，甚至难免存在错误。因此，仅供教材编写专家和教学科研同行参考，如有不当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作者简介 秦立海，男，1972年生，山东蒙阴人，历史学博士，天津大学社会科学与外国语学院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共党史、中国近现代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
责任编辑 王公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