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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台北故宫博物院推出“国宝的形成——书画菁华特展”，以34件国宝级书画，11件重要古物向观众完美诠释了何为“国宝”，并向观众推介古物分级制度，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继去年首展之后，今年同一季，台北故宫再续前缘，推出“国宝系列”第二弹：10月4日至12月25日，“国宝再现——书画菁华特展”作为2018年度重点展览于台北故宫展出，精选馆藏书画菁华26件进行展出。不同的是，这次展出的书画全部属于国宝级别！
《宋仁宗后坐像》 绢本、设色，轴172.1x165.3cm，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台北故宫博物院介绍，此次展览作品自东晋横跨至元代，兼具历史、文化和艺术价值。26件展品中包括15幅“限展”书画，为保护脆弱文物，每幅书画每次只能展出42天，因此将分两期陈列。展览自10月初开展以来，已经吸引了不少学界专家特意前往观看，有艺术圈人士参观之后表示：“说此次展出作品到底有多重要？我想可以这么表达：展出书画年代下限是元人赵孟頫和鲜于枢，其余全是晋唐宋名作。
看过展览的朋友也表示：“领衔此次大展的，是王羲之的《平安何如奉橘三帖》，这是海内外屈指可数的几件王羲之唐摹本之一，整体质量比去年展出的《快雪时晴帖》和《远宦帖》好。另外，其中金武元直《赤壁图》上次展出也是2010年10月的‘文艺邵兴展’。此外，时隔12年再次亮相的《宋太祖坐像》、《宋仁宗后坐像》也是众多书画爱好者心中的经典。”不过当然也有遗憾，那就是此次依然没有展出十年未露面的《溪山行旅图》。以书画为例，向观众解读国宝的分级标准，这是台北故宫博物院举办此系列展览的重要目的，而以如此阵容的画作进行呈现，无疑是带给学界与广大观众提供了巨大福利。
10月4日至11月14日为第一期，共展出6件限展菁华，包括晋王羲之《平安、何如、奉橘三帖》卷、唐阎立本《画萧翼赚兰亭图》卷、宋萧照《画山腰楼观》轴、宋夏珪《溪山清远》卷、宋陈居中《文姬归汉图》轴、元赵孟頫《鹊华秋色》卷等。第二期展览则从11月15日起至12月25日止。其中，有7件限展国宝，分别为唐玄宗《书鶺鴒颂》卷、唐徐浩《书朱巨川告身》卷、宋易元吉《猴猫图》卷、宋钱选《桃枝松鼠》卷、《宋人翠竹翎毛》轴、宋人《折槛图》轴、金武元直《赤壁图》卷等。此外，时隔12年再次亮相的《宋太祖坐像》、《宋仁宗后坐像》也是众多书画爱好者心中的经典。
那么什么样的文物才能被定义为“国宝”？国宝又是如何分级的呢？这是此系列展览要普及的重点知识。“国宝”“重要古物”，来源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古物分级制，类似于大陆的“一级文物”“二级文物”等定级标准。1956年，台北故宫在整理当年迁台的故宫文物时，大致沿袭《石渠宝笈》的体例，将文物分为“正目”“简目”进行整理。从2005年起，台北故宫博物院将文物分成三级：国宝、重要古物、一般古物，其中最高级别自然是国宝。而国宝的鉴定标准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它必须是中华文明发展的重要见证，即具备“历史上不可取代”“拥有唯一文化意涵”等特点。但在这些“国宝”中，也有些微的差别，一些“国宝”可能经常会和大家见面，但另外一些作品由于文物保护、历史价值等原因，只能隔段时间才能与观众见一次面，这类“国宝”被称为限展国宝，就如以上展览清单中分别在A期限展的七件国宝和B期限展的八件国宝，就都属于珍贵的“限展国宝”级别。
