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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司，这个被证明是人类文明史上最高效的跨越血缘、地缘、种族、性别的经济组织形式，正在试图跨越性别取向的障碍。在中国，企业巨头和跨国公司似乎成为了支持LGBT包容的先行者，早于政府机构，甚至早于公众意见。它成为了一种文化包容潮流的先锋，尽管这种潮流里夹带着个人主义的自然伸张和公司资本对市场敏锐的嗅觉，但在新的时代，除了继续扮演新技术的创造者和制度的创新者之外，大公司又重新扮演起文化再造者的角色。
LGBT是女同性恋者（Lesbians）、男同性恋者（Gays）、双性恋者（Bisexuals）与跨性别者（Transgender）的英文首字母缩略字。1990年代，由于“同性恋社群”一词无法完整体现相关群体，“LGBT”一词便应运而生并逐渐普及。在现代用语中，“LGBT”一词十分重视性倾向与性别认同文化多样性，除了狭义地指同性恋、双性恋或跨性别族群，也可广泛代表所有非异性恋者。我们身边有众多这样的群体，但公众几乎对他们一无所知。在职场上，他们是被称作“隐形人”的群体，可能遭遇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歧视，面临各种场合的突如其来的尴尬，面对晋升也许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GQ记者采访了一些LGBT包容政策相对成熟的公司，了解它们的运行机制和文化氛围；也采访了刚开始在中国建立LGBT相关组织的公司，它所面临的困难与阻碍；还有一些为推行企业包容政策而不断努力的个人——他们可能是企业高管、公益组织负责人或是普通的雇员。大公司是LGBT群体借以创造历史的权利和通道，它也似乎成为了中国LGBT活动的一个重要起点。
上海外滩茂悦大酒店2层的宴会厅里所有人都穿便服，只有Chen Calvin穿了正装，西服的左上衣领别着一枚彩虹旗胸针。他马上要进行一场演讲。这是一家全球五百强企业的中层经理培训会议，有该企业来自世界各地的200多名雇员。在此之前，一位非洲裔美国人和一位墨西哥裔分享了少数族裔在职场中碰到的问题与困惑，一位女性雇员则谈论了关于女性权利平等的议题。Chen Calvin第四个发言。
“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他用力地嚼着一块手指饼干。
五分钟之后，在所有人面前，他第一次分享了自己作为同性恋者的经历。这些经历包括他童年的探索、职场的体悟、他所受到的指责或是帮助、让他感激的与偏见作斗争的对他关怀备至的人。在一组马丁·路德·金演讲式的排比之后，他结束了演讲。
这让他在随后的鸡尾酒晚宴上成了明星。人们聚在他周围向他表示祝贺，称赞他的勇气，他不断地被拍肩、握手或是合影——善意既来自对同性恋者较为友好的欧美国家的同事，也来自一些还不是很友好的亚洲国家同事。还有一些早已知晓的中国同事和朋友站在一边，举杯遥祝，他们帮忙拍下了这段演讲的视频。在酒店大堂的那段时间，也许是他能感受到对待同性恋者的善意最多的时间。
这种善意来自于公司文化的影响。在全球，除了这家全球五百强公司之外，IBM、高盛、苹果、谷歌、安永等大公司都在为LGBT（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人群提供平等的机会。在美国，如果说过去企业不断推进LGBT群体包容问题是一种冒险，那么如今的情况已经发生了扭转。沃顿商学院高管培训项目授课人马里奥，穆萨说：“我认为行动不够快才真的有风险。”
类似的行动在跨国公司的中国分部也逐渐建立起来，IBM和高盛等公司成为领先者，他们在2011年以前建立了公司内部的LGBT权益组织，保证同志雇员以及其伴侣在同等条件下，可以享受到平等的福利。但这样的企业还不够多。
出了酒店大门等出租车时，我听到了同一个公司的同事并不友好的言论。当时，酒店内依然有着欢庆的气氛。那个场景就像是大企业里的LGBT群体在中国的现状，企业想建造一栋理想的乌托邦大楼，但出了大门，还得面对1月中旬黄浦江上吹来的寒风。
