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村有孔子学堂

　　两千多年前，孔子站在河岸上感叹：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两千多年后，他的子孙们正抓住时机，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布道着这位先祖的遗训。
　　在距离曲阜城东南30公里，孔子的出生地—尼山夫子洞村。周六的下午，孔为峰被热情高昂的义工拉到村委会，给村民们上课。这是身为孔子第76代孙的孔为峰第一次到先祖的出生地。
　　这也是他计划外的一堂课。从去年开始，这位曲阜实验小学教师每周末都义务前往泗水县，给县底下的村民讲儒学。上午讲完课以后，接待他的义工希望他再给临近的夫子洞村讲一堂课。他盛情难却。
　　“有没有设备可以放PPT？”他问。
　　“没有设备，而且地儿特别小。”
　　夫子洞村的讲学条件比其他村的简陋许多。村支书在信访办公室门前挂了一块牌子—“夫子洞乡村儒学讲堂”，就成了教室，对面则是村里的计划生育办公室。
　　上课前，村干部主持仪式，喊：“起立，拜！”被召集而来的30多名前来听课的村民齐刷刷地起立，对着白墙上的孔子像行鞠躬礼。“兴”，起身。按照《尼山乡村儒学讲堂仪规》，鞠躬应到近九十度，中间稍停顿，礼敬需四次。“礼成”。话落，才可轻声落座。
　　“孔子是哪村人？是咱村人。两千五百年前，他是我们的老祖宗，全世界都在学习他，咱村的人更应该学习了解。他说的话是千真万确，比毛主席说的还有道理哩。他说的话传了两千五百多年了，大家说应该学吗？”村干部停了停。
　　这些大多是留守村庄的妇孺，应允道：“学！”
　　“咱们作为孔子的同乡人，更应该学，好好学。下面请孔老师、孔夫子的后代传人，给咱讲讲。”
　　孔为峰上台，全体村民再起立，向其行二拜礼。这让孔为峰很感动，大部分乡村并不太在意上课前的繁文缛节。比如上午他所教课的那个乡村，连张孔夫子画像都没有。
　　当然，这个名为“乡村儒学建设实验”的活动，并不是村民自发的。由尼山脚下的“尼山圣源书院”组织发起，已经持续了一年多。这和孔为峰也有一定的渊源。
　　今年8月，曲阜市政府策划了“百姓儒学节”活动。作为百姓儒学节活动策划组成员，孔为峰向市委书记提出在曲阜全市405个村，村村设立孔子学堂，配备一名儒学教师，开办“百姓儒学论坛”。这个建议最终出现在市政府下发的红头文件里。
　　孔为峰说，“百姓儒学节”吸引了超过10万群众参加。他把曲阜电视台的报道视频存在电脑里，兴致勃勃地放给记者看。
　　“说实话，我们都为孔子这个事业哭过，也笑过，就像恋爱一样。”这场“恋爱”就像一场漫长的马拉松，现在似乎只是跑过了半场。

“当时谁敢提孔子啊？”

　　2002年，已经将四书烂熟于心，《论语》倒背如流的孔为峰，满怀改革教育制度的热情，前往上海一家私立教育集团。
　　那是充满挫折的半年。他尝试把《论语》作为单独的一门课加入课程，但领导接受不了。叫板之后，孔为峰离开上海，回到曲阜。
　　与现在蓬勃发展的读经班不同，那时候公开提出开设读经课是一项充满风险的举措，“还是太早了，到处都有反对孔子的声音，”孔为峰事后总结，“当时谁敢提孔子啊？”
　　回到曲阜以后，他一边在曲阜当地的公立学校当语文老师，一边利用周末的时间办了一间“曲阜公益国学馆”，每周给超过200人进行国学启蒙教育，教孩子读经。教室设在孔子文化园内，由于是古式的建筑，年久失修，冬天即便关上窗户，墙壁四面透风。唯一的好处是房租便宜，省去了开课成本。2009年，孔子文化园被企业承包进行投资改建，房租涨到一年40万元，国学馆遂停办。
　　几年的教育实验下来，孔为峰明白一件事：“孤军奋战”很难，教育实验还得借助政府的力量。“儒学不能不依托政府，我们可以借政府，政府也可以借儒学。”他找教育局合作推广儒学。教育局发通知给家长，要求参加“家长课堂”活动，每周一次，讲如何教育孩子。实际上，还是讲四书五经上的东西。
　　“你提儒学，家长可能觉得和自己关系不大，我们说家教家长就愿意来了。”这是策略问题，孔为峰说，“没必要标题党对吧。”

“谁为孔子做事，我就为他做事”

