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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闻媒体方面，美国长期以来把自己标榜成客观、公正的典范。但实际情况是，美国的媒体并未走出受制于政府的阴影。媒体是美国国家利益的代言人，是美国国家总体利益的组成部分。一般情况下，美国政府对媒体的管理是采用一些主动的方式进行的，如召开新闻发布会、实施新闻审查等。在美国人中有这样一种传说，即“战争是新闻自由的最大障碍”。政府对支持战争一方的偏向以及媒体与军事工业体系的有力结合，使媒体管理远未做到美国政府对外声称的“客观与公正”。
美国媒体管理战略的历史及结构因素
美國现行媒体管理战略是由政治精英们和军事规划者在过去30年里基于冷战体制而设计的。早在南北战争时期，美国军方就曾制定过有关新闻稿件在发布前须接受审查的命令。在1898年的美西战争中，媒体在取得大众对政府的支持方面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当时，美国战舰“缅因号”的爆炸密切了媒体与政府中亲战派的结合。这样，在没有得到充分证据的情况下，美国对西班牙进行无端的指责，进而又吹响了战争的号角。1964年约翰逊政府又捏造了东京湾事件。当时，美国声称它的驱逐舰在北越遭遇挑衅且被放火纵烧。尽管这件事后来证明是捏造的，但它得以使约翰逊政府的决议在国会获得通过并继续从事对越南的战争。越南战争后，美国高层决策者逐渐意识到正是媒体报道才导致了美国的失败。他们认为电视画面上的死者图像实际上对战争起到了歪曲作用，从而在民众中间出现大规模的反战情绪。
二战后，罗斯福总统曾以行政命令方式对媒体信息的发布做了严格的规定。到20世纪80年代，精英们又设计出一套更为有效的管理体系。对该体系真正的尝试是1983年美国对格林纳达的军事入侵。这次，媒体控制是如此的成功以至于出现了真正的通讯中断，因为在这次战争中，新闻人员不允许前往格林纳达。但为了应对抗议，政府还是成立了媒体库。该库包括数名可靠的媒体人员，并允许他们前往战争地点以做短期的现场报道。这一做法在1989年美国对巴拿马的入侵中再次得到了使用。在这次战争中，军事规划人员设计出了对媒体控制的一整套机制。该机制主要包括：限制媒体人员进入战区以减少对伤亡情况的报道，向媒体提供由军事部门批准的战争图片，选择一些能信得过的新闻人员以发起对爱国主义情怀的煽动，等等。
海湾战争期间，美国的媒体审查制度得到进一步加强。正如该体系的设计者美国前副总统切尼所言，“坦率地说，我把它(媒体)看成是将要管理的对象。媒体功能是如此重要以至于我没有信心将这种管理交给媒体本身。”因此，媒体库体制的建立加强了政府对新闻人员的管理，并对他们的言行作了限制。这样，新闻人员常常被带入那些经过选择的地方，且不容许他们在没有军事官员陪同的情况下对普通士兵进行采访。在不能深入战地的情况下，记者们只好报道一些简要性的新闻，如精确打击情况等。这种做法使本应能从事客观报道的宣传机制出现了问题。
美国媒体在结构上存在一些缺陷。这些缺陷主要表现为媒体对政府和共同信息源的过度依赖，专业记者对官方渠道的偏好，对调查性新闻的投入不深，将反战的声音边缘化，等等。为减少来自外界的压力，尤其是来自一些大型媒体联合体的压力，媒体人员在报道中常常会采用妥协性的办法，“福克斯效应”就能说明这一问题。伊拉克战争期间，福克斯电视台的新闻频道是有线电视受众人数最多的一个。福克斯对战争的报道是基于其自身对战争的偏好，且它也尽可能地在寻求保守派的市场。战争期间，福克斯放弃了媒体应“持客观立场’’的一贯做法，公开指责反战声音。尽管明显有损害新闻尊严的现象，但福克斯仍获得官方较好的评价。
