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我对柔克义（William Woodville Rockhill）的关注始于二零零八年。那时我在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任教，开设了一门“中国文化：传统与现代”的课程。在美国，只要是和中国历史文化相关的课程，“西藏”似乎是永恒的话题之一，美国学生总会围绕“西藏”提些刁钻的问题或展开热烈的讨论。我曾试图展示中国的历史文献来帮助美国学生了解西藏历史，但效果并不理想。学生们不懂中文，即便我翻译出来，他们也将信将疑，总以為这些文献是我“精心”挑选出来的，其背后是我的某种“立场”。
学生们不买账，我便有了另一个想法：用他们能接受和认可的西方历史文献来讲述西藏历史和文化。然而，西方视角下的历史叙事和中国的文献记载能彼此吻合吗？能消弭学生们的疑惑和对我的“立场”（如果有的话）的质疑吗？带着茫然和期待，我开始在图书馆里爬梳文献，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晚清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进入了我的视野。
这位美国探险家、外交官、汉学家在青少年时代就开始了对雪域高原的迷恋，其热情比我的美国学生们要强烈执著得多。他也很幸运，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登上了中美关系历史舞台的最中心。一八八八到一八八九年、一八九一到一八九二年，他两次考察西藏，虽没到达拉萨，但对西藏北部和东部地区的地理、风俗、文化和民族人类学进行了深入研究。一八九九年，担任美国助理国务卿的柔克义面对西方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提出了“门户开放”政策，这一外交策略的前提是“保证中国领土和行政的完整”。一九零四年英军入侵西藏，打破了“门户开放”所预设的前提，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一九零六年，担任美国驻华公使的柔克义积极斡旋西藏危机，他几度会见因英军占领拉萨而流亡在山西五台山的十三世达赖喇嘛，力劝他到北京觐见光绪皇帝，与中央政府一道维护领土主权、反对英国对西藏的入侵。在参考了柔克义的意见后，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联合其他列强向英国施加压力，迫使其退出西藏，从而向国际社会清晰传递了美国政府的态度：“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的领土和行政完整应得到保证。”
美国学生在了解到上述史实之后的表情可用“惊愕”两字来形容，这跟他们平时在《纽约时报》和CNN等媒体上看到的介绍大相径庭，不过这一次，他们无法质疑我的材料抑或我的“立场”，我更希望他们课后深入、广泛地去阅读相关文献，那将使他们更加确信我的描述，更加接近历史的真相。
走进柔克义的世界，我才发现，他的一生紧密地和中国联系在一起：从青少年时代自学汉语和藏语开始，到一八八四年首度作为美国驻华公使馆秘书到北京工作；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末考察西藏，到一九零零年作为美国总统特使参与义和团运动之后与清政府的谈判；从一九零五年担任美国驻大清帝国的最高外交代表——驻华公使，到斡旋西藏危机等等。他亲历了中国近代史上很多重大事件，更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与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国务卿海约翰以及美国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的曾孙亨利·亚当斯都是极为要好的朋友；他跟慈禧太后、光绪皇帝、十三世达赖喇嘛、李鸿章、庆亲王奕劻、张之洞、袁世凯、刘坤一、伍廷芳、唐绍仪等清末民初中国权力持有者都有过面对面的接触。一九一四年，六十岁的柔克义接受北洋政府邀请担任外交顾问一职，再度启程前往中国，行至檀香山时不幸突发心脏病去世，倒在了前往中国的路上。
正如柔克义自己所说，西藏是他一生的挚爱。但这并不是全部。他从藏学到中国边疆史地、从海上贸易史到中外关系无不涉猎。虽然他没有教授头衔，也从未在任何一所大学或科研机构担任教职或从事研究，但他的成果却得到了二十世纪国际汉学界的广泛认可。然而，这位曾在近代中美关系史及汉学研究方面地位显赫的人物，在其去世后很快被中国和美国忘却，如同一枚美丽的贝壳沉入了历史的汪洋大海。直到上世纪五十年代初，西方学者才重新拾起对柔克义的兴趣，开始研究这位与众不同的外交官和汉学家。
