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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兰的教育立国、科技兴国、中小企业富国、大企业强国的发展理念，非常值得中国产业界借鉴
芬兰是一个面积仅有33万平方公里的北欧小国，却多次被世界经济论坛评为世界上最具竞争力的国家之一。作为北欧国家中创新类收入占比最高的国家，芬兰拥有一整套举国创新体系，创业氛围极其浓厚，并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同时，芬兰政府长期重视教育，创新教育成为保障芬兰创新驱动发展的关键环节。
芬兰的教育立国、科技兴国、中小企业富国、大企业强国的发展理念，非常值得中国产业界借鉴，特别是在创业氛围、创新环境、教育体系、科研体系的塑造方面，中国也需要像芬兰一样建立一套成熟稳定的国家创新体系。
对话Slush大会 芬兰靠创新成就强大竞争力
芬兰，圣诞老人的家乡。作为一个面积仅有33万平方公里、人口540万的北欧小国，却多次被世界经济论坛评为世界上最具竞争力的国家之一。芬兰在创新领域的成绩，更是令世人赞叹。
比如芬兰的Slush大会，创投圈的人可谓无人不晓。自2008年芬兰赫尔辛基首秀以来，Slush大会历经8年的发展，已经成为欧洲地区同类型规模最大、规格最高、享誉国际的创投活动盛典。每年11月，Slush国际创新创业大会都在芬兰赫尔辛基举行，届时Slush大会将成为汇集初创企业、高科技人才、国际顶级投资者、企业高管和媒体之间的盛宴。
与此同时，芬兰Slush大会以及芬兰强大的创新能力也在影响着中国。比如2014年，在芬兰举办的Slush大会获得了全球2.5亿人关注，阿里巴巴、腾讯、百度等龙头企业代表均参会并做主题演讲。2015年，Slush联合清华科技园、中关村软件园成功举办了Slush中国大会。2016年5月12日，中国及北欧创投大腕齐聚北京清华科技园，启动Slush UP中欧创投峰会。这次Slush UP中欧创投峰会由启迪之星、芬兰贸易协会、赫尔辛基市政府等机构承办，旨在从多角度为科技、健康、智能出行、游戏及文化娱乐、软件和大数据分析等六大创业领域搭建平台。在今年，Slush 还将联手启迪控股在中国开展更多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创投活动，其中包括将于10月31日在上海世博展览馆举行Slush China大会。
欧盟在今年年初发布了2015年成员国创新能力排行榜，在28个国家中，瑞典创新能力位居欧洲第一名，丹麦和芬兰紧随其后。目前芬兰在信息科学、生命科学、能源和再生能源科学、新材料、空间科学、海洋科学、环境科学以及管理科学等领域，都在世界占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并且在很多领域拥有尖端技术，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绩。
近年来，芬兰以高新技术和全球最发达的信息社会而闻名全球。即使诺基亚雄风不再，芬兰也涌现出一批著名公司和知名品牌。其中，正在崛起的Supercell游戏公司，推出了《ClashofClans》（宗族战争）以及HayDay（开心农场）两款游戏，在77个国家连续多周名列iPad游戏下载量第一名。芬兰清洁技术及产业也开始走向世界，一批在生物燃料、柴油、水处理和生物能源等方面有专长的公司让芬兰成为清洁技术强国，并成为出口的重头戏。
为何一个小国能有如此惊人的创新能量？为什么这么小的国家能够有世界一流的品牌，能够让人过上非常舒适、安宁、幸福的生活？这都是本文力求寻解的问题。
教育体系 全球最佳
世界上每一个发达经济体都将教育视为国家的重任。因为国家的未来属于现在的儿童，重视青少年的教育才能提高未来国家的竞争力。这种思维在芬兰表现尤甚。
芬兰处在俄罗斯和瑞典两个“大国”夹缝中，国内资源匮乏，芬兰深感国家的生存发展系于500万人口的人力资源开发。芬兰法规规定，每一个生活在芬兰的人（包括外国人和难民）都有权接受免费义务教育，政府必须保证为每一个人提供平等接受教育的机会，以满足其能力和发展的需要。
从20世纪60年代起，芬兰政府就把普及基础教育置于国家政策的重心，每年教育方面的支出在国家预算中位居第二位，仅次于社会福利开支。芬兰教育支出占GDP比重高达7.5%，远远超过世界平均水平（中国2015年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为4.28%，美国为7.1%，）。全国拥有20余所大学，人均拥有大学和图书馆的比例高居世界前列。