　　从辈份上说，孔为峰比孔祥金小了一辈。
　　孔祥金是孔子第七十五代孙，现在是“吃亏是福”孔子学苑的建设总顾问，他告诉记者，这将是全世界最大的孔子学院，计划规模达到20多万平方米，投资总额16个亿。为了和国家汉办在国外建设的“孔子学院”相区分，特意把院改成了苑。
　　这笔生意是孔祥金任曲阜市旅游局局长期间谈下来的。他在济宁的一个企业家朋友去上海听了三四天浙江海宁商人朱正耀开设的讲授国学的企业家培训课，“激动啊，哭啊，觉得很值，当时是一张卡刷了68万元听朱正耀的课。”
　　这位济宁商人邀请朱正耀前往孔孟之乡曲阜，并介绍给时任曲阜旅游局局长的孔祥金认识。就这样，孔子学苑作为一个招商引资项目进驻曲阜，按照新闻报道“建成后可实现年接待培训人次200多万人，实现利润6000万元、税收1500万元。” 　　但孔祥金解释，他之所以积极支持孔子学苑在曲阜办学，绝非为了经济效益，而是被朱老板深厚的国学底蕴所折服。“我以前说过一句话：谁说孔子好，我就说他好。谁为孔子做事，我就为他做事。”
　　这所规模宏大的国学院，位于曲阜市吴村镇，从市区驱车，需要半个小时才能到达。这是一个刻意为之的选址，乡村、农田是孔子学苑建筑设计的重要特色。除了两栋木质结构的房屋以外，剩余的就是大片宽广的农田。2000多亩地，分两块，一块建学校，一块搞自然农法，已经三年了，不打药不施肥不除草。孔祥金说，“孔子讲天人合一，那些农民早上下地前都背《三字经》的，田地里喇叭放的都是儒家文化的音乐。”
　　孔子学苑开设的课程，专门针对企业家，“管理心经”、“领袖传爱”、“五福人生”、“心灵之旅”等等，这些名称似乎离儒学有点远。最近正举办的一个班叫“好妈妈了凡读经班”，招收的学员也都是女企业家。
　　一个班的时长3至7天，采用全封闭教学，来上课的学员得先把电脑手机等电子产品一起丢到储物间里，十个人睡大通铺。
　　着装也是需要统一的，进入课堂需要穿上印有“吃亏是福”标志的红色马甲。每个班会根据主题的不同进行分组，比如“好妈妈”班的260名企业家被分在了“敬夫”、“我错了”、“积福传家”、“我帮你”等10个组。
　　下午茶歇有一套特别的仪式。主持人带领教室的200多名学员大喊10声“我错了”，再大喊10声“我帮你”，然后每组成员举着各自印有道德标语的组牌退场。
　　让所有来的企业家忏悔，似乎是这所学校力图达到的效果。据学苑的郭经理介绍，二期工程将会建几十个只能容纳一个人的小黑房子，让企业家进去跪在列祖列宗面前忏悔。灵感来自电影《非诚勿扰》中葛优跪在教堂忏悔的情节。
　　今天，在曲阜，小有名气的孔氏后裔都很忙碌，办学、讲课、演讲。
　　比孔祥金小一辈的孔子第七十六代孙孔令君，今年62岁，曾任曲阜文学艺术联合会主任。现在，退休赋闲的孔令君又忙碌起来，一下子好几个省邀请他去做文化交流，“江西请了以后，山西又请了，四川又请了。这半年跑了三个省。”
　　对于目前喷发出来的孔子热，孔为峰却有一丝忧虑，“现在国学班泥沙俱下，鱼龙混杂。一看这个有利可图，马上开始了。”孔为峰痛恨那些借孔子之名进行敛财的所谓国学机构。他曾经被朋友骗说去上公益课，结果上了以后才知道收费高得离谱，还不管食宿。

“奉祀官”归来

　　曲阜“香格里拉”大酒店大厅拐角，有两间办公室，在这里，曲阜儒学新院副院长孔红晏每天需要接待不同的来宾。几个月前，就在这间挂满了“至圣先师孔子行礼图”的办公室内，他接待了孔子第七十九代嫡孙、“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孔垂长。
　　1949年，孔子第七十七代嫡长孙、袭封三十二代衍圣公的孔德成应国民党当局之请，迁往台湾。孔德成去世后，2009年，作为孔德成的嫡长孙，孔垂长被台湾当局任命为“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主持家祭和公祭。
　　“我这儿也算是孔垂长驻曲阜的联络处。”孔红晏说，今年，孔垂长来大陆的次数可以用“频繁”来形容，“9月份在深圳，10月份到武汉，11月份到广西，计划12月去贵阳。”
　　孔红晏正在曲阜筹办一所面向西方的儒学院，规划在“香格里拉”隔壁建一个3000平方米的现代化会所式儒学机构。“曲阜的国学院层次还停留在对小孩子启蒙教育的竞争上，其次就是作为一个旅游产品，一个旅游团到曲阜来旅游顺便听一堂国学课。”孔红晏还没有计划好儒学新院具体的教学项目，但方针已经定好了，“承东传西”，成为一个中西方的交流基地。
　　儒学院邀请了孔垂长做顾问。在曲阜，和孔垂长能产生联系的国学院不多。今年5月，孔垂长以孔子第七十九代嫡孙、“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的身份出席了曲阜师范大学国学院揭牌仪式，并被聘为国学院名誉院长。
　　2012年4月，孔垂长以“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身份，先率团至曲阜孔庙主持春祭大典，次日在孔林家祭。随后北上参加了北京大学召开的“儒学的复兴”两岸学者学术研讨会暨孔垂长先生欢迎会。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起源地，孔垂长选择北大意味深长。

