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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4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北京中南海向新聘任的8位国务院参事和5位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颁发聘书，并同参事、馆员亲切交谈。
参事室的“说真话”传统
一直以来，“说真话”就是国务院参事室的传统。
1950年代，参事室的18位参事联名向周恩来报告，直言统战工作有偏差——“同非党人士接触，应方式多样，深入实际，个别访问谈心，容易听到尽情尽意的真话，而不是在台面上的‘官腔’；多在行动及事实上予人以鼓舞，以开新风；真正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多听意见，有错认错。”
这份报告，后来被称为“十八参事上书”，国务院参事室认为，“切中要害，实事求是，为党内纠错提供了参考”。
1979年，民主党派人士郭崇毅时任安徽省政府参事。他曾在农业合作化中因反对浮夸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刚平反不久，从劳改农场回家还不到两年。
当时中央文件明确规定，“不许包产到户”，但郭崇毅经过调研后，写出报告支持“包产到户”，并尖锐地提出：“长期搞下去，怎么对得起人民，对得起党，对得起国家？”
妻儿亲友都劝吃过大亏的郭崇毅不要往枪口上撞，但他依然赴京上书。
他的报告几经周折送到了中央领导人手中，中央领导人给安徽省委打电话支持安徽农民的首创精神——后来，中国的农村改革迅速拉开序幕。
而随着新聘参事从温家宝手中接过聘书，“能把建言建议直达总理案头”的现任参事达58位。此前，曾先后有200多位参事从历任国务院总理手里接过聘书，为国家直言献策。
参事室公务车牌：“京A-80880”
李烈无疑是这次新任参事中最受关注的一个。
这位北京第二实验小学现任校长本以为，国务院参事一般“年龄比较大，层次特别高”，都是家庭有点背景的人物，或是某个行业非常突出的“国宝”。
“没人想到一个小学校长竟会成为国务院参事。”在参事室主任陈进玉找自己谈话之前，李烈觉得这是件“不可能的事”。
多年前，李烈曾当着一名中央领导人的面讲真话，直指基础教育中存在的问题，以致为此得罪了不少人，但这引起了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程熙的注意。在这之前程熙曾多次在实验二小调研，为学校的办学理念和教育实践折服。于是，她向温家宝总理推荐李烈为国务院参事。
按惯例，经过近一年的考察后，李烈正式成为参事。根据规定，参事每一任期为5年，期满应工作需要可连续聘任。不过，其首聘年龄不得高于65岁，最高年龄也不得超过70岁。
“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这是座谈会上，温家宝对新聘参事们提出的要求。
座谈会场外，一辆车牌号为“京A-80880”的奥迪轿车静静停放着。这辆参事室的公务用车，已经在国务院参事室的院子出入了六个年头，是温家宝访问德国期间，时任德国总理施罗德所赠。
2005年春节前夕，温家宝把这辆国礼轿车转赠给参事室，以及与参事室联合办公的中央文史研究馆。
2009年11月9日，温家宝在国务院参事室成立60周年之际签署国务院令，公布《政府参事工作条例》。这份工作条例，成为参事们直言献策的制度保证。
建议直达总理
一般说来，参事的建言献策，都需要交给参事室业务司，打印后以红头文件形式上报国务院。其所呈议题得到总理批示，最多不过10天，而一些敏感议题甚至不必打印成红头文件，就能直接上报总理。
2010年7月离任的参事郎志正就曾向中央“谏言”二十多条。
1999年11月，他和其他几个参事提出，在金融危机中，国家应向出口企业退让更多的税收，以扩大出口，渡过难关。这份建议以书面形式被直接递交到时任总理朱镕基的案头。
朱镕基看完后，在扉页亲笔批转给李岚清、吴邦国、温家宝、吴仪、曾培炎等领导人，并要求主管部门落实，结合提高退税率尽快提出意见。
而2002年被聘为参事的任玉岭至今记得，他曾递交了关于免农业税的建议，并撰文提议实现农业上“三大战略、十大突破”。