在上海陆家嘴一栋高层公寓的床底，Chen Calvin有一个上了锁的袋子，其中有一本日记本，记录了他从小时候开始对自己人生的探索。
他出生在中国西南四川省的一个小县城。他第一次发现自己受同性而非异性吸引是4岁的时候，后来对这种状态有了“同性恋”的认知是在8岁。在他10岁的时候，他意识到这一生如果想要把自己的身份公开，会有重重高墙需要突破。于是从14岁开始，他把大部分的时间都用来探索同性恋者的世界。
那个年代使用最多的是QQ和BBS，通过搜索昵称关键字，在14岁到19岁之间，他与300多位同性恋者建立了联系。“全国各地都有。有时候是我去，我要到成都才能见得到，因为他们只能到成都，不能再往县城里面走了。那个时候成都到我们县城得四五个小时。”他说。他碰到了各式各样的人，给他寄钱的，提出给他钱出国留学的，写血书的。还有一次，一个人从瑞士的苏黎世几经周折来到了他的县城。
“我母亲只觉得我是一个叛逆的小孩，却从不知道这是我对自己身份疑惑的探索。”在16岁那年，一个人第一次坐火车从重庆到北京见网友，他身上只有两百多块钱，不懂怎么买票，也没有座位，一路上没有睡觉。到了北京，他在王府井一个旅馆的地下室里跟网友住了一晚，当晚他就说：“我很抱歉，我真的不是我想的那么喜欢你。”之后网友悄悄走了，只给他留了一张纸条：今晚的房费我已经结过了。他早上醒来，茫然地站在王府井大街上。
在他家进门处的墙上，有一张很显眼的照片，是上大学时去纽约照的。身边的朋友提供了他经费，他借参加一个大学生跨国交流活动的机会去了纽约。在纽约的10天里，他参观了卖情色书籍的报刊亭，去了二三十家gay吧，以平均每天两家的速度席卷曼哈顿。回来之后，他写了一本10万字叫做《纽约十日，帅帅的他如风飞逝》的情色小说，在天涯上火爆地连载了起来——这本小说的打印本也被埋在了床底下上锁的袋子里。
“既生出如此多的精力拼命获取认同，我自然无意识间忽略了学业。”Chert Calvin说。
对于这段时光，在英文演讲中他提到：“请姑且想象随后我将如何更加辛劳拼凑修补，煞费苦心才将前路铺就，通往成为现在公司商业之才的目标。” 他高中复读过一次，后来去了重庆的一所大学。毕业之前，他做过快消品的生意，在市区拥有一整层楼700平米的使用权。这个生意后来成为了一种类似于传销的模式，他有300个下线，连他的老师都被发展进来了。“毕业答辩的时候看到他们坐在下面，觉得这个场合真是又庄重又好笑。”他说道。
然而他想进大的公司，接受更正规的商业训练，那里对他来说会是个全新的世界。23岁时他来到北京，面试前因为低血糖在大街上昏倒，短暂地失忆，去医院缝了7针。贝塔斯曼是他去的第一家公司，做电子商务主管，后来又离开。他认为自己应该到更大的公司，过那种白天在上海，晚上就飞到了纽约的生活。于是他重新进入了一个校园招聘的流程，进入了这家在全球拥有几十万员工的跨国公司。
2014年12月30日，在上海安达仕酒店，正在举行第七次上海同志商务人脉酒会，这是由一个面向中国的男女同性恋职场人士的非营利性活动，你很容易就能发现上海各大律所、会计事务所、金融机构或是咨询公司雇员们的身影，他们喝着酒，互相交换着名片，一些人有着惊人的Title，也有一些只是最普通的雇员。
在一个多数人都是异性恋的公司里，人们很难理解LGBT群体那种彻底的孤独感。与同样是大公司多元化对象的女性或者少数族裔不同，LGBT群体并非生来就可以与同类聚在一起。中国，更多的时候，根本没有人在意这个群体的存在。
这里也许是少数能够不需要使用谈话策略掩盖身份的场所。一个跨国公司的人力资源部经理告诉我，他在美国待了六七年，大学里学的就是人力资源，其中很重要的一项内容就是职场平等一其中包括少数族裔、残障人、女性以及性少数群体。但在回国之后完全派不上用场，甚至在面试的时候，当时国内人力资源的面试官就问：“结婚了吗，有小孩了吗，为什么不结婚？”后来有一个人直接问：“你是GAY吗？”
这让他哑口无言。“这里基本没有隐私的概念。他们觉得这是个人信息，你为什么要隐瞒？”
在美国，LGBT组织存在于很多大学里，很多人会选择公开，只是回国工作了反而要重新考虑这个问题。“就像是挣脱某种枷锁，以为能享受自由之后，又被重新戴上了。”他通常跟同事保持一定的距离，不会跟他们谈论私生活，有时候也会有人来问，“我只能严肃地保持一定的距离，就没有人敢来问我。”
