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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导演史蒂芬·斯皮尔伯格和中国导演张艺谋一两位世界影坛巅峰级的人物在一起谈论电影。两位电影大师之间的碰撞与交流、梦想与坚持，当然是一场思想的盛宴。
斯皮尔伯格：我看到的第一部中国电影是《大红灯笼高高挂》
张艺谋：他是我最喜爱的导演，我一直是他的影迷
斯皮尔伯格：
中国电影进入美国市场还是近期的事情，所以我们以前对中国电影并不了解。《大红灯笼高高挂》是我看的第一部中国影片，印象深极了，使我对一个原本一无所知的文化、时代、历史有了正面的反应。我突然觉得自己身临其境，处于这幅人物画卷的中心，感受很强烈。
许多导演用不同的镜头来表达意思，来讲故事，如用很宽的广角镜、很长的远摄镜等。有时他们还在摄影机里面设置机关。《英雄》的奇妙之处是用色彩来讲故事，如同是一种手语。听力有障碍者用国际通行的手语，而色彩是一种国际沟通工具，是他发明的一种语言。我不需要翻译字幕，因为色彩传递了故事，非常特别。
张艺谋：
谢谢夸奖。斯皮尔伯格的作品我都看过，他一直是我最喜爱的导演。他的第一部作品《夺宝奇兵》像梦一样，很好看，不知道他是怎么拍的。后来还看了《外星人》和《大白鲨》。再到后来我看他的《辛德勒名单》和《拯救大兵瑞恩》，非常感动，在这些电影中，我看到了他对人类苦难的反省。我一直是他的影迷，从上大学读电影学院的时候就是他的影迷。
他的电影都好，不管是有娱乐元素的《侏罗纪公园》，还是很有思想的《慕尼黑》，我都觉得很好。我一直对他充满了好奇，上次到美国看他拍《世界大战》，回来就给同行讲他在那里怎么导戏，汤姆·克鲁斯怎么演戏，他们也都很好奇，而且都很羡慕。
那天我真不想走，想多呆会儿看，那是第一次看他工作。以后如果有时间，我还会到美国看他拍电影。
斯皮尔伯格：
我的第一次？我第一次感兴趣……我看的第一部电影是德密尔执导的《戏王之王》，讲玲玲马戏团的故事。那是我第一次看电影，是20世纪50年代初。那之前我从来没有进过影院。我父亲跟我说要带我去看马戏团。当我来到一座大建筑内，没有动物，没有马戏表演，只有椅子，我不明就里，误解了父亲的意思。我以为他带我来看马戏，其实他带我来看关于马戏的电影。我那时对电影一无所知。大幕拉开后，一束光影投射到银幕上，很粗，我非常失望，觉得被父亲耍了，他答应我看马戏，但食言了。大约半小时后，我对父亲的感觉从失望变为喜欢，因为他把我带到一个全新的电影世界，而那正是我以后的世界。那是我第一次对电影感兴趣。
张艺谋：
我跟斯皮尔伯格的经历当然完全不同，我最早看电影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看的都是一些革命的电影。那是我接触电影最多的时候，其实都是在反复地看那几部影片，大家都学电影里的台词。
但是，因为那时我在工厂和农村，完全不能预想自己能跟这个行业有任何的关系。觉得电影是很遥远的事情，跟我自己毫无关系，就像是另外一个世界。
斯皮尔伯格：
我深有同感。我当时想像不出自己会做那些电影人所做的工作。我看完电影，觉得他们一定是很特殊的人，来自特殊的家庭，有着特殊的训练和教育。所以我从未想像自己拍电影。12岁时当我自己买了一台八毫米摄影机，我才意识到我可以拍自己的电影，很业余的电影，小规模的(做拍摄状)。我拍自己家庭成员，在家里为我三个妹妹拍了一些喜剧和正剧。
当时只是嗜好而已。以后有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就是看了《阿拉伯的劳伦斯》，当时我大约十几岁，在亚历桑纳州念书。《阿拉伯的劳伦斯》对我是一个启蒙。电影放完时我就意识到，我会奋不顾身投身电影，我愿意舍弃一切进入电影界，成为拍出这样影片的导演。那是我第一次在心底里有了一种被激荡的感受。
张艺谋：
我在工厂上了七年的班，想改变自己的命运。“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中国恢复了高考招生，我就准备考大学，完全是为了找出路。我想过考体育学院，考美术学院，也想考我们当地的西北农学院，因为录取分数低，也许有希望能考上。因为我很喜欢照相，我的朋友就给我出主意说，有一个电影学院，你可以考。我当时还以为那是放电影的。就这样，为了改变出路，改变命运，我考上了电影学院。
我还记得开学的那天，放了两个内部参考片，一部美国电影，一部法国电影。那部法国片中有美女穿着比基尼，还有枪，我都看傻了，那个时候的我只有看革命电影的经历，不知道世界上还有这样的电影(笑)。
不过，当时就觉得电影特别好看，完全没有想到自己未来也可以做这一行，只是觉得拿一个毕业证，有一个大学文凭，以后就好找工作了。
斯皮尔伯格：我不喜欢一直重复同样类型的题材
张艺谋：我还没有那么大的勇气来挑战中国观众的审美情趣
斯皮尔伯格：
我拍电影喜欢从一个题材跳跃到另一个题材。我不喜欢重复自己，尽管我拍了很多科幻片。我在科幻片这个类型里重复自己，但每个故事都是不同的。拍电影就好像大学里选修不同的课程，互不相关，比如我修了艺术课、历史课，选了很多各式各样的课程，有些我很有兴趣，有些没有兴趣，但却给了我选择不同题材的首次经验。在中小学，课程都是必修的，老师教什么，你就学什么，大学里，我可以选择我感兴趣的，所以我修了很多课程。这跟拍电影选题材的道理是一样的，这个习惯带进了拍片生涯。我可能会拍摄一个一无所知的题材，就像一个初出茅庐的人。我会竭尽全力了解这个题材，不会达到专家的程度，但研究到足以讲一个该题材的故事。一年后，我会研究一个截然不同的题材。通过积累丰富的题材，我的工作就会保持新鲜感。我很容易厌倦，所以用新想法来刺激自己。
张艺谋：
我也是不希望重复。选择不同的新的题材，你会接触很多新的事情，你并不一定有很深的研究和了解，但是这些新的故事的背景对你来说都是一个新的学习，你可以接触新的环境，新的演员，不同类型的题材总是一个新鲜的东西在吸引你，总在不断地变化，让自己对自己有一个挑战，对自己有一个新鲜感，这样在工作上也不会枯燥。
斯皮尔伯格：
我深有同感。
张艺谋：
有意识地去挑战公众的口味？我觉得中国现在还不具备这个可能性，对我来说，也还没有那么大的勇气来挑战中国观众的审美情趣，因为中国电影市场刚刚形成，我们还需要有观众认为好看的作品，吸引他们进电影院。所以，你就还不能完全逆反大众心理，如果那样的话，可能电影就没有人看了。
我想以后，等我们市场规范了，可能会做一些逆反的故事，也许会有一个新鲜的感受，但是现在，通常我 都会考虑观众看故事的节奏和看故事的心理，尽量让他们明白你讲的是什么。
斯皮尔伯格：
很有意思，美国刚好相反。美国电影的题材很多，观众会不时改变兴趣。可以说，美国观众朝三暮四，他们对电影题材的喜好会改变，比如恋爱电影，20来岁的姑娘小伙子谈恋爱，这类喜剧片有一部成功，好莱坞马上拍摄16部同类影片，直到这个类型筋疲力尽。然后观众发现一个新的类型，好莱坞又立刻来迎合，直到哪天观众对此失去兴趣。然后，一位敢于创新的电影人开创一种全新的类型，一种没人看好的电影，但大受欢迎的电影，好莱坞便模仿这位开拓者，确立这个新类型，拍一大堆大同小异的片子，直到该类型气数殆尽。这是长期的规律。我感兴趣的是那些勇于创新的影人，他们拍摄没有先例或成功先例的影片。当他们成功时，就会有强烈的成就感。
美国拍电影的历史很久，我们长期测试观众，观众要求某种原创性。我相信，当中国的影院增加后也会如此。中国的人口那么多，十几亿人，但全国只有2500块银幕(或译“放映厅”)，我希望将来会兴建更多的电影院。他们喜欢你，喜欢你的影片，他们喜欢看电影，看美国电影，看其他国家的电影。一旦影院数量增加，能满足每个人的需求，口味就会变化。中国大众需要各种各样的影片，这跟美国观众一样。
张艺谋：
我觉得他说得很对，美国的电影观众很广泛，认为看电影是生活的一部分，有这样的广泛观众基础之后，就会有各种各样的电影。也许观众更愿意猎奇，更愿意看一些挑战的东西。我们还没有到这个程度，没有这么庞大的观众群，虽然人数最多，13亿人，但是电影观众的数字并不高，可能还需要一个过程。
斯皮尔伯格：
当一部影片受到全球欢迎时，那是很奇妙的。《泰坦尼克号》在中国的影响，跟它在美国、新西兰、澳大利亚、俄国、英国、新加坡的影响一样大。有些电影能在全世界获得同样的反响，仿佛我们大家是一家人，证明各国人民的共性大于差异性。这使得我对于全人类充满信心。偶尔会有这样的电影，或者是音乐或其他艺术，能引发全球的兴趣，使我对人类大同充满信心。
张艺谋：
他说得非常对，电影是最能沟通全世界人民的情感的。电影吸引我们的魅力也是在这里。许许多多不同国家的人，通过观看你的电影去了解你，了解你的文化。它的魅力就在于把我们都联结起来了，就像一座桥，把所有人都联系起来。比如他的电影，我在念大学的时候就看，就能知道许许多多的东西，就是通过看他们的电影去了解我们之外的世界。我那时候也幻想，什么时候我拍一部科幻片，像他拍的那种，有梦想世界。
我至今都还有这样的冲动，但是我知道那个需要很多的钱(笑)。
斯皮尔伯格：
我很希望看到你拍摄科幻片，会很棒。你的蒙太奇、你的动作场景、每个画面都有丰富的想像力。你喜欢构图，对构图、色彩、演员调度、表演、镜头移动等均独具匠心，我很喜欢。你拍一个完全虚幻的故事，一个并非发生在真实世界的故事，一个纯粹产生自想像的故事，会解放自己，会很享受。我可以向你保证。
张艺谋：
我非常想拍这样的题材，中国有很多充满想像力的浪漫的题材，有很多古老浪漫的故事，我非常希望拍这样的电影，而且希望这部电影拍出来能像他的电影这样成功、好看。
斯皮尔伯格：美国的流行文化对电影人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张艺谋：美国的商业电影对中国的市场影响很大
斯皮尔伯格：