结构上的缺陷也使媒体容易成为决策者的管理对象。在过去20多年里，为了使投入低位运行，媒体部门对工作人员进行压缩，其结果是他们更加依赖那些低廉的和自由的新闻源。这种新闻的来源是公共关系部门与政府的结合。一旦与这种体制相结合，新闻报道人员只好被选送到一个同定的地方，诸如五角大楼、国务院等，以进行日常性的报道。这样，媒体对政府渠道的依赖将更加清楚，这种依赖也使政府的权力进一步加大，以加强他们对新闻媒体的管理。
此外，“专业新闻”思想也帮助人们接受了这一现状。正如罗博特·麦克切斯尼所说，专业新闻工作在合法性与利益性方面胜过党派和公共服务性新闻。这种作法的后果是对权力的关注。《哥伦比亚新闻周刊》主编布伦特·坎宁说到，对官方信息源的依赖伤害了新闻的客观性，致使记者们成为新闻的被动接受者。因此，对官力’渠道的依赖，加上费用减缩措施的采用，使调查性的新闻成为不可能，从而造成大量未经证实的和以政府信息源为基础的信息的出现。
伊拉克战争期间的美国媒体管理战略
尽管美国政府一直认为美国的新闻媒体在制作方面是世界上最自由的，但现实生活中很少看到媒体逆政府而行的事例。媒体是白宫施行其对外政策的有效工具。美国对外政策新框架在“美国新世纪工程”中有所体现。“新世纪工程”文件指出，美国应投入压倒性的力量以控制海湾地区。报告同时要求“保持美国在全球的支配性地位……并按美国国家利益来构建国际安全秩序”。为实现这一目标，报告进一步指出，有必要开展一些重大性的事件。“9·11”事件提供了构建美国新世纪政治体系的良机，而新保守主义则利用这一机会加大宣传力度以赢得人们对伊拉克战争的支持。
在发动对伊拉克战争及其加强对新闻媒体管理方面，美国政府是主要采用以下措施来影响受众的：
第一，采用捕风捉影与假设定罪等方式，为其开战寻找理由。对布什政府来说，找到发动阿富汗战争的理由并不难，但将伊拉克与“9·11”事件绑在一起是件极富挑战性的事件。正如反恐核心人物理查德·克拉克在他的著作《反对一切敌人：美国反恐战争内幕》中所言：“9·11”事件后，美国人开始了寻找这种连接的可能性。克拉克提到，布什曾讲过，“我深知你们做得很好，但我要求你们做的是，你们必须寻找萨达姆是否做过这件事的一些证据，看他是否与此事相关联”。为此，中情局前主任詹姆斯·沃赛和部分“新世纪工程”成员前往欧洲寻找证据。在欧洲，中情局官员“发现”捷克情报局有这样一条信息，即一名自称为“9·11”事件领导人的穆罕默德·安特曾于2001年4月在布拉格与伊拉克代表会过面。这样，中情局就将“9·11”事件与伊拉克联系在一起，并得到布什班子数名成员的支持。拉姆斯菲尔德因此说：“我们认为基地组织领导人在寻找与伊拉克的联系，并从中得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证据是可靠的。”尽管这份“报告”后来证明是假的，但对拉姆斯菲尔德来说，这为他持续地获取假情报打开了大门。随着战争的逼近，布什和切尼放弃了以前奉行的假设与推理战略进而直接指责伊拉克与基地组织的联系。布什在2003年2月28目的广播讲话中说，“萨达姆政权与恐怖网络有 着长期的、直接的和持续的联系。伊拉克情报官员和基地组织自90年代初期就有过8次接触，伊拉克向基地选派了制造导弹的专家，也向基地组织提供有关生化武器的培训。”据此，亲战争的一派认为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有意使用这些武器，这对美国的国家利益构成了威胁。总之，在发动伊拉克战争之前的一段时间及战争进行期间，美国一些主要媒体在报纸的头版或在电视中重复著同一种消息，即伊拉克境内藏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尽管有足够的证据来说明这种情况充满着矛盾，但管理者常常采取某些措施来引导媒体的报道，以使假设事件变成“事实”。