一九五二年，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的保罗·瓦格（Paul A.Varg）推出了学术界第一部柔克义研究专著《门户开放外交官：柔克义的一生》（Open Door Diplomat： The Life of W. W. Rockhill）。瓦格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撰写博士论文时就开始搜集有关柔克义的材料，在柔克义外孙霍宾（Courtland Hoppin）的许可下，他得以接触和使用柔克义留下的大量信件、日记和各种档案，以及柔克义女儿多萝西（Dorothy Rockhill）关于父亲的回忆录，占有了相当全面的历史文献。霍宾于一九四七和一九五一年分两次将柔克义的信件、日记和档案永久捐赠给哈佛大学霍顿图书馆，其中却不包含多萝西的回忆录。一九七四年，霍宾在佛罗里达去世，其母亲多萝西的回忆录就此下落不明，这使得瓦格成为唯一一位见到和利用过多萝西回忆录的学者。瓦格还有机会采访到曾在晚清时期北京美国公使馆与柔克义一起共事的威廉·菲利普斯（William Philips），他提供了很多关于柔克义的信息。这些因素使后来的学者几乎无法超越瓦格的著作，书中对多萝西回忆录和菲利普斯的记述具有珍贵的历史价值。不过，其中也有不少错误。随着美国外交界、汉学界对柔克义的关注日益提升，有学者指出，瓦格著作中的错误是令人无法接受的。外交界和学术界开始尝试重新书写柔克义的历史，这一尝试最终在瓦格著作面世后整整半个世纪的二零零三年得以实现。
《柔克义：青藏高原上的学者型外交官》（William Woodville Rockhill： Scholar-Diplomat of the Tibetan Highlands）的作者肯尼思·魏默尔（Kenneth Wimmel）与柔克义一样是美国国务院的一位外交官，从一九六一年起一直在中国台湾、孟加拉、埃及、印度和马来西亚等地区从事外交工作，前后达二十五年之久。魏默尔与柔克义有太多的相似之处，他们都是学者型外交官，把工作闲暇几乎全部投入到学术研究中，学术兴趣也颇为接近。在转向柔克义研究之前，魏默尔已经完成了几部专著，如《诱人的目标：探寻中亚之谜》（The Alluring Target， In Search of the Secret of Central Asia）和《西奥多·罗斯福与大白舰队：美国超级大国时代的到来》（Theodore Roosevelt and the Great White Fleet： American Superpower Comes of Age）。这两部书的撰写过程让魏默尔对柔克义产生了兴趣；对中亚和印度的研究又把他引向了西藏，并进一步让他接触到柔克义有关西藏的诸多著述。 多年研究终成硕果，《柔克义：青藏高原上的学者型外交官》一书纠正了瓦格的很多错误。魏默尔的优势在于他是一名外交官，他比任何人都知道去哪里发掘那些数量众多的美国国务院档案及其他政府文件。而瓦格把精力更多地花费在柔克义的个人档案上。此外，作为美国驻亚洲外交官，魏默尔对亚洲的情况及西方人在那里的处境和经历十分清楚，也对亚洲投入了足够的感情。因此，魏默尔虽比柔克义晚了近一个世纪，但他似乎仍能体会到柔克义当年的感触，他完全能够理解柔克义对中国的情感，就像他自己对印度的迷恋一样。这些都是瓦格所无法做到的。略有遗憾的是，魏默尔在完成书稿的修改和补充之前便去世了，余下工作由他的朋友、同样关注柔克义研究的诺维克（Braham Norwick）最终完成。
瓦格和魏默尔的书是西方世界两部最重要的柔克义研究专著，迄今为止，无可替代。学术界针对一些具体学术问题也在继续推进着柔克义研究。不得不承认，柔克义的故事实在太精彩、太诱人，跟着他一起走向历史舞台的中心，重温从美国到东亚、从雪域高原到皇城脚下那些跌宕起伏的经历，对于读者来说是莫大的幸福。在阅读瓦格和魏默尔两部书的过程里，我也沉浸在这种幸福中，仿佛展开了一次穿越时空的旅程。