王霭《宋太祖坐像》绢本、设色，纵191cm，横：169.7cm，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台北故宫博物院期望通过这批“国宝级”书画的展陈与诠释，让更多观众体会到保存珍贵文化遗产的重要性。总的来说，此次展出的既有历史故事和帝后坐像，又有名家书法，山水画和花鸟画也件件都是美术史的经典之作。
人物画方面，展出的画作主要包括历史神话故事与宋代帝后像。历史神话故事系列包括唐阎立本《萧翼赚兰亭图》、宋陈居中《文姬归汉图轴》、宋马麟《三官出巡图》、宋人《却坐图》、宋人《折槛图》等;宋代帝后像系列则包括《宋太祖坐像》、《宋仁宗后坐像》、《宋宁宗后坐像》等。
《萧翼赚兰亭图》是唐代大画家阎立本根据唐何延之《兰亭记》故事所作。描绘了监察御史萧翼奉唐太宗之命，用哄骗的方法从王羲之第七代传人僧智永的弟子辩才的手中将“天下第一行书”《兰亭集序》骗取到手的故事。所谓“赚”，其实是对帝王行为的委婉说法，说白了就是“骗”。这一点上，唐太宗就不如武则天做的厚道了：武则天向王羲之后裔王方庆征集王羲之墨迹，王方庆将所藏自十一代祖王导至曾祖王褒二十八人书共十卷献出，武则天命人双钩廓填，保留了复制品，将真迹还给了王方庆。
《文姬归汉图》描绘了汉末女诗人蔡文姬在兵乱中流落匈奴，后为曹操赎回的故事。两宋之际，许多画家都曾以“文姬归汉”为题材进行创作，迄今存世的有李唐和陈居中二人的作品，均藏台北故宫博物院。此次展出的则是陈居中的《文姬归汉图》。画面中心，蔡文姬正与左贤王对坐饯别。贤王侧身饮酒，但仍转眸回视文姬，依恋不舍。文姬則盘膝而坐，面向贤王。文姬身后是她的一对子女，年幼者紧抱母亲腰际放声啼哭，年长者似乎正规劝其弟回到另一妇人处。值得玩味的是，南宋画家多此题材，实际蕴含着“托古喻今”之意。1127年，徽宗、钦宗两位皇帝和一干后妃们，均遭金人所挟持。情况和文姬当年的际遇，颇为类似。描绘文姬归汉的故事，正好符合了南宋臣民祈盼皇帝归来的心情。 南宋时期，歌颂皇帝贤明、圣德的纳谏、鉴戒、祥瑞的政治题材非常流行。中国古代的皇位传承遵循两个原则：“子承父业”或“兄终弟及”。但南宋却偏偏流行“养子继位”，宋孝宗、宋理宗、宋度宗都是如此。此外，南宋的开国皇帝宋高宗，也是继位来历不明。所以，南宋的皇帝，特别希望有祥瑞来暗示自己皇位的合法性。于是，纳谏、鉴戒、祥瑞的政治题材的绘画，在南宋风靡一时，例如佚名宫廷画家的《折槛图》、《却坐图》。
宋人《冬日婴戏图》绢本、设色，纵1 9 6 . 2 cm，横107.1cm，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折槛图》描绘的是朱云折槛的故事。西汉成帝时，宰相张禹恃宠而骄，朝中大臣多因张禹曾为皇上的老师，而不敢加以纠举弹劾。一日，槐里令朱云上书求见，当着公卿大臣面前，要求皇帝清君侧，斩了张禹这个奸臣。汉成帝大怒，要将朱云处死，御史奉旨上前，捉拿朱云。朱云不肯就范，紧紧攀住殿前的栏杆（即槛），竟生生把栏杆折断了。这时，左将军辛庆忌挺身而出，为朱云说情，头也叩出血来。汉成帝被两位诤臣感动，便赦免了朱云。《折槛图》正是通过描绘朱云犯颜直谏的忠臣形象，达到作品警世的作用。
除了历史画外，此次展览还展出了宋代帝后像。为帝后画像，是古代宫廷画家最为重要，又最让人头疼的一项工作，必须得按照一定的章程、规范来创作，务必表现出“帝王相”。相传由宫廷画家王霭创作的《宋太祖坐像》，画中太祖头戴直脚幞头，穿白袍，系朱带，蚕眉凤目，体态壮硕，端坐龙椅之上。此画将太祖的威严、气度、仪表刻画的十分到位，观者不忍直视，俨然有“帝王之相”。
一般情况下，帝后像均为一个人的画像，但此次展出的《宋仁宗后坐像》则与其他帝后像不同，画中除了有仁宗皇后，还有两位宫女分立两旁。曹皇后头戴九龙纹钗冠，面贴珠钿，翟衣绶带用环佩。人物神态庄重肃穆，服饰华美而光鲜。《宋史》记载仁宗皇帝有两个皇后：郭皇后和曹皇后。而郭皇后被废，而曹皇后又是北宋有名的贤后，曾辅佐宋英宗、神宗皇帝，因而此幅所绘应为曹皇后画像。
另外，展览还展出了美术史上赫赫有名的“杨妹子”画像，即宋宁宗后坐像，画中，杨后头戴龙纹花钗冠，拱手端坐于靠背椅上。宋宁宗后，原本不知姓氏，年少时随养母入宫，担任杂剧女伶。由于得到吴太后垂爱，将她赐与宁宗，乃得平步青云。杨后虽然出身微贱，却学识渊博，能诗善画，书法风格与宁宗相近，为后人留下了不少墨宝遗迹。