在2013年7月，爱白文化教育中心发布的《中国性少数群体职场环境在线调查报告》中显示，47%的受访者在职场完全不公开其性倾向，只有6%的受访者是完全公开。近半数的受访者表示，他们非常努力去隐藏自己的性倾向，那些还没在职场内公开身份的人最害怕被人说三道四，担心同事因为性倾向而疏远自己。
比起在私营企业或跨国公司工作的LGBT群体，在国企工作的人对在职场公开身份觉得更加不自在。32岁的李梅在上海一家国企工作了十年，“一个男生没有女朋友可能还好，但如果一个女生三十岁还没有男朋友，大家会觉得，你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她所在的国企岗位，年纪在40岁以上的人很多，如果公开了——她考虑的不仅是自己的问题，“他们会不会觉得很难受？”
她不得不面临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如果想去竞争一个职位，那么她的对手会拿这块来做文章。她说：“如果我跟一个有孩子、结了婚的女同事竞争，我的竞争力会非常小，除非我去别的行业。”这也被归为“薰衣草天花板”（Lavender Ceiling）的一种，是指在职场上，由于性倾向或者变性而受歧视并导致晋升受阻的现象。
这也是大多数职场人士选择不出柜的原因之一，尽管不出柜会有一些不便，但出柜也许会面临更多的麻烦。Shawn在一家跨国公司的大中华区工作，当他向领导和同事出柜时得到了他们的支持，“他们当时都表示很赞成。”但之后他发现，有同事会在背后拿同性恋身份开玩笑，自己也被排除在一些集体活动--之外，最令他担忧的是，老板在很多工作机会的选择上将他排除在外，“表达态度和真正接受是两回事，”他说，“很多人会因为表达自己宽容的观点而支持，但当事情真的发生在你身边的时候，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
“所以在职场上，你可能需要比直人更加努力，”Titan在一家会计事务所工作，“只有当你晋升到足够高的位置的时候，你才能承担起出柜的后果。”他现在作为一位中层管理者，觉得不出柜可能是一种很不职业的做法，“我是不是有责任跟我的团队说清楚这一点。”
他也是在这个酒会上认识了ChenCalvin，虽然他自己在公司并没有太多推动LGBT群体平权的行为，“我并不认为我自己是个运动家，至少在这个阶段。首先，我把自己做好。”但他觉得ChenCalvin在做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在将来的某个时刻回过头看，这也许会是一个相当重要的起点。
Bob之所以认识Chen Calvin是因为坐在同一间办公室里，工位离得近，偶尔打个招呼。“其实那时候我们并不是很熟。”直到有一天，公司组织去黄山旅游，他们俩是大巴车上的邻座。
Bob问：“你有女朋友吗？”
Chen Calvin回答：“为什么要有女朋友呢，我想有一个男朋友。”
Bob说：“没事没事，我的意思就是说，你有没有另一半或者有没有一个朋友。”
Bob后来就成为了他的支持者之一。“我当时还是很自信的，”Chen Calvin回忆他的出柜经历，“并不是每个时候都有这样的状态，只是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想这么说。本来我还是一个少数群体，但说完好像他反而变成一个弱势群体了。”
“由于同性恋这个身份，让我从小有了一些触摸世界的砝码。假如我是个异性恋，要约女生，到处都可以约，触手可得。但是同性恋没办法，你只能把这个手伸得无比的长，所以才天南海北。”他说，“但并不是所有这个群体里的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