当然，除了柔克义的外交经历外，他的汉学研究也值得关注。阅读柔克义的汉学著作，你会发现其中的趣味丝毫不亚于他的传奇故事。二零零八年开始关注柔克义时，我在美国读到了他一八八九年发表在《美国东方学会会报》（Journal of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上一篇题为《朝鲜与中国的关系》（Korea in Relation with China）的文章。后面附有一块叫作“大清皇帝功德碑”的碑文。柔克义在文中称，这是他一八八六年十一月担任美国驻朝鲜临时代办在汉城周边考察时见到的。其中所记载的内容是一六三七年皇太极亲征朝鲜，朝鲜国王仁祖李倧被迫出降，与清正式确立宗主藩属关系。柔克义认为这块石碑对研究清代中朝关系史非常重要。这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一连串问题促使我继续在图书馆查阅资料，很快找到了另一位美国驻朝鲜外交官、海军中尉福久（George Foulk）写给海军部的报告，其中不仅同样提到了这块石碑，还对石碑的外貌和周边情况进行了描述。紧接着，英国驻朝鲜外交官贾礼士（William R.Carles）一八八八年在《英国皇家学会北中国支会会报》上发表的文章进入了我的视线，他提供了福久的拓片，这在后来被证明是极为珍贵的。这些材料使我对晚清西方人以这块石碑为中心的中朝关系研究及其相应的结论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因此，当我读到一位韩国学者在《清史研究》上发表的关于这块石碑的研究时，便很容易借助福久的拓片发现他对碑文的隐瞒和曲解。二零一一年一月，我到韩国出差，忙完公事便迫不及待地去寻找这块石碑，终于在首尔汉江南岸松坡附近的乐天世界广场上找到了它。不过，石碑已经不是原来的样子，一八九五年和一九五六年它曾两度被投入汉江，又两度得以重见天日，不但位置和周边环境发生了改变，连上面的字迹也因流水侵蚀而模糊不清。这时候我才意识到，柔克义等西方汉学家对于这块石碑的发现、记录和研究是多么珍贵。
必须承认，瓦格和魏默尔未能突破的“学术视野和语言能力”也同样限制着人们对柔克义汉学成就的研究。今天几乎很难找到像柔克義那样通晓英、法、汉、藏等多种语言的学者。对藏语和藏文典籍的陌生让大多数学者无法深入研究柔克义早期关于藏文佛教经典的翻译作品，其中使用了大量拉丁化的藏文音译，柔克义在著作中常常使用这样的方式，正如他自己所说：“藏语的发音并不依赖其书写形式，我只能给出其在口语中的读音。懂藏语的人可以根据发音轻易地找到藏语原文，但不懂藏语的人就相对麻烦许多。”（William Rockhill， The Land of the Lamas，1891.Preface）
与西方学术界相似，柔克义的“声望”也在中国经历着某种复苏。一些研究开始提到这位晚清美国驻华公使，他的两次西藏之行、他与“门户开放”政策的关系、他在“庚子赔款”中的作用等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我们高兴地看到，柔克义的形象正在透过历史迷雾变得日渐清晰。
学生们不买账，我便有了另一个想法：用他们能接受和认可的西方历史文献来讲述西藏历史和文化。然而，西方视角下的历史叙事和中国的文献记载能彼此吻合吗？能消弭学生们的疑惑和对我的“立场”（如果有的话）的质疑吗？带着茫然和期待，我开始在图书馆里爬梳文献，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晚清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进入了我的视野。
这位美国探险家、外交官、汉学家在青少年时代就开始了对雪域高原的迷恋，其热情比我的美国学生们要强烈执著得多。他也很幸运，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登上了中美关系历史舞台的最中心。一八八八到一八八九年、一八九一到一八九二年，他两次考察西藏，虽没到达拉萨，但对西藏北部和东部地区的地理、风俗、文化和民族人类学进行了深入研究。一八九九年，担任美国助理国务卿的柔克义面对西方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提出了“门户开放”政策，这一外交策略的前提是“保证中国领土和行政的完整”。一九零四年英军入侵西藏，打破了“门户开放”所预设的前提，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一九零六年，担任美国驻华公使的柔克义积极斡旋西藏危机，他几度会见因英军占领拉萨而流亡在山西五台山的十三世达赖喇嘛，力劝他到北京觐见光绪皇帝，与中央政府一道维护领土主权、反对英国对西藏的入侵。在参考了柔克义的意见后，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联合其他列强向英国施加压力，迫使其退出西藏，从而向国际社会清晰传递了美国政府的态度：“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的领土和行政完整应得到保证。”