美国的拍片环境跟电影刚发明时已大有不同。20世纪头一二十年，卓别林、杜平、基顿、塞内特等人拍摄的默片，黑白喜剧，非常精彩。1929年《爵士歌手》带来了有声片，引发电影大革命，后来是彩色片和宽银幕，流行文化随之出现，影响至今。观众通过电影寻求并得到各种娱乐，通过这种美国尤其流行的讲故事方式，使得我们国家成为一个以电影为中心的社会。当然还有音乐，还有各种其他的流行文化潮流，但电影是发端，其次才是音乐，第三是电视。这几种娱乐方式互相竞争，有时电视的流行程度超过电影，有时音乐超过电视。你说的环境以前并不存在，因为现在是流行文化的环境。在这种环境里流行的人一般持续不久，只是流行一阵，然后被其他的更新的潮流所取代，于是被忘却，而新潮流又被捧得高高的，掉下来会摔得很惨。
美国的流行文化对电影人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要求我们为它输液，将它持续下去。最有勇气的电影人敢于逆大众文化来讲故事，讲有风险的故事，因为他们不是公众需求的一部分，而是自我把握的一部分一作为个人、作为艺术家，有故事要诉说，没有先例，也许会砸锅，也许无法筹集资金，但仍然坚持自我，这就是过去15年独立电影在美国以及全世界特别成功的原因。我指的是所有拍独立电影的影人，一部影片花500、600、700万美元，在美国是很小的预算，也许在亚洲不算。这些影人彰显个性，表达真自我。这些特立独行的独立影人将拯救电影，拯救美国电影的未来。他们不听从他人的指挥，而是我行我素。
张艺谋：
中国的电影创作环境，我觉得需要进一步拓宽，还有很大的空间。就是我们讲的关于观众人数、制作环境、中国自己民族电影的发展，还有我们导演的素质。另外各种类型电影的质量都有很多问题，都要来面对。
要特别说一点，美国的商业电影对中国的市场影响很大，对年轻人影响也很大。我们经常讨论的是，如何保护自己的民族电影，如何发展我们自己的电影，吸引观众，像美国的商业电影一样，有强大的吸引力，使中国观众尤其是年轻人对中国自己的电影感兴趣。我们一直在讨论这个问题。不可否认的是，今天美国好莱坞的商业大片，对全世界都产生很大的影响。这个环境需要很多人来关心，来保护我们的民族电影。同时，还有观众，还有电影工作者，在中国就是三位一体构成大的中国电影的空间。我觉得这个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中国电影现在刚刚起步。虽然斯皮尔伯格先生说看了我们很多的好电影，但是实际上刚刚起步，我相信会有一个很好的未来，因为确实中国有这么多的人，这么多的资源，一定会有一个很好的发展。
斯皮尔伯格：
我很认同。
斯皮尔伯格：我绝对不会光为了钱而拍电影
张艺谋：今天我还是坚持，心是最重要的，把心放在影片当中
斯皮尔伯格：
有一件事我绝对不会妥协，那就是我不会拍一部不用心投入的影片，即便是续集，别人说 “他是为了钱才拍，他知道开片票房会很高，因为大家都想看。”如果我的心没放在里面，我绝对不会光为了钱而拍。我最不妥协的是我自己，别人说我拍《侏罗纪公园》和《印第安纳琼斯》的续集是妥协，但其实我不是，我喜欢那些 故事，喜欢接着把故事讲下去。
另一个我感兴趣的是历史，刚才艺谋和我聊到这个，我很多影片都是历史题材，如《辛德勒名单》、《拯救大兵瑞恩》、《断锁怒潮》，最近的《慕尼黑》。这些影片都是以历史记载为依据的，比《侏罗纪公园》和《紫色》更吸引我。我喜欢《紫色》，怀念拍摄的过程。但随着人到中年，历史题材的影片开始吸引我。在20世纪70年代我不会拍《拯救大兵瑞恩》那样的影片，那时我对虚构的故事更感兴趣，想探索电影的娱乐层面，想最大限度吸引观众，有点贪得无厌，希望每位观众都来看我的影片，所以我拍得很娱乐、很刺激。随着年岁增大，我开始更多为自己着想，承认这点似乎是宣布背叛观众，但的确人老了，多了一点自私，更多为自己讲故事，跟我事业的前半部分相比，为观众讲故事的成分少了。
张艺谋：
这一点我和他一样，就是感情和你对这个作品的喜爱是最主要的。你是因为爱这个作品，喜欢这个故事，对它有感情，你才会拍它。如果你没有这一点，我觉得根本无法工作。其实我的情况可能比斯皮尔伯格先生在美国还要复杂一些。关于我拍片子的动机，众说纷纭，长期以来，我一直是非常有争议的人，有很多人说我为了得奖拍电影，为了挣钱拍电影，为了某种目的拍电影，甚至说，我是为了外国人拍电影。这些解释我觉得都是不对的，都是片面的。
今天我还是坚持，心是最重要的，把你的心放在影片当中。我们当然希望观众喜欢我们的电影，但是首先是我们自己要喜欢它，把自己的情感放在里面。拍一个电影是一个很复杂的工作，要付出许许多多的时间和努力，一年、两年、好多年，有时候剧本搞好多年，你没有那样的情感，没有那样的心，没有那样的真诚，你无法坚持那么长时间，无法承受那么大的劳动量。你一定是很真诚地去爱这个作品。
斯皮尔伯格：
完全正确，我完全同意。我拍一部电影时，会彻底陶醉在那个过程中。我有七个孩子，有时最小的孩子叫我，叫我两三次，也许叫到第三次我才猛然听到。陶醉到连自己孩子叫我都没有注意，那部电影必须值得我这样迷失，以至孩子叫我都反应不过来。这只有当我完全陶醉在一部影片中，想着星期一上班要做什么，才会如此。有时我把这当作衡量选择一个题材的标准，这个题材必须俘获了我。如果故事没有这样的吸引力，我不会投身于此。
张艺谋：当导演后，我都成话痨了
斯皮尔伯格：我们站在同一条战壕里来面对枪炮
斯皮尔伯格：
让我很兴奋的就是剪辑，拍摄时很头疼，大家都来没完没了问问题，而我指望谁也别来问问题，每人不是都应该知道自己该干什么吗，也许我没有做好沟通。拍摄的压力非常大，当我感觉我好像捕捉到需要的东西，打算结束某个镜头时，又感到你没有完全捕捉到，如没有得到某个演员应有的表演。但你知道，一旦进了剪辑室，你可以让那个演员看起来很完美。拍片时不能尽善尽美，但通过剪辑技巧、通过把场景合起来，你能弥补。在剪辑房里我能运筹帷幄，把一部影片剪成17种不同的样子。拍摄只是为我提供了更多机会，让我能剪出一部好片子。
剪辑时没有压力，导演时全是压力。所以我更喜欢剪辑。
张艺谋：
所有工作都结束了，我坐在放映间里，虽然工作当中看了500遍，但最后看一遍完成的电影，这个时候我心情最好。我就坐在那儿，把自己当作一个观众。我第一次看，会觉得像小孩一样，会很喜欢，不管电影出来大家是否喜欢，那是我特别愉快的一刻。但是我跟他有同感，在拍摄现场压力是很大的，很复杂的，要面对许许多多的决定，要回答各种各样的是或者不是。这个时候犯的错误，没有办法弥补。有时候演员演的和自己拍的，还有天气等因素，不是你想的那样，跟你想的不一样，怎么办，
我有时候会觉得很无助，好像这个事情就是这样发展下去，跟你想的越来越远，但是你又必须拍。你会觉得很无助，很无奈，不知道怎么面对，但是没有任何人可以帮助你，你要自己做决定该怎么办。你没有灵感了，也没有好办法了，拍还是不拍，每天用那么多的钱，那么多眼睛看着你，演员也看：“导演，是这样演，还是那样演，”当你突然觉得很盲目时，那是我最痛苦的时候。
斯皮尔伯格：
我完全同意，跟你一样感同身受。我们当导演的都是兄弟，干我们这一行有一种兄弟般的默契，因为我们站在同一条战壕里来面对枪炮。我们整个拍片生涯都在抵挡这些炮火。观众才不管你这些压力，他们只在乎影片好不好看，是不是够娱乐，有没有教育性，能不能打动人，这些才是观众关注的。从某种意义说，我们两个已经成功，让我来谈论当导演多大压力，要大家同情，听起来有点自私(笑)。
张艺谋：
中国人有句话叫做站着说话不腰疼。观众只会说你这个行，那个不行，你这个电影为什么不深刻呢？大家都不清楚，有时候我拍电影我很清楚这些部分是不行的，但我是做不到的。你很清楚观众会批评，但是你还要完成。这个你没有办法，你也不能解释给观众听，大家都说，你就听着。
没错。我最害怕的是第一次看初剪好的影片，我会故意拖延，如果本来应该星期一看，我会推后到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我害怕坐在那里，看着过去一年的工作结晶，发现完全不值，发现我浪费了一年的人生，浪费了跟孩子相处的时间，然后拍出来的影片我不喜欢。我恐惧自己可能不喜欢刚拍好的作品，这是我电影生涯中最艰难的一个环节。早年拍片时还没有那么强烈，但年纪大了，我真的很害怕放映室灯光暗下来，电影开始放映，我自己是不是会喜欢，如果不喜欢有没有补救办法，能不能拍得更好，这些对于我是整个拍片过程中最焦虑的时刻。
斯皮尔伯格：
你脑子里有一个想法，有一个景象，没有成形，没有聚焦。这个景象有某种意义，你设法使之聚焦，如同用手将放映机的焦距调准。那就是拍电影的关键。你的一个构思、一个想法，也许来自别人，来自一部小说、一本书、一个剧本，但最终被导演所拥有，导演在答应拍摄时便拥有了这个想法。因为它是没有成形的，所以我需要剧组人员都理解我脑子里是什么，是怎样的画面。摄影师能理解我需要怎样的布光，演员能理解某场戏怎样演，所以这一切都需要沟通。让剧组人员理解你的设想，这就是我说的80％的工作。聪明的办法是雇用一个优秀的班子。如果你有一个出色的摄影师，你就卸下了一个重担，如果你有一个出色的剪辑师，那又卸下一个巨大的担子。我从1976年起就用同一个剪辑师，迈克尔康。基本技巧是你是否能积极调动你的班子，他们也是电影人。那样你就能减轻很大的压力。所以这是80％沟通、20％技术。
张艺谋：
完全是一样的。我以前是很不爱说话的人，性格很内向，就是当了导 演以后，现在就成话痨了，成了一个啰唆的人。真的是这样，你每天都要说，跟各个部门说，你要把你心中对这个电影的想法，对它的颜色、光线、表演等等很多你的梦的想法，传达给你的团队，要让所有人都理解。有时候一天下来，都想抽自己的嘴巴。
这一点我很同意他的说法，找到非常优秀的人才不难，现在技术也很发达了。最重要的就是如何让他们理解，并且他们把这个理解变成他们自己在专业上的发挥，来帮助你完成这个想法，所以沟通是最重要的。尤其是跟演员的沟通，他是活生生的人，不是电影中的人，他要变成另外一个人，这个沟通太重要了。这个沟通只要存在障碍，一定演不好。
张艺谋：东方的哲学中很讲究舍生取义
斯皮尔伯格：这两部电影跟《英雄》