第二，控制新闻源，使新闻媒体有意识地忽视一些关键事件。在对前武器核查人员斯克特·里特尔的采访中，里特尔明确指出伊拉克在90～95％的程度上是非武装的。但是，媒体选择了对这一问题的忽视。2003年3月3日的《新闻周刊》中有关伊拉克内部倒戈问题的报道也是一个例证。文章称，从未进入萨达姆核心圈子的伊拉克高官侯赛因·加米尔于1995年告诉中情局和英国情报人员，“海湾战争后，伊拉克销毁了它所拥有的大量的化学武器与生物武器”。但在报道时，媒体人员却忽视了加米尔的供词。另一件众所周知的事是，早在20世纪80年代前期，美国就与伊拉克政府有过联系并向其提供生化武器，但媒体对此事的表现是“遗忘症”。唯一例外的是《华盛顿邮报》提出了美国对伊拉克的介入。该文章称，里根政府和老布什政府曾允许向伊拉克出售数方面的武器，包括军用的和民用的，也包括致毒性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即使伊拉克人在使用这种武器对付库尔德人后，美国也在持续地向伊拉克提供这种武器。但所有这些事件的确被媒体给淡化了。
第三，制造紧张气氛，以唤起人们对战争的支持与爱国情怀。主要做法有两种：其一是新闻管理人员与亲战争的“专家”保持联系；其二是对从事报道的记者或访谈节目主持人进行恐吓。其结果是，有好几家媒体拒绝报道有关反战方面的消息。调查发现，当时在美国媒体管理层有76％的人要么是现任政府和军事高官，要么是前任高官，他们几乎全都支持发动战争。这样，给新闻记者的信号是清楚的：是接受纪律?还是审查自己?正如记者拉赛尔·墨凯博尔和罗博特·威斯曼所言，如果你被告知作为要问棘手问题的记者，白宫的通道对你来说就是关着的。更为重要的是，为控制媒体，记者们在从事对战争情况报道前必须与军方签订协议，以确定哪些事件可以报道而另有哪些事件不可以报道。那些没有签协议的记者被定性为“单方面行为”，将无法获得通往前线的交通工具与其他器具。其实，这种对签署协议和单方面行为的区分不重在保护，而重在威胁。正如《时代》杂志前主编密歇尔·雷恩所说：“美国媒体在实际上是帮助军方吓唬伊拉克。”
第四，有意歪曲事实，达到对媒体进行有效控制的最终目的。伊战期间，除了直接对战场上的报道进行检查外，另外几个部门在策划战争宣传方面也起着关键性的作用。例如，设在白宫的“环球通讯办公室”，其职责是向政府发言人提供发言要点，并就他们的发言口径进行统一。《芝加哥先驱报》记者鲍伯·凯博说：“政府对信息的控制是如此的严密，以至于布什班子的官员从上到下使用同一件事来说明问题，即使对个别词句的选用也是十分的谨慎。”为做到严格控制，环球通讯办公室还向军事发言人散发了一个册子，其中指出不要把萨达姆的部队说成阿拉伯突击队(Fedayeen)，因为这一词具有褒义之意。相反，要使用如“恐怖”或“暴徒”之类的词。需要指出的是，英国《卫报》有一则报道说：伊战爆发以来，有大量的美国人主要依靠英国的BBC来获得消息。出现这种偏好的主要原因是美国民众对战争公正的期望度和美国媒体在这方面的失败性。
通过以上措施，美国政府做到了对新闻媒体的最大限度的管理。正如2004年5月25日《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中写到，有很多例子证明对伊拉克战争的报道“不是十分的精确”；“有些信息是受到争论的、不完全的并且是经不起推敲的”。但通常的情况是，一旦管理者将一种错误的、未经核实的信息看中并反复使用，以至于人们将错误的东西看成事实并予以接受，并最终赢得人们对伊拉克战争的支持。