我们古代还有一类专门表现儿童生活题材的绘画作品，被称作“婴戏图”或“戏婴图”。《宋冬日婴戏图》就是其中的代表。描绘了姐弟二人在冬天庭院里玩耍的情景，其中姐姐手里拿著一面色彩斑斓的旗子，弟弟则用细红绳牵引着一根孔雀羽毛，正逗弄一旁玩耍的花猫。
本次书法部分展出七位书法名家的作品，呈现晋唐宋元以来的书史变化。这些书法名家均为中国书法史上的代表人物，分别是东晋王羲之，唐代的玄宗李隆基，徐浩，“宋四家”中的苏轼，米芾，宋高宗赵构以及元代鲜于枢。从此次挑选的纸本作品中，基本可一窥晋人风流、唐人法度与宋书之意态。
赵孟頫《鹊华秋色》局部，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东汉以来纸张的改良，使得这项媒材广泛应用于文字书写，再加上纸张与笔墨材料的契合搭配，创造了书法艺术的高度成长，中国书法史也开始进入名家争胜时期。魏晋诸名家今日仅存尺牍作品于法帖中，其中，又以“书圣”王羲之的名号最为响亮;他祖师爷般的地位，和唐太宗李世民的大力尊崇有关。唐太宗极爱羲之书，广为搜罗，除了骗取《兰亭序》的故事脍炙人口，还命令内府制作许多忠于原迹的摹本，或刊刻集字法帖，使大王书迹遍布天下，成为世人学习的楷模。《平安何如奉橘三帖》卷，便是钩摹本中的杰出作品，由两张硬黄纸拼接，以双钩扩填的方式，摹勒王羲之的三则行草书札。此帖包含三封短信，每封均以信件中的字命名。第一则为平安帖，行书及草书书写，内容是向友人报平安，表达思念之情。其中提到的“脩载”，是王羲之的堂兄弟。第二则是何如帖，行书书写，内容为问候友人，并告知近况。第三则奉橘帖，是赠送友人橘子的便签，行书书写。整部作品点画间充满速度与方向的变化，尤其是笔画之间牵丝映带处锋毫毕现，全面展示了书圣揉和快慢、方圆、提按变化的高超笔法。
米芾收藏、赏鉴二王书迹，是在过访苏轼时受到提点，加上与京城公卿赏鉴书画，眼界大开，方才一改早年唐人笔法，积极学习魏晋古风，书艺大进。个性奔放的米芾，幼时生长于皇家府邸中，与皇亲国戚相识，故21岁便入仕成为秘书省校字郎，陆续恩荫其他官职;虽然最终也只是服五品的礼部员外郎，米芾却因远离政治斗争，在艺文方面有充分的发挥，成为四家中书法成就最高者。
《致希声吾英友尺牍并七言诗》约书于元祐七年（1092），此时他刚从“黻”改名为“芾”不久。米芾写信给居住在汴京的友人希声，报告自己将外官河南雍丘县令的喜讯。书信一开头就说自己不堪担当大任，“非才当剧”，透露出他首次独当一面，戒慎恐惧的心情。然而话锋一转，马上又献七绝诗一首，以增胜助兴。诗中米芾回忆起数年前与友人相聚共游山川，或是雅集盛筵的欢乐情景。这种闲适自得的心情，与即将接踵而至的繁忙政事，形成强烈的对比。县令虽为正八品小官，但在米芾同时期的《烝徒帖》《岁丰帖》中，都可以看到他初上任時的志得意满与喜好高谈阔论。
唐玄宗《鹡鸰颂》卷，局部，唐，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除了如米芾精心勠力之作，宋人尺牍更多的是抒情小品，寥寥数语，闲话家常。本次选展苏轼的两封短笺，便见证世家交谊，私密性较强。二札均出自《苏氏一门法书》册页，原为杜氏旧藏，南宋时由后人杜唐弼集结成卷，流传有绪。苏、杜两家交游应早于嘉祐元年（1056）二苏应试之前，而苏轼与杜道源及其子的密切交往，则要到元丰三年（1080）就任黄州以后，时间跨越三代人物。
其中，有存世苏轼墨迹中年代最早的《宝月帖》（1065），是写给长辈杜君懿的。另一幅《啜茶帖》，是东坡步入中年时期（1080）写给“道源”杜沂的。苏轼问他有没有空一起喝茶，有些事想当面说，并问候其子孟坚（杜传）。此前未久，苏轼才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而杜孟坚刚好在黄州任官法曹，道源过黄与之游，苏、杜两家彼此有了慰藉照应。苏轼文集中多次记载黄州时期与杜道源及其家人的交往，如元丰三年四月，苏轼与武昌令江綖、道源及其二子游武昌西山，作《菩萨泉》诗，《啜茶帖》也是其中一项见证。