值得中国教育界关注的是，芬兰的教育方法与中国相比有很多不同，这些不同也造就了其全球第一的教育水平，芬兰青少年曾连续多年在“国际学生评估计划”中的阅读、数学与科学三项评比中名列第一。尤其是儿童教育和青少年教育方面，芬兰的中小学教育被联合国誉为全球最佳模式。很多欧共体国家如荷兰、比利时、法国、德国等也纷纷仿效其教育模式。
比如芬兰的教师选拔非常严格。早在1979年，芬兰国家教育委员会就明确表示：教师属于研究型人才，必须具备硕士或硕士以上学历。给中小学教师如此高的定位，世界上独一无二。在芬兰，报考师范院校比报考普通大学难度大得多，录取率仅10%。除了多种考试层层把关、逐级选拔，还要面试，被认为具有创新能力、教学热情、终身学习能力者，方可被师范院校录取。这也无怪乎芬兰人为什么对自己国家的教育那么放心，因为芬兰中小学教师是最好学的一群人、是学历很高的一群人、是最有成长潜力的一群人，所以教育委员会认为“芬兰没有不称职的教师”。
此外，学生在中小学没有考试，也没有成绩单。学校在每学期开始和结束时，都会邀请家长和学生共同探讨教学目标以及教学互动情况。中小学生没有成绩单，只有学期报告。整个小学期间，除了毕业前的全国3天统考，平时很少有考试。另外一次考试及大学入学的考试。芬兰的中小学强调的是学习和合作，而非竞争，学校严禁以竞争来刺激学生，这也大大减少了学生之间互相攀比的机会，学生自己和自己比较，待一个学期结束后，学生会检验自己是否达到了原定的学习目标。
芬兰全国各地的高中均取消了班级，这也与中国的教育体系不同。在无班级高中里，每一名学生都是独立的个体，自己制定学习计划、选修课程并掌握学习进度。上课铃响过后，在校园里依然可以看见有学生在草坪上边晒太阳边复习功课。有些学生将更多的时间安排在图书馆、电脑旁，或从事其他增长知识和技能的课外活动。总之，学生根据自己今后深造的方向或未来的职业生涯以及个人兴趣去选择课程进行学习。这种新体制充分考虑到每一名学生的需求，从而激发和促进了学生学习的自觉性和积极性。 2015年 ，芬兰政府对中小学校推行一项更为大胆的教育改革方案，摒弃传统的语文、数学、历史、地理等分科，取而代之的是采取一种名为“现象教学”的新方法。教师通过将各种不同的知识和技巧融入课题当中来进行教学。比如在学习“法国课”的时候，学生会被要求辨认地图上法国和其他国家，与法国朋友面对面的交流，并用法语讨论这些国家的天气、食物、生活习惯、气候特征，这样就可以在这个过程中一并学习到地理、气象和法语等知识。目前这种中小学的无考试、无班级、无分科的教育模式也在积极影响着世界各国的青少年教育。
等学生进入了大学，学生和老师则开始鼓励参加技术创新。大学普遍设有创新夏令营，学生在暑假或者寒假会搞创业小组而不是像中国学生去勤工俭学，他们会与学校派出的辅导老师一起对一些新的观念，新的想法进行探讨，在想法的基础上去形成产品和技术。另外大学有专门的孵化器，孵化器会到老师和学生当中采集一些创新的点子，把这些点子看能不能培植出来形成技术性的产品。
此外芬兰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设立技术学院（类似德国的应用技术大学），这些技术学院以职业为导向，以培养具有高级技能的人才为目标。目前芬兰共有20多所技术学院，是芬兰高等教育的主要组成部分，为企业输送了大批创新型人才。芬兰企业也非常愿意与技术学院及大学合作，因为在合作中企业每年只需向一个研究生支付2万欧元即可在研发过程中还能得到学界泰斗及各路人才的无偿指导，获得有益的市场资讯。而高校的学生在校期间即可接触市场，参与最前沿的科技开发，为他们所学提供了无偿实践机会。
由此可见，芬兰的教育强调的不是精英教育，而是个性化教学、创造性学习、以及人与人的信任、责任、分享等元素，这与中国乃至东亚的竞争性教学、应试教育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在这种环境中，教师往往是在包容、信任、尊重的社会环境中尽情发挥教育创造的想象力，自觉地、持续地推动芬兰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学生则在价值取向、吃苦耐劳、独立生活、解决问题、协调合作、表达自我等方面都具备了能力，并且符合社会标准。
国家 是一个巨型创业孵化器
去过芬兰的人都有强烈的感觉，那就是芬兰整个国家就是一个巨型创业孵化器。在这里，任何一个有潜力的想法、创新或项目都得到了很好的支持。仅有500多万人口的芬兰，却成功构建了一个门类齐全的ICT生态系统、清洁技术生态系统。仅仅诺基亚的前任员工在芬兰就已经设立了400家小公司，每年接近20000个新兴项目的创新，让人非常佩服芬兰的创新能力。