美国政府对媒体的控制主要基于媒体与利益集团的结合，从而使媒体得到宣传方面的支持，并为自己的所作所为和霸权政策开脱。但大量存在的事实给媒体以压力——从起初报道的“解放伊拉克人民”到后来虐囚事件的出现，使作为“受人尊重”的官方渠道开始遭到人们的批评。显然，在民主化程度比较高的美国，媒体管理实际上还远远没有达到非意识形态化的地步。
(责任编辑：李瑞蔚)
美国媒体管理战略的历史及结构因素
美國现行媒体管理战略是由政治精英们和军事规划者在过去30年里基于冷战体制而设计的。早在南北战争时期，美国军方就曾制定过有关新闻稿件在发布前须接受审查的命令。在1898年的美西战争中，媒体在取得大众对政府的支持方面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当时，美国战舰“缅因号”的爆炸密切了媒体与政府中亲战派的结合。这样，在没有得到充分证据的情况下，美国对西班牙进行无端的指责，进而又吹响了战争的号角。1964年约翰逊政府又捏造了东京湾事件。当时，美国声称它的驱逐舰在北越遭遇挑衅且被放火纵烧。尽管这件事后来证明是捏造的，但它得以使约翰逊政府的决议在国会获得通过并继续从事对越南的战争。越南战争后，美国高层决策者逐渐意识到正是媒体报道才导致了美国的失败。他们认为电视画面上的死者图像实际上对战争起到了歪曲作用，从而在民众中间出现大规模的反战情绪。
二战后，罗斯福总统曾以行政命令方式对媒体信息的发布做了严格的规定。到20世纪80年代，精英们又设计出一套更为有效的管理体系。对该体系真正的尝试是1983年美国对格林纳达的军事入侵。这次，媒体控制是如此的成功以至于出现了真正的通讯中断，因为在这次战争中，新闻人员不允许前往格林纳达。但为了应对抗议，政府还是成立了媒体库。该库包括数名可靠的媒体人员，并允许他们前往战争地点以做短期的现场报道。这一做法在1989年美国对巴拿马的入侵中再次得到了使用。在这次战争中，军事规划人员设计出了对媒体控制的一整套机制。该机制主要包括：限制媒体人员进入战区以减少对伤亡情况的报道，向媒体提供由军事部门批准的战争图片，选择一些能信得过的新闻人员以发起对爱国主义情怀的煽动，等等。
海湾战争期间，美国的媒体审查制度得到进一步加强。正如该体系的设计者美国前副总统切尼所言，“坦率地说，我把它(媒体)看成是将要管理的对象。媒体功能是如此重要以至于我没有信心将这种管理交给媒体本身。”因此，媒体库体制的建立加强了政府对新闻人员的管理，并对他们的言行作了限制。这样，新闻人员常常被带入那些经过选择的地方，且不容许他们在没有军事官员陪同的情况下对普通士兵进行采访。在不能深入战地的情况下，记者们只好报道一些简要性的新闻，如精确打击情况等。这种做法使本应能从事客观报道的宣传机制出现了问题。
美国媒体在结构上存在一些缺陷。这些缺陷主要表现为媒体对政府和共同信息源的过度依赖，专业记者对官方渠道的偏好，对调查性新闻的投入不深，将反战的声音边缘化，等等。为减少来自外界的压力，尤其是来自一些大型媒体联合体的压力，媒体人员在报道中常常会采用妥协性的办法，“福克斯效应”就能说明这一问题。伊拉克战争期间，福克斯电视台的新闻频道是有线电视受众人数最多的一个。福克斯对战争的报道是基于其自身对战争的偏好，且它也尽可能地在寻求保守派的市场。战争期间，福克斯放弃了媒体应“持客观立场’’的一贯做法，公开指责反战声音。尽管明显有损害新闻尊严的现象，但福克斯仍获得官方较好的评价。
结构上的缺陷也使媒体容易成为决策者的管理对象。在过去20多年里，为了使投入低位运行，媒体部门对工作人员进行压缩，其结果是他们更加依赖那些低廉的和自由的新闻源。这种新闻的来源是公共关系部门与政府的结合。一旦与这种体制相结合，新闻报道人员只好被选送到一个同定的地方，诸如五角大楼、国务院等，以进行日常性的报道。这样，媒体对政府渠道的依赖将更加清楚，这种依赖也使政府的权力进一步加大，以加强他们对新闻媒体的管理。