此次展出的帝王墨迹，展现了内府收藏之于皇室书学的影响。唐代与南宋皇室学书都有二王痕迹，然而毕竟时代风格、个性不同，各有侧重。另外，两卷帝王书均用花押签署、钤上印玺，当中也暗藏玄机，如宋高宗花押，便解为“九五之尊”。鉴赏时展卷开合，可见兄弟、君臣之情，亦有恳切，透露出帝王温暖的一面。
《鹡鸰颂》为唐玄宗李隆基難得的墨迹。玄宗是睿宗李旦的第三子，睿宗即位后，皇长子李成器让太子之位给战功彪炳的三弟李隆基，玄宗即位后也屡屡征询长兄意见，传为佳话。兄友弟恭的故事，有这卷《鹡鸰颂》锦上添花。文本写秋天的时候，忽有一群鹡鸰聚集于麟德殿的树上，数日不去，引发了魏光乘的诗兴，献上颂文。鹡鸰这种水鸟有飞鸣行摇、互相联系的特性，在沙洲遇难时，它的兄弟会来救难，被古人视为“兄弟友悌”的象征。故而，这首诗歌隐喻玄宗与兄弟们能共患难、御外侮，以及他们的宴饮之乐、室家之欢，词藻优美。
史载玄宗善八分书、正书及章草。传世玄宗碑刻书中，以西安碑林镇院之宝《石台孝经》最为有名;而此《鹡鸰颂》卷却是其名下唯一行书墨迹，有难得之处。考据年代，文本应作于开元九年（721），比较其余玄宗碑刻书，亦是年代最早者。《鹡鸰颂》卷书出二王之间，就结字而言，是继承初唐所盛行的王羲之书风;字虽然不大，然结体紧结，显得神采奕奕。行笔多藏锋，注重提顿转折，有逎劲峻爽之势;至于笔法沉着，墨法丰厚，则显现盛唐以来偏好丰腴之美、雄健宽宏的样貌。全卷气象恢宏，且越到卷末越有奔放之势，最终以敕字画押结尾，反映唐室规矩。
另外，《鹡鸰颂》卷本幅由四纸接成，现仍保留“宣和装”的样式，著录于《宣和书谱》中，可知它收入北宋皇家的时间下限;而从卷后政和五年（1115）蔡京、蔡卞兄弟的题跋，可知《鹡鸰颂》在宋徽宗时转变为象征祥瑞意涵的文本。
另一卷皇帝书法是南宋高宗御书《赐岳飞手敕》卷，原是写给岳飞的军事密令。开国之初，高宗相当倚重各路义军收复失土，保疆卫国，尤以岳飞赐旗“精忠”为最，授以太尉。绍兴七年（1137）秋天，淮西军叛，归附伪齐刘豫;岳飞率鄂州军到防区边界巡视，当他把此行动报告朝廷之后，高宗以此御札回复，嘉勉其恭忠体国。
高宗为徽宗九子，幼承家学，习父皇字，稍长学黄庭坚，后出于军事机密缘故，改学米芾，上溯二王，对于书法的热爱终生不渝。《赐岳飞手敕》卷在高宗书法中相当重要，正是他从北宋书风转入魏晋古法之际，由于积极临写《兰亭序》，字形中已可见到王羲之的踪影，进入书风转折期。此札楷中带行笔，点画讲究、姿态优美，虽然是在军事急迫中对属下的敕书，仍行气首尾一贯，显现出对书法的执着。年方三十的高宗，正用心体会羲之书妙，比起唐玄宗之潇洒，他更克制内敛，较强调左右开合之势。此后，高宗书风相对稳定，如兰千山馆藏《付岳飞札》，已流丽成熟，上下行气更加紧密，整齐均匀。高宗晚年书法上追二王，临习魏晋以来至六朝笔法，对南宋皇室书法有深刻影响，及至宋末宗亲赵孟頫。
除了唐、宋书风变革，元代亦在传承中脱胎，从传统中创新。元代提倡复古的大书法家鲜于枢，正是串联此展书作的幕后藏家之一。鲜于枢出身北方，以胥吏出职，太常寺典簿致仕。赵孟頫对他的书法十分推崇，认为鲜于枢草书“过余远甚，极力追之而不能及”，视为畏友。鲜于枢力学古人，和他的法书收藏经历息息相关。
此次展览所选唐代公文书《朱巨川告身》卷，曾经被鲜于枢收藏，是他学习唐代书法的养分之一。在至元丙戌（1286）以前，鲜于枢已经将颜真卿三帖尽入眼底，并评《祭侄文稿》为天下行书第二。与颜真卿齐名的书家徐浩， 15岁明经及第，仕途顺遂，宠绝一时。《朱巨川告身》卷为徐浩所书，“告身”是朝廷授与臣僚官职的任职令，依照官职品位的高低，有不同的格式。内容为六品官员的“敕授”，颁给原任睦州录事参军的朱巨川，新任大理评事，并兼任豪州锺离县（今安徽凤阳）令。
