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是一种积淀，但是，当我们还在津津乐道中华民族历来就有“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传统美德、感恩文化时，却蓦然发现，在我们现实生活中，“感恩”意识在许多人心里是那么的淡漠，甚至，很多善举遭遇了令人心寒的误解。是什么让人们变得如此冷漠？本期请来的三位专家学者，从不同层面分析了感恩缺失的社会原因，进而呼唤学会感恩、学会回报。
　　
　　“知恩图报”与感恩节
　　文/杨宇立
　　
　　中西方都有感恩意识。中国人讲“滴水
　　 之恩当涌泉相报”即是感恩。美国人过感恩节已有近400年的传统，随着美国软实力扩张，基督教国家也过上了感恩节。美国政府确定在每年11月第四个星期四，全民受感恩教育，火鸡、南瓜馅饼、印第安布丁成为盛宴上的主食，化装游行、戏剧表演、慈善火鸡宴也都是感恩节的特有景观。
　　中西方感恩意识最大的区别在于，中国人的感恩存在于私人之间，是具体的张三对具体的李四之间的感情账，或者是晚辈对长辈养育之恩的觉悟，或者是对施仁政、施德政统治者感恩戴德。西方的感恩意识带有明显的群体特征，感恩对象看似比较抽象。尤其以美国人带头过感恩节特具历史斑斓色彩。严格说，美国人过感恩节是在感谢上帝名义下的运气，真正应该感谢的是印第安人。人们都知道，欧陆基督教在社会灾难发生时曾发挥巨大的积极作用，一方面，宗教解决了“没有无缘无故的爱”的难题；另方面，宗教冲突也使人轻易见证了“爱上帝也能爱得血流成河”。为欧陆不容的新教、特别是清教徒们远渡大西洋跑到北美，有时一船人的三年成活率居然为零。1621年签下“五月花号公约”那批清教徒特别为自己能活过寒冬而感谢上帝，但真正帮助他们活下来的因素是，一批善良的印第安人为他们提供谷物种子和狩猎技能。美国人只承认“五月花号”船上的这批幸存者是自己历史的真正源头，于是把这些人每年秋收后的感恩活动作为传统保留了下来。
　　深究起来，群体性的感恩意识绝对有益无害，它依附在宗教形式上，使人珍惜生命，热爱自由，提倡公德，乐善好施，工作负责，尊重契约，心灵高尚，平等待人……。总之，群体性的感恩意识有两个至关重要的优点，一是使涉及“公共”的事情好办，政治文明必须依赖这样的基础；二是使人们的内心世界存留主观“利他”的动机供随时施用，市场经济必须依赖它来保持人际间关系的基本热度。有此两点，一个社会才有人气，有朝气，有热情，有公德，有良俗，在公益和私利之间保持健康的平衡状态。“人人都奉献一点爱”才不致成为毫无意义的空气振动，才不致在道德生活中“播种高尚、收获无耻”。
　　言公德，中国人是需要有一点自我批评意识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感恩意识基本未出私德的边界，突出表现为对家人和朋友的忠诚、无私、关怀、热忱、惦念上；对陌生人和公共事务则相当冷漠、迟钝、麻木不仁、寸利必争，真可谓“私德丰厚，公德不足”。中世纪欧洲人靠宗教联系在一起，中国儒家的五伦思想中的绝大部分用于规范家庭内部的关系。中国人从家庭汲取对秩序的爱好，然后带到社会，对等级相当敏感，却因为缺乏普遍感恩的群体意识而缺乏公德心。所以即便在最好的情况下，中国人也只能有安宁无幸福，有百业无进步，有稳劲无闯劲，有制度无公德。坦率说，称一个中国人为公民，实在很牵强。因为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农民、市民、公民都不是一回事，期间的距离还不算小。
　　大体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感恩意识止于私圈而具体，基督教文化中的感恩意识则起于平等权利而泛化至社会行为。不问载体是什么，人们总可以断定，倘若群体化的感恩意识得到普及，每一个人走出家门时，他总可以指望得到更多真诚的笑脸，无私的帮助，善意的提醒、合理的建议；阳光不只为生活带来光明，更有灿烂；生活将不只是有生命，而更有价值。在一个具有普遍感恩精神的社会里，每当发生利益冲突时，公民自主解决它的前景相当光明。公民通过解决涉“公”事务，学习成为一个合格的公民，公民能自己处理的事情越多，需要政府做的事情就越少。
　　
　　和谐社会需要感恩
　　文/陈月新
　　
　　生活在社会大环境中的每一个
　　 成员，不论年轻还是年老、不论女性还是男性、不论是企业家还是普通工作人员，不论有巨额经济收入还是接受社会救助的贫困人员，日常都生活在许许多多的社会恩泽之中。有大自然给予的环境，有国家政策造就的环境，有父母、师长、亲友、邻里和一切相识和不相识的人提供的关爱、帮助和服务，人们程度不等地从社会获得了生存的条件和发展的机会。
　　然而，目前在日常生活中，受社会恩泽的知觉和感恩社会的意识和心态在一些人心目中没有多少感觉或甚至显得缺失。如最为常见的公交车让座。有时候整个车厢有很多老年人站着，而有很多小青年都坐着，没有人愿意站起来让座。虽然所有的公交都设置了老弱病残幼的专座，但专座上坐的往往不是老弱病残幼。同样，我们有的时候在公交车上看到有抱小孩的乘客上车后，就有坐着的乘客主动让座，抱小孩的乘客则当仁不让，连谢谢两字都没有舍得说。又如一些企业单位，社会统筹惠及全体参加者的社会保障，规定社会保险费需要用人单位和职工个人分别缴纳，并从法律上保证用人单位必须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中共中央、国务院还专门通知对于吸纳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的企业的有关税收实行优惠政策。但总是出现一些单位以各种理由不为职工缴纳社会保险费，出现一些单位瞒报少缴、拒缴以及一些单位欠缴社会保险费的现象。上海仅2006年专项检查中查处违法单位多达2365户。