此外，“专业新闻”思想也帮助人们接受了这一现状。正如罗博特·麦克切斯尼所说，专业新闻工作在合法性与利益性方面胜过党派和公共服务性新闻。这种作法的后果是对权力的关注。《哥伦比亚新闻周刊》主编布伦特·坎宁说到，对官方信息源的依赖伤害了新闻的客观性，致使记者们成为新闻的被动接受者。因此，对官力’渠道的依赖，加上费用减缩措施的采用，使调查性的新闻成为不可能，从而造成大量未经证实的和以政府信息源为基础的信息的出现。
伊拉克战争期间的美国媒体管理战略
尽管美国政府一直认为美国的新闻媒体在制作方面是世界上最自由的，但现实生活中很少看到媒体逆政府而行的事例。媒体是白宫施行其对外政策的有效工具。美国对外政策新框架在“美国新世纪工程”中有所体现。“新世纪工程”文件指出，美国应投入压倒性的力量以控制海湾地区。报告同时要求“保持美国在全球的支配性地位……并按美国国家利益来构建国际安全秩序”。为实现这一目标，报告进一步指出，有必要开展一些重大性的事件。“9·11”事件提供了构建美国新世纪政治体系的良机，而新保守主义则利用这一机会加大宣传力度以赢得人们对伊拉克战争的支持。
在发动对伊拉克战争及其加强对新闻媒体管理方面，美国政府是主要采用以下措施来影响受众的：
第一，采用捕风捉影与假设定罪等方式，为其开战寻找理由。对布什政府来说，找到发动阿富汗战争的理由并不难，但将伊拉克与“9·11”事件绑在一起是件极富挑战性的事件。正如反恐核心人物理查德·克拉克在他的著作《反对一切敌人：美国反恐战争内幕》中所言：“9·11”事件后，美国人开始了寻找这种连接的可能性。克拉克提到，布什曾讲过，“我深知你们做得很好，但我要求你们做的是，你们必须寻找萨达姆是否做过这件事的一些证据，看他是否与此事相关联”。为此，中情局前主任詹姆斯·沃赛和部分“新世纪工程”成员前往欧洲寻找证据。在欧洲，中情局官员“发现”捷克情报局有这样一条信息，即一名自称为“9·11”事件领导人的穆罕默德·安特曾于2001年4月在布拉格与伊拉克代表会过面。这样，中情局就将“9·11”事件与伊拉克联系在一起，并得到布什班子数名成员的支持。拉姆斯菲尔德因此说：“我们认为基地组织领导人在寻找与伊拉克的联系，并从中得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证据是可靠的。”尽管这份“报告”后来证明是假的，但对拉姆斯菲尔德来说，这为他持续地获取假情报打开了大门。随着战争的逼近，布什和切尼放弃了以前奉行的假设与推理战略进而直接指责伊拉克与基地组织的联系。布什在2003年2月28目的广播讲话中说，“萨达姆政权与恐怖网络有 着长期的、直接的和持续的联系。伊拉克情报官员和基地组织自90年代初期就有过8次接触，伊拉克向基地选派了制造导弹的专家，也向基地组织提供有关生化武器的培训。”据此，亲战争的一派认为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有意使用这些武器，这对美国的国家利益构成了威胁。总之，在发动伊拉克战争之前的一段时间及战争进行期间，美国一些主要媒体在报纸的头版或在电视中重复著同一种消息，即伊拉克境内藏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尽管有足够的证据来说明这种情况充满着矛盾，但管理者常常采取某些措施来引导媒体的报道，以使假设事件变成“事实”。