鲜于枢30岁以前在北方游历，入江南后开始收藏法书真迹，用功极深，书艺大进。鲜于枢晚年隐居杭州，以“困学斋”为居室名，雅好书画古玩，收藏多件名迹。除了上述《朱巨川告身》卷、颜真卿《祭侄文稿》、米芾《致希声吾英友尺牍并七言诗》等真迹外，本次选展鲜于枢《透光古镜歌》册，即是他以大字行楷书金人麻九畴为好友张伯玉所作的《赋伯玉透光镜》诗。由于透光镜在特殊的角度下会折射显现镜背的花纹，益显珍贵，受到歌咏传诵;而鲜于枢拥有如此稀罕的宝贝，以大字书写诗歌纪念，也就不足为奇了。
本次特展，名作迭出，蔚为大观，限于篇幅无法一一介绍，且书画菁华之妙，唯有到现场亲自体会才能真正获知。台北故宫博物院通过这些法定的“国宝”“重要古物”，使观众在神游名品之时，进一步理解文物活化及保存之深意，从而弘扬国宝，推广遗珍。
继去年首展之后，今年同一季，台北故宫再续前缘，推出“国宝系列”第二弹：10月4日至12月25日，“国宝再现——书画菁华特展”作为2018年度重点展览于台北故宫展出，精选馆藏书画菁华26件进行展出。不同的是，这次展出的书画全部属于国宝级别！
台北故宫博物院介绍，此次展览作品自东晋横跨至元代，兼具历史、文化和艺术价值。26件展品中包括15幅“限展”书画，为保护脆弱文物，每幅书画每次只能展出42天，因此将分两期陈列。展览自10月初开展以来，已经吸引了不少学界专家特意前往观看，有艺术圈人士参观之后表示：“说此次展出作品到底有多重要？我想可以这么表达：展出书画年代下限是元人赵孟頫和鲜于枢，其余全是晋唐宋名作。
看过展览的朋友也表示：“领衔此次大展的，是王羲之的《平安何如奉橘三帖》，这是海内外屈指可数的几件王羲之唐摹本之一，整体质量比去年展出的《快雪时晴帖》和《远宦帖》好。另外，其中金武元直《赤壁图》上次展出也是2010年10月的‘文艺邵兴展’。此外，时隔12年再次亮相的《宋太祖坐像》、《宋仁宗后坐像》也是众多书画爱好者心中的经典。”不过当然也有遗憾，那就是此次依然没有展出十年未露面的《溪山行旅图》。以书画为例，向观众解读国宝的分级标准，这是台北故宫博物院举办此系列展览的重要目的，而以如此阵容的画作进行呈现，无疑是带给学界与广大观众提供了巨大福利。
10月4日至11月14日为第一期，共展出6件限展菁华，包括晋王羲之《平安、何如、奉橘三帖》卷、唐阎立本《画萧翼赚兰亭图》卷、宋萧照《画山腰楼观》轴、宋夏珪《溪山清远》卷、宋陈居中《文姬归汉图》轴、元赵孟頫《鹊华秋色》卷等。第二期展览则从11月15日起至12月25日止。其中，有7件限展国宝，分别为唐玄宗《书鶺鴒颂》卷、唐徐浩《书朱巨川告身》卷、宋易元吉《猴猫图》卷、宋钱选《桃枝松鼠》卷、《宋人翠竹翎毛》轴、宋人《折槛图》轴、金武元直《赤壁图》卷等。此外，时隔12年再次亮相的《宋太祖坐像》、《宋仁宗后坐像》也是众多书画爱好者心中的经典。
那么什么样的文物才能被定义为“国宝”？国宝又是如何分级的呢？这是此系列展览要普及的重点知识。“国宝”“重要古物”，来源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古物分级制，类似于大陆的“一级文物”“二级文物”等定级标准。1956年，台北故宫在整理当年迁台的故宫文物时，大致沿袭《石渠宝笈》的体例，将文物分为“正目”“简目”进行整理。从2005年起，台北故宫博物院将文物分成三级：国宝、重要古物、一般古物，其中最高级别自然是国宝。而国宝的鉴定标准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它必须是中华文明发展的重要见证，即具备“历史上不可取代”“拥有唯一文化意涵”等特点。但在这些“国宝”中，也有些微的差别，一些“国宝”可能经常会和大家见面，但另外一些作品由于文物保护、历史价值等原因，只能隔段时间才能与观众见一次面，这类“国宝”被称为限展国宝，就如以上展览清单中分别在A期限展的七件国宝和B期限展的八件国宝，就都属于珍贵的“限展国宝”级别。
台北故宫博物院期望通过这批“国宝级”书画的展陈与诠释，让更多观众体会到保存珍贵文化遗产的重要性。总的来说，此次展出的既有历史故事和帝后坐像，又有名家书法，山水画和花鸟画也件件都是美术史的经典之作。
人物画里的谏言与威严