张艺谋：
东方的哲学中很讲究舍生取义，一个人要为事业、为集体去牺牲，个人不重要，集体荣誉最重要。小时候上学就是这样，我们一直受这样的教育过来。在今天虽然中国社会发生很大变化，但是这种传统文化里面的东西是很强的，尤其是在武侠电影的表现当中，这种合生取义，一个人为了义字可以死，死是很光荣的，这个概念是东方哲学的概念，所以我的电影里也是强化了这种概念。
斯皮尔伯格：
《拯救大兵瑞恩》是讲二战的故事，二战是最后一场伟大的战争，决定了是法西斯主义统治世界，还是民主得胜。二战也是中国历史的转折点，如果没有整个世界跟日本帝国和纳粹德国作战，战争的结局就不是那样，中国的面貌以及历史就会不同。所以说二战是一个十字路口。大家都认为是跟法西斯主义作战一我这里不仅指美国人一他们牺牲自己是为了拯救等待他们的江东父老，是为了拯救自己的祖国，拯救自己的朋友，那种牺牲是值得的。很多士兵是为了掩护身边的战友而牺牲自己的生命，在二战时那是一种崇高的价值。这就是《拯救大兵瑞恩》要表达的。这支美国兵小分队经过了激烈的争论，表达了不同意见，最后他们愿意牺牲自己来救一个从未谋面的小战士，一个没有分量的人。他们跟他没有私交，只知道有这么一个人，他们救的是一个抽象的士兵，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在拯救世界。这跟《辛德勒名单》的一句话异曲同工那句话出自犹太教义的古训，从希伯来文翻成英文，意思是“拯救一个人，就是拯救全世界。”《辛德勒名单》彰显了一个生命的价值，对于全世界有多么重要，一个活下来的生命会在将来产生涟漪效应，影响到大家，同一个人如果被杀害，涟漪也会扩展，在将来影响到大家。
我强烈感受到，这两部电影跟《英雄》有相似的主题。我知道这是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但这也是60年前美国文化的组成部分，也许现在削弱了许多。
张艺谋：
我觉得所有的作品，不管是东西方文化有多么大的差距，核心都是关于人的。关于生命，关于人，关于拯救，关于牺牲，关于是不是为别人付出这样的努力，等等这些东西，最后会发现，虽然两部电影类型完全不同，可能在很多具体的方向上，最后都是一样的。我有时候看全世界很多电影，你知道我英文不好，我有时候看不太懂，字幕翻译也不是很好。但是我会明白，你会从人性的角度，你就会理解很多东西。
斯皮尔伯格：
的确这样。你不需要讲那种语言，照样能理解影片。我看你的作品，有翻译字幕帮助我，但我即使不看字幕，也完全能从纯粹人类情感的层面得到理解。
斯皮尔伯格：电影能够改变人们观察世界的方式
张艺谋：我很期待人类什么时候可以真的沟通起来
张艺谋：
我看斯皮尔伯格的《慕尼黑》以后很伤感，有一种悲伤在里面，让我想到今天还有许许多多这样的事情不断发生。我们就会想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人类什么时候可以真正消除敌意，真正互相理解，真正可以停止在肉体上消灭对方。我看完《慕尼黑》以后，真的是很悲伤的感觉，沟通、理解，拿嘴说很容易，但是到底什么时候能够实现，都不知道。我的《千里走单骑》讲的是父子的沟通，儿子都死去了，父亲才感到和儿子沟通非常重要。我那个作品没有他的作品那么厚重，也是表达一种遗憾，姗姗来迟的遗憾。他的作品更深刻，让我看了很伤感，很期待人类什么时候可以真的沟通起来，真的互相理解，也许我们就没有那些伤心的事情了。
斯皮尔伯格：
这是当今人类世界的问题，不仅是中东问题，还有环境问题。我们这个世界缺乏沟通。大家不愿倾听，不愿倾听对方，只愿听自己的，听自己的利益，听所代表的企业利益，听金钱，因为金钱的声音更大。人类需要的不止是特殊利益，才能成功进入未来。我认为这是大问题。
有人说我们的环境已经到了恶化的边缘。100年后，全球变暖，各种各样的糟糕情况发生，人类何去何从，人类很强大，我们的文明、我们的国家都很强大，我们砍伐太多的树林，我们过度利用环境来维持我们的生活，但是我们需要为此付出代价，这个代价我们将挥之不去。在我们孩子长大后，他们将继承一个环境极端恶劣的世界，气候发生剧烈变化。这不是科幻，不是我下一部科幻片，这些是科学的事实。导致这种现象，是因为大家不愿倾听，只顾自己滔滔不绝，而不愿花一点时间听别人的意见。在我看来，沟通是国家必须征服的下一个最重要的战线。我说的国家，是指我的国家，也是指你的国家，全世界所有的国家，都必须互相沟通，互相倾听，不能闭上耳朵自言自语，必须少说多听。只有这样，问题才能解决，生命才能获救，世界才能更加美好，才能为子孙后代留一个更美好的世界。近年我拍摄的许多影片都跟这个有关。
张艺谋：
如果电影是一个很好的工具，可以沟通大家，我觉得当然应该思考斯皮尔伯格先生所说的这些问题。一个导演，思考的问题越深，越多，他的作品越富有这样的意义。斯皮尔伯格先生拍的科幻电影或者动作电影，看起来可能是很娱乐的，但是实际上那里面有他的思考，他还是强调那种爱、那种沟通。我看了非常喜欢，真的看了眼泪汪汪，一个外星来客，和人类成为朋友，一个虚构的故事，但是会让你借助孩子的眼光来看到爱，而且那个爱会让你很感动，让你会突然考虑人和人之间的沟通。
我们做导演的，如果自己坚持这样的方向，不管什么类型的电影，有这样的思考在里面，我觉得都会感染人。也许这就是我们做的工作的意义吧。除了我们自己喜欢以外，也希望给人一个感受。
斯皮尔伯格：
黑暗的影院中有着魔力。电影能够改变人们观察世界的方式，比政客的演说更加有效。电影以及其他艺术能通过某种美学来与人沟通，激励他们行动，改善世界。当我看到一个建筑，比如弗兰克盖里在西班牙毕尔巴鄂设计的惊人建筑(编者注指古根海姆博物馆)，那个建筑能打动我，激励我。人们会被 绘画感动，被各种艺术感动，被你的电影感动，被各种电影感动，于是他们会生活得更加积极向上，更有追求，甚至跟银幕上的角色产生认同，仿效他们。
我相信电影在人类进步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影响着大家，让大家勇于掌握自己的命运。
斯皮尔伯格：我很想知道外国观众怎么看我的电影
张艺谋：我经常被批评说为外国人拍电影，这完全是误会
斯皮尔伯格
我很想知道海外观众怎样看我的影片。那是沟通的目的。很美国化的东西在中国能引起共鸣吗？具有中国文化色彩的东西能在美国引起共鸣吗？答案是绝对能。我不必讲汉语，你不必讲英语，因为电影包含着优美的信息、人类的信息，那就够了。我很想知道我的影片在不同国家引发的反响，不同观众的不同诠释。我是否用了太多俚语俗语，造成影片无法翻成法语、缅甸语、非洲的曼地语。有时会出现这种情况。我不知道温斯沃恩和欧文·威尔逊主演的《婚礼傲客》能否转换成别的语言。有时美国喜剧在美国很赚钱，但海外卖不动，因为喜剧是有国别的，法国人听了好笑的，美国人不一定觉得好笑。有些影片在海外好卖，在美国不好卖，有些在海外没市场，但在美国非常卖座；还有一些在任何地方都不受欢迎。我很想了解个中奥妙。
张艺谋：
我经常被批评，说为外国人拍电影，这完全是误会，因为我完全无法了解外国人如何看我的电影。我出国时间也不多，每次出国都是参加电影节或者一些宣传活动，接触的全都是记者，记者有时候坐在那里问问题，然后先说我们喜欢你的电影，我也不知道是客气话还是真话，也看不懂他们的报纸，只能听翻译告诉我，这个文章说你的电影怎样怎样，听几句而已。
对我来说，全世界100多个国家，除了中国都是外国，所以完全不明白别人会怎么看我的电影。但是我经常换位想，比如斯皮尔伯格的电影我为什么喜欢。我每年看外国电影的数量是很多的，可能超过我看中国电影的数量。我为什么喜欢那些电影呢，不同的国家的电影，里面的人的情感感动了我，不是那些文化、风土人情、社会历史。有时我看完一部电影，没有看明白背景，比如南北战争的电影，为什么站着打枪，我到现在都不懂，最多一知半解。感动我的都是情感。所以，为谁拍电影？外国人怎么看，中国人怎么看？把自己放在普通观众角度，自己看是否能受到感动，有没有真的情感，这些情感是不是能理解，那么明确，那么简单的，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当你做到这些，你就会相信大家都会喜欢。
有时候就有这样的情况，导演很有感情，自己看都会哭，哭得不行，但别人说我没有看懂，没有明白。也有这样的问题。所以，我觉得感情有时候要回到它的最简洁的方向上去，就是感情的交流是最最单纯的。我在意这一点，不要让大家看不懂，把握这个，你就会相信，无论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会喜欢的。
斯皮尔伯格：
是的，您刚刚这段话说得非常好。希望他们看完了以后，能够获得情感上的打动。
张艺谋：我看到的所有的媒体评价，都是媒体记者写的
斯皮尔伯格：我总是跟他们说，别告诉我调查结果
张艺谋：
一方面我们说要抵制好莱坞商业大片入侵，要看国产电影，但是另一方面对好莱坞所有大片者阻之若鹜。这种现象非常强烈，很多老百姓觉得奥斯卡奖是最高的荣誉，对全世界电影工作者最高的赞誉。我觉得这些问题会存在很多年，也不可能通过今天我和斯皮尔伯格先生的一个对话，把这个事情说清楚。这说明了好莱坞电影的强大，对于公众的影响力，对于全世界年轻人的影响力，这一点不容忽视。无论你喜欢或者是不喜欢，好莱坞的大片对于全世界年轻人的影响力是非常大的。所以我就觉得，我自己愿意一分为二看。
我们的观众被美国电影吸引，有人就很生气。但你不能这么简单地看，你还要看到，好莱坞商业大片有什么样的娱乐元素，或者怎样去吸引观众，它的方法是什么？为什么，还是有道理的。中国有句老话，“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要吸取他们的方法和经验，然后在民族电影中孕育，我们叫做活学活用，然后想办法把你自己的文化用很好的方法包装出来，吸引你自己的观众。
斯皮尔伯格：