他在职场中发现了更多和自己一样的人，也了解他们身处的环境。虽说职场文化来源于社会，但他在美国大公司的包容政策中发现，职场的文化同样可以影响社会。 在2013年之前他从没听说过公司会有保障LGBT权益的组织，在目前的社会环境里以这样公开的面貌出现似乎是件不可思议的事。直到2013年1月，他在公司的内部网站上——因为是跨国公司，内部网站错综复杂，每个门类下有各种各样的子门类，在一个企业多元文化的门类下，发现了被称为GLBTA（The Gay，Lesbian，BisexuaLTransgender
LGBT是女同性恋者（Lesbians）、男同性恋者（Gays）、双性恋者（Bisexuals）与跨性别者（Transgender）的英文首字母缩略字。1990年代，由于“同性恋社群”一词无法完整体现相关群体，“LGBT”一词便应运而生并逐渐普及。在现代用语中，“LGBT”一词十分重视性倾向与性别认同文化多样性，除了狭义地指同性恋、双性恋或跨性别族群，也可广泛代表所有非异性恋者。我们身边有众多这样的群体，但公众几乎对他们一无所知。在职场上，他们是被称作“隐形人”的群体，可能遭遇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歧视，面临各种场合的突如其来的尴尬，面对晋升也许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GQ记者采访了一些LGBT包容政策相对成熟的公司，了解它们的运行机制和文化氛围；也采访了刚开始在中国建立LGBT相关组织的公司，它所面临的困难与阻碍；还有一些为推行企业包容政策而不断努力的个人——他们可能是企业高管、公益组织负责人或是普通的雇员。大公司是LGBT群体借以创造历史的权利和通道，它也似乎成为了中国LGBT活动的一个重要起点。
上海外滩茂悦大酒店2层的宴会厅里所有人都穿便服，只有Chen Calvin穿了正装，西服的左上衣领别着一枚彩虹旗胸针。他马上要进行一场演讲。这是一家全球五百强企业的中层经理培训会议，有该企业来自世界各地的200多名雇员。在此之前，一位非洲裔美国人和一位墨西哥裔分享了少数族裔在职场中碰到的问题与困惑，一位女性雇员则谈论了关于女性权利平等的议题。Chen Calvin第四个发言。
“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他用力地嚼着一块手指饼干。
五分钟之后，在所有人面前，他第一次分享了自己作为同性恋者的经历。这些经历包括他童年的探索、职场的体悟、他所受到的指责或是帮助、让他感激的与偏见作斗争的对他关怀备至的人。在一组马丁·路德·金演讲式的排比之后，他结束了演讲。
这让他在随后的鸡尾酒晚宴上成了明星。人们聚在他周围向他表示祝贺，称赞他的勇气，他不断地被拍肩、握手或是合影——善意既来自对同性恋者较为友好的欧美国家的同事，也来自一些还不是很友好的亚洲国家同事。还有一些早已知晓的中国同事和朋友站在一边，举杯遥祝，他们帮忙拍下了这段演讲的视频。在酒店大堂的那段时间，也许是他能感受到对待同性恋者的善意最多的时间。
这种善意来自于公司文化的影响。在全球，除了这家全球五百强公司之外，IBM、高盛、苹果、谷歌、安永等大公司都在为LGBT（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人群提供平等的机会。在美国，如果说过去企业不断推进LGBT群体包容问题是一种冒险，那么如今的情况已经发生了扭转。沃顿商学院高管培训项目授课人马里奥，穆萨说：“我认为行动不够快才真的有风险。”
类似的行动在跨国公司的中国分部也逐渐建立起来，IBM和高盛等公司成为领先者，他们在2011年以前建立了公司内部的LGBT权益组织，保证同志雇员以及其伴侣在同等条件下，可以享受到平等的福利。但这样的企业还不够多。
出了酒店大门等出租车时，我听到了同一个公司的同事并不友好的言论。当时，酒店内依然有着欢庆的气氛。那个场景就像是大企业里的LGBT群体在中国的现状，企业想建造一栋理想的乌托邦大楼，但出了大门，还得面对1月中旬黄浦江上吹来的寒风。
在上海陆家嘴一栋高层公寓的床底，Chen Calvin有一个上了锁的袋子，其中有一本日记本，记录了他从小时候开始对自己人生的探索。