大量的创新项目则被一套称之为“国家创新体系”的完整系统所进行支持。在这一系统中，议会、内阁、科学与技术政策理事会组成首要政治机构，属于顶层设计部门，决定着芬兰创新发展的方向。教育部、贸易与工业部等政策制定部门属于第二层级的创新机构，负责将抽象的战略、政策、理念转化为能够落地实施的具体措施。第三层级的创新机构包括隶属教育部的芬兰科学院、直属国家议会的SITRA和就业与经济部下辖的TEKES，这是芬兰创新机构体系中的政策落实及协调部门，是推动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重要载体，实现了政府意志与市场运作的有机结合。
其中Tekes（芬兰国家技术创新局）、 Sitra（芬兰科技创新基金会）、VTT（芬兰国家技术研究中心）被芬兰企业称为站在几万家创奇企业的背后的三大巨人。
这样的赞誉，实在不为过。
Tekes每年投入6亿欧元支持2100个项目的创新，资金来源于芬兰就业与经济部。运营愤怒的小鸟的公司Rovio在创业初期就曾接受过Tekes的资金扶持。Tekes青睐于那些极具创新但同时充满风险的项目。Tekes也愿意帮助那些初创公司，他们更需要资金的支持，实现迅速成长。Tekes也会在最短的时间给申请者答复，目前处理请求的平均时间为33天，未来时间还会进一步缩短至20天。
这样的效率，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与之相比，即使在美国的硅谷，创业企业要想拿到政府的支持也要等上一年半载。
目前，经过Tekes选中的公司每年会得到Tekes从50万到200万欧元的资助，这个钱是白给企业的。Tekes的理念是政府要承担最大的风险，把企业孵化出来，两年之后，如果小企业成长起来了，社会上的VC介入，政府会退出，这也是政府投入的表现。
同时，Tekes的清廉高效，还体现在其专业服务的精神。比如芬兰科技研发的投资约70%来自于私人机构，为了帮助那些初创公司和国际风险投资公司取得联系，Tekes专门启动了一个名为“Vigo加速器”项目来帮助初创公司获得这些私人投资机构的资金支持。
在芬兰的科技创新体系中，Tekes和Sitra的地位特殊，因为它们对芬兰的企业影响至关重要。Sitra主要给企业的正常运转提供贷款。成立于1967年的Sitra，是芬兰国会监管下的独立性公共基金会，致力于促进技术成果的商业化和种子项目的融资，还参与部分国家科技战略的研究和制订工作。Sitra目前成为芬兰最大的风险投资者，同时也是催生新创意的思想库。它对中小企业创新的支持主要采用综合性计划和初创融资服务两种方式进行。
与此同时，VTT也在创新中发挥重要的作用。VTT是北欧地区最大的综合研究机构，主要研究方向包括数字信息系统、能源和纸业、建筑业和通讯业等。VTT建立于1942年，作为芬兰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除自身接受委托进行新技术的开发工作外，主要工作还包括与其他学术机构和企业签署合作开发合同，为后者提供专业咨询、项目测试、认证等服务。在芬兰科技创新产业链中，基础研究主要依靠大学和科研机构，公司负责进行产品生产，而VTT则扮演连接两者的中间人角色，进行项目应用研究。根据相关调查，所有与VTT进行合作的公司都表示，合作使自身的专业、技术得到了提高，其中60%认为VTT帮他们提高了竞争力，84%的合作者已经或在未来三年内可通过与VTT合作的项目获利。 这就是芬兰的“国家创业孵化器”。其互相协作的影响力早已经超过任何一个国家的投资机构，虽然Tekes选择的研发项目中存在30%的失败率，但这被认为是可以接受的，Tekes替企业承担了部分风险也让创新变得不再困难。因为鉴于Tekes的影响力和威信，凡是TEKES资助的项目，世界各国的银行、风投也会跟着投资。这样的相互渗透、相互促进的创新体系，不仅最大程度地利用了全体芬兰人的智慧，且将世界更多的优秀资源和资金不断地吸引到芬兰来。
中小企业 小而精的力量
在芬兰，处处都能强烈感受到芬兰企业的独到之处——不求“做大”，只求“做精”，也许与国家贫弱的历史、严酷的自然环境、顽强的民族性格等因素有关。但不管怎样，企业发展不一味求“大”，可以少些“面子”上的负担，踏踏实实专注研发。同时，企业能够做“小”，也是芬兰政府长期注重保障市场环境的公平，保护和尊重个人知识产权的结果。芬兰人相信只有生产出可靠的产品，提供可信的服务，才能保持经济和国家的竞争力，这一点与德国、日本的很多上百年的中小企业经营理念都相同。
芬兰的很多中小企业，多则几十人，少则一两人。在芬兰，员工规模上千，已经算是大企业了。芬兰全国共有 32 万家企业，以小企业居多，其中94%都是小企业（欧盟将雇佣员工10人以下的企业认定为小企业），大企业仅占全国企业总数的0.2%。