这个问题约12年前在法国和意大利就出现过。1993年我刚拍完《侏罗纪公园》，威尼斯电影节给我颁发一个奖。大家都气势汹汹，因为《侏罗纪公园》霸占了当地所有的影院，而意大利和法国的本土电影得不到放映场所。他们把我妖魔化，因为我刚好在他们那儿领奖，那个奖并不是给《侏罗纪公园》的。有人冲我吼，说我伤害了意大利电影业，摧毁了法国电影业，说每家影院都在放《侏罗纪公园》，本国的电影哪儿还有生存空间？我不知道该怎样回答。我感到糟透了，很自责。但情况不完全属实。报纸标题的确这样说我，公众相信大标题，而不是标题后的真实情况。事实上，很多法国和意大利影片在上映，但确实我的影片占了大多数银幕。我第一个反应就是因拍了《侏罗纪公园》而感到不安，我感觉我是这两个国家的敌人，而我对那儿有美好的记忆，有很多朋友。一些好心人劝我不要看报纸标题，别听那些危言耸听的话。
但是，那个问题确实存在，那就是近年来美国电影统治这些市场，那里的影迷看美国片胜于看本国片。这的确是问题。打那以来，那儿建了更多的影院、更多的银幕，因此当《哈里波特》来到时，占领了很多银幕，但依然有足够的银幕放映他们本国的影片。《哈里波特》就像当年《侏罗纪公园》那样席卷法国和意大利。《魔戒》来到中国，来到意大利，也占据大片市场。但法国和意大利的银幕数量很多，为本国影片放映保留足够空间。我不再难过，因为这事情已经得到解决。但我也不否认美国电影和好莱坞有品牌效应，在世界各地都得到接受，因此产生问题。但这个问题能轻易解决，只需要调整影院就行。
我老是说，如果你们那么不喜欢我，说我霸占你们所有影院，干吗还要定购我的影片，干吗不对我说“不”？禁止我的影片？他们说，你的影片赚钱嘛。
你说该怎么办？真的百思不得其解(笑)。
当我拍摄《印第安纳 琼斯》和《侏罗纪公园》那样的影片时，我会设法满足观众，让他们开心。我在拍片时，观众至上，我会想拿什么手段让他们害怕，让他们惊奇，我就像是马戏团班主，通过题材来操纵观众。我在拍摄《外星人》、《大白鲨》、《侏罗纪公园》和《印第安纳·琼斯》系列时，会先考虑观众需求，因为这些影片本来就是为了取悦观众的。这是给观众的礼物，也是给我们自己的礼物。当你的笑话把观众逗笑时，当大批观众来看你的影片时，你会有成就感。
但我必须把这些影片跟《拯救大兵瑞恩》、《辛德勒名单》、《断锁怒潮》、《紫色》、《太阳帝国》、《慕尼黑》等分开。后面这些影片主要不是为了好卖，我拍时并不认为会赚钱。我以为《拯救大兵瑞恩》不会有人爱看，因为我描写战争的方式非常直接、坦然。我要用一种以前没有 的方式来拍，按照老兵们向我描述的来拍。我预想不会有人想看这部影片，但我猜错了，大家很喜欢。我拍摄《辛德勒名单》时也是这样，谢天谢地我的预测是错的。这些故事是我必须拍的，不管有没有观众，除此我没有其他动机。我很感谢电影公司冒险投资这些影片，让我拍这些可能没人喜欢的题材，我也很感谢掌握财政的人们，他们允许我制作这些影片。所以说，这两类电影我是有所区分的。
张艺谋：
我觉得中国观众是众口难调，真的是这样。一个电影公演以后，第二天我看到的都是媒体记者们写的东西，可能全中国只有50个记者、80个记者写的文章，就好像铺天盖地了。是不是真的反映普通观众的立场呢？无从得知。我为了建立自己拍电影的自信，我得自信，我觉得拍这个电影有人看，我就觉得我是一个观众，尽量很客观地看我的电影，什么地方好看，什么地方不好看，我尽量这样，因为中国观众群太大了，而且南方、北方不同城市、不同地域、不同方言、不同的文化背景是非常复杂的，真的是很难统一来说。
至于票房，票房高的一定是观众喜欢的或观众不喜欢的，也不一定。票房高，反映的是观众进电影院的人数，但是否喜欢，你又没有办法调查。
其实我一直特别希望有这样一个机构，能真的不带偏见调查一下各个层面的观众，有一个科学的抽查。我们导演也真的能知道观众看这部电影后的反映，但是我看到的所有的媒体评价，都是媒体记者写的，有时候有不同心态就会写出不同的东西，所以无法了解。
斯皮尔伯格：
我同意。美国有调查公司，通过现场抽查，可以得知观众是否会去看某部影片。我可以透露，这些调查的准确率颇高，高达80％，即电影公司在影片上映前，能以80％的准确率预测影片首映的成绩。误差率大概在20％，有时也会误差很大，但80％比较准，因此他们对第一个星期的放映情况不会吃惊。我总是跟他们说，别告诉我调查结果，我不想知道概率。
张艺谋：
我也看过这种调查。有一些制作非常大的电影，投资一两个亿，结果出来票房惨败，那个调查都哪去了？为什么调查这么不准确？
斯皮尔伯格：
(笑)这种事的确会发生，非常荒谬。
斯皮尔伯格：科技帮助我们成为更好的讲故事的人
张艺谋：故事讲得好与坏是电影成功的关键
斯皮尔伯格：
我不同意说电影的历史实际上是技术进步的历史。我觉得电影的历史是讲好故事的历史。莎士比亚说过，剧本是关键。我一直坚信这一点。一切都在故事中，在故事的讲述中。如果电影不好，那是因为故事不扎实。好电影毫无例外有好故事。正因如此，电影将永远陪伴我们，永不消失，因为总会有人讲故事的。
新技术会使讲故事变得更容易。我拍《侏罗纪公园》，如果没有数码科技，那些恐龙就会是老式的模型，动作僵硬，就像1933年版的《金刚》中那样，就像雷哈里豪森年代的样子。(编者注雷哈里豪森是老版《金刚》的特效师。)但有了数字动画这个新工具，我们可以让《侏罗纪公园》里的恐龙首次像真的恐龙那样。这些工具让你更加深入挖掘自己的想像力，把观众从未见过的搬到银幕上。数字革命方便了大家，方便了你描绘万箭齐发的景象，而这些箭能射到一个人的全身周围。那原本是你想像中的奇观，你怎样把它搬上银幕呢？若在15年前，这没办法，现在只要你能想出来，就能做到。所以，科技帮助我们成为更好的讲故事的人，但科技在故事的讲述过程中并不重要，它只是让你取得更多的细节。
张艺谋：
我认为技术不能决定电影的进步。我还跟他讨论用胶片拍还是数码拍这样的技术问题。我很同意他的说法，电影是靠观众吸引人的。在哲学家认为电影是表达深刻的人文含义；对很多人来说，电影是要娱乐的，也有很多人说，电影是要教育人。不管功能怎样，故事讲得好与坏是电影成功的关键。我们都有这样的经历小时候在妈妈或奶奶怀里，听她们讲故事，听了故事才睡着。人类愿意听故事，是从小就有的，是我们的一种天性，80岁的老人，你给他讲一个很好听的故事，他也哈哈大笑，还是会很快乐。
所有技术手段的提高，都是为了方便我们讲故事。今天的技术这么发达，镜头可以上天入地，可以把许多不可能完成的事情完成，让导演讲故事的能力增加了，但是导演讲故事的压力也更大了，因为观众对故事的要求也更高了。
斯皮尔伯格：
今天的电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昂贵，每年的拍片成本不断增加，现在可高达两亿七千万美元，那是非常大一笔钱。我没有看到科技在美国降低了拍片成本，反而是增加了拍片成本。
我跟汤姆汉克斯拍过一部影片，叫做《幸福终点站》，讲一个人在机场滞留了一年。我有两种方法一是花费1400万美元建造一个机场候机厅，那是我们最终的选择，因为另一个选择是让汤姆汉克斯和其他演员在绿幕前表演，用数字动画做一个机场，然后用数字方式摆到背景上来衬托演员，但那需要花费3500万美元。在这种情况下，老式的方法是最经济一请美工、工匠、艺术指导、工人，来一起搭建一个典型的好莱坞电影场景。
高成本电影必须成功，否则几部昂贵的大片一旦票房失利，整个好莱坞行业就会被殃及。我希望看到昂贵的暑期档、圣诞档大片和低成本影片互相搭配。去年，五部获奥斯卡最佳影片提名的作品中，四部都是独立片，成本都不足1500万美元，而我的《慕尼黑》由环球和梦工场制作，花费了7000万，我的预算比它们四部加起来还高。只要低成本和高成本电影搭配得当，前景就会顺畅。
张艺谋：一百年后，电影院会不会成为了古董
斯皮尔伯格：我们依然渴望跟很多人共同观赏某种娱乐
斯皮尔伯格：
我想，50年后，你只要吞食一片这么小的药片，里面浓缩了一种数码体验，你的故事全在里面。药片吃下去，你顿时觉得自己成为剧中人物，进入剧中的世界。这种药片是合法的，不是非法的，由某家好莱坞公司制造。晚上上厕所就能把它排泄掉。
(笑)50年后会怎样，我不知道，我是在开玩笑。
的确，我是说，50年后，我们将有一种药剂，那会成为我们的观影体验。当然，五至七年后，我所热爱的胶片将会消失。这是我不愿看见的。胶片不会在所有国家消失，但在美国，一旦放映业、影院老板购买数码放映机，好莱坞就会抛弃胶片和光合化学程序，所有电影都会转向数码Beta。对那天的到来，我很伤感，因为我不仅用35毫米胶片拍电影，而且我还喜欢用胶片来剪辑。我是好莱坞惟一用胶片进行剪辑的导演，其他人都用Avids或其他电子剪辑平台。我的剪辑师和我喜欢用剪刀剪片。胶片消失对我将是第一个巨大变化。
其他变化如电视、网络，正在夺走美国的电影观众，还有手机也在分流电影观众。手机可以放音乐，可以发短信，可以上网，可以做很多事情。花在手机上的时间，本来可以跟女朋友一起到电影院看电影。这些技术平台都将争夺电影观众。其他娱乐还包括游戏机，如PlayStauon和XBox等各种娱乐形式。正因如此，电影业可能会采取行动，发明某种全息媒介，某种全方位观影体验，不仅前面有银幕，头顶和两边也有，如同一个超级Creelama系统、一个超级IMax。好莱坞会想方设法用新方式吸引大家看电影，以此来阻挡电影观众的流失。这是我能想像的好莱坞争夺观众的方法。我自己的解决方法则是，把故事讲得更好，以此争取观众。
张艺谋：
中国电影也是一样。电影太依赖于技术，一个重大技术环节的突破，可能使它产生很大的变化。我无法预测50年或100年以后电影什么样子。但是他说的那个很重要，因为有很多的娱乐项目，如手机、网络，现在的电影观众都会被分流。
100年以后还有电影院吗？电影院会不会成为了古董？那个时候可能看电影是很奢侈的事，需要花很多钱，可能这种集体的观影方式会成为一个最美好的回忆了。
斯皮尔伯格：
人类是社会动物，我们都是社会动物。我们总要出去跟陌生人坐在黑暗中共享一种经验。这永远不会消失。也许将来的影院会减少，但我们依然渴望社交经验，希望跟很多人共同观赏某种娱乐，而不是独自使用iPod。