他出生在中国西南四川省的一个小县城。他第一次发现自己受同性而非异性吸引是4岁的时候，后来对这种状态有了“同性恋”的认知是在8岁。在他10岁的时候，他意识到这一生如果想要把自己的身份公开，会有重重高墙需要突破。于是从14岁开始，他把大部分的时间都用来探索同性恋者的世界。
那个年代使用最多的是QQ和BBS，通过搜索昵称关键字，在14岁到19岁之间，他与300多位同性恋者建立了联系。“全国各地都有。有时候是我去，我要到成都才能见得到，因为他们只能到成都，不能再往县城里面走了。那个时候成都到我们县城得四五个小时。”他说。他碰到了各式各样的人，给他寄钱的，提出给他钱出国留学的，写血书的。还有一次，一个人从瑞士的苏黎世几经周折来到了他的县城。
“我母亲只觉得我是一个叛逆的小孩，却从不知道这是我对自己身份疑惑的探索。”在16岁那年，一个人第一次坐火车从重庆到北京见网友，他身上只有两百多块钱，不懂怎么买票，也没有座位，一路上没有睡觉。到了北京，他在王府井一个旅馆的地下室里跟网友住了一晚，当晚他就说：“我很抱歉，我真的不是我想的那么喜欢你。”之后网友悄悄走了，只给他留了一张纸条：今晚的房费我已经结过了。他早上醒来，茫然地站在王府井大街上。
在他家进门处的墙上，有一张很显眼的照片，是上大学时去纽约照的。身边的朋友提供了他经费，他借参加一个大学生跨国交流活动的机会去了纽约。在纽约的10天里，他参观了卖情色书籍的报刊亭，去了二三十家gay吧，以平均每天两家的速度席卷曼哈顿。回来之后，他写了一本10万字叫做《纽约十日，帅帅的他如风飞逝》的情色小说，在天涯上火爆地连载了起来——这本小说的打印本也被埋在了床底下上锁的袋子里。
“既生出如此多的精力拼命获取认同，我自然无意识间忽略了学业。”Chert Calvin说。
对于这段时光，在英文演讲中他提到：“请姑且想象随后我将如何更加辛劳拼凑修补，煞费苦心才将前路铺就，通往成为现在公司商业之才的目标。” 他高中复读过一次，后来去了重庆的一所大学。毕业之前，他做过快消品的生意，在市区拥有一整层楼700平米的使用权。这个生意后来成为了一种类似于传销的模式，他有300个下线，连他的老师都被发展进来了。“毕业答辩的时候看到他们坐在下面，觉得这个场合真是又庄重又好笑。”他说道。
然而他想进大的公司，接受更正规的商业训练，那里对他来说会是个全新的世界。23岁时他来到北京，面试前因为低血糖在大街上昏倒，短暂地失忆，去医院缝了7针。贝塔斯曼是他去的第一家公司，做电子商务主管，后来又离开。他认为自己应该到更大的公司，过那种白天在上海，晚上就飞到了纽约的生活。于是他重新进入了一个校园招聘的流程，进入了这家在全球拥有几十万员工的跨国公司。
2014年12月30日，在上海安达仕酒店，正在举行第七次上海同志商务人脉酒会，这是由一个面向中国的男女同性恋职场人士的非营利性活动，你很容易就能发现上海各大律所、会计事务所、金融机构或是咨询公司雇员们的身影，他们喝着酒，互相交换着名片，一些人有着惊人的Title，也有一些只是最普通的雇员。
在一个多数人都是异性恋的公司里，人们很难理解LGBT群体那种彻底的孤独感。与同样是大公司多元化对象的女性或者少数族裔不同，LGBT群体并非生来就可以与同类聚在一起。中国，更多的时候，根本没有人在意这个群体的存在。
这里也许是少数能够不需要使用谈话策略掩盖身份的场所。一个跨国公司的人力资源部经理告诉我，他在美国待了六七年，大学里学的就是人力资源，其中很重要的一项内容就是职场平等一其中包括少数族裔、残障人、女性以及性少数群体。但在回国之后完全派不上用场，甚至在面试的时候，当时国内人力资源的面试官就问：“结婚了吗，有小孩了吗，为什么不结婚？”后来有一个人直接问：“你是GAY吗？”
这让他哑口无言。“这里基本没有隐私的概念。他们觉得这是个人信息，你为什么要隐瞒？”
在美国，LGBT组织存在于很多大学里，很多人会选择公开，只是回国工作了反而要重新考虑这个问题。“就像是挣脱某种枷锁，以为能享受自由之后，又被重新戴上了。”他通常跟同事保持一定的距离，不会跟他们谈论私生活，有时候也会有人来问，“我只能严肃地保持一定的距离，就没有人敢来问我。”
在2013年7月，爱白文化教育中心发布的《中国性少数群体职场环境在线调查报告》中显示，47%的受访者在职场完全不公开其性倾向，只有6%的受访者是完全公开。近半数的受访者表示，他们非常努力去隐藏自己的性倾向，那些还没在职场内公开身份的人最害怕被人说三道四，担心同事因为性倾向而疏远自己。