这些活跃的中小企业，也是国家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比如，致力于提升手机体验流畅度的软件公司Tuxera，是全球领先的文件系统软件的开发商和供应商，虽然公司只有十几个人，却能占据全球90%的市场份额，连中国的小米手机也是它的客户。又如，游戏公司Supercell，在公司网站主页的声明中说，公司自2012年创建以来经历了很大变化，但是“我们相信‘小’的力量。小意味着可以减少管理成本。因此，公司一直尽可能保持小规模。”至今，这家公司全球团队也只有150人。
企业虽小，能够存活一定是因为技术能力的高超。比如近年来，芬兰清洁技术产业的表现却十分抢眼，2011—2015年年均增长15%。芬兰的中小企业盯住的是其他国家不怎么注意的环保技术。目前，芬兰的清洁技术产业中表现最为突出的是能源效率解决方案。在芬兰，超过1/3的政府研发投入在清洁技术领域。有数据显示，芬兰国内生产总值仅占全球经济总量的0.4%，清洁技术市场份额却占到全球的1%。这一数字虽小，但对于一个人口刚过500万的国家来说，却意义重大。
目前，芬兰的提高能效的方案在全世界都得到了认可，包括涉及人们日常生活的，如家庭供热系统等都采用了能源效率解决方案；也包括在工业生产中的，比如芬兰的水处理、采矿、制造业、航运以及废物处理等企业都将能源效率作为关注重点。据芬兰贸工部统计，芬兰清洁能源技术出口已占芬兰出口总额的14%，并且向中国、巴西、北美洲都大量输出清洁技术。可以说，芬兰人对于环保的危机感和紧迫感，既保护了环境也带来了财富。
良好的生态环境也让芬兰成为人均幸福感最高的国家之一。在芬兰，人们基本都保持平和心态，生活舒适，既享受世界上最高的生活水平，也享受无处不在的森林、河流、野生动物等自然乐趣。人们不必从电子产品或娱乐中找刺激，假期到乡下别墅中静居，与家人同乐是最流行的休闲方式。
当然，经济全球化也在加速了芬兰企业国际化的步伐。近两年来，芬兰企业不断进行优化组合，使企业国际化进程明显加快。芬兰同行业企业通过并购、重组，出现了世界森林工业巨子斯托拉恩索公司、世界最大的造纸机械生产商梅佐公司以及生产自动扶梯的通力电梯公司等世界瞩目的跨国集团公司。这些企业通过强强联合，优势互补，从产品研发、生产到市场营销，实现了最合理的产业资源配置和规模经营，大大增强了企业的国际竞争力。而中小企业也纷纷加强了对海外市场的拓展和海外生产基地的建设，很多企业海外产品开发已占其全部产品研发工作的40%。比如位于上海浦东张江高新技术园区内的芬华创新中心（Finchi， Finland-China Innovation Centre），入驻了30多家来自芬兰的中小企业。他们和芬兰贸易协会、芬兰国家技术创新局比邻而居，为开拓中国市场做准备。
芬兰的创新机制 值得中国借鉴
总结一下芬兰的成功经验，可以说是四句话：教育立国、科技兴国、中小企业富国、大企业强国。芬兰对人的理念是培养人，把人的智慧、点子和创新的想法培育成项目，成立成公司，然后国家再有一系列的政策把小公司变成中型公司，变成大型公司。
在笔者看来，芬兰创新能力较高的原因中也与当地的文化和文明程度密切相关。笔者看到很多人的评述，比如“芬兰人对教育、创新、社会保障、环保、公共道德的重视，他们互助、协作与平等的精神，以及严格的时间感与纪律感，都令人印象深刻”。此外，北欧各国民族性都有极高的团结性，这也造就了他们生来就懂得要相互支持和合作。芬兰土地面积小、工业化进程较晚、资源匮乏、地缘政治（东西欧交界）话语权更加弱，但芬兰俗语“小个子妈妈也可以生出强壮的儿子”道出了芬兰人自己的坚强，那就是一定要靠教育、文明和科技来赢得市场和尊重。
2015年新晋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英国经济学家安格斯·迪顿（Angus Stewart Deaton） 长期从事对消费、贫困以及福利方面的分析。以他的观点来解释芬兰的成功和很多国家的失败，是非常好的视角。安格斯·迪顿提出战胜贫困和提高居民福祉的两个观点，一是穷国不可能永远指望健康服务来自国外，援助会破坏穷人最需要的东西：与他们携手创造未来的有效政府；二是只有国家与积极活跃的公民有效互动，才能够形成战胜贫困所需要的增长。但前提是国家有一套行之有效的互动体系，来激发公民的创造力，同时培养公民的创新能力（即教育）和保护公民的创新成果（即高效的科技转化体系），才能形成国家和公民的有效互动。
当然，“芬兰创新模式”是不可能被轻易复制的。由于经济发展和文化因素，芬兰早已形成独特的高税收加高福利的安排，社会信任度也非常高，国民也早已对创新形成了一种社会契约，即这种高税体现了国民愿意为了集体的进步而由更富裕的人做出相对的牺牲。
中国要学习芬兰的，是也建立一套和国民良性互动的机制。面对“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的热潮，中国政府同样需要在创新体系中扮演着资源整合和资金资助的角色，为企业和研究机构的研发和创新活动提供支持。