张艺谋：
那个时候电影导演是最光荣的职业了，因为是他使大家走到一起，进行真实的社交。
(本稿件文字由央视电影频道提供)
斯皮尔伯格：我看到的第一部中国电影是《大红灯笼高高挂》
张艺谋：他是我最喜爱的导演，我一直是他的影迷
斯皮尔伯格：
中国电影进入美国市场还是近期的事情，所以我们以前对中国电影并不了解。《大红灯笼高高挂》是我看的第一部中国影片，印象深极了，使我对一个原本一无所知的文化、时代、历史有了正面的反应。我突然觉得自己身临其境，处于这幅人物画卷的中心，感受很强烈。
许多导演用不同的镜头来表达意思，来讲故事，如用很宽的广角镜、很长的远摄镜等。有时他们还在摄影机里面设置机关。《英雄》的奇妙之处是用色彩来讲故事，如同是一种手语。听力有障碍者用国际通行的手语，而色彩是一种国际沟通工具，是他发明的一种语言。我不需要翻译字幕，因为色彩传递了故事，非常特别。
张艺谋：
谢谢夸奖。斯皮尔伯格的作品我都看过，他一直是我最喜爱的导演。他的第一部作品《夺宝奇兵》像梦一样，很好看，不知道他是怎么拍的。后来还看了《外星人》和《大白鲨》。再到后来我看他的《辛德勒名单》和《拯救大兵瑞恩》，非常感动，在这些电影中，我看到了他对人类苦难的反省。我一直是他的影迷，从上大学读电影学院的时候就是他的影迷。
他的电影都好，不管是有娱乐元素的《侏罗纪公园》，还是很有思想的《慕尼黑》，我都觉得很好。我一直对他充满了好奇，上次到美国看他拍《世界大战》，回来就给同行讲他在那里怎么导戏，汤姆·克鲁斯怎么演戏，他们也都很好奇，而且都很羡慕。
那天我真不想走，想多呆会儿看，那是第一次看他工作。以后如果有时间，我还会到美国看他拍电影。
斯皮尔伯格：
我的第一次？我第一次感兴趣……我看的第一部电影是德密尔执导的《戏王之王》，讲玲玲马戏团的故事。那是我第一次看电影，是20世纪50年代初。那之前我从来没有进过影院。我父亲跟我说要带我去看马戏团。当我来到一座大建筑内，没有动物，没有马戏表演，只有椅子，我不明就里，误解了父亲的意思。我以为他带我来看马戏，其实他带我来看关于马戏的电影。我那时对电影一无所知。大幕拉开后，一束光影投射到银幕上，很粗，我非常失望，觉得被父亲耍了，他答应我看马戏，但食言了。大约半小时后，我对父亲的感觉从失望变为喜欢，因为他把我带到一个全新的电影世界，而那正是我以后的世界。那是我第一次对电影感兴趣。
张艺谋：
我跟斯皮尔伯格的经历当然完全不同，我最早看电影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看的都是一些革命的电影。那是我接触电影最多的时候，其实都是在反复地看那几部影片，大家都学电影里的台词。
但是，因为那时我在工厂和农村，完全不能预想自己能跟这个行业有任何的关系。觉得电影是很遥远的事情，跟我自己毫无关系，就像是另外一个世界。
斯皮尔伯格：
我深有同感。我当时想像不出自己会做那些电影人所做的工作。我看完电影，觉得他们一定是很特殊的人，来自特殊的家庭，有着特殊的训练和教育。所以我从未想像自己拍电影。12岁时当我自己买了一台八毫米摄影机，我才意识到我可以拍自己的电影，很业余的电影，小规模的(做拍摄状)。我拍自己家庭成员，在家里为我三个妹妹拍了一些喜剧和正剧。
当时只是嗜好而已。以后有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就是看了《阿拉伯的劳伦斯》，当时我大约十几岁，在亚历桑纳州念书。《阿拉伯的劳伦斯》对我是一个启蒙。电影放完时我就意识到，我会奋不顾身投身电影，我愿意舍弃一切进入电影界，成为拍出这样影片的导演。那是我第一次在心底里有了一种被激荡的感受。
张艺谋：
我在工厂上了七年的班，想改变自己的命运。“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中国恢复了高考招生，我就准备考大学，完全是为了找出路。我想过考体育学院，考美术学院，也想考我们当地的西北农学院，因为录取分数低，也许有希望能考上。因为我很喜欢照相，我的朋友就给我出主意说，有一个电影学院，你可以考。我当时还以为那是放电影的。就这样，为了改变出路，改变命运，我考上了电影学院。
我还记得开学的那天，放了两个内部参考片，一部美国电影，一部法国电影。那部法国片中有美女穿着比基尼，还有枪，我都看傻了，那个时候的我只有看革命电影的经历，不知道世界上还有这样的电影(笑)。
不过，当时就觉得电影特别好看，完全没有想到自己未来也可以做这一行，只是觉得拿一个毕业证，有一个大学文凭，以后就好找工作了。
斯皮尔伯格：我不喜欢一直重复同样类型的题材
张艺谋：我还没有那么大的勇气来挑战中国观众的审美情趣
斯皮尔伯格：
我拍电影喜欢从一个题材跳跃到另一个题材。我不喜欢重复自己，尽管我拍了很多科幻片。我在科幻片这个类型里重复自己，但每个故事都是不同的。拍电影就好像大学里选修不同的课程，互不相关，比如我修了艺术课、历史课，选了很多各式各样的课程，有些我很有兴趣，有些没有兴趣，但却给了我选择不同题材的首次经验。在中小学，课程都是必修的，老师教什么，你就学什么，大学里，我可以选择我感兴趣的，所以我修了很多课程。这跟拍电影选题材的道理是一样的，这个习惯带进了拍片生涯。我可能会拍摄一个一无所知的题材，就像一个初出茅庐的人。我会竭尽全力了解这个题材，不会达到专家的程度，但研究到足以讲一个该题材的故事。一年后，我会研究一个截然不同的题材。通过积累丰富的题材，我的工作就会保持新鲜感。我很容易厌倦，所以用新想法来刺激自己。
张艺谋：
我也是不希望重复。选择不同的新的题材，你会接触很多新的事情，你并不一定有很深的研究和了解，但是这些新的故事的背景对你来说都是一个新的学习，你可以接触新的环境，新的演员，不同类型的题材总是一个新鲜的东西在吸引你，总在不断地变化，让自己对自己有一个挑战，对自己有一个新鲜感，这样在工作上也不会枯燥。
斯皮尔伯格：
我深有同感。
张艺谋：
有意识地去挑战公众的口味？我觉得中国现在还不具备这个可能性，对我来说，也还没有那么大的勇气来挑战中国观众的审美情趣，因为中国电影市场刚刚形成，我们还需要有观众认为好看的作品，吸引他们进电影院。所以，你就还不能完全逆反大众心理，如果那样的话，可能电影就没有人看了。
我想以后，等我们市场规范了，可能会做一些逆反的故事，也许会有一个新鲜的感受，但是现在，通常我 都会考虑观众看故事的节奏和看故事的心理，尽量让他们明白你讲的是什么。
斯皮尔伯格：
很有意思，美国刚好相反。美国电影的题材很多，观众会不时改变兴趣。可以说，美国观众朝三暮四，他们对电影题材的喜好会改变，比如恋爱电影，20来岁的姑娘小伙子谈恋爱，这类喜剧片有一部成功，好莱坞马上拍摄16部同类影片，直到这个类型筋疲力尽。然后观众发现一个新的类型，好莱坞又立刻来迎合，直到哪天观众对此失去兴趣。然后，一位敢于创新的电影人开创一种全新的类型，一种没人看好的电影，但大受欢迎的电影，好莱坞便模仿这位开拓者，确立这个新类型，拍一大堆大同小异的片子，直到该类型气数殆尽。这是长期的规律。我感兴趣的是那些勇于创新的影人，他们拍摄没有先例或成功先例的影片。当他们成功时，就会有强烈的成就感。
美国拍电影的历史很久，我们长期测试观众，观众要求某种原创性。我相信，当中国的影院增加后也会如此。中国的人口那么多，十几亿人，但全国只有2500块银幕(或译“放映厅”)，我希望将来会兴建更多的电影院。他们喜欢你，喜欢你的影片，他们喜欢看电影，看美国电影，看其他国家的电影。一旦影院数量增加，能满足每个人的需求，口味就会变化。中国大众需要各种各样的影片，这跟美国观众一样。
张艺谋：
我觉得他说得很对，美国的电影观众很广泛，认为看电影是生活的一部分，有这样的广泛观众基础之后，就会有各种各样的电影。也许观众更愿意猎奇，更愿意看一些挑战的东西。我们还没有到这个程度，没有这么庞大的观众群，虽然人数最多，13亿人，但是电影观众的数字并不高，可能还需要一个过程。
斯皮尔伯格：
当一部影片受到全球欢迎时，那是很奇妙的。《泰坦尼克号》在中国的影响，跟它在美国、新西兰、澳大利亚、俄国、英国、新加坡的影响一样大。有些电影能在全世界获得同样的反响，仿佛我们大家是一家人，证明各国人民的共性大于差异性。这使得我对于全人类充满信心。偶尔会有这样的电影，或者是音乐或其他艺术，能引发全球的兴趣，使我对人类大同充满信心。
张艺谋：
他说得非常对，电影是最能沟通全世界人民的情感的。电影吸引我们的魅力也是在这里。许许多多不同国家的人，通过观看你的电影去了解你，了解你的文化。它的魅力就在于把我们都联结起来了，就像一座桥，把所有人都联系起来。比如他的电影，我在念大学的时候就看，就能知道许许多多的东西，就是通过看他们的电影去了解我们之外的世界。我那时候也幻想，什么时候我拍一部科幻片，像他拍的那种，有梦想世界。
我至今都还有这样的冲动，但是我知道那个需要很多的钱(笑)。
斯皮尔伯格：
我很希望看到你拍摄科幻片，会很棒。你的蒙太奇、你的动作场景、每个画面都有丰富的想像力。你喜欢构图，对构图、色彩、演员调度、表演、镜头移动等均独具匠心，我很喜欢。你拍一个完全虚幻的故事，一个并非发生在真实世界的故事，一个纯粹产生自想像的故事，会解放自己，会很享受。我可以向你保证。
张艺谋：
我非常想拍这样的题材，中国有很多充满想像力的浪漫的题材，有很多古老浪漫的故事，我非常希望拍这样的电影，而且希望这部电影拍出来能像他的电影这样成功、好看。
斯皮尔伯格：美国的流行文化对电影人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张艺谋：美国的商业电影对中国的市场影响很大
斯皮尔伯格：