彼时，在人们看来，“农业税征收历经2000多年了，皇粮国税，没有哪一个中央领导说可以免的”。但之后的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却最终决定于2006年1月1日起废止农业税条例。
郎志正和任玉岭的经历，在参事室屡见不鲜。
参事们的多个建议，随着一个个国家政策的出台得以实现。从共和国第一部《宪法》的起草，到改革开放初期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广，再到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背后都可以找到他们的身影。
办公室曾距周恩来办公地仅几步之遥
实际上，参事的设立，还要回溯到1949年。
当时，毛泽东曾给邓小平等人发电报指示：“应成立类似参议室的咨询机构，以吸纳上层党外民主人士，共同建设新中国。”
当年10月28日，时任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主持送选任命了32位政务院参事。这是新中国第一批参事。半个月后，11月11日，政务院正式设立参事室。
一时间，长袍马褂、西装革履与军装、中山装、列宁装一起出入于中南海。他们的办公室距周恩来办公地中南海西花厅只有几步之遥。
参事们真正的咨询工作始于1957年。然而，1957年“反右扩大化”之后，风向悄然变化，参事室逐渐变成了一个安置党外人士和养老赋闲的场所。
这份宁静也很快被打破。“文化大革命”同样冲击了这个并不很为人瞩目的机构。这里成了上访群众的接待站，参事室机关几度搬家，最终只能在北海公园静心斋栖身。
这样的不平静直到“四人帮”垮台、改革开放后才结束。1979年的春节，国务院办公室举行了国务院参事、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春节招待会，时任副总理王震出席。一名参事说：“‘文革’前李先念副总理还请我们聚餐，已有十多年没有举行这样的活动了。”
当参事室为改革出谋划策的时候，改革也开始指向了参事室。1988年8月，国务院下发“国务院58号文件”，对参事委任做了重大改革，改任命制为聘任制。至此，参事室不再是“以养为主”的地方，而是一个服务于中国各项建设的工作机构。
摘自《看天下》2011年第11期
参事室的“说真话”传统
一直以来，“说真话”就是国务院参事室的传统。
1950年代，参事室的18位参事联名向周恩来报告，直言统战工作有偏差——“同非党人士接触，应方式多样，深入实际，个别访问谈心，容易听到尽情尽意的真话，而不是在台面上的‘官腔’；多在行动及事实上予人以鼓舞，以开新风；真正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多听意见，有错认错。”
这份报告，后来被称为“十八参事上书”，国务院参事室认为，“切中要害，实事求是，为党内纠错提供了参考”。
1979年，民主党派人士郭崇毅时任安徽省政府参事。他曾在农业合作化中因反对浮夸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刚平反不久，从劳改农场回家还不到两年。
当时中央文件明确规定，“不许包产到户”，但郭崇毅经过调研后，写出报告支持“包产到户”，并尖锐地提出：“长期搞下去，怎么对得起人民，对得起党，对得起国家？”
妻儿亲友都劝吃过大亏的郭崇毅不要往枪口上撞，但他依然赴京上书。
他的报告几经周折送到了中央领导人手中，中央领导人给安徽省委打电话支持安徽农民的首创精神——后来，中国的农村改革迅速拉开序幕。
而随着新聘参事从温家宝手中接过聘书，“能把建言建议直达总理案头”的现任参事达58位。此前，曾先后有200多位参事从历任国务院总理手里接过聘书，为国家直言献策。
参事室公务车牌：“京A-80880”
李烈无疑是这次新任参事中最受关注的一个。
这位北京第二实验小学现任校长本以为，国务院参事一般“年龄比较大，层次特别高”，都是家庭有点背景的人物，或是某个行业非常突出的“国宝”。
“没人想到一个小学校长竟会成为国务院参事。”在参事室主任陈进玉找自己谈话之前，李烈觉得这是件“不可能的事”。