芬兰是一个面积仅有33万平方公里的北欧小国，却多次被世界经济论坛评为世界上最具竞争力的国家之一。作为北欧国家中创新类收入占比最高的国家，芬兰拥有一整套举国创新体系，创业氛围极其浓厚，并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同时，芬兰政府长期重视教育，创新教育成为保障芬兰创新驱动发展的关键环节。
芬兰的教育立国、科技兴国、中小企业富国、大企业强国的发展理念，非常值得中国产业界借鉴，特别是在创业氛围、创新环境、教育体系、科研体系的塑造方面，中国也需要像芬兰一样建立一套成熟稳定的国家创新体系。
对话Slush大会 芬兰靠创新成就强大竞争力
芬兰，圣诞老人的家乡。作为一个面积仅有33万平方公里、人口540万的北欧小国，却多次被世界经济论坛评为世界上最具竞争力的国家之一。芬兰在创新领域的成绩，更是令世人赞叹。
比如芬兰的Slush大会，创投圈的人可谓无人不晓。自2008年芬兰赫尔辛基首秀以来，Slush大会历经8年的发展，已经成为欧洲地区同类型规模最大、规格最高、享誉国际的创投活动盛典。每年11月，Slush国际创新创业大会都在芬兰赫尔辛基举行，届时Slush大会将成为汇集初创企业、高科技人才、国际顶级投资者、企业高管和媒体之间的盛宴。
与此同时，芬兰Slush大会以及芬兰强大的创新能力也在影响着中国。比如2014年，在芬兰举办的Slush大会获得了全球2.5亿人关注，阿里巴巴、腾讯、百度等龙头企业代表均参会并做主题演讲。2015年，Slush联合清华科技园、中关村软件园成功举办了Slush中国大会。2016年5月12日，中国及北欧创投大腕齐聚北京清华科技园，启动Slush UP中欧创投峰会。这次Slush UP中欧创投峰会由启迪之星、芬兰贸易协会、赫尔辛基市政府等机构承办，旨在从多角度为科技、健康、智能出行、游戏及文化娱乐、软件和大数据分析等六大创业领域搭建平台。在今年，Slush 还将联手启迪控股在中国开展更多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创投活动，其中包括将于10月31日在上海世博展览馆举行Slush China大会。
欧盟在今年年初发布了2015年成员国创新能力排行榜，在28个国家中，瑞典创新能力位居欧洲第一名，丹麦和芬兰紧随其后。目前芬兰在信息科学、生命科学、能源和再生能源科学、新材料、空间科学、海洋科学、环境科学以及管理科学等领域，都在世界占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并且在很多领域拥有尖端技术，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绩。
近年来，芬兰以高新技术和全球最发达的信息社会而闻名全球。即使诺基亚雄风不再，芬兰也涌现出一批著名公司和知名品牌。其中，正在崛起的Supercell游戏公司，推出了《ClashofClans》（宗族战争）以及HayDay（开心农场）两款游戏，在77个国家连续多周名列iPad游戏下载量第一名。芬兰清洁技术及产业也开始走向世界，一批在生物燃料、柴油、水处理和生物能源等方面有专长的公司让芬兰成为清洁技术强国，并成为出口的重头戏。
为何一个小国能有如此惊人的创新能量？为什么这么小的国家能够有世界一流的品牌，能够让人过上非常舒适、安宁、幸福的生活？这都是本文力求寻解的问题。
教育体系 全球最佳
世界上每一个发达经济体都将教育视为国家的重任。因为国家的未来属于现在的儿童，重视青少年的教育才能提高未来国家的竞争力。这种思维在芬兰表现尤甚。
芬兰处在俄罗斯和瑞典两个“大国”夹缝中，国内资源匮乏，芬兰深感国家的生存发展系于500万人口的人力资源开发。芬兰法规规定，每一个生活在芬兰的人（包括外国人和难民）都有权接受免费义务教育，政府必须保证为每一个人提供平等接受教育的机会，以满足其能力和发展的需要。
从20世纪60年代起，芬兰政府就把普及基础教育置于国家政策的重心，每年教育方面的支出在国家预算中位居第二位，仅次于社会福利开支。芬兰教育支出占GDP比重高达7.5%，远远超过世界平均水平（中国2015年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为4.28%，美国为7.1%，）。全国拥有20余所大学，人均拥有大学和图书馆的比例高居世界前列。
值得中国教育界关注的是，芬兰的教育方法与中国相比有很多不同，这些不同也造就了其全球第一的教育水平，芬兰青少年曾连续多年在“国际学生评估计划”中的阅读、数学与科学三项评比中名列第一。尤其是儿童教育和青少年教育方面，芬兰的中小学教育被联合国誉为全球最佳模式。很多欧共体国家如荷兰、比利时、法国、德国等也纷纷仿效其教育模式。