人物画方面，展出的画作主要包括历史神话故事与宋代帝后像。历史神话故事系列包括唐阎立本《萧翼赚兰亭图》、宋陈居中《文姬归汉图轴》、宋马麟《三官出巡图》、宋人《却坐图》、宋人《折槛图》等;宋代帝后像系列则包括《宋太祖坐像》、《宋仁宗后坐像》、《宋宁宗后坐像》等。
《萧翼赚兰亭图》是唐代大画家阎立本根据唐何延之《兰亭记》故事所作。描绘了监察御史萧翼奉唐太宗之命，用哄骗的方法从王羲之第七代传人僧智永的弟子辩才的手中将“天下第一行书”《兰亭集序》骗取到手的故事。所谓“赚”，其实是对帝王行为的委婉说法，说白了就是“骗”。这一点上，唐太宗就不如武则天做的厚道了：武则天向王羲之后裔王方庆征集王羲之墨迹，王方庆将所藏自十一代祖王导至曾祖王褒二十八人书共十卷献出，武则天命人双钩廓填，保留了复制品，将真迹还给了王方庆。
《文姬归汉图》描绘了汉末女诗人蔡文姬在兵乱中流落匈奴，后为曹操赎回的故事。两宋之际，许多画家都曾以“文姬归汉”为题材进行创作，迄今存世的有李唐和陈居中二人的作品，均藏台北故宫博物院。此次展出的则是陈居中的《文姬归汉图》。画面中心，蔡文姬正与左贤王对坐饯别。贤王侧身饮酒，但仍转眸回视文姬，依恋不舍。文姬則盘膝而坐，面向贤王。文姬身后是她的一对子女，年幼者紧抱母亲腰际放声啼哭，年长者似乎正规劝其弟回到另一妇人处。值得玩味的是，南宋画家多此题材，实际蕴含着“托古喻今”之意。1127年，徽宗、钦宗两位皇帝和一干后妃们，均遭金人所挟持。情况和文姬当年的际遇，颇为类似。描绘文姬归汉的故事，正好符合了南宋臣民祈盼皇帝归来的心情。 南宋时期，歌颂皇帝贤明、圣德的纳谏、鉴戒、祥瑞的政治题材非常流行。中国古代的皇位传承遵循两个原则：“子承父业”或“兄终弟及”。但南宋却偏偏流行“养子继位”，宋孝宗、宋理宗、宋度宗都是如此。此外，南宋的开国皇帝宋高宗，也是继位来历不明。所以，南宋的皇帝，特别希望有祥瑞来暗示自己皇位的合法性。于是，纳谏、鉴戒、祥瑞的政治题材的绘画，在南宋风靡一时，例如佚名宫廷画家的《折槛图》、《却坐图》。
《折槛图》描绘的是朱云折槛的故事。西汉成帝时，宰相张禹恃宠而骄，朝中大臣多因张禹曾为皇上的老师，而不敢加以纠举弹劾。一日，槐里令朱云上书求见，当着公卿大臣面前，要求皇帝清君侧，斩了张禹这个奸臣。汉成帝大怒，要将朱云处死，御史奉旨上前，捉拿朱云。朱云不肯就范，紧紧攀住殿前的栏杆（即槛），竟生生把栏杆折断了。这时，左将军辛庆忌挺身而出，为朱云说情，头也叩出血来。汉成帝被两位诤臣感动，便赦免了朱云。《折槛图》正是通过描绘朱云犯颜直谏的忠臣形象，达到作品警世的作用。
除了历史画外，此次展览还展出了宋代帝后像。为帝后画像，是古代宫廷画家最为重要，又最让人头疼的一项工作，必须得按照一定的章程、规范来创作，务必表现出“帝王相”。相传由宫廷画家王霭创作的《宋太祖坐像》，画中太祖头戴直脚幞头，穿白袍，系朱带，蚕眉凤目，体态壮硕，端坐龙椅之上。此画将太祖的威严、气度、仪表刻画的十分到位，观者不忍直视，俨然有“帝王之相”。
一般情况下，帝后像均为一个人的画像，但此次展出的《宋仁宗后坐像》则与其他帝后像不同，画中除了有仁宗皇后，还有两位宫女分立两旁。曹皇后头戴九龙纹钗冠，面贴珠钿，翟衣绶带用环佩。人物神态庄重肃穆，服饰华美而光鲜。《宋史》记载仁宗皇帝有两个皇后：郭皇后和曹皇后。而郭皇后被废，而曹皇后又是北宋有名的贤后，曾辅佐宋英宗、神宗皇帝，因而此幅所绘应为曹皇后画像。
另外，展览还展出了美术史上赫赫有名的“杨妹子”画像，即宋宁宗后坐像，画中，杨后头戴龙纹花钗冠，拱手端坐于靠背椅上。宋宁宗后，原本不知姓氏，年少时随养母入宫，担任杂剧女伶。由于得到吴太后垂爱，将她赐与宁宗，乃得平步青云。杨后虽然出身微贱，却学识渊博，能诗善画，书法风格与宁宗相近，为后人留下了不少墨宝遗迹。
我们古代还有一类专门表现儿童生活题材的绘画作品，被称作“婴戏图”或“戏婴图”。《宋冬日婴戏图》就是其中的代表。描绘了姐弟二人在冬天庭院里玩耍的情景，其中姐姐手里拿著一面色彩斑斓的旗子，弟弟则用细红绳牵引着一根孔雀羽毛，正逗弄一旁玩耍的花猫。
从王羲之法帖到皇帝御笔书法