多年前，李烈曾当着一名中央领导人的面讲真话，直指基础教育中存在的问题，以致为此得罪了不少人，但这引起了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程熙的注意。在这之前程熙曾多次在实验二小调研，为学校的办学理念和教育实践折服。于是，她向温家宝总理推荐李烈为国务院参事。
按惯例，经过近一年的考察后，李烈正式成为参事。根据规定，参事每一任期为5年，期满应工作需要可连续聘任。不过，其首聘年龄不得高于65岁，最高年龄也不得超过70岁。
“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这是座谈会上，温家宝对新聘参事们提出的要求。
座谈会场外，一辆车牌号为“京A-80880”的奥迪轿车静静停放着。这辆参事室的公务用车，已经在国务院参事室的院子出入了六个年头，是温家宝访问德国期间，时任德国总理施罗德所赠。
2005年春节前夕，温家宝把这辆国礼轿车转赠给参事室，以及与参事室联合办公的中央文史研究馆。
2009年11月9日，温家宝在国务院参事室成立60周年之际签署国务院令，公布《政府参事工作条例》。这份工作条例，成为参事们直言献策的制度保证。
建议直达总理
一般说来，参事的建言献策，都需要交给参事室业务司，打印后以红头文件形式上报国务院。其所呈议题得到总理批示，最多不过10天，而一些敏感议题甚至不必打印成红头文件，就能直接上报总理。
2010年7月离任的参事郎志正就曾向中央“谏言”二十多条。
1999年11月，他和其他几个参事提出，在金融危机中，国家应向出口企业退让更多的税收，以扩大出口，渡过难关。这份建议以书面形式被直接递交到时任总理朱镕基的案头。
朱镕基看完后，在扉页亲笔批转给李岚清、吴邦国、温家宝、吴仪、曾培炎等领导人，并要求主管部门落实，结合提高退税率尽快提出意见。
而2002年被聘为参事的任玉岭至今记得，他曾递交了关于免农业税的建议，并撰文提议实现农业上“三大战略、十大突破”。
彼时，在人们看来，“农业税征收历经2000多年了，皇粮国税，没有哪一个中央领导说可以免的”。但之后的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却最终决定于2006年1月1日起废止农业税条例。
郎志正和任玉岭的经历，在参事室屡见不鲜。
参事们的多个建议，随着一个个国家政策的出台得以实现。从共和国第一部《宪法》的起草，到改革开放初期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广，再到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背后都可以找到他们的身影。
办公室曾距周恩来办公地仅几步之遥
实际上，参事的设立，还要回溯到1949年。
当时，毛泽东曾给邓小平等人发电报指示：“应成立类似参议室的咨询机构，以吸纳上层党外民主人士，共同建设新中国。”
当年10月28日，时任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主持送选任命了32位政务院参事。这是新中国第一批参事。半个月后，11月11日，政务院正式设立参事室。
一时间，长袍马褂、西装革履与军装、中山装、列宁装一起出入于中南海。他们的办公室距周恩来办公地中南海西花厅只有几步之遥。
参事们真正的咨询工作始于1957年。然而，1957年“反右扩大化”之后，风向悄然变化，参事室逐渐变成了一个安置党外人士和养老赋闲的场所。
这份宁静也很快被打破。“文化大革命”同样冲击了这个并不很为人瞩目的机构。这里成了上访群众的接待站，参事室机关几度搬家，最终只能在北海公园静心斋栖身。
这样的不平静直到“四人帮”垮台、改革开放后才结束。1979年的春节，国务院办公室举行了国务院参事、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春节招待会，时任副总理王震出席。一名参事说：“‘文革’前李先念副总理还请我们聚餐，已有十多年没有举行这样的活动了。”
当参事室为改革出谋划策的时候，改革也开始指向了参事室。1988年8月，国务院下发“国务院58号文件”，对参事委任做了重大改革，改任命制为聘任制。至此，参事室不再是“以养为主”的地方，而是一个服务于中国各项建设的工作机构。
摘自《看天下》2011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