比如芬兰的教师选拔非常严格。早在1979年，芬兰国家教育委员会就明确表示：教师属于研究型人才，必须具备硕士或硕士以上学历。给中小学教师如此高的定位，世界上独一无二。在芬兰，报考师范院校比报考普通大学难度大得多，录取率仅10%。除了多种考试层层把关、逐级选拔，还要面试，被认为具有创新能力、教学热情、终身学习能力者，方可被师范院校录取。这也无怪乎芬兰人为什么对自己国家的教育那么放心，因为芬兰中小学教师是最好学的一群人、是学历很高的一群人、是最有成长潜力的一群人，所以教育委员会认为“芬兰没有不称职的教师”。
此外，学生在中小学没有考试，也没有成绩单。学校在每学期开始和结束时，都会邀请家长和学生共同探讨教学目标以及教学互动情况。中小学生没有成绩单，只有学期报告。整个小学期间，除了毕业前的全国3天统考，平时很少有考试。另外一次考试及大学入学的考试。芬兰的中小学强调的是学习和合作，而非竞争，学校严禁以竞争来刺激学生，这也大大减少了学生之间互相攀比的机会，学生自己和自己比较，待一个学期结束后，学生会检验自己是否达到了原定的学习目标。
芬兰全国各地的高中均取消了班级，这也与中国的教育体系不同。在无班级高中里，每一名学生都是独立的个体，自己制定学习计划、选修课程并掌握学习进度。上课铃响过后，在校园里依然可以看见有学生在草坪上边晒太阳边复习功课。有些学生将更多的时间安排在图书馆、电脑旁，或从事其他增长知识和技能的课外活动。总之，学生根据自己今后深造的方向或未来的职业生涯以及个人兴趣去选择课程进行学习。这种新体制充分考虑到每一名学生的需求，从而激发和促进了学生学习的自觉性和积极性。 2015年 ，芬兰政府对中小学校推行一项更为大胆的教育改革方案，摒弃传统的语文、数学、历史、地理等分科，取而代之的是采取一种名为“现象教学”的新方法。教师通过将各种不同的知识和技巧融入课题当中来进行教学。比如在学习“法国课”的时候，学生会被要求辨认地图上法国和其他国家，与法国朋友面对面的交流，并用法语讨论这些国家的天气、食物、生活习惯、气候特征，这样就可以在这个过程中一并学习到地理、气象和法语等知识。目前这种中小学的无考试、无班级、无分科的教育模式也在积极影响着世界各国的青少年教育。
等学生进入了大学，学生和老师则开始鼓励参加技术创新。大学普遍设有创新夏令营，学生在暑假或者寒假会搞创业小组而不是像中国学生去勤工俭学，他们会与学校派出的辅导老师一起对一些新的观念，新的想法进行探讨，在想法的基础上去形成产品和技术。另外大学有专门的孵化器，孵化器会到老师和学生当中采集一些创新的点子，把这些点子看能不能培植出来形成技术性的产品。
此外芬兰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设立技术学院（类似德国的应用技术大学），这些技术学院以职业为导向，以培养具有高级技能的人才为目标。目前芬兰共有20多所技术学院，是芬兰高等教育的主要组成部分，为企业输送了大批创新型人才。芬兰企业也非常愿意与技术学院及大学合作，因为在合作中企业每年只需向一个研究生支付2万欧元即可在研发过程中还能得到学界泰斗及各路人才的无偿指导，获得有益的市场资讯。而高校的学生在校期间即可接触市场，参与最前沿的科技开发，为他们所学提供了无偿实践机会。
由此可见，芬兰的教育强调的不是精英教育，而是个性化教学、创造性学习、以及人与人的信任、责任、分享等元素，这与中国乃至东亚的竞争性教学、应试教育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在这种环境中，教师往往是在包容、信任、尊重的社会环境中尽情发挥教育创造的想象力，自觉地、持续地推动芬兰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学生则在价值取向、吃苦耐劳、独立生活、解决问题、协调合作、表达自我等方面都具备了能力，并且符合社会标准。
国家 是一个巨型创业孵化器
去过芬兰的人都有强烈的感觉，那就是芬兰整个国家就是一个巨型创业孵化器。在这里，任何一个有潜力的想法、创新或项目都得到了很好的支持。仅有500多万人口的芬兰，却成功构建了一个门类齐全的ICT生态系统、清洁技术生态系统。仅仅诺基亚的前任员工在芬兰就已经设立了400家小公司，每年接近20000个新兴项目的创新，让人非常佩服芬兰的创新能力。
大量的创新项目则被一套称之为“国家创新体系”的完整系统所进行支持。在这一系统中，议会、内阁、科学与技术政策理事会组成首要政治机构，属于顶层设计部门，决定着芬兰创新发展的方向。教育部、贸易与工业部等政策制定部门属于第二层级的创新机构，负责将抽象的战略、政策、理念转化为能够落地实施的具体措施。第三层级的创新机构包括隶属教育部的芬兰科学院、直属国家议会的SITRA和就业与经济部下辖的TEKES，这是芬兰创新机构体系中的政策落实及协调部门，是推动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重要载体，实现了政府意志与市场运作的有机结合。