美国的拍片环境跟电影刚发明时已大有不同。20世纪头一二十年，卓别林、杜平、基顿、塞内特等人拍摄的默片，黑白喜剧，非常精彩。1929年《爵士歌手》带来了有声片，引发电影大革命，后来是彩色片和宽银幕，流行文化随之出现，影响至今。观众通过电影寻求并得到各种娱乐，通过这种美国尤其流行的讲故事方式，使得我们国家成为一个以电影为中心的社会。当然还有音乐，还有各种其他的流行文化潮流，但电影是发端，其次才是音乐，第三是电视。这几种娱乐方式互相竞争，有时电视的流行程度超过电影，有时音乐超过电视。你说的环境以前并不存在，因为现在是流行文化的环境。在这种环境里流行的人一般持续不久，只是流行一阵，然后被其他的更新的潮流所取代，于是被忘却，而新潮流又被捧得高高的，掉下来会摔得很惨。
美国的流行文化对电影人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要求我们为它输液，将它持续下去。最有勇气的电影人敢于逆大众文化来讲故事，讲有风险的故事，因为他们不是公众需求的一部分，而是自我把握的一部分一作为个人、作为艺术家，有故事要诉说，没有先例，也许会砸锅，也许无法筹集资金，但仍然坚持自我，这就是过去15年独立电影在美国以及全世界特别成功的原因。我指的是所有拍独立电影的影人，一部影片花500、600、700万美元，在美国是很小的预算，也许在亚洲不算。这些影人彰显个性，表达真自我。这些特立独行的独立影人将拯救电影，拯救美国电影的未来。他们不听从他人的指挥，而是我行我素。
张艺谋：
中国的电影创作环境，我觉得需要进一步拓宽，还有很大的空间。就是我们讲的关于观众人数、制作环境、中国自己民族电影的发展，还有我们导演的素质。另外各种类型电影的质量都有很多问题，都要来面对。
要特别说一点，美国的商业电影对中国的市场影响很大，对年轻人影响也很大。我们经常讨论的是，如何保护自己的民族电影，如何发展我们自己的电影，吸引观众，像美国的商业电影一样，有强大的吸引力，使中国观众尤其是年轻人对中国自己的电影感兴趣。我们一直在讨论这个问题。不可否认的是，今天美国好莱坞的商业大片，对全世界都产生很大的影响。这个环境需要很多人来关心，来保护我们的民族电影。同时，还有观众，还有电影工作者，在中国就是三位一体构成大的中国电影的空间。我觉得这个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中国电影现在刚刚起步。虽然斯皮尔伯格先生说看了我们很多的好电影，但是实际上刚刚起步，我相信会有一个很好的未来，因为确实中国有这么多的人，这么多的资源，一定会有一个很好的发展。
斯皮尔伯格：
我很认同。
斯皮尔伯格：我绝对不会光为了钱而拍电影
张艺谋：今天我还是坚持，心是最重要的，把心放在影片当中
斯皮尔伯格：
有一件事我绝对不会妥协，那就是我不会拍一部不用心投入的影片，即便是续集，别人说 “他是为了钱才拍，他知道开片票房会很高，因为大家都想看。”如果我的心没放在里面，我绝对不会光为了钱而拍。我最不妥协的是我自己，别人说我拍《侏罗纪公园》和《印第安纳琼斯》的续集是妥协，但其实我不是，我喜欢那些 故事，喜欢接着把故事讲下去。
另一个我感兴趣的是历史，刚才艺谋和我聊到这个，我很多影片都是历史题材，如《辛德勒名单》、《拯救大兵瑞恩》、《断锁怒潮》，最近的《慕尼黑》。这些影片都是以历史记载为依据的，比《侏罗纪公园》和《紫色》更吸引我。我喜欢《紫色》，怀念拍摄的过程。但随着人到中年，历史题材的影片开始吸引我。在20世纪70年代我不会拍《拯救大兵瑞恩》那样的影片，那时我对虚构的故事更感兴趣，想探索电影的娱乐层面，想最大限度吸引观众，有点贪得无厌，希望每位观众都来看我的影片，所以我拍得很娱乐、很刺激。随着年岁增大，我开始更多为自己着想，承认这点似乎是宣布背叛观众，但的确人老了，多了一点自私，更多为自己讲故事，跟我事业的前半部分相比，为观众讲故事的成分少了。
张艺谋：
这一点我和他一样，就是感情和你对这个作品的喜爱是最主要的。你是因为爱这个作品，喜欢这个故事，对它有感情，你才会拍它。如果你没有这一点，我觉得根本无法工作。其实我的情况可能比斯皮尔伯格先生在美国还要复杂一些。关于我拍片子的动机，众说纷纭，长期以来，我一直是非常有争议的人，有很多人说我为了得奖拍电影，为了挣钱拍电影，为了某种目的拍电影，甚至说，我是为了外国人拍电影。这些解释我觉得都是不对的，都是片面的。
今天我还是坚持，心是最重要的，把你的心放在影片当中。我们当然希望观众喜欢我们的电影，但是首先是我们自己要喜欢它，把自己的情感放在里面。拍一个电影是一个很复杂的工作，要付出许许多多的时间和努力，一年、两年、好多年，有时候剧本搞好多年，你没有那样的情感，没有那样的心，没有那样的真诚，你无法坚持那么长时间，无法承受那么大的劳动量。你一定是很真诚地去爱这个作品。
斯皮尔伯格：
完全正确，我完全同意。我拍一部电影时，会彻底陶醉在那个过程中。我有七个孩子，有时最小的孩子叫我，叫我两三次，也许叫到第三次我才猛然听到。陶醉到连自己孩子叫我都没有注意，那部电影必须值得我这样迷失，以至孩子叫我都反应不过来。这只有当我完全陶醉在一部影片中，想着星期一上班要做什么，才会如此。有时我把这当作衡量选择一个题材的标准，这个题材必须俘获了我。如果故事没有这样的吸引力，我不会投身于此。
张艺谋：当导演后，我都成话痨了
斯皮尔伯格：我们站在同一条战壕里来面对枪炮
斯皮尔伯格：
让我很兴奋的就是剪辑，拍摄时很头疼，大家都来没完没了问问题，而我指望谁也别来问问题，每人不是都应该知道自己该干什么吗，也许我没有做好沟通。拍摄的压力非常大，当我感觉我好像捕捉到需要的东西，打算结束某个镜头时，又感到你没有完全捕捉到，如没有得到某个演员应有的表演。但你知道，一旦进了剪辑室，你可以让那个演员看起来很完美。拍片时不能尽善尽美，但通过剪辑技巧、通过把场景合起来，你能弥补。在剪辑房里我能运筹帷幄，把一部影片剪成17种不同的样子。拍摄只是为我提供了更多机会，让我能剪出一部好片子。
剪辑时没有压力，导演时全是压力。所以我更喜欢剪辑。
张艺谋：
所有工作都结束了，我坐在放映间里，虽然工作当中看了500遍，但最后看一遍完成的电影，这个时候我心情最好。我就坐在那儿，把自己当作一个观众。我第一次看，会觉得像小孩一样，会很喜欢，不管电影出来大家是否喜欢，那是我特别愉快的一刻。但是我跟他有同感，在拍摄现场压力是很大的，很复杂的，要面对许许多多的决定，要回答各种各样的是或者不是。这个时候犯的错误，没有办法弥补。有时候演员演的和自己拍的，还有天气等因素，不是你想的那样，跟你想的不一样，怎么办，
我有时候会觉得很无助，好像这个事情就是这样发展下去，跟你想的越来越远，但是你又必须拍。你会觉得很无助，很无奈，不知道怎么面对，但是没有任何人可以帮助你，你要自己做决定该怎么办。你没有灵感了，也没有好办法了，拍还是不拍，每天用那么多的钱，那么多眼睛看着你，演员也看：“导演，是这样演，还是那样演，”当你突然觉得很盲目时，那是我最痛苦的时候。
斯皮尔伯格：
我完全同意，跟你一样感同身受。我们当导演的都是兄弟，干我们这一行有一种兄弟般的默契，因为我们站在同一条战壕里来面对枪炮。我们整个拍片生涯都在抵挡这些炮火。观众才不管你这些压力，他们只在乎影片好不好看，是不是够娱乐，有没有教育性，能不能打动人，这些才是观众关注的。从某种意义说，我们两个已经成功，让我来谈论当导演多大压力，要大家同情，听起来有点自私(笑)。
张艺谋：
中国人有句话叫做站着说话不腰疼。观众只会说你这个行，那个不行，你这个电影为什么不深刻呢？大家都不清楚，有时候我拍电影我很清楚这些部分是不行的，但我是做不到的。你很清楚观众会批评，但是你还要完成。这个你没有办法，你也不能解释给观众听，大家都说，你就听着。
没错。我最害怕的是第一次看初剪好的影片，我会故意拖延，如果本来应该星期一看，我会推后到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我害怕坐在那里，看着过去一年的工作结晶，发现完全不值，发现我浪费了一年的人生，浪费了跟孩子相处的时间，然后拍出来的影片我不喜欢。我恐惧自己可能不喜欢刚拍好的作品，这是我电影生涯中最艰难的一个环节。早年拍片时还没有那么强烈，但年纪大了，我真的很害怕放映室灯光暗下来，电影开始放映，我自己是不是会喜欢，如果不喜欢有没有补救办法，能不能拍得更好，这些对于我是整个拍片过程中最焦虑的时刻。
斯皮尔伯格：
你脑子里有一个想法，有一个景象，没有成形，没有聚焦。这个景象有某种意义，你设法使之聚焦，如同用手将放映机的焦距调准。那就是拍电影的关键。你的一个构思、一个想法，也许来自别人，来自一部小说、一本书、一个剧本，但最终被导演所拥有，导演在答应拍摄时便拥有了这个想法。因为它是没有成形的，所以我需要剧组人员都理解我脑子里是什么，是怎样的画面。摄影师能理解我需要怎样的布光，演员能理解某场戏怎样演，所以这一切都需要沟通。让剧组人员理解你的设想，这就是我说的80％的工作。聪明的办法是雇用一个优秀的班子。如果你有一个出色的摄影师，你就卸下了一个重担，如果你有一个出色的剪辑师，那又卸下一个巨大的担子。我从1976年起就用同一个剪辑师，迈克尔康。基本技巧是你是否能积极调动你的班子，他们也是电影人。那样你就能减轻很大的压力。所以这是80％沟通、20％技术。
张艺谋：
完全是一样的。我以前是很不爱说话的人，性格很内向，就是当了导 演以后，现在就成话痨了，成了一个啰唆的人。真的是这样，你每天都要说，跟各个部门说，你要把你心中对这个电影的想法，对它的颜色、光线、表演等等很多你的梦的想法，传达给你的团队，要让所有人都理解。有时候一天下来，都想抽自己的嘴巴。
这一点我很同意他的说法，找到非常优秀的人才不难，现在技术也很发达了。最重要的就是如何让他们理解，并且他们把这个理解变成他们自己在专业上的发挥，来帮助你完成这个想法，所以沟通是最重要的。尤其是跟演员的沟通，他是活生生的人，不是电影中的人，他要变成另外一个人，这个沟通太重要了。这个沟通只要存在障碍，一定演不好。
张艺谋：东方的哲学中很讲究舍生取义
斯皮尔伯格：这两部电影跟《英雄》
张艺谋：
东方的哲学中很讲究舍生取义，一个人要为事业、为集体去牺牲，个人不重要，集体荣誉最重要。小时候上学就是这样，我们一直受这样的教育过来。在今天虽然中国社会发生很大变化，但是这种传统文化里面的东西是很强的，尤其是在武侠电影的表现当中，这种合生取义，一个人为了义字可以死，死是很光荣的，这个概念是东方哲学的概念，所以我的电影里也是强化了这种概念。