　　对以上两种现象的分析可以看到：（1）公共交通是社会公共物品，你的享用，包括乘和坐，是基于国家公共政策、社会大环境和社会成员付出的结果。因此，我们每个社会成员在享用社会公共物品时，应该心存对社会的感恩和回报社会的理念。（2）社会保障是和谐社会的基石，企业的发展得益于国家的改革开放政策，国家和社会为企业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对社会保险费缴纳上的不缴少缴欠缴行为，不仅是企业缺乏社会责任感，削弱了社会保险制度的物质基础和严重侵犯了《劳动法》赋予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也是企业执行人员缺乏社会感恩意识和观念的表现。
　　自古至今，感恩历来被作为社会上每一个人都应该有的基本道德准则、作为做人最起码的修养和人之常情。和谐社会首先是人与人和谐的社会。从建设和谐社会的视角，对社会的感恩和对社会的回报也是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是一种积极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针对社会上某些人某些单位成员社会感恩回报意识的缺失，有必要加大对于感恩社会、回报社会意识和观念的宣传教育力度。培养和从文化上形成感恩社会、回馈社会的心态、氛围和风尚，是和谐社会建设的需要。
　　
　　论感恩文化的破损
　　文/和静钧
　　
　　国人不会感恩，这是当下引人忧虑的一
　　 个社会问题。不会感恩，并不是说没有感恩，它涵盖两个方面：一是感恩的不足或缺位，二是感恩的过量或扭曲。而从“施恩”与“受恩”的关系上看，感恩是人之赋性，知恩是感恩的意识基础，报恩是知恩诉诸于外的行为选择，而戴德则是社会对施恩人的集中褒奖。
　　在达尔文主义环境下的社会里，人际间的关系天生就是非友即敌的陌生人关系，放任的竞争关系摧残了人的“善”性，突出了人的“恶”性。由于是过度竞争关系，各种社会要素也将进行剧烈的变动和调整，并走向新的平衡。因此，达尔文主义社会应是一个过渡性的社会，它可以独立地出现于某一历史时期，也可以随时出现在任何一个社会时期的任何一个阶段。
　　我们可以发现，在二十多年前的中国所表现出来的社会外貌是一个政治意识形态下的达尔文主义社会，而之后的将近二十年社会则陷入了财富经济下的达尔文主义社会。二十年前流行双方划清政治界限，二十年后则因经济原因出现群体性“下岗”、社会福利严重失衡及贫富分化加剧等问题。由于个人的被动适应，社会并没有形成充分的自生自发秩序，来修补因“恶性”的出笼造成的社会价值观剧变和断裂。
　　在社会自生自发秩序的生成机制不能有效运作之时，社会就会要求制度性秩序来补位。以国家强力或威权为后盾的制度性秩序总倾向于干预主义和沙文作风，反而会使所预期的目标适得其反。
　　而在社会自生自发秩序良性融合并促进和谐社会之时，自生自发秩序中某些秩序自然剥离出来上升为制度性秩序，从而进一步保障自由平等和谐的人际社会关系的稳定。如从感恩层面上看，国家设立“母亲节”是通过制度性安排来表达对母亲的感恩，设立“教师节”感恩辛劳的教育工作者。
　　感恩文化本质上应属于自生自发秩序范畴。在一个社会不能提供自生自发秩序有效形成的土壤之时，良性的感恩文化也无从建立。即使这个社会曾经有过“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这样的行为信条，但在现实生活中陷入失序困境的人会觉得这样的古训相当遥远。
　　在这种情况下，正如前面所论述过一样，僵硬的制度性的感恩秩序不得不引入进来，如“树榜样、立典型”，神化形象，并启动全民动员机制号召向某某学习。在意识形态达尔文主义社会中，被树榜样的施恩人士通常会得到许多或许本人并没有想过的政治好处，如升官。而在经济财富达尔文主义社会中，会获得本人并未想过的额外经济和名誉好处。
　　而为了强化施恩人的形象，将会要求受恩人不断将感恩的心态重复呈现于别人的视线下进行“展览”，这会对受恩人造成过分的心理负担，从而降低到施恩行为的评价，甚至产生冷漠心理。这也是造成感恩文化严重受损的主要原因之一。
　　诚如自生自发秩序理论大师哈耶克所警示一样，我们应当尽量“避免用扼杀个人互动的方式去摧毁我们的文明”。要解决感恩文化所面临的危机，当务之急就是扁平化社会的棱角，倡导公平和公正的生活秩序。只有在宏观层面的问题解决好了，才会给自发自生秩序腾出足够的空间，人与人之间会更和谐，人们会越来越看重友爱的社会环境对造就个人幸福生活的价值，恩泽才能发出应有之光，才能被受恩者与施恩者共同接受，“乌鸦反哺，羊羔跪乳”的自生自发秩序才会成为社会共同景仰之准则。
　　编辑：靳伟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