第二，控制新闻源，使新闻媒体有意识地忽视一些关键事件。在对前武器核查人员斯克特·里特尔的采访中，里特尔明确指出伊拉克在90～95％的程度上是非武装的。但是，媒体选择了对这一问题的忽视。2003年3月3日的《新闻周刊》中有关伊拉克内部倒戈问题的报道也是一个例证。文章称，从未进入萨达姆核心圈子的伊拉克高官侯赛因·加米尔于1995年告诉中情局和英国情报人员，“海湾战争后，伊拉克销毁了它所拥有的大量的化学武器与生物武器”。但在报道时，媒体人员却忽视了加米尔的供词。另一件众所周知的事是，早在20世纪80年代前期，美国就与伊拉克政府有过联系并向其提供生化武器，但媒体对此事的表现是“遗忘症”。唯一例外的是《华盛顿邮报》提出了美国对伊拉克的介入。该文章称，里根政府和老布什政府曾允许向伊拉克出售数方面的武器，包括军用的和民用的，也包括致毒性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即使伊拉克人在使用这种武器对付库尔德人后，美国也在持续地向伊拉克提供这种武器。但所有这些事件的确被媒体给淡化了。
第三，制造紧张气氛，以唤起人们对战争的支持与爱国情怀。主要做法有两种：其一是新闻管理人员与亲战争的“专家”保持联系；其二是对从事报道的记者或访谈节目主持人进行恐吓。其结果是，有好几家媒体拒绝报道有关反战方面的消息。调查发现，当时在美国媒体管理层有76％的人要么是现任政府和军事高官，要么是前任高官，他们几乎全都支持发动战争。这样，给新闻记者的信号是清楚的：是接受纪律?还是审查自己?正如记者拉赛尔·墨凯博尔和罗博特·威斯曼所言，如果你被告知作为要问棘手问题的记者，白宫的通道对你来说就是关着的。更为重要的是，为控制媒体，记者们在从事对战争情况报道前必须与军方签订协议，以确定哪些事件可以报道而另有哪些事件不可以报道。那些没有签协议的记者被定性为“单方面行为”，将无法获得通往前线的交通工具与其他器具。其实，这种对签署协议和单方面行为的区分不重在保护，而重在威胁。正如《时代》杂志前主编密歇尔·雷恩所说：“美国媒体在实际上是帮助军方吓唬伊拉克。”
第四，有意歪曲事实，达到对媒体进行有效控制的最终目的。伊战期间，除了直接对战场上的报道进行检查外，另外几个部门在策划战争宣传方面也起着关键性的作用。例如，设在白宫的“环球通讯办公室”，其职责是向政府发言人提供发言要点，并就他们的发言口径进行统一。《芝加哥先驱报》记者鲍伯·凯博说：“政府对信息的控制是如此的严密，以至于布什班子的官员从上到下使用同一件事来说明问题，即使对个别词句的选用也是十分的谨慎。”为做到严格控制，环球通讯办公室还向军事发言人散发了一个册子，其中指出不要把萨达姆的部队说成阿拉伯突击队(Fedayeen)，因为这一词具有褒义之意。相反，要使用如“恐怖”或“暴徒”之类的词。需要指出的是，英国《卫报》有一则报道说：伊战爆发以来，有大量的美国人主要依靠英国的BBC来获得消息。出现这种偏好的主要原因是美国民众对战争公正的期望度和美国媒体在这方面的失败性。
通过以上措施，美国政府做到了对新闻媒体的最大限度的管理。正如2004年5月25日《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中写到，有很多例子证明对伊拉克战争的报道“不是十分的精确”；“有些信息是受到争论的、不完全的并且是经不起推敲的”。但通常的情况是，一旦管理者将一种错误的、未经核实的信息看中并反复使用，以至于人们将错误的东西看成事实并予以接受，并最终赢得人们对伊拉克战争的支持。
美国政府对媒体的控制主要基于媒体与利益集团的结合，从而使媒体得到宣传方面的支持，并为自己的所作所为和霸权政策开脱。但大量存在的事实给媒体以压力——从起初报道的“解放伊拉克人民”到后来虐囚事件的出现，使作为“受人尊重”的官方渠道开始遭到人们的批评。显然，在民主化程度比较高的美国，媒体管理实际上还远远没有达到非意识形态化的地步。
(责任编辑：李瑞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