比起在私营企业或跨国公司工作的LGBT群体，在国企工作的人对在职场公开身份觉得更加不自在。32岁的李梅在上海一家国企工作了十年，“一个男生没有女朋友可能还好，但如果一个女生三十岁还没有男朋友，大家会觉得，你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她所在的国企岗位，年纪在40岁以上的人很多，如果公开了——她考虑的不仅是自己的问题，“他们会不会觉得很难受？”
她不得不面临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如果想去竞争一个职位，那么她的对手会拿这块来做文章。她说：“如果我跟一个有孩子、结了婚的女同事竞争，我的竞争力会非常小，除非我去别的行业。”这也被归为“薰衣草天花板”（Lavender Ceiling）的一种，是指在职场上，由于性倾向或者变性而受歧视并导致晋升受阻的现象。
这也是大多数职场人士选择不出柜的原因之一，尽管不出柜会有一些不便，但出柜也许会面临更多的麻烦。Shawn在一家跨国公司的大中华区工作，当他向领导和同事出柜时得到了他们的支持，“他们当时都表示很赞成。”但之后他发现，有同事会在背后拿同性恋身份开玩笑，自己也被排除在一些集体活动--之外，最令他担忧的是，老板在很多工作机会的选择上将他排除在外，“表达态度和真正接受是两回事，”他说，“很多人会因为表达自己宽容的观点而支持，但当事情真的发生在你身边的时候，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
“所以在职场上，你可能需要比直人更加努力，”Titan在一家会计事务所工作，“只有当你晋升到足够高的位置的时候，你才能承担起出柜的后果。”他现在作为一位中层管理者，觉得不出柜可能是一种很不职业的做法，“我是不是有责任跟我的团队说清楚这一点。”
他也是在这个酒会上认识了ChenCalvin，虽然他自己在公司并没有太多推动LGBT群体平权的行为，“我并不认为我自己是个运动家，至少在这个阶段。首先，我把自己做好。”但他觉得ChenCalvin在做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在将来的某个时刻回过头看，这也许会是一个相当重要的起点。
Bob之所以认识Chen Calvin是因为坐在同一间办公室里，工位离得近，偶尔打个招呼。“其实那时候我们并不是很熟。”直到有一天，公司组织去黄山旅游，他们俩是大巴车上的邻座。
Bob问：“你有女朋友吗？”
Chen Calvin回答：“为什么要有女朋友呢，我想有一个男朋友。”
Bob说：“没事没事，我的意思就是说，你有没有另一半或者有没有一个朋友。”
Bob后来就成为了他的支持者之一。“我当时还是很自信的，”Chen Calvin回忆他的出柜经历，“并不是每个时候都有这样的状态，只是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想这么说。本来我还是一个少数群体，但说完好像他反而变成一个弱势群体了。”
“由于同性恋这个身份，让我从小有了一些触摸世界的砝码。假如我是个异性恋，要约女生，到处都可以约，触手可得。但是同性恋没办法，你只能把这个手伸得无比的长，所以才天南海北。”他说，“但并不是所有这个群体里的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
他在职场中发现了更多和自己一样的人，也了解他们身处的环境。虽说职场文化来源于社会，但他在美国大公司的包容政策中发现，职场的文化同样可以影响社会。 在2013年之前他从没听说过公司会有保障LGBT权益的组织，在目前的社会环境里以这样公开的面貌出现似乎是件不可思议的事。直到2013年1月，他在公司的内部网站上——因为是跨国公司，内部网站错综复杂，每个门类下有各种各样的子门类，在一个企业多元文化的门类下，发现了被称为GLBTA（The Gay，Lesbian，BisexuaLTransgender