本次书法部分展出七位书法名家的作品，呈现晋唐宋元以来的书史变化。这些书法名家均为中国书法史上的代表人物，分别是东晋王羲之，唐代的玄宗李隆基，徐浩，“宋四家”中的苏轼，米芾，宋高宗赵构以及元代鲜于枢。从此次挑选的纸本作品中，基本可一窥晋人风流、唐人法度与宋书之意态。
东汉以来纸张的改良，使得这项媒材广泛应用于文字书写，再加上纸张与笔墨材料的契合搭配，创造了书法艺术的高度成长，中国书法史也开始进入名家争胜时期。魏晋诸名家今日仅存尺牍作品于法帖中，其中，又以“书圣”王羲之的名号最为响亮;他祖师爷般的地位，和唐太宗李世民的大力尊崇有关。唐太宗极爱羲之书，广为搜罗，除了骗取《兰亭序》的故事脍炙人口，还命令内府制作许多忠于原迹的摹本，或刊刻集字法帖，使大王书迹遍布天下，成为世人学习的楷模。《平安何如奉橘三帖》卷，便是钩摹本中的杰出作品，由两张硬黄纸拼接，以双钩扩填的方式，摹勒王羲之的三则行草书札。此帖包含三封短信，每封均以信件中的字命名。第一则为平安帖，行书及草书书写，内容是向友人报平安，表达思念之情。其中提到的“脩载”，是王羲之的堂兄弟。第二则是何如帖，行书书写，内容为问候友人，并告知近况。第三则奉橘帖，是赠送友人橘子的便签，行书书写。整部作品点画间充满速度与方向的变化，尤其是笔画之间牵丝映带处锋毫毕现，全面展示了书圣揉和快慢、方圆、提按变化的高超笔法。
米芾收藏、赏鉴二王书迹，是在过访苏轼时受到提点，加上与京城公卿赏鉴书画，眼界大开，方才一改早年唐人笔法，积极学习魏晋古风，书艺大进。个性奔放的米芾，幼时生长于皇家府邸中，与皇亲国戚相识，故21岁便入仕成为秘书省校字郎，陆续恩荫其他官职;虽然最终也只是服五品的礼部员外郎，米芾却因远离政治斗争，在艺文方面有充分的发挥，成为四家中书法成就最高者。
《致希声吾英友尺牍并七言诗》约书于元祐七年（1092），此时他刚从“黻”改名为“芾”不久。米芾写信给居住在汴京的友人希声，报告自己将外官河南雍丘县令的喜讯。书信一开头就说自己不堪担当大任，“非才当剧”，透露出他首次独当一面，戒慎恐惧的心情。然而话锋一转，马上又献七绝诗一首，以增胜助兴。诗中米芾回忆起数年前与友人相聚共游山川，或是雅集盛筵的欢乐情景。这种闲适自得的心情，与即将接踵而至的繁忙政事，形成强烈的对比。县令虽为正八品小官，但在米芾同时期的《烝徒帖》《岁丰帖》中，都可以看到他初上任時的志得意满与喜好高谈阔论。
除了如米芾精心勠力之作，宋人尺牍更多的是抒情小品，寥寥数语，闲话家常。本次选展苏轼的两封短笺，便见证世家交谊，私密性较强。二札均出自《苏氏一门法书》册页，原为杜氏旧藏，南宋时由后人杜唐弼集结成卷，流传有绪。苏、杜两家交游应早于嘉祐元年（1056）二苏应试之前，而苏轼与杜道源及其子的密切交往，则要到元丰三年（1080）就任黄州以后，时间跨越三代人物。
其中，有存世苏轼墨迹中年代最早的《宝月帖》（1065），是写给长辈杜君懿的。另一幅《啜茶帖》，是东坡步入中年时期（1080）写给“道源”杜沂的。苏轼问他有没有空一起喝茶，有些事想当面说，并问候其子孟坚（杜传）。此前未久，苏轼才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而杜孟坚刚好在黄州任官法曹，道源过黄与之游，苏、杜两家彼此有了慰藉照应。苏轼文集中多次记载黄州时期与杜道源及其家人的交往，如元丰三年四月，苏轼与武昌令江綖、道源及其二子游武昌西山，作《菩萨泉》诗，《啜茶帖》也是其中一项见证。
此次展出的帝王墨迹，展现了内府收藏之于皇室书学的影响。唐代与南宋皇室学书都有二王痕迹，然而毕竟时代风格、个性不同，各有侧重。另外，两卷帝王书均用花押签署、钤上印玺，当中也暗藏玄机，如宋高宗花押，便解为“九五之尊”。鉴赏时展卷开合，可见兄弟、君臣之情，亦有恳切，透露出帝王温暖的一面。