斯皮尔伯格：
《拯救大兵瑞恩》是讲二战的故事，二战是最后一场伟大的战争，决定了是法西斯主义统治世界，还是民主得胜。二战也是中国历史的转折点，如果没有整个世界跟日本帝国和纳粹德国作战，战争的结局就不是那样，中国的面貌以及历史就会不同。所以说二战是一个十字路口。大家都认为是跟法西斯主义作战一我这里不仅指美国人一他们牺牲自己是为了拯救等待他们的江东父老，是为了拯救自己的祖国，拯救自己的朋友，那种牺牲是值得的。很多士兵是为了掩护身边的战友而牺牲自己的生命，在二战时那是一种崇高的价值。这就是《拯救大兵瑞恩》要表达的。这支美国兵小分队经过了激烈的争论，表达了不同意见，最后他们愿意牺牲自己来救一个从未谋面的小战士，一个没有分量的人。他们跟他没有私交，只知道有这么一个人，他们救的是一个抽象的士兵，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在拯救世界。这跟《辛德勒名单》的一句话异曲同工那句话出自犹太教义的古训，从希伯来文翻成英文，意思是“拯救一个人，就是拯救全世界。”《辛德勒名单》彰显了一个生命的价值，对于全世界有多么重要，一个活下来的生命会在将来产生涟漪效应，影响到大家，同一个人如果被杀害，涟漪也会扩展，在将来影响到大家。
我强烈感受到，这两部电影跟《英雄》有相似的主题。我知道这是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但这也是60年前美国文化的组成部分，也许现在削弱了许多。
张艺谋：
我觉得所有的作品，不管是东西方文化有多么大的差距，核心都是关于人的。关于生命，关于人，关于拯救，关于牺牲，关于是不是为别人付出这样的努力，等等这些东西，最后会发现，虽然两部电影类型完全不同，可能在很多具体的方向上，最后都是一样的。我有时候看全世界很多电影，你知道我英文不好，我有时候看不太懂，字幕翻译也不是很好。但是我会明白，你会从人性的角度，你就会理解很多东西。
斯皮尔伯格：
的确这样。你不需要讲那种语言，照样能理解影片。我看你的作品，有翻译字幕帮助我，但我即使不看字幕，也完全能从纯粹人类情感的层面得到理解。
斯皮尔伯格：电影能够改变人们观察世界的方式
张艺谋：我很期待人类什么时候可以真的沟通起来
张艺谋：
我看斯皮尔伯格的《慕尼黑》以后很伤感，有一种悲伤在里面，让我想到今天还有许许多多这样的事情不断发生。我们就会想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人类什么时候可以真正消除敌意，真正互相理解，真正可以停止在肉体上消灭对方。我看完《慕尼黑》以后，真的是很悲伤的感觉，沟通、理解，拿嘴说很容易，但是到底什么时候能够实现，都不知道。我的《千里走单骑》讲的是父子的沟通，儿子都死去了，父亲才感到和儿子沟通非常重要。我那个作品没有他的作品那么厚重，也是表达一种遗憾，姗姗来迟的遗憾。他的作品更深刻，让我看了很伤感，很期待人类什么时候可以真的沟通起来，真的互相理解，也许我们就没有那些伤心的事情了。
斯皮尔伯格：
这是当今人类世界的问题，不仅是中东问题，还有环境问题。我们这个世界缺乏沟通。大家不愿倾听，不愿倾听对方，只愿听自己的，听自己的利益，听所代表的企业利益，听金钱，因为金钱的声音更大。人类需要的不止是特殊利益，才能成功进入未来。我认为这是大问题。
有人说我们的环境已经到了恶化的边缘。100年后，全球变暖，各种各样的糟糕情况发生，人类何去何从，人类很强大，我们的文明、我们的国家都很强大，我们砍伐太多的树林，我们过度利用环境来维持我们的生活，但是我们需要为此付出代价，这个代价我们将挥之不去。在我们孩子长大后，他们将继承一个环境极端恶劣的世界，气候发生剧烈变化。这不是科幻，不是我下一部科幻片，这些是科学的事实。导致这种现象，是因为大家不愿倾听，只顾自己滔滔不绝，而不愿花一点时间听别人的意见。在我看来，沟通是国家必须征服的下一个最重要的战线。我说的国家，是指我的国家，也是指你的国家，全世界所有的国家，都必须互相沟通，互相倾听，不能闭上耳朵自言自语，必须少说多听。只有这样，问题才能解决，生命才能获救，世界才能更加美好，才能为子孙后代留一个更美好的世界。近年我拍摄的许多影片都跟这个有关。
张艺谋：
如果电影是一个很好的工具，可以沟通大家，我觉得当然应该思考斯皮尔伯格先生所说的这些问题。一个导演，思考的问题越深，越多，他的作品越富有这样的意义。斯皮尔伯格先生拍的科幻电影或者动作电影，看起来可能是很娱乐的，但是实际上那里面有他的思考，他还是强调那种爱、那种沟通。我看了非常喜欢，真的看了眼泪汪汪，一个外星来客，和人类成为朋友，一个虚构的故事，但是会让你借助孩子的眼光来看到爱，而且那个爱会让你很感动，让你会突然考虑人和人之间的沟通。
我们做导演的，如果自己坚持这样的方向，不管什么类型的电影，有这样的思考在里面，我觉得都会感染人。也许这就是我们做的工作的意义吧。除了我们自己喜欢以外，也希望给人一个感受。
斯皮尔伯格：
黑暗的影院中有着魔力。电影能够改变人们观察世界的方式，比政客的演说更加有效。电影以及其他艺术能通过某种美学来与人沟通，激励他们行动，改善世界。当我看到一个建筑，比如弗兰克盖里在西班牙毕尔巴鄂设计的惊人建筑(编者注指古根海姆博物馆)，那个建筑能打动我，激励我。人们会被 绘画感动，被各种艺术感动，被你的电影感动，被各种电影感动，于是他们会生活得更加积极向上，更有追求，甚至跟银幕上的角色产生认同，仿效他们。
我相信电影在人类进步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影响着大家，让大家勇于掌握自己的命运。
斯皮尔伯格：我很想知道外国观众怎么看我的电影
张艺谋：我经常被批评说为外国人拍电影，这完全是误会
斯皮尔伯格
我很想知道海外观众怎样看我的影片。那是沟通的目的。很美国化的东西在中国能引起共鸣吗？具有中国文化色彩的东西能在美国引起共鸣吗？答案是绝对能。我不必讲汉语，你不必讲英语，因为电影包含着优美的信息、人类的信息，那就够了。我很想知道我的影片在不同国家引发的反响，不同观众的不同诠释。我是否用了太多俚语俗语，造成影片无法翻成法语、缅甸语、非洲的曼地语。有时会出现这种情况。我不知道温斯沃恩和欧文·威尔逊主演的《婚礼傲客》能否转换成别的语言。有时美国喜剧在美国很赚钱，但海外卖不动，因为喜剧是有国别的，法国人听了好笑的，美国人不一定觉得好笑。有些影片在海外好卖，在美国不好卖，有些在海外没市场，但在美国非常卖座；还有一些在任何地方都不受欢迎。我很想了解个中奥妙。
张艺谋：
我经常被批评，说为外国人拍电影，这完全是误会，因为我完全无法了解外国人如何看我的电影。我出国时间也不多，每次出国都是参加电影节或者一些宣传活动，接触的全都是记者，记者有时候坐在那里问问题，然后先说我们喜欢你的电影，我也不知道是客气话还是真话，也看不懂他们的报纸，只能听翻译告诉我，这个文章说你的电影怎样怎样，听几句而已。
对我来说，全世界100多个国家，除了中国都是外国，所以完全不明白别人会怎么看我的电影。但是我经常换位想，比如斯皮尔伯格的电影我为什么喜欢。我每年看外国电影的数量是很多的，可能超过我看中国电影的数量。我为什么喜欢那些电影呢，不同的国家的电影，里面的人的情感感动了我，不是那些文化、风土人情、社会历史。有时我看完一部电影，没有看明白背景，比如南北战争的电影，为什么站着打枪，我到现在都不懂，最多一知半解。感动我的都是情感。所以，为谁拍电影？外国人怎么看，中国人怎么看？把自己放在普通观众角度，自己看是否能受到感动，有没有真的情感，这些情感是不是能理解，那么明确，那么简单的，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当你做到这些，你就会相信大家都会喜欢。
有时候就有这样的情况，导演很有感情，自己看都会哭，哭得不行，但别人说我没有看懂，没有明白。也有这样的问题。所以，我觉得感情有时候要回到它的最简洁的方向上去，就是感情的交流是最最单纯的。我在意这一点，不要让大家看不懂，把握这个，你就会相信，无论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会喜欢的。
斯皮尔伯格：
是的，您刚刚这段话说得非常好。希望他们看完了以后，能够获得情感上的打动。
张艺谋：我看到的所有的媒体评价，都是媒体记者写的
斯皮尔伯格：我总是跟他们说，别告诉我调查结果
张艺谋：
一方面我们说要抵制好莱坞商业大片入侵，要看国产电影，但是另一方面对好莱坞所有大片者阻之若鹜。这种现象非常强烈，很多老百姓觉得奥斯卡奖是最高的荣誉，对全世界电影工作者最高的赞誉。我觉得这些问题会存在很多年，也不可能通过今天我和斯皮尔伯格先生的一个对话，把这个事情说清楚。这说明了好莱坞电影的强大，对于公众的影响力，对于全世界年轻人的影响力，这一点不容忽视。无论你喜欢或者是不喜欢，好莱坞的大片对于全世界年轻人的影响力是非常大的。所以我就觉得，我自己愿意一分为二看。
我们的观众被美国电影吸引，有人就很生气。但你不能这么简单地看，你还要看到，好莱坞商业大片有什么样的娱乐元素，或者怎样去吸引观众，它的方法是什么？为什么，还是有道理的。中国有句老话，“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要吸取他们的方法和经验，然后在民族电影中孕育，我们叫做活学活用，然后想办法把你自己的文化用很好的方法包装出来，吸引你自己的观众。
斯皮尔伯格：