其中Tekes（芬兰国家技术创新局）、 Sitra（芬兰科技创新基金会）、VTT（芬兰国家技术研究中心）被芬兰企业称为站在几万家创奇企业的背后的三大巨人。
这样的赞誉，实在不为过。
Tekes每年投入6亿欧元支持2100个项目的创新，资金来源于芬兰就业与经济部。运营愤怒的小鸟的公司Rovio在创业初期就曾接受过Tekes的资金扶持。Tekes青睐于那些极具创新但同时充满风险的项目。Tekes也愿意帮助那些初创公司，他们更需要资金的支持，实现迅速成长。Tekes也会在最短的时间给申请者答复，目前处理请求的平均时间为33天，未来时间还会进一步缩短至20天。
这样的效率，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与之相比，即使在美国的硅谷，创业企业要想拿到政府的支持也要等上一年半载。
目前，经过Tekes选中的公司每年会得到Tekes从50万到200万欧元的资助，这个钱是白给企业的。Tekes的理念是政府要承担最大的风险，把企业孵化出来，两年之后，如果小企业成长起来了，社会上的VC介入，政府会退出，这也是政府投入的表现。
同时，Tekes的清廉高效，还体现在其专业服务的精神。比如芬兰科技研发的投资约70%来自于私人机构，为了帮助那些初创公司和国际风险投资公司取得联系，Tekes专门启动了一个名为“Vigo加速器”项目来帮助初创公司获得这些私人投资机构的资金支持。
在芬兰的科技创新体系中，Tekes和Sitra的地位特殊，因为它们对芬兰的企业影响至关重要。Sitra主要给企业的正常运转提供贷款。成立于1967年的Sitra，是芬兰国会监管下的独立性公共基金会，致力于促进技术成果的商业化和种子项目的融资，还参与部分国家科技战略的研究和制订工作。Sitra目前成为芬兰最大的风险投资者，同时也是催生新创意的思想库。它对中小企业创新的支持主要采用综合性计划和初创融资服务两种方式进行。
与此同时，VTT也在创新中发挥重要的作用。VTT是北欧地区最大的综合研究机构，主要研究方向包括数字信息系统、能源和纸业、建筑业和通讯业等。VTT建立于1942年，作为芬兰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除自身接受委托进行新技术的开发工作外，主要工作还包括与其他学术机构和企业签署合作开发合同，为后者提供专业咨询、项目测试、认证等服务。在芬兰科技创新产业链中，基础研究主要依靠大学和科研机构，公司负责进行产品生产，而VTT则扮演连接两者的中间人角色，进行项目应用研究。根据相关调查，所有与VTT进行合作的公司都表示，合作使自身的专业、技术得到了提高，其中60%认为VTT帮他们提高了竞争力，84%的合作者已经或在未来三年内可通过与VTT合作的项目获利。 这就是芬兰的“国家创业孵化器”。其互相协作的影响力早已经超过任何一个国家的投资机构，虽然Tekes选择的研发项目中存在30%的失败率，但这被认为是可以接受的，Tekes替企业承担了部分风险也让创新变得不再困难。因为鉴于Tekes的影响力和威信，凡是TEKES资助的项目，世界各国的银行、风投也会跟着投资。这样的相互渗透、相互促进的创新体系，不仅最大程度地利用了全体芬兰人的智慧，且将世界更多的优秀资源和资金不断地吸引到芬兰来。
中小企业 小而精的力量
在芬兰，处处都能强烈感受到芬兰企业的独到之处——不求“做大”，只求“做精”，也许与国家贫弱的历史、严酷的自然环境、顽强的民族性格等因素有关。但不管怎样，企业发展不一味求“大”，可以少些“面子”上的负担，踏踏实实专注研发。同时，企业能够做“小”，也是芬兰政府长期注重保障市场环境的公平，保护和尊重个人知识产权的结果。芬兰人相信只有生产出可靠的产品，提供可信的服务，才能保持经济和国家的竞争力，这一点与德国、日本的很多上百年的中小企业经营理念都相同。
芬兰的很多中小企业，多则几十人，少则一两人。在芬兰，员工规模上千，已经算是大企业了。芬兰全国共有 32 万家企业，以小企业居多，其中94%都是小企业（欧盟将雇佣员工10人以下的企业认定为小企业），大企业仅占全国企业总数的0.2%。
这些活跃的中小企业，也是国家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比如，致力于提升手机体验流畅度的软件公司Tuxera，是全球领先的文件系统软件的开发商和供应商，虽然公司只有十几个人，却能占据全球90%的市场份额，连中国的小米手机也是它的客户。又如，游戏公司Supercell，在公司网站主页的声明中说，公司自2012年创建以来经历了很大变化，但是“我们相信‘小’的力量。小意味着可以减少管理成本。因此，公司一直尽可能保持小规模。”至今，这家公司全球团队也只有150人。