美国学生在了解到上述史实之后的表情可用“惊愕”两字来形容，这跟他们平时在《纽约时报》和CNN等媒体上看到的介绍大相径庭，不过这一次，他们无法质疑我的材料抑或我的“立场”，我更希望他们课后深入、广泛地去阅读相关文献，那将使他们更加确信我的描述，更加接近历史的真相。
走进柔克义的世界，我才发现，他的一生紧密地和中国联系在一起：从青少年时代自学汉语和藏语开始，到一八八四年首度作为美国驻华公使馆秘书到北京工作；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末考察西藏，到一九零零年作为美国总统特使参与义和团运动之后与清政府的谈判；从一九零五年担任美国驻大清帝国的最高外交代表——驻华公使，到斡旋西藏危机等等。他亲历了中国近代史上很多重大事件，更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与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国务卿海约翰以及美国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的曾孙亨利·亚当斯都是极为要好的朋友；他跟慈禧太后、光绪皇帝、十三世达赖喇嘛、李鸿章、庆亲王奕劻、张之洞、袁世凯、刘坤一、伍廷芳、唐绍仪等清末民初中国权力持有者都有过面对面的接触。一九一四年，六十岁的柔克义接受北洋政府邀请担任外交顾问一职，再度启程前往中国，行至檀香山时不幸突发心脏病去世，倒在了前往中国的路上。
正如柔克义自己所说，西藏是他一生的挚爱。但这并不是全部。他从藏学到中国边疆史地、从海上贸易史到中外关系无不涉猎。虽然他没有教授头衔，也从未在任何一所大学或科研机构担任教职或从事研究，但他的成果却得到了二十世纪国际汉学界的广泛认可。然而，这位曾在近代中美关系史及汉学研究方面地位显赫的人物，在其去世后很快被中国和美国忘却，如同一枚美丽的贝壳沉入了历史的汪洋大海。直到上世纪五十年代初，西方学者才重新拾起对柔克义的兴趣，开始研究这位与众不同的外交官和汉学家。
一九五二年，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的保罗·瓦格（Paul A.Varg）推出了学术界第一部柔克义研究专著《门户开放外交官：柔克义的一生》（Open Door Diplomat： The Life of W. W. Rockhill）。瓦格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撰写博士论文时就开始搜集有关柔克义的材料，在柔克义外孙霍宾（Courtland Hoppin）的许可下，他得以接触和使用柔克义留下的大量信件、日记和各种档案，以及柔克义女儿多萝西（Dorothy Rockhill）关于父亲的回忆录，占有了相当全面的历史文献。霍宾于一九四七和一九五一年分两次将柔克义的信件、日记和档案永久捐赠给哈佛大学霍顿图书馆，其中却不包含多萝西的回忆录。一九七四年，霍宾在佛罗里达去世，其母亲多萝西的回忆录就此下落不明，这使得瓦格成为唯一一位见到和利用过多萝西回忆录的学者。瓦格还有机会采访到曾在晚清时期北京美国公使馆与柔克义一起共事的威廉·菲利普斯（William Philips），他提供了很多关于柔克义的信息。这些因素使后来的学者几乎无法超越瓦格的著作，书中对多萝西回忆录和菲利普斯的记述具有珍贵的历史价值。不过，其中也有不少错误。随着美国外交界、汉学界对柔克义的关注日益提升，有学者指出，瓦格著作中的错误是令人无法接受的。外交界和学术界开始尝试重新书写柔克义的历史，这一尝试最终在瓦格著作面世后整整半个世纪的二零零三年得以实现。
《柔克义：青藏高原上的学者型外交官》（William Woodville Rockhill： Scholar-Diplomat of the Tibetan Highlands）的作者肯尼思·魏默尔（Kenneth Wimmel）与柔克义一样是美国国务院的一位外交官，从一九六一年起一直在中国台湾、孟加拉、埃及、印度和马来西亚等地区从事外交工作，前后达二十五年之久。魏默尔与柔克义有太多的相似之处，他们都是学者型外交官，把工作闲暇几乎全部投入到学术研究中，学术兴趣也颇为接近。在转向柔克义研究之前，魏默尔已经完成了几部专著，如《诱人的目标：探寻中亚之谜》（The Alluring Target， In Search of the Secret of Central Asia）和《西奥多·罗斯福与大白舰队：美国超级大国时代的到来》（Theodore Roosevelt and the Great White Fleet： American Superpower Comes of Age）。