　　北大以高规格接待了孔垂长。当时的北大校长周其凤致辞说：“孔垂长先生作为孔子第七十九代嫡长孙，历代衍圣公正宗传人，是儒家文化在当代的重要象征之一，也因此承担了特殊的历史责任。”
　　这次交流活动被视为孔垂长至大陆的一次试水之旅。“原来孔垂长的职位在大陆不允许介绍，但这次活动，汤一介先生说了，你是奉祀官，表明这个称谓不违反海峡两岸的核心利益。”孔红晏说。
　　台湾有学者评价：“在台湾，最后一代至圣先师奉祀官，孔子嫡系，没有特别的礼遇，归于平淡。相对地，在大陆孔子后代的地位反倒受重视。”

从冬天到春天

　　64万人口的曲阜，孔氏人口多达13万人。据曲阜孔子后裔联谊会的记载，曲阜入谱的孔子后裔有9万，这个数字随着修谱工作的常态化进行，还在增加。
　　大多数的孔子后代如今已经过了知天命的岁数，这些1960年前后出生的孔子后裔，谈话间还会不自觉地提及“文革”时期的“批孔”浪潮。即便是同辈人，对那段历史的态度也显示出微妙地差异，有的义愤填膺，有的含混回避，还有的则保持着暧昧的态度。
　　“非常有意思。”回忆往事，孔子研究院的副院长、孔子第七十五代孙孔祥林坐在研究院的222号办公室，蹦出了第一句话，“我的第一份工作经历就是从承办‘批林批孔’展览到撤销展览的全过程。” 　　1975年，“批林批孔”运动还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孔祥林从学校毕业，被调到济宁筹备“批林批孔”的展览工作。按当时文件指示要求，这个展览一共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在孔庙大成殿展出;第二部分在圣迹殿展出，紧挨着圣迹图，主题叫做“孔子罪恶的一生”;第三部分在孔府展出，主题为“万恶圣人家”。
　　即便在1976年粉碎“四人帮”，“文革”结束，这个批判孔子的展览还停留在孔庙和孔府的中央。直到1978年5月，中央通知1979年“三孔”要对海内外开放，曲阜文管会才开始着手进行拆除展览和维修古建筑。
　　1979年“三孔”在“文革”后首次对外开放，当时准备得非常草率。“文革”中孔庙经受了严重破坏，大成殿所有的匾额、对联、塑像损毁殆尽，文管会就临时画了张孔子像，摆了些祭器，这样就对外开放了。“开放以后，反响不是很好，孔林的好多坟墓挖开了，口都在那儿敞着呢，没有封。但是就已经开放了，为什么呢？没有一个人表态到底怎么办。”孔祥林回忆。
　　直到1982年10月，胡耀邦在前往济宁视察的时候，拍板修复孔庙事宜，随后国家拨款48.5万元，黄金48两，用于修缮工作，大成殿才开始竖孔子像，恢复原貌。
　　批林批孔的时候，孔令君才十八九岁，他形容那正是“青春勃发，豪情万丈”的年纪，他好学，对知识的渴求像乞丐见了面包一样。但“批林批孔”时，突然感觉“孔子被批了，孔家人有点抬不起头来”，感觉到很“压抑”。
　　比孔令君大一辈的孔祥林，还记得2011年孔子铜像被安放在天安门广场的国家博物馆前的时候，他在网上查资料偶然看到这则新闻，很高兴，“虽说是国家博物馆后门，至少对孔子是一个推进。”当即，他在这则新闻下方的评论区写了一首诗：“风云过眼自秦坑，头像怡然广场东。汹涌安宁仁义竖，笑看起落过山峰。”
　　没料到100天以后孔子像又被搬走了。
　　激愤之余，他写了第二首诗，“又经起落过山峰，几日怡然广场东。我不赖人人赖我，自清自浊笑春风。”
　　现在，曲阜的一切事务似乎都在围绕孔子转。以城建为例，曲阜城市建设以孔府孔庙为中心向外扩散。为了与“三孔”古迹保持和谐，旧城内建设高度不能超越孔庙和奎文阁，高房和琉璃瓦类等现代都市建筑均被禁止。
　　而孔府东边的黑瓦白墙，曾经是一连串的高楼，那里聚集了汽车服务公司、宾馆、招待所、俱乐部。后来在恢复“三孔”的过程中，也都全部拆除。
　　上个月，孔庙热闹非凡，在曲阜市政府下发的文件里，要求每个单位组织员工，到孔庙朝圣祭孔，“让百姓祭孔、尊孔，体验儒家文化。”
　　孔祥林的同僚、孔子研究院院长杨朝明用“孔子回归”来形容曲阜目前的国学热。
　　“感觉传统文化的春天就要来了。”杨朝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