企业虽小，能够存活一定是因为技术能力的高超。比如近年来，芬兰清洁技术产业的表现却十分抢眼，2011—2015年年均增长15%。芬兰的中小企业盯住的是其他国家不怎么注意的环保技术。目前，芬兰的清洁技术产业中表现最为突出的是能源效率解决方案。在芬兰，超过1/3的政府研发投入在清洁技术领域。有数据显示，芬兰国内生产总值仅占全球经济总量的0.4%，清洁技术市场份额却占到全球的1%。这一数字虽小，但对于一个人口刚过500万的国家来说，却意义重大。
目前，芬兰的提高能效的方案在全世界都得到了认可，包括涉及人们日常生活的，如家庭供热系统等都采用了能源效率解决方案；也包括在工业生产中的，比如芬兰的水处理、采矿、制造业、航运以及废物处理等企业都将能源效率作为关注重点。据芬兰贸工部统计，芬兰清洁能源技术出口已占芬兰出口总额的14%，并且向中国、巴西、北美洲都大量输出清洁技术。可以说，芬兰人对于环保的危机感和紧迫感，既保护了环境也带来了财富。
良好的生态环境也让芬兰成为人均幸福感最高的国家之一。在芬兰，人们基本都保持平和心态，生活舒适，既享受世界上最高的生活水平，也享受无处不在的森林、河流、野生动物等自然乐趣。人们不必从电子产品或娱乐中找刺激，假期到乡下别墅中静居，与家人同乐是最流行的休闲方式。
当然，经济全球化也在加速了芬兰企业国际化的步伐。近两年来，芬兰企业不断进行优化组合，使企业国际化进程明显加快。芬兰同行业企业通过并购、重组，出现了世界森林工业巨子斯托拉恩索公司、世界最大的造纸机械生产商梅佐公司以及生产自动扶梯的通力电梯公司等世界瞩目的跨国集团公司。这些企业通过强强联合，优势互补，从产品研发、生产到市场营销，实现了最合理的产业资源配置和规模经营，大大增强了企业的国际竞争力。而中小企业也纷纷加强了对海外市场的拓展和海外生产基地的建设，很多企业海外产品开发已占其全部产品研发工作的40%。比如位于上海浦东张江高新技术园区内的芬华创新中心（Finchi， Finland-China Innovation Centre），入驻了30多家来自芬兰的中小企业。他们和芬兰贸易协会、芬兰国家技术创新局比邻而居，为开拓中国市场做准备。
芬兰的创新机制 值得中国借鉴
总结一下芬兰的成功经验，可以说是四句话：教育立国、科技兴国、中小企业富国、大企业强国。芬兰对人的理念是培养人，把人的智慧、点子和创新的想法培育成项目，成立成公司，然后国家再有一系列的政策把小公司变成中型公司，变成大型公司。
在笔者看来，芬兰创新能力较高的原因中也与当地的文化和文明程度密切相关。笔者看到很多人的评述，比如“芬兰人对教育、创新、社会保障、环保、公共道德的重视，他们互助、协作与平等的精神，以及严格的时间感与纪律感，都令人印象深刻”。此外，北欧各国民族性都有极高的团结性，这也造就了他们生来就懂得要相互支持和合作。芬兰土地面积小、工业化进程较晚、资源匮乏、地缘政治（东西欧交界）话语权更加弱，但芬兰俗语“小个子妈妈也可以生出强壮的儿子”道出了芬兰人自己的坚强，那就是一定要靠教育、文明和科技来赢得市场和尊重。
2015年新晋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英国经济学家安格斯·迪顿（Angus Stewart Deaton） 长期从事对消费、贫困以及福利方面的分析。以他的观点来解释芬兰的成功和很多国家的失败，是非常好的视角。安格斯·迪顿提出战胜贫困和提高居民福祉的两个观点，一是穷国不可能永远指望健康服务来自国外，援助会破坏穷人最需要的东西：与他们携手创造未来的有效政府；二是只有国家与积极活跃的公民有效互动，才能够形成战胜贫困所需要的增长。但前提是国家有一套行之有效的互动体系，来激发公民的创造力，同时培养公民的创新能力（即教育）和保护公民的创新成果（即高效的科技转化体系），才能形成国家和公民的有效互动。
当然，“芬兰创新模式”是不可能被轻易复制的。由于经济发展和文化因素，芬兰早已形成独特的高税收加高福利的安排，社会信任度也非常高，国民也早已对创新形成了一种社会契约，即这种高税体现了国民愿意为了集体的进步而由更富裕的人做出相对的牺牲。
中国要学习芬兰的，是也建立一套和国民良性互动的机制。面对“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的热潮，中国政府同样需要在创新体系中扮演着资源整合和资金资助的角色，为企业和研究机构的研发和创新活动提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