这两部书的撰写过程让魏默尔对柔克义产生了兴趣；对中亚和印度的研究又把他引向了西藏，并进一步让他接触到柔克义有关西藏的诸多著述。 多年研究终成硕果，《柔克义：青藏高原上的学者型外交官》一书纠正了瓦格的很多错误。魏默尔的优势在于他是一名外交官，他比任何人都知道去哪里发掘那些数量众多的美国国务院档案及其他政府文件。而瓦格把精力更多地花费在柔克义的个人档案上。此外，作为美国驻亚洲外交官，魏默尔对亚洲的情况及西方人在那里的处境和经历十分清楚，也对亚洲投入了足够的感情。因此，魏默尔虽比柔克义晚了近一个世纪，但他似乎仍能体会到柔克义当年的感触，他完全能够理解柔克义对中国的情感，就像他自己对印度的迷恋一样。这些都是瓦格所无法做到的。略有遗憾的是，魏默尔在完成书稿的修改和补充之前便去世了，余下工作由他的朋友、同样关注柔克义研究的诺维克（Braham Norwick）最终完成。
瓦格和魏默尔的书是西方世界两部最重要的柔克义研究专著，迄今为止，无可替代。学术界针对一些具体学术问题也在继续推进着柔克义研究。不得不承认，柔克义的故事实在太精彩、太诱人，跟着他一起走向历史舞台的中心，重温从美国到东亚、从雪域高原到皇城脚下那些跌宕起伏的经历，对于读者来说是莫大的幸福。在阅读瓦格和魏默尔两部书的过程里，我也沉浸在这种幸福中，仿佛展开了一次穿越时空的旅程。
当然，除了柔克义的外交经历外，他的汉学研究也值得关注。阅读柔克义的汉学著作，你会发现其中的趣味丝毫不亚于他的传奇故事。二零零八年开始关注柔克义时，我在美国读到了他一八八九年发表在《美国东方学会会报》（Journal of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上一篇题为《朝鲜与中国的关系》（Korea in Relation with China）的文章。后面附有一块叫作“大清皇帝功德碑”的碑文。柔克义在文中称，这是他一八八六年十一月担任美国驻朝鲜临时代办在汉城周边考察时见到的。其中所记载的内容是一六三七年皇太极亲征朝鲜，朝鲜国王仁祖李倧被迫出降，与清正式确立宗主藩属关系。柔克义认为这块石碑对研究清代中朝关系史非常重要。这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一连串问题促使我继续在图书馆查阅资料，很快找到了另一位美国驻朝鲜外交官、海军中尉福久（George Foulk）写给海军部的报告，其中不仅同样提到了这块石碑，还对石碑的外貌和周边情况进行了描述。紧接着，英国驻朝鲜外交官贾礼士（William R.Carles）一八八八年在《英国皇家学会北中国支会会报》上发表的文章进入了我的视线，他提供了福久的拓片，这在后来被证明是极为珍贵的。这些材料使我对晚清西方人以这块石碑为中心的中朝关系研究及其相应的结论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因此，当我读到一位韩国学者在《清史研究》上发表的关于这块石碑的研究时，便很容易借助福久的拓片发现他对碑文的隐瞒和曲解。二零一一年一月，我到韩国出差，忙完公事便迫不及待地去寻找这块石碑，终于在首尔汉江南岸松坡附近的乐天世界广场上找到了它。不过，石碑已经不是原来的样子，一八九五年和一九五六年它曾两度被投入汉江，又两度得以重见天日，不但位置和周边环境发生了改变，连上面的字迹也因流水侵蚀而模糊不清。这时候我才意识到，柔克义等西方汉学家对于这块石碑的发现、记录和研究是多么珍贵。
必须承认，瓦格和魏默尔未能突破的“学术视野和语言能力”也同样限制着人们对柔克义汉学成就的研究。今天几乎很难找到像柔克義那样通晓英、法、汉、藏等多种语言的学者。对藏语和藏文典籍的陌生让大多数学者无法深入研究柔克义早期关于藏文佛教经典的翻译作品，其中使用了大量拉丁化的藏文音译，柔克义在著作中常常使用这样的方式，正如他自己所说：“藏语的发音并不依赖其书写形式，我只能给出其在口语中的读音。懂藏语的人可以根据发音轻易地找到藏语原文，但不懂藏语的人就相对麻烦许多。”（William Rockhill， The Land of the Lamas，1891.Preface）
与西方学术界相似，柔克义的“声望”也在中国经历着某种复苏。一些研究开始提到这位晚清美国驻华公使，他的两次西藏之行、他与“门户开放”政策的关系、他在“庚子赔款”中的作用等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我们高兴地看到，柔克义的形象正在透过历史迷雾变得日渐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