这个问题约12年前在法国和意大利就出现过。1993年我刚拍完《侏罗纪公园》，威尼斯电影节给我颁发一个奖。大家都气势汹汹，因为《侏罗纪公园》霸占了当地所有的影院，而意大利和法国的本土电影得不到放映场所。他们把我妖魔化，因为我刚好在他们那儿领奖，那个奖并不是给《侏罗纪公园》的。有人冲我吼，说我伤害了意大利电影业，摧毁了法国电影业，说每家影院都在放《侏罗纪公园》，本国的电影哪儿还有生存空间？我不知道该怎样回答。我感到糟透了，很自责。但情况不完全属实。报纸标题的确这样说我，公众相信大标题，而不是标题后的真实情况。事实上，很多法国和意大利影片在上映，但确实我的影片占了大多数银幕。我第一个反应就是因拍了《侏罗纪公园》而感到不安，我感觉我是这两个国家的敌人，而我对那儿有美好的记忆，有很多朋友。一些好心人劝我不要看报纸标题，别听那些危言耸听的话。
但是，那个问题确实存在，那就是近年来美国电影统治这些市场，那里的影迷看美国片胜于看本国片。这的确是问题。打那以来，那儿建了更多的影院、更多的银幕，因此当《哈里波特》来到时，占领了很多银幕，但依然有足够的银幕放映他们本国的影片。《哈里波特》就像当年《侏罗纪公园》那样席卷法国和意大利。《魔戒》来到中国，来到意大利，也占据大片市场。但法国和意大利的银幕数量很多，为本国影片放映保留足够空间。我不再难过，因为这事情已经得到解决。但我也不否认美国电影和好莱坞有品牌效应，在世界各地都得到接受，因此产生问题。但这个问题能轻易解决，只需要调整影院就行。
我老是说，如果你们那么不喜欢我，说我霸占你们所有影院，干吗还要定购我的影片，干吗不对我说“不”？禁止我的影片？他们说，你的影片赚钱嘛。
你说该怎么办？真的百思不得其解(笑)。
当我拍摄《印第安纳 琼斯》和《侏罗纪公园》那样的影片时，我会设法满足观众，让他们开心。我在拍片时，观众至上，我会想拿什么手段让他们害怕，让他们惊奇，我就像是马戏团班主，通过题材来操纵观众。我在拍摄《外星人》、《大白鲨》、《侏罗纪公园》和《印第安纳·琼斯》系列时，会先考虑观众需求，因为这些影片本来就是为了取悦观众的。这是给观众的礼物，也是给我们自己的礼物。当你的笑话把观众逗笑时，当大批观众来看你的影片时，你会有成就感。
但我必须把这些影片跟《拯救大兵瑞恩》、《辛德勒名单》、《断锁怒潮》、《紫色》、《太阳帝国》、《慕尼黑》等分开。后面这些影片主要不是为了好卖，我拍时并不认为会赚钱。我以为《拯救大兵瑞恩》不会有人爱看，因为我描写战争的方式非常直接、坦然。我要用一种以前没有 的方式来拍，按照老兵们向我描述的来拍。我预想不会有人想看这部影片，但我猜错了，大家很喜欢。我拍摄《辛德勒名单》时也是这样，谢天谢地我的预测是错的。这些故事是我必须拍的，不管有没有观众，除此我没有其他动机。我很感谢电影公司冒险投资这些影片，让我拍这些可能没人喜欢的题材，我也很感谢掌握财政的人们，他们允许我制作这些影片。所以说，这两类电影我是有所区分的。
张艺谋：
我觉得中国观众是众口难调，真的是这样。一个电影公演以后，第二天我看到的都是媒体记者们写的东西，可能全中国只有50个记者、80个记者写的文章，就好像铺天盖地了。是不是真的反映普通观众的立场呢？无从得知。我为了建立自己拍电影的自信，我得自信，我觉得拍这个电影有人看，我就觉得我是一个观众，尽量很客观地看我的电影，什么地方好看，什么地方不好看，我尽量这样，因为中国观众群太大了，而且南方、北方不同城市、不同地域、不同方言、不同的文化背景是非常复杂的，真的是很难统一来说。
至于票房，票房高的一定是观众喜欢的或观众不喜欢的，也不一定。票房高，反映的是观众进电影院的人数，但是否喜欢，你又没有办法调查。
其实我一直特别希望有这样一个机构，能真的不带偏见调查一下各个层面的观众，有一个科学的抽查。我们导演也真的能知道观众看这部电影后的反映，但是我看到的所有的媒体评价，都是媒体记者写的，有时候有不同心态就会写出不同的东西，所以无法了解。
斯皮尔伯格：
我同意。美国有调查公司，通过现场抽查，可以得知观众是否会去看某部影片。我可以透露，这些调查的准确率颇高，高达80％，即电影公司在影片上映前，能以80％的准确率预测影片首映的成绩。误差率大概在20％，有时也会误差很大，但80％比较准，因此他们对第一个星期的放映情况不会吃惊。我总是跟他们说，别告诉我调查结果，我不想知道概率。
张艺谋：
我也看过这种调查。有一些制作非常大的电影，投资一两个亿，结果出来票房惨败，那个调查都哪去了？为什么调查这么不准确？
斯皮尔伯格：
(笑)这种事的确会发生，非常荒谬。
斯皮尔伯格：科技帮助我们成为更好的讲故事的人
张艺谋：故事讲得好与坏是电影成功的关键
斯皮尔伯格：
我不同意说电影的历史实际上是技术进步的历史。我觉得电影的历史是讲好故事的历史。莎士比亚说过，剧本是关键。我一直坚信这一点。一切都在故事中，在故事的讲述中。如果电影不好，那是因为故事不扎实。好电影毫无例外有好故事。正因如此，电影将永远陪伴我们，永不消失，因为总会有人讲故事的。
新技术会使讲故事变得更容易。我拍《侏罗纪公园》，如果没有数码科技，那些恐龙就会是老式的模型，动作僵硬，就像1933年版的《金刚》中那样，就像雷哈里豪森年代的样子。(编者注雷哈里豪森是老版《金刚》的特效师。)但有了数字动画这个新工具，我们可以让《侏罗纪公园》里的恐龙首次像真的恐龙那样。这些工具让你更加深入挖掘自己的想像力，把观众从未见过的搬到银幕上。数字革命方便了大家，方便了你描绘万箭齐发的景象，而这些箭能射到一个人的全身周围。那原本是你想像中的奇观，你怎样把它搬上银幕呢？若在15年前，这没办法，现在只要你能想出来，就能做到。所以，科技帮助我们成为更好的讲故事的人，但科技在故事的讲述过程中并不重要，它只是让你取得更多的细节。
张艺谋：
我认为技术不能决定电影的进步。我还跟他讨论用胶片拍还是数码拍这样的技术问题。我很同意他的说法，电影是靠观众吸引人的。在哲学家认为电影是表达深刻的人文含义；对很多人来说，电影是要娱乐的，也有很多人说，电影是要教育人。不管功能怎样，故事讲得好与坏是电影成功的关键。我们都有这样的经历小时候在妈妈或奶奶怀里，听她们讲故事，听了故事才睡着。人类愿意听故事，是从小就有的，是我们的一种天性，80岁的老人，你给他讲一个很好听的故事，他也哈哈大笑，还是会很快乐。
所有技术手段的提高，都是为了方便我们讲故事。今天的技术这么发达，镜头可以上天入地，可以把许多不可能完成的事情完成，让导演讲故事的能力增加了，但是导演讲故事的压力也更大了，因为观众对故事的要求也更高了。
斯皮尔伯格：
今天的电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昂贵，每年的拍片成本不断增加，现在可高达两亿七千万美元，那是非常大一笔钱。我没有看到科技在美国降低了拍片成本，反而是增加了拍片成本。
我跟汤姆汉克斯拍过一部影片，叫做《幸福终点站》，讲一个人在机场滞留了一年。我有两种方法一是花费1400万美元建造一个机场候机厅，那是我们最终的选择，因为另一个选择是让汤姆汉克斯和其他演员在绿幕前表演，用数字动画做一个机场，然后用数字方式摆到背景上来衬托演员，但那需要花费3500万美元。在这种情况下，老式的方法是最经济一请美工、工匠、艺术指导、工人，来一起搭建一个典型的好莱坞电影场景。
高成本电影必须成功，否则几部昂贵的大片一旦票房失利，整个好莱坞行业就会被殃及。我希望看到昂贵的暑期档、圣诞档大片和低成本影片互相搭配。去年，五部获奥斯卡最佳影片提名的作品中，四部都是独立片，成本都不足1500万美元，而我的《慕尼黑》由环球和梦工场制作，花费了7000万，我的预算比它们四部加起来还高。只要低成本和高成本电影搭配得当，前景就会顺畅。
张艺谋：一百年后，电影院会不会成为了古董
斯皮尔伯格：我们依然渴望跟很多人共同观赏某种娱乐
斯皮尔伯格：
我想，50年后，你只要吞食一片这么小的药片，里面浓缩了一种数码体验，你的故事全在里面。药片吃下去，你顿时觉得自己成为剧中人物，进入剧中的世界。这种药片是合法的，不是非法的，由某家好莱坞公司制造。晚上上厕所就能把它排泄掉。
(笑)50年后会怎样，我不知道，我是在开玩笑。
的确，我是说，50年后，我们将有一种药剂，那会成为我们的观影体验。当然，五至七年后，我所热爱的胶片将会消失。这是我不愿看见的。胶片不会在所有国家消失，但在美国，一旦放映业、影院老板购买数码放映机，好莱坞就会抛弃胶片和光合化学程序，所有电影都会转向数码Beta。对那天的到来，我很伤感，因为我不仅用35毫米胶片拍电影，而且我还喜欢用胶片来剪辑。我是好莱坞惟一用胶片进行剪辑的导演，其他人都用Avids或其他电子剪辑平台。我的剪辑师和我喜欢用剪刀剪片。胶片消失对我将是第一个巨大变化。
其他变化如电视、网络，正在夺走美国的电影观众，还有手机也在分流电影观众。手机可以放音乐，可以发短信，可以上网，可以做很多事情。花在手机上的时间，本来可以跟女朋友一起到电影院看电影。这些技术平台都将争夺电影观众。其他娱乐还包括游戏机，如PlayStauon和XBox等各种娱乐形式。正因如此，电影业可能会采取行动，发明某种全息媒介，某种全方位观影体验，不仅前面有银幕，头顶和两边也有，如同一个超级Creelama系统、一个超级IMax。好莱坞会想方设法用新方式吸引大家看电影，以此来阻挡电影观众的流失。这是我能想像的好莱坞争夺观众的方法。我自己的解决方法则是，把故事讲得更好，以此争取观众。
张艺谋：
中国电影也是一样。电影太依赖于技术，一个重大技术环节的突破，可能使它产生很大的变化。我无法预测50年或100年以后电影什么样子。但是他说的那个很重要，因为有很多的娱乐项目，如手机、网络，现在的电影观众都会被分流。
100年以后还有电影院吗？电影院会不会成为了古董？那个时候可能看电影是很奢侈的事，需要花很多钱，可能这种集体的观影方式会成为一个最美好的回忆了。
斯皮尔伯格：
人类是社会动物，我们都是社会动物。我们总要出去跟陌生人坐在黑暗中共享一种经验。这永远不会消失。也许将来的影院会减少，但我们依然渴望社交经验，希望跟很多人共同观赏某种娱乐，而不是独自使用iPod。
张艺谋：
那个时候电影导演是最光荣的职业了，因为是他使大家走到一起，进行真实的社交。
(本稿件文字由央视电影频道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