《鹡鸰颂》为唐玄宗李隆基難得的墨迹。玄宗是睿宗李旦的第三子，睿宗即位后，皇长子李成器让太子之位给战功彪炳的三弟李隆基，玄宗即位后也屡屡征询长兄意见，传为佳话。兄友弟恭的故事，有这卷《鹡鸰颂》锦上添花。文本写秋天的时候，忽有一群鹡鸰聚集于麟德殿的树上，数日不去，引发了魏光乘的诗兴，献上颂文。鹡鸰这种水鸟有飞鸣行摇、互相联系的特性，在沙洲遇难时，它的兄弟会来救难，被古人视为“兄弟友悌”的象征。故而，这首诗歌隐喻玄宗与兄弟们能共患难、御外侮，以及他们的宴饮之乐、室家之欢，词藻优美。
史载玄宗善八分书、正书及章草。传世玄宗碑刻书中，以西安碑林镇院之宝《石台孝经》最为有名;而此《鹡鸰颂》卷却是其名下唯一行书墨迹，有难得之处。考据年代，文本应作于开元九年（721），比较其余玄宗碑刻书，亦是年代最早者。《鹡鸰颂》卷书出二王之间，就结字而言，是继承初唐所盛行的王羲之书风;字虽然不大，然结体紧结，显得神采奕奕。行笔多藏锋，注重提顿转折，有逎劲峻爽之势;至于笔法沉着，墨法丰厚，则显现盛唐以来偏好丰腴之美、雄健宽宏的样貌。全卷气象恢宏，且越到卷末越有奔放之势，最终以敕字画押结尾，反映唐室规矩。
另外，《鹡鸰颂》卷本幅由四纸接成，现仍保留“宣和装”的样式，著录于《宣和书谱》中，可知它收入北宋皇家的时间下限;而从卷后政和五年（1115）蔡京、蔡卞兄弟的题跋，可知《鹡鸰颂》在宋徽宗时转变为象征祥瑞意涵的文本。
另一卷皇帝书法是南宋高宗御书《赐岳飞手敕》卷，原是写给岳飞的军事密令。开国之初，高宗相当倚重各路义军收复失土，保疆卫国，尤以岳飞赐旗“精忠”为最，授以太尉。绍兴七年（1137）秋天，淮西军叛，归附伪齐刘豫;岳飞率鄂州军到防区边界巡视，当他把此行动报告朝廷之后，高宗以此御札回复，嘉勉其恭忠体国。
高宗为徽宗九子，幼承家学，习父皇字，稍长学黄庭坚，后出于军事机密缘故，改学米芾，上溯二王，对于书法的热爱终生不渝。《赐岳飞手敕》卷在高宗书法中相当重要，正是他从北宋书风转入魏晋古法之际，由于积极临写《兰亭序》，字形中已可见到王羲之的踪影，进入书风转折期。此札楷中带行笔，点画讲究、姿态优美，虽然是在军事急迫中对属下的敕书，仍行气首尾一贯，显现出对书法的执着。年方三十的高宗，正用心体会羲之书妙，比起唐玄宗之潇洒，他更克制内敛，较强调左右开合之势。此后，高宗书风相对稳定，如兰千山馆藏《付岳飞札》，已流丽成熟，上下行气更加紧密，整齐均匀。高宗晚年书法上追二王，临习魏晋以来至六朝笔法，对南宋皇室书法有深刻影响，及至宋末宗亲赵孟頫。
除了唐、宋书风变革，元代亦在传承中脱胎，从传统中创新。元代提倡复古的大书法家鲜于枢，正是串联此展书作的幕后藏家之一。鲜于枢出身北方，以胥吏出职，太常寺典簿致仕。赵孟頫对他的书法十分推崇，认为鲜于枢草书“过余远甚，极力追之而不能及”，视为畏友。鲜于枢力学古人，和他的法书收藏经历息息相关。
此次展览所选唐代公文书《朱巨川告身》卷，曾经被鲜于枢收藏，是他学习唐代书法的养分之一。在至元丙戌（1286）以前，鲜于枢已经将颜真卿三帖尽入眼底，并评《祭侄文稿》为天下行书第二。与颜真卿齐名的书家徐浩， 15岁明经及第，仕途顺遂，宠绝一时。《朱巨川告身》卷为徐浩所书，“告身”是朝廷授与臣僚官职的任职令，依照官职品位的高低，有不同的格式。内容为六品官员的“敕授”，颁给原任睦州录事参军的朱巨川，新任大理评事，并兼任豪州锺离县（今安徽凤阳）令。
鲜于枢30岁以前在北方游历，入江南后开始收藏法书真迹，用功极深，书艺大进。鲜于枢晚年隐居杭州，以“困学斋”为居室名，雅好书画古玩，收藏多件名迹。除了上述《朱巨川告身》卷、颜真卿《祭侄文稿》、米芾《致希声吾英友尺牍并七言诗》等真迹外，本次选展鲜于枢《透光古镜歌》册，即是他以大字行楷书金人麻九畴为好友张伯玉所作的《赋伯玉透光镜》诗。由于透光镜在特殊的角度下会折射显现镜背的花纹，益显珍贵，受到歌咏传诵;而鲜于枢拥有如此稀罕的宝贝，以大字书写诗歌纪念，也就不足为奇了。
本次特展，名作迭出，蔚为大观，限于篇幅无法一一介绍，且书画菁华之妙，唯有到现场亲自体会才能真正获知。台北故宫博物院通过这些法定的“国宝”“重要古物”，使观众在神游名品之时，进一步理解文物活化及保存之深意，从而弘扬